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之海》以70年代初期的中苏边境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军人的爱和追求在“文革”那个年代中的沉落和幻灭。其中的开场故事《一份报告》（AReport）就很吸引人。小说就是以一份报告的形式来陈述故事的。撰写报告的人在向上级汇报他的士兵因为唱起一首告别母亲的歌曲而全体落泪的事情，他认为这首歌是“有毒的”，并在报告中建议审查歌曲作者的家庭出身以及政治背景。小说颇得契诃夫冷峻的神韵，行文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批评或肯定，作者只是娓娓道来，然后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荒谬和错乱。其余的11个故事涉及各种各样的题材，但回荡其间的主旋律是同一的。不妨再举几个例子。
《太迟了》（Too Late）中，一个士兵爱上了一个资本家的女儿，他的上级命令他必须与之断绝关系，理由是两人之间存在着“阶级差别”，最高的准则来自所谓的“毛主席教导”：“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爱情，而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爱情。”而这类教导很多都是下面的人想当然的发挥。
《朴叔叔的生日晚餐》（Uncle Piao’s Birthday Dinner）写士兵们与一个朝鲜族老人的友谊，但在政治原则与人情关系的冲突中走向了两难。“第二个原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也是毛主席的教导。”士兵们面对老人的热情邀请异口同声地说。但老人的回答斩钉截铁：“别管它！在我家里别讲这么多原则。在这儿我说了算。我要你们这些孩子多吃点。你们没从我这儿拿任何东西。”人的平凡的正常感情冲击强大的政治教条的势头，在这本小说集中比比皆是。
《空中的爱》（Love in the Air）的题目是双关的。爱情源自空中的电波，但又随风而逝。一个智力迟钝的电报员，因某个女话务员动人的声音而深深地爱上了她。虽然两人无缘见面，但这份爱如此强烈，以致他无法在当时部队的死板的纪律中继续待下去。他退了伍，也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不论友情或爱情，滋长和洋溢在这些普通一兵的心中。但在那个冰冷的教条统治一切，意识形态走向彻底疯狂的年代，这些追求、憧憬一一走向了幻灭。其中的主人公并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评论家认为，哈金“最擅长讲述士兵们被迫在空乏的理论与爱情之间做出抉择的困境。不管这种爱的对象是一个女人，还是知识。其中的人物却往往苦于不能抉择——这不仅会深深地打动对中国或对军队生活有兴趣的读者，也会感动那些对于好的文学作品以及淳朴的人类故事非常敏感的人们”。而这一群“被困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的人们组成了一幅群体肖像图，昭示出一个纯粹的民族是如何在僵硬、非人道的毛泽东理论统治下挣扎着保持她最基本的人性的。”如果剔除其中意识形态性的攻击因素，以上评价还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哈金小说的内容特征的。
《在红旗下》承继了《词语之海》中“选择的困境”这一写作模式，其生活背景仍是他参军时所在地方，只是这一次的人物不再限于一群军人，而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农民、工人以及共产党员。小说一共由12个短篇组成，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时中苏交界的一个边远小镇下马堡（Dismount Fort）为背景，每个故事都探究了小镇人在是非观念完全受蒙蔽和挣扎于自己的偏执狂中的情况下的道德危机。在被评论界认为是集子中写得最好的《葬礼风云》（Winds and Clouds over a Funeral）中，共产党员丁良的母亲死前最后一个愿望是，希望不要给她火葬，而按传统土葬。可是实行火葬却是共产党的规定，丁良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最后他背弃了母亲的遗愿而显示了自己对党的忠诚。小说是以赞扬的口吻来写的，然而字里行间却处处传达出这样的讯息：丁良是个不孝之子。
另一篇题为《新生》（Resurection）的小说讽刺意味更深刻。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与他妻妹通奸被发现了。妻子离开了他，带着他们的孩子回了娘家。而他，为了表明他的真诚和悔恨，必须向村里的党支书写一份书面检讨。但这个农民不能忍受要在检讨中详细交代通奸细节的要求，所以他决定出家做和尚。可是寺院的住持告诉他，必须有政府的许可才可以出家。失望之余，他准备逃到北京去，但是他还没到北京就在一次行乞时被一个年轻的女招待员发现了，因为他没有乞丐的证件，警察把他送回了老家。这一次，党支书更加严厉地批评了他。一气之下，这个农民拿出剪刀要自杀。其他人却都笑话他，还怂恿他当烈士。想到自己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这个农民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把自己阉割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即刻获得了所有人的谅解，并被认为是一个勇敢的人。村民们都十分尊敬他。他因此获得了“新生”，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相似故事，一个妇女不小心杀死了企图强奸她的人，因此惹来了大祸。然而，一旦这个行为被冠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她便摇身而变为了女英雄。
哈金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契诃夫和卡夫卡的特长。他不喜欢通过形象来说教，相反常常给他的人物提供一个本身不相容的、具有潜在破坏力的境况，然后不动声色地记录下他们接下去的态度和选择，展现处于两难中的人物的尴尬和造成这种尴尬的体制上的问题。有评论家认为，“虽然他的故事有时过于简单，然而这些故事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方面开拓了更为深广的主题”。的确是这样，他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也并没有在其中大肆渲染“文革”的倒行逆施、颠倒是非，只是如实地写出了在那个处境下人物必然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对今日的读者来说，其荒谬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也因此，那整个时代的荒谬性质也是不言而喻的。
哈金最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等待》讲述的是一个非常平淡的故事。整整17年了，部队医生孔林每年夏天都回到离他工作的城市木基有一天一夜车程的鹅村，去和他的妻子淑玉商议离婚。淑玉总是先同意，等一坐到法官的对面又反悔。所以，孔林一直没有离成婚。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他和护士吴曼娜深深相爱，可是因为孔林是有妇之夫，他们连手都不能拉一下，妄提其他，而且流言飞语也一直跟随着他们。根据当时的法律，一对夫妇只有在分居18年以后才可以正式离婚。也就是说，孔林和吴曼娜必须等待18年才可以结合。满怀着忧虑、憧憬，他们就这样等了一年又一年。18年的时间飞逝而过，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可是结果却并不幸福。
问题似乎出在孔林身上。据小说的描写，孔林是一个“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正派人”，他的最大缺点便在于软弱。当初他不敢违逆父母的主张，娶了并不爱的椒玉；以后，真的爱上了曼娜，却又难以突破权威和舆论勇敢地和她在一起，结果三个人白白地在等待中浪费了生命中的18年。如果仅仅描写了这样一个懦弱的男人，那这部小说仍然是缺乏深度的。但是正如哈金自己说的：“……如果给他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社会环境，这种过失（指没有能力去爱别人）可能已经被克服了。他可能已经成长为一个正常的人，但是他被剥夺了所有这些选择的机会。”这才是哈金的真正用意。他要写的是一个被“文革”时代的封闭、压抑、郁闷又癫狂的社会环境扼杀了生气的男人。这个主题应该说承继前两个小说集而来，在《等待》中奏出了最强音。在他的小说中，孔林、曼娜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军人、农民，他们都因社会和政治环境而陷入了无尽的等待和毫无结果的期盼当中。尽管他们的愿望非常谦卑，他们仅仅希望得到爱，得到温情——在西方人的概念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文革”时的中国，却是最大的奢望；因为时代的荒谬，他们企图反抗这种荒谬的举动常常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并且到头来也仍然是一种更大的荒谬。
哈金的“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陈若曦一样，真正的关注点还是在人身上，他们企图反映普通人在这场浩劫中的遭遇及这种遭遇给人们灵魂带来的影响。陈若曦的小说常常被认为政治气氛浓重，而哈金的这些作品也同样有不少书评者认为有其显而易见的政治目标，或者认为其中的人物都是政治性的，但哈金自己却说：“政治只是一个语境，焦点还是在人，在他们内心的生活及其变化，以及这种内心的生活是如何受到了时代和环境的深深影响的。”这同样适用于评价陈若曦的作品。
但两人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他们写作的语言的不同。一个继续用母语，一个换用了英语，这其中蕴涵着深层的文化意义，即包含着对于不同文化的选择或背离。陈若曦用母语来创作她的“文革”小说，意味着她的思维方式、审美把握、观察视角等都更接近传统；哈金选择了客居国的语言，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的逃离。用某位评论家的话来说，“断了中国情结，使哈金从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抽身而出；断了母语情结，使哈金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抽身而出……这些‘抽身而出’，使他把原来的生活环境客观化和形象化，再用一种对他来说是崭新的语言，一种不受中文和中国意识形态影响的语言，来描写这些客观化了的形象，从而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直译中国。”哈金小说中的描写常常只是和盘托出，不加任何解释，也不加任何评论，却能对“文革”中许多别人见怪不怪的现象做出独到的裁决，显然同这一点有关。
阴影下的焦虑
对“文革”题材感兴趣的美国华裔作家除了陈若曦和哈金，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有的以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或亲眼目睹的悲剧写成了自传性的小说；有的曾是知青中的一员，如今远赴异国，当年所经历的一切仍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今日的创作；也有的作家，“文革”发生时身在美国，“文革”以后他们去大陆参观、访问，根据自己的见闻，收集了资料写成反映“文革”的作品。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从一个既近又远的距离，汇人到了对“文革”的反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