聂华荃经历过的一切都在她的创作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在曾被白先勇誉为“台湾有史以来野心最大的小说”《桑青与桃红》中，主人公桑青人生的四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四个片段：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从家中逃出，欲乘船至重庆去追寻自己美好的明天；在解放前夕飞赴北平与从小订婚的封建世家之子完婚；在溃逃至台湾后与挪用公款的丈夫一起躲在一间老鼠横行的阁楼；最后，一个人在美国为躲避移民局的追捕而到处流浪。这一切，皆有她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投影，同时也写出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历史际遇。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另一部重要长篇《千山外，水长流》里则可以看见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蓬蓬勃勃的学生运动的清晰与完整的记录。其中摘录的大量属于那时代的大字报、顺口溜、打油诗，无疑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历史感。
聂华荃能在作品中展现出宽广的历史视野，并做出公正冷静的评价，正在于她特殊的文化身份带来的超脱态度。原来聂华等的父亲1934年曾任贵州平越行署专员，正好红军长征路过那里，误将他作为蒋派处决了，在任仅八个月。聂家因此与共产党结下了一段冤仇。这个“结”聂华荃却是到美国后才慢慢解开的。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在那儿（指美国）可以睁着眼看海峡两方的社会，可以读到各方面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包括美国的），可以在爱荷华接触世界许多地区的作家和作品，我的视野扩大了，我的感情冷静了，我的看法客观了。”“我对中国现代历史事件的研究，譬如长征吧，对于我‘由怨生爱’的转变有很大的影响。我明白了几十年来国民党向我宣传的‘匪’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了几万万人民，为了子孙，为了建设一个合理的社会，什么艰险也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正是这一转变，聂华荃才能在她的作品中，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那一段风云变幻、兵荒马乱的年月。后来她与保罗·安格尔合译《毛泽东诗集》，翻译编选了两册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作品集《百花齐放文集》，也是在她解开了思想上的结以后。从此她和安格尔在爱荷华州的家，也是许多访美中国作家的团聚之所。
当然，聂华荃的小说并非专写战争，炮火与硝烟不过是她作品的一个宏大背景。在《桑青与桃红》中，读者并不能看到真实的战争场面，历史在这里更多是以一种大舞台的布景出现，确切地说，聂华菩真正想表现是中国人在历史中遭遇的命运。历史和人是她真正的主题。同样，在《千山外，水长流》这部小说中，她以书信加眉批的新颖手法，写的是一个发生在战争年代的爱情故事，以赞美中美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但弥足珍贵的是，惟其她站在了国际文化的高度，才克服了狭隘的政治上的对立，超越了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得以从人的命运的高度，来关注中国现代这一最重大的时局剧变给平凡的人生打下的烙印。
聂华菩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同样把描写的重点放在历史大变动中的人的命运上。就像她自己在“写在前面”中说的：“小说里各种各色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这些“失掉根的人”无一不是政局变化的牺牲品。他们的空虚与绝望，在《爱国奖券》、《珊珊，你在哪儿》、《一捻红》等篇小说中，通过细腻生动的笔触得到了刻画。他们或因生活的极度空虚而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张“爱国奖券”上；或者因生活所迫沦为他人的情妇却还死守自己的夫姓，满怀优惧与希望地等待有朝一日与丈夫重逢。
曾被诗人余光中称为“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的白先勇，是另一位深具历史感的旅美华人作家。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桂系军阀白崇禧的儿子，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童年在重庆生活，后随父母迁居南京、香港，直至去台湾。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求学时开始文学创作，1958年发表处女作《金大奶奶》，两年后与同学陈若曦、欧阳子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并发表了小说作品多篇。1961年大学毕业。1963年赴美国，到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他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的文学作品专门表现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白先勇亲眼目睹了父辈一代人的戎马生涯，及这批人溃退台湾后的衰落与败亡。在他的小说集《台北人》中，留下了一帧帧历史的快照。他不仅真切地描写了当年曾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而今失势败落的一代军人的寂寞与痛苦，也描绘了逃至台湾的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生活的困顿与落魄。如《永远的尹雪艳》中的社交皇后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低级舞女金兆丽、《岁除》中的退役老兵赖鸣升、《国葬》中的年迈将军用公、《游园惊梦》中的将军夫人蓝田玉……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而这不同故事的起因，却无一例外是因为无法改变的历史劫数。这不仅是一次政权的易手，更是文化的浩劫，也是人类的悲剧。白先勇借形形色色人物的遭际，生动地展现了这段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他并不着意写“史”，但是每一个人却都能在这些人物故事的背后悟到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他从不在小说中正面描写真实的历史画面，然而透过人物的遭遇，我们的眼前却会凸现那段沧海桑田的岁月。因而有人认为《台北人》就是部民国史，或更进一步认为它触及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大事件，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为过。
惟其深沉的历史感足以说明现实中复杂的种种矛盾，惟其深沉的历史感才能使人们意识到，前进的步履有多艰辛。单靠粉饰或空话，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没有根的一代
台湾地区有自己的地方文化，但大陆去的人觉得很隔膜。等他们踏上美国，两国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同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又给他们造成了新的“文化休克”症。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一批年轻学子离开台湾时，大陆正陷入所谓的“竹幕”的包围之中，身在异国，回望故乡，只是一片茫茫的不可知。曾经是他们父辈和祖辈作息生养的大陆，对他们来说，似乎永远也回不去了；而承载着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台湾，也在飞速的发展中变得面目全非。留学潮把他们冲到了美国，待最初的兴奋狂喜渐渐平息之后，寂寞、孤独、无所依靠的感觉终于弥漫成一片汪洋。这时的他们，更多的是无所适从。他们试图去接近美国，融入这个新社会，可是骨子里已沉淀为积习的种种传统却时时与新的一切发生碰撞。他们只觉得加倍的痛苦，并在痛苦中彷徨不已。
当然，也正是这种痛苦，孕育了旅美华人作家的文学创作。肩负五千年华夏传统文明，要适应一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新国度的生活，该如何处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如果一味固守本国的传统文化，显然难于打人对方的社会；如果不顾一切认同他国的文化，则不免有“身份危机”。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正是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因此这个选择的两难也就具有了普遍性。
被誉为“留学生文学鼻祖”的女作家赞梨华，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写尽了这一代人的苦闷。龄梨华原籍浙江镇海，1932年生于上海，父亲原在光华大学任教，后携全家回到祖籍，自己在各地担任工厂的管理和领导。大陆解放前夕举家迁往台湾这时的聆梨华还仅仅是高二的女生。1953年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获硕士学位。开始用英文写作，未获成功。1963年因中文小说《梦回青河》发表在台湾取得成功，走上了中文写作的道路。1968年起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
赞梨华的一系列作品，都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留美学生的形象，其中《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6）是最成功，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主人公牟天磊是从大陆去台湾的青年，大学毕业后怀着“学成业就”的理想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大学教书，10年后回台湾探望亲人。在台湾期间，他受到亲友们、新闻界、甚至政府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应该说他是个实现了理想的成功者，但他禁不住百感交集，一幕幕往事纷至沓来，其中穿插着他的爱情经历：抗战时期在祖国大陆的童年生活；去美国前在台湾的情景；大学时代他跟女同学眉立之间纯洁甜蜜的爱情，只因他要去美国，眉立嫁了他人；在美国寂寞无寄的生活中跟少妇佳利发生热恋，但在他得到学位当天，佳利又离开了他；他顶着博士头衔，先在汽车保险公司签写保险单，后来又在一所不知名的学校教小学程度的美国大学生学中文；一个人住着几间宽敞的房间，洗衣机、电冰箱，一切物质文明都俱全，但寂寞却永远是个拖着的影子，甩不开……
他回来是为娶妻成家，更想在台湾和亲人中间松散一下整个身体和精神，做一番自己觉得有用的事。但是父母望子成龙，未婚妻意珊爱慕虚荣，都要他仍回美国。意珊更把一同去美国作为跟他订婚的条件。他所尊敬的邱尚峰教授邀请他在台湾大学执教，并合办文艺杂志。他心里头很愿意，但要冒失去意珊的危险。在两者不同要求的抉择中，邱尚峰突遇车祸而死，故事在天一去留未定的悬念中结束。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牟天磊这个人物形象。到美国前，他朝气蓬勃倔强、任性，有时还有点野，10年后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心灵的苍老和早衰，主要由于在美国独自“打天下”的痛苦经历。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他利用读书之余到处打工，什么又苦又累又下等的活都干。在拍卖劳动力时，还得忍受老板的训斥和种族歧视带来的耻辱。居住在狭小和屋顶交叉地架设着热气管道的地下室里，听到《苏武牧羊》这支古老遥远的歌，他“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盛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每逢异乡的节日，喜气洋洋的气氛使他加倍想到自己“漂泊无定的前途”和“空漠的将来”。在熙攘喧嚣的美国，他却感到自己像“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获得博士学位并没有带给他想象中的快乐，学非所用更摧折了昔日的雄心。带着一颗空茫的心，他回台湾寻安慰、找寄托。看到深深扎根的棕榈树，他忽然醒悟到，自己是“没有根的一代”，这就是寂寞和苦恼的总根源。
他说：“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地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你还是外国人。”但当他回到台湾，却看到在台湾的人同样也感到空虚和寂寞。不说那些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浮躁的年轻人，也不说浅薄虚荣的意珊，就连他素来尊重、宁愿在台北过清苦生活而不肯去美国史丹梅大学教中文的邱尚峰教授，也有“连武侠小说都救不了”的深深寂寞。回到阔别的家乡，天一并没觉得回到母亲的怀抱。他“溶在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欢笑中，坐在亲人中间”，却奇怪地觉得自己是站在“漩涡之外的陌生客”，“他的一切想法，一切观念和他们脱了节”。他说：“我在这里也没有根。”
“没有根的一代”的苦恼，是时代病，是世纪性的症候。从民族的摇篮里被全球化的浪潮抛出来，却还没准备好做世界公民，就会遭遇这种家园失落的感觉。那些失掉了国籍的流浪汉，就像牟天磊介绍的，也有帮会和圈子——
……中国人分很多种：很成功地，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是在美国成功的中国人，寻常的中国人不敢和他们来往。另一种就是平常的。如果已经结婚，就把心全部寄托在家，在家里找到温暖，四墙之内，有他的乐趣。如果没有结婚，惶惶恐恐地找对象，整个心思都在组织家庭这件事上，找女孩子、追女孩子、打住一个女孩子。还有一种是不成功而又没有家可以躲藏的，就躲在别的不成功的人的友谊里，一群人在一起，因为一群人在一起时，时间走得快一点。或者，干脆就流落，做各式各样低残的工作，然后紊赌狂饮，忘了自己，纽约有很多这样的中国人。
龄梨华凭着年轻时在美国奋斗的坎坷经历，擅长刻画这些浪迹在美国的中国人。《考验》中的吴思的和钟乐平，《傅家的儿女们》中的傅家儿女等，莫不如此。他们在学业、生活、爱情、婚姻方方面面的困惑与挫折，都在她笔下得到了尽情展示。这是中华儿女们在台湾和大陆长期分割的特定政治局面下一种艰难的磨合。
一代人“彷徨迷惘没有根的记录”在继续。《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也许还将在无以排遣的寂寞里生活下去，而在白先勇的小说《芝加哥之死》、《滴仙记》中，同为“没有根的一代”的吴汉魂和李彤却选择了死。前者在拼尽全力终于获得博士学位的刹那，发现他的生活只是一大片可怕的无以名状的空虚，甚至他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芝加哥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吴汉魂莫名其妙地惶惑了。“……车辆、行人都在有规律的协着整个芝城的音韵行动着，吴汉魂立在梦露街与克拉克的十字路口，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他失去了定心力，好像骤然间被推进一所巨大的舞场，他感觉到芝加哥在他脚下以一种澎湃的韵律颤抖着，他却瞒姗颠簸，跟不上它的节拍。”支撑他走过这么些年的意志力完全崩溃了，生活颠倒、错乱、面目全非。他原来想好一拿到博士学位就回去看他的老母亲，可是，她却在他准备考试的冲刺阶段撒手人寰。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最后自沉密歇根湖。而李彤这位相当出色的女性，在她的父母遭难去世后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所有心灵的维系，从此游戏人间，最后也在威尼斯投水自杀。白先勇将前一主人公冠名“汉魂”，后一主角李彤别号“中国”，实在是用心良苦。猜想他必定见多了那种落寞的痛苦，痛感文化中国之陆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