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现“无根的一代”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的旅美华人作家试图为他们重新找到失落的根。这是20世纪80年代祖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光明前景。与此有关的代表作品有陈若曦的中篇小说《向着太平洋彼岸》和长篇《远见》、《二胡》等。《向着太平洋彼岸》与《远见》是两个颇相似的故事，连女主角的名字都带了同一个字“贞”（以贞、淑贞）。作者在两书中都设置了一个与大陆有关系的男主角，一个是下决心回大陆教书、为祖国四化建设作贡献的法学教授乔健光，一个则是大陆在美的访问学者应见湘。作者通过描写这两个人，表达了对新生的祖国的热爱与思念。他们与两个气质相类的女主角之间都发生了那种属于中年人的深沉、内敛的感情。《向着太平洋彼岸》的末尾，以贞对即将远去的乔健光坚定地许诺，自己会回大陆看他；《远见》的最后，淑贞为意料外的婚变所伤，决心毅然回转美国，因为有应见湘在等待她。既然应见湘一定会回国，淑贞的最后结局也必定类似以贞。在这两个类同的故事里，陈若曦以她一贯写实、冷静的笔调时不时地触到对于中国以及所代表的华夏传统的认识。在《向着太平洋彼岸》中有一段，作者借以贞的台湾婆婆之口说：“台湾人住在美国，再不固守自己的风俗习惯，那么和美国人又有什么差别？”“……正因为在美国，更不能忘了台湾，忘了台湾，就是忘了根本，那就像一片浮叶，随风飘荡，不着边不着岸的，算什么呢？”而台湾本是中国的一部分，政治上导致的分离却不会割裂传统上的维系。虽然台湾在1949年后经历了一番与大陆全然不同的历史变迁，但中华民族在繁衍生息的几千年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却是共同的。传统的承继更迭虽然会受到政经制度等外在影响，却自有它不可言说的强韧性。因而，台湾人也好，大陆人也好，都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只要坚持自己的传统，就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根。
新的地平线
在寻找海外中国人的文化之根的过程中，有的旅美华人作家表现出更开阔的眼界，并不局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承袭，也提出了向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学习的问题。陈若曦借着《向着太平洋彼岸》中的乔健光，提出要向犹太民族取经，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团结最值得我们学习，海外华人一直是散沙一盘”。更年轻的旅美华人作家张系国似乎为了响应这个说法，专门写了个中篇《割礼》，以犹太民族的古老的宗教性习俗“割礼”，象征这一民族维护其文化习俗的强韧性及其生命力的生生不息。但小说的内容主要描写留美的两代知识分子。以宋大端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当年怀着读书报国的宏志赴美留学，但几十年过去，美好的理想已被现实生活消磨殆尽。面对犹太民族如此坚定地捍卫自己传统的习俗，面对他的学生一辈人掀起的轰轰烈烈的“保卫钓鱼岛运动”，他虽然也有隐隐的触动，但终于置身于这一切之外，依然坐拥书城，相信“只有书本中冷凝的欢愉才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是虚空！都是虚空！都是虚空！”更有甚者，他用“年轻人搞运动小心为人利用”的借口，及奖学金、学术成果等为诱饵，收服了自己的学生林友庚。林友庚原来是此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连着几个星期在为“保钓运动”而忙碌，“贴海报，印通讯，组织宣传队，到别的学校联络，说服同学们参加游行，找教授们签名支持……这场运动改变了他和与他一样的年轻人”，“一处又一处，美国各地方的中国留学生都成立了保卫钓鱼岛委员会，一处又一处，同学们写下坚决的誓言：‘保卫钓鱼岛！抵抗日本新侵略！”’然而，他的这种热情却被宋大端又是劝诫又是诱惑又是威胁的话打散了。虽然他看着自己的老师，“眼里露着怨毒之色”，最终还是屈服了。
小说将犹太民族与中国两代华人对待自己国家、民族和传统的态度作了鲜明对比，讽刺了像宋大端这样曾把“读书报国”挂在嘴上，遇到实际斗争却畏缩动摇，自己随波逐流不思奋起，还要拖年轻人后腿的白面书生，也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本质上的软弱表示惋惜。作者以实际例子证明，学习同为受压迫这的兄弟民族的长处实在非常必要。
同时，陈若曦通过自己的作品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华人在美国的各行各业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做生意、做学间、纳税，但从不管政治，尤其是从不热心参加美国的政治；结果，“在国会和地方政府缺乏代言人，使华人丧失了许多权益，至今还受人歧视”。为此，在美华人必须在观念和行动上都要有更进一步的转变了。比起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留学生文学”中彷徨无助的牟天磊及傅家儿女们，《向着太平洋彼岸》中以贞的哥哥德明，一个在美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和同他相似的人，显然更有自信心，也更意气风发。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岁月的流逝，旅美华人开始在美国扎下根来。但另一个问题也接踵而至，他们的儿女，也即下一代华人的教育问题。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他们没有背负自己民族的文化包袱，因而也无所谓“认同危机”。相反，他们是与美国社会相认同的。对这更年轻一代的华裔子女，应该如何让他们懂得自己真正的根？是教导他们做一个中国人，不忘自己祖先的来处？还是鼓励他们融入美国社会，为华人扬眉吐气？在旅美华人作家的笔下，开始出现了所谓“第三代移民”的形象，像陈若曦《向着太平洋彼岸》中的莉娜，《远见》中淑贞的女儿吴双，《纸婚》中的梅宝，般梨华《一个天使的沉沦》中的“小三子”罗心眉等。
陈若曦的作品中这些下一代无一例外都违逆了家人希望他们与中国人恋爱、结婚的初衷，义无反顾地与美国人同居，走的完全是美国女孩子“性解放”的路子。在一家一户之内维持的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终究敌不过外面世界席卷一切的美国时代风潮。他们这一代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无法贴近，根本不屑保持中国人过旧历年、过端午节包粽子等许多古老的习俗。《纸婚》中的梅宝甚至在听了其父讲述的屈原投江故事后，打个哈欠说：“这是我听到过最蠢的人，他怎么不移民到外国呢？”虽然梅宝的父亲后来联合其余几个中国人举办周末中文学校，然而最终孩子习得的只是一门语言，与文化和传统的距离并未见拉近多少。梅宝虽然不再嘲笑屈原，但传统文化到了他们这一代却势必中断不前，这是令海外不少人颇感忧虑的事情。
白先勇收在《纽约客》集中的《安乐乡的一日》则触及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同一个家庭中因夫妻双方对美国的认同程度的不同而导致对子女教育方法上的分歧所引发的家庭冲突。依萍和伟居住在一个富人居住区，是那里唯一的中国人。伟成从事股票投资业起家，现在功成名就，对美国的一切都适应了；然而依萍出身于中国世家，受过严格的家教，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无法与其他美国太太交融，因而倍感无聊与孤寂。她唯一的期望是把自己的女儿宝莉训练得和自己一样，让她长大后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中国女孩。然而这个愿望在这儿全无实现的可能，宝莉的朋友全是美国孩子；在家中，伟成也常常和她讲英文。任凭依萍费尽心机，宝莉连父母的中国名字都记不住，而且宝莉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要是学校里有人说她是“Chinaman”，她就会揪住对方的头发。依萍对此非常生气，然而伟成却对她说：“其实宝莉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了以后，一切的生活习惯都美国化了。如果她愈能适应环境，她就愈快乐。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依萍该何去何从呢？面对异域环境的巨大作用，我们如何能让自己的孩子置身于这影响之外？而且，这样做究竟明智吗？生活给旅美华人提出了一系列课题。
龄梨华最新的一部长篇力作《一个天使的沉沦》则显示出了作家更独到与深刻的眼光。这部小说关注的是在中国传统和美国生活方式相冲撞的处境下，华裔子女走向歧途的可能性。“小三子”罗心眉原来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可是六岁那年的香港之行却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因为她的姑丈第一次狠袭了她。以后姑丈多次借出差的名义来到美国，伺机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地凌辱她，直到最后他以金钱为牢笼把小三子彻底圈养起来。童年的阴影改变了小三子的性格，使她变得乖庚、难以驯服。她由自卑逐渐走向自甘堕落，这种自卑的阴影并且断送了她有过的甜美的爱情。在忍无可忍之下，她向毁了自己一生的姑丈举起了刀，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小说便是以她在狱中回忆的方式写的。小三子之所以会走上不归路，显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是中国传统的家庭之间讲究敦亲睦族、尊老、“家丑不可外扬”等习俗使得其魔鬼姑丈一直能“遥控”自己的“猎物”，从而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凌辱狠衷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她的父母虽然看到孩子的反常举动，比如她常常把姑丈送给她的昂贵的礼物剪碎、扔掉，但他们却从来怪自己的孩子任性，从来没有去想过为什么。他们对于自己家族的长辈的品德显然过于信任了。而美式生活方式，如尊重孩子的隐私和意见，母亲因丈夫有外遇而对家庭不够关心等，也对这个悲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小三子的悲剧虽是个别的，却反映了两种文化的负面因素结合在一起，有可能增加华裔子女的教育危机的危险前景。
从漂泊无根，到在北美大地上开始扎下根来，在美国的华人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心路。然而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异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将是永远的，将会继续冲击他们心目中传统文化的存在和地位。困惑还会有，彷徨还会有，问题还会有。但根之所牵，心之所系，那已融入血液，成为生命一部分的民族的根，即使隔了千山万水，即使历经漫漫冬夜，也会弥艰愈坚，在暗藏着敌意的大漠荒砂中伸展开去，盘根错节，繁衍拿生。等到春风化雨，就有可能生长出一片林荫……
事实是，总有这样的人，“他们生活、思索、写作；他们记录下思想、感情、发现、期望，寄给自己的同胞，追求大洋彼岸共同的脉搏与呼吸。所以，只要他们的文字还出现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的根就还连在自己的土地上，虽然他们的枝叶已遥遥地伸展出去，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互动的传播者
旅美华人作家们或许没有想到，当他们将枝叶遥遥地伸展出去探索一个新世界的同时，也呼吸到了外界的新鲜空气，并将这些新东西传播到了中国。他们身处在美国文化的氛围中，熟悉并了解那里的文化思潮和文学进展，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中，又通过中文写作的小说为国内的人们了解或接受，进而无论在价值观念、文学理念或创作技法上，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界。尤其在中美两国文学因种种隔阂尚缺少直接交往的过渡时期，他们的贡献显得尤为突出。
以聂华等、陈若曦、放梨华等人为代表的一代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间来到美国读书，并在以后留下来工作，他们耳闻目睹与感受到了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系列的思想风潮：“性解放”、“新左派”、校园造反、反战、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这些思潮也程度不同地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来。在他们的小说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捕捉到“性解放”潮流、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问题、嬉皮士文化的种种痕迹。这些内容，客观上为中国国内的读者打开了通往异域的窗口，反过来也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性解放”的观念恐怕是最敏感也是最突出的。聂华等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以其现实与象征相结合的独特表现手法驰名文坛，但其第四部桑青精神分裂变成桃红之后有较多关于纵欲狂的描写，却使保守的读者瞠目结舌。龄梨华虽以留学生文学称著，但许多小说也都涉及“性问题”的描写。对经历过流行异域的“性解放”思潮冲击的他们，“性”早已不再是一个不可言说的领域。她们认为，“性是生活的一部分，文学要反映生活就不能不描写性的关系”。（聂华荃语）但对几千年来浸淫于温良敦厚的传统中的大陆人民来说，“性”绝对不可以广泛传播于大庭广众。中国人一向谈“性”色变，视之犹如洪水猛兽，经过十年“文革”，人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践踏，“性”这个纯粹属己的东西更加在文学中遁形了。正因为这样，旅美华人作家的作品显得超前了。1980年聂华等在大陆出版《桑青与桃红》时，不得不考虑所谓的影响问题而将第四部分完全删除，结果大大损伤了作品的深刻性与完整性。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他们的小说，动摇了保守的性观念，冲击了大陆作家当时依然惯用的宏大的政治话语，鼓励了艺术家“私语言”的自由书写，也促进了对“人”及“人性”的观照和关注。这对大陆新时期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旅美华人作家群中的女作家很容易接受女权主义的影响。聆梨华于20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长篇小说《考验》，就在习见的留学生故事中增加了女权的主题。小说中的人物吴思的，原是个传统的女性。她当初嫁给钟乐平，一是看中钟乐平从第一流的学校第一流的专业以第一流的成绩毕业，前途必定看好；二是想过自由自在的家庭生活，做个无忧无虑的太太，生活安逸而有保障。没料到生活给了他们一连串考验，乐平的事业一次次地陷入低谷，而三个孩子的相继出生又把思的完全束缚在家庭的圈子内。思的终于猛然清醒：她这些年是如何一直被乐平的一切牵着走而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方向感的。她惊觉了：“现在孩子们大了，他们自己划了世界，她在他们五个人的世界内，却在他们个别的世界外。她必须找到自己，以及她自己的世界，她自己的，她自己！”这坚决的呼喊正应和了当时在美国社会中女权主义者的咆哮声。女权主义的主张和妇女解放有相通之处，通过旅美华人作家的小说，极易在国内获得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