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一些不能忘怀的旧人往事不断地涌现在陈若曦的脑海中。七年非常态的生活给她打下的烙印太深了。她一度搁下的笔终于又拾了起来。1974年11月，她写的第一篇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尹县长》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因为这位“现代文学”派的中坚人物搁笔已整整12年了。从此她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写了几篇，1976年结集为以《尹县长》为题名的短篇小说集，1978年出版了同样是“文革”题材的短篇小说集《老人》和长篇自传性小说《归》，另外还有《“文革”杂忆》等散文集出版。1974年，陈若曦全家移民加拿大温哥华。1979年应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之聘，移居该地，1988年加人美国籍，从此一直活跃于美国华文文学圈内。
在一系列描写“文革”的作品中，以《尹县长》、《晶晶的生日》和《耿尔在北京》等几个短篇最为脍炙人口。陈若曦对于“文革”的描写，重在反映出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或心灵上的。
《尹县长》中的主人公尹飞龙，是一个投诚中共的国民党军官。在他身上多多少少有作者自己从台湾来到大陆的侧影。他解放以后工作表现一贯积极，对党忠心不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共就是一个脑袋，随党怎么改造……”他自述自己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的一段非常感人，他说：“我知道共产主义时，已快30岁了。那时，我也不清楚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否一定能实现，实现了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有人向我谈到共产主义是教人为别人活着，为中国老百姓做事……我记得，我曾经感动得手和脚冒汗，握在手里的马鞭子变得水淋淋的……但是我毕竟是个老粗出身，小时候没有好好读过书；解放以来，虽几次参加学习班，可惜文化水平太低，总是读不懂马列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对党几乎“愚忠”的挂名县长，当红卫兵进驻兴安城，“文革”之火在这个偏僻贫穷的小城燃烧起来以后，却被莫名其妙地当做“阶级敌人”成为众矢之的。他任国民党军官时枪杀某个作战时违反命令的兵的“烂陈账”被翻出来，最终导致他在红卫兵所谓“为阶级弟兄报仇”的口号下被枪毙了。小说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便是追忆尹县长被公审和枪决时的场景，陈若曦正是在这里抛出了她对“文革”最为深沉有力的控诉。
公审尹县长时，红卫兵头子小张跳上台喊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处决军阀、恶霸、反革命尹飞龙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开始，其他红卫兵还跟着喊，“可是声音越来越稀，越来越低。到最后一句‘毛主席万岁’时，只剩下台上的人跟着喊。大家一看。跟着喊的竟是尹飞龙！他双手被人架在身后，眼镜掉了，但头却昂起，蜡黄着脸，鼓直了眼睛，低沉有力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都呆了，全场不作声，只听着他一个人喊。”当行刑的枪对着他时，“他又仰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红卫兵只好用手帕把他的嘴堵上，枪于是响了。然而，“这一次，一声欢呼都没有”。一个到死也无法对“文革”的真正动因彻底想清楚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死了，因为正是他无限忠诚的党和毛主席错误发动的这场运动断送了他的性命。那么，尹县长的死在大家的眼光里又怎么看呢？——“当时都认为是革命需要，不枪毙个把人不足以树立威风，扩大影响，事后大家也认为过分了些。类似这样的事也不止尹飞龙一个。”小说是以这样一句话结尾的：“我……脑子里只是反复地涌上一句平日诵熟的毛泽东的话：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陈若曦的笔触温婉含蓄，但在这里显现了反讽的能量。
在这篇小说中，还不能忽视另一个人物小张。他和尹飞龙是远房表亲，却是把尹飞龙送上断头台的罪魁祸首。小说一开头对他的描写，可以看作是对那个年代曾红极一时的红卫兵的群体肖像：“才高二的小伙子，他已气宇不凡，张口闭嘴都是‘保卫毛主席’、‘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这小张身上一套草绿军衣，因为舍不得换下来洗，领口和袖口都油污发亮了；臂上套着五寸长的红绸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见了人喜把右手叉在腰上，迫使别人不得不正视这红袖章所代表的权威。”他主动请命去他的故乡兴安城“点燃革命的火种”，到兴安不久，即成立了当地的红卫兵组织，把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在一开始，他还能保持正直，对于尹飞龙被当做众矢之的还能作出客观分析，然而随着运动逐渐深入，随着他在红卫兵组织内地位的爬升，（他一度当上了“造反团”的副司令兼宣传部长，有独立的办公室，还配备了女秘书。）他的政治热情淹没了一切。他再也不顾什么是非曲直，不管什么远房表亲，处决尹县长，正是他的主意。开公审大会时，是他跳上台带头喊口号；也是他，亲眼看着行刑的子弹射向了自己表叔的胸膛。他的政治热情可谓高昂，可是他这样“鞠躬尽瘁”，下场又如何呢？我们被告知，因为红卫兵组织内部分裂成不同的派系，大搞武斗，小张作为红极一时的“造反头头”受到了通缉，三个多月不曾回家。
应该说，“文革”期间像小张这样“不晓得学习……成天打架，争权夺利”的年轻人可谓数不胜数。陈若曦借刻画典型的“这一个”还原了在十年“文革”中喧嚣一时的“红卫兵运动”的侧影。他们的“不得善终”更启发我们思考，在这场错误的运动当中，究竟受到指责的应该是谁？
如果说，在《尹县长》中，陈若曦主要揭露的是“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倒行逆施，批评的是“文革”所导致的社会民主与法制制度的彻底瘫痪，则《晶晶的生日》主要告诉我们的是“文革”中盛行的“个人崇拜”之风给普通人，尤其给孩子所带来的心灵阴影。在这个故事里，一共有三个小孩，晶晶、冬冬和史红。其中史红因为在玩耍中出于无心喊了不该喊的反动口号：“毛主席坏蛋！”结果被别的小朋友揭发，而招来了政工组有关领导的深夜盘问。一个四岁多的孩子，被强行从熟睡中弄醒，被告知所谓的政策，要她“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承认喊了反动口号，同时还一定要查出是什么人教她的。结果孩子在极度瞌睡状态下，胡乱点了点头说是妈妈教的。从此，孩子的妈妈陷入了一连串被调查、被审间的厄运当中。而孩子呢？她的口供都被录了音，存进档案，变成了一生的污点。“长大后……万一出点纸漏，肯定旧事重提，那时可就是‘自小一贯反动’了。”可怜一个可爱的孩子，美好的生活还没在她的眼前展开已经被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个因童稚无知犯下的“错误”将成为她一生背负的十字架。
也正是有了史红的“前车之鉴”，冬冬的妈妈王老师和晶晶的妈妈“我”都有如惊弓之鸟，生怕自己的孩子也会因为一时的天真而犯下“政治错误”。这种担忧也同时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冬冬和晶晶在一起玩，明明是冬冬喊了反动口号，冬冬的妈妈王老师却“倒打一耙”，抢先到不知情的“我”面前又是劝慰又是威胁了一番。而这个“心里有鬼”的妈妈，又无法不担惊受怕，对周围的邻居更是察言观色，一天到晚心有惴惴，到最后弄到了早产的地步。
当然，在这种“杯弓蛇影”的生活中遭受伤害最大的，还是童真的孩子。这种令人压抑的时代气氛，这种处处猜疑、倾轧、忌恨的人际关系，对他们的成长极端不利。父母为了避免孩子无意间犯下大错，常常粗暴地禁止孩子做这做那，因方法简单而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对孩子的思想品德教育，也因为精神产品的贫痔有着极大的偏颇，从小就被强行灌输个人崇拜的东西，要不就是逮特务的故事，结果孩子“以为世界上除了好人，其他全是特务”。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心灵中怎么会不留下阴影？所以，“文革”造成的伤害的严重性，更在于精神上的流毒将直接损害下一代人。我们不仅看到了作者对自己孩子的担忧，更依稀听到了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的回声。
在另一个短篇《耿尔在北京》中，陈若曦的眼光转向了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这方面的体会她应该是身同亲爱的。耿尔29岁拿博士学位，39岁回国，到故事发生时，他已经49岁了。当年怀抱一腔热忱回来，十年时间却一事无成，甚至连婚姻大事也因政治上“唯成分论”的影响未能解决。所以；厦志清说：“《耿尔在北京》写的可说是生命的浪费……”这种浪费又何尝是耿尔一个人的呢？陈若曦在散文《红卫兵》中曾无限感慨地说过：“九九归一，绕了一个大圈子，花费了十年宝贵时光，损耗了无数人力物力，只搅得全国生灵涂炭，到头来一切如旧。官僚、特权加专政，哪一样都没少：多的是建设迟缓，科技落后，文化艺术一贫如洗，教育上一片空白，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其中，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再一个十年也平复不了。”在陈若曦看来，说到底，“文革”是亿万中国人民生命的大浪费。
陈若曦的散文集《“文革”杂忆》更侧重于历史事件的记录。文集的12篇长短不一的散文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多记述作者本人在“文革”中的一些遭际及由此引发的感想（如《照片》、《海关》、《第一次分配》等），另一类实录“文革”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如《红卫兵》、《叶公好龙》、《智擒王光美》、《武汉事件与文韬武略》等）。篇幅和构思均更简明，但因都是一己之体验，写得格外动人。如《照片》一文记述1968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时，陈若曦夫妇不得已撕毁以往旧照片的事。作者痛心的其实不仅是由此造成的个人历史的残缺，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民族的历史因“文革”造成的残缺。
陈若曦以多样的文学形式写尽了“文革”的千奇百怪。她生命中的这七年，对她的心灵是场劫难，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她以后的人生，这种影响却很难说是负面的。首先，是“文革”促使陈若曦重新拾起了笔。当初决定回国时，她同时也决定放弃文学，因为她读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觉得自己与整个大陆建国时期的文学不合拍。然而，“文革”中在大陆的七年生活给陈若曦的冲击实在太大，太多不合理的现象迫使她不能不说话。就这样，她重新拿起了笔。但此时她发现自己过去过分“追求西方的技巧，就像意识流，很注意遣词用字，要新、要奇”，反而显得气象“太小了”，真正的大家风范应该是“言之有物”，“用一个最浅白的方式传达给读者”，而内容是“很真实的”，读者可以做到“开卷有益”。她的创作风格改变了。甚至1979年以后，她基本上不再写“文革”题材的作品，但她始终坚持“浅白”、“真实”、“有益”的文学审美标准。同时，“文革”也深深地影响了陈若曦的生活态度。陈若曦曾自嘲地说：“我是个天生缺乏政治细胞的人，只因回了一趟中国，从此与政治难分难舍，深受其扰以外，有时也身不由己。”在美国定居下来以后，陈若曦参与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1980年，她返台为“高雄事件”被捕的作家和民主人士请命，亲见蒋经国两次；1985年，她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讨论台湾和大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问题；她也非常关注诸如环保、生态之类的问题，更为台湾妇女的民主权利大声疾呼……
来自军营的哈金
哈金（HaJin）是近年在美国文坛崛起的华裔美国作家。尤其他的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获得1999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以后，更引起了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广泛注意。
哈金原名金雪飞（因此他的英文名字音译成金哈可能更合适），1956年出生于辽宁的一个军人家庭。“文革”期间曾在部队里呆了五年半，这段生活是他后来创作小说的重要素材库。他于1981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1984年山东大学硕士毕业后次年赴美留学，1992年在布兰得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获英美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加人美国籍。
哈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多少有点偶然。1989年就在他准备毕业论文期间，因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他当即决定不回中国而留在美国发展。但是不回国就面临着生存的现实问题。要找到一个足以养活一家三口的工作，并不容易。迫于生活的压力，哈金开始尝试用英文来创作。从1990年出版诗集《在沉默之间》（Between Silences）开始，迄今已出版了诗集、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共计八部。它们分别是：诗集《直面阴影》（Facing Shadow，1996），短篇小说集《词语之海》（The Ocean of Words，1996），短篇小说集《在红旗下》（Under the Red Flag，1998），小说《在池塘》（In the Pond，1998），《等待》（Waiting，1999），小说集《新郎》（The Bridegroom，2000），及2001年4月最新出版的小说《残骸》（Wreckage）。其中《词语之海》获得了1998年国际笔会海明威小说奖（PEN Hemingway Award），《在红旗下》获得1998年弗兰瑞·奥康纳文学奖（Flannery O’Conner Award）.《等待》则不仅荣获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还得到了2000年国际笔会福克纳小说奖（PEN Faulkner Award For Fiction）。作为一个仅仅在12年前开始学习英文写作的人来说，哈金的成就是惊人的。
所有这些创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写到了“文革”。有的仅仅是一个影子，如《在池塘》中；有的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如《等待》；有的则可以直接冠名为“文革故事”，如《词语之海》、《在红旗下》。在谈及文学创作的来源时，哈金说：“……我常常觉得这些故事在我心中久已有之……至于主题，我想我们都被驱使着去写伤害我们最大的东西。”
除了短篇集《词语之海》和《在红旗下》，长篇小说《等待》也直接是以“文革”为题材的重要作品。它们多按照哈金自身的经历来写。“文革”开始以后不久，因学校停学及有谣传说中苏之间要爆发战争，哈金觉得与其在家里等待空袭，还不如参军。因此通过开后门，14岁就进了部队，前后待了五年半时间。期间，他曾跟随部队驻扎在中苏边境的某个小村，这个小村便成为哈金这几部小说的主要背景地。因为这段军旅生涯，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象也有很多都跟军队有关。不仅有人伍不久的新兵，有炮兵、通信兵，还有部队医院的医生。《词语之海》的副标题就是“军队故事”（the Army Stories）。可以说，“文革”故事加上军队故事，构成了哈金小说独有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