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所发生的情节是部电影,我总是记住好玩的、可乐的,以及开心时的情感。我的内存卡装的就是这些。有的人也许看见了消极面,有的人可能看见了深刻面,抑或有人能参透其中的根本。当然,我是浅薄的、主观的。我们坐在电影院的不同方位,我喜欢回头看看电影的人的神情。也许有人能置身事外,我却做不到。
学校新年联欢会要求每个班都要出节目,我们班也得出一个。有一天,秃子拿着陈淑桦的磁带大老远地过来问我会不会唱《滚滚红尘》,我说会啊,这是我上初中时很喜欢的歌。他说:“你练习下,我们一人唱一段。”我答应了。
虽然开学很久了,我和秃子算不上很熟,对他的印象就是考前班走廊里和男生一起大唱情歌的那个家伙。秃子坐最后一排,我坐第一排。他个子很高,眼睛很亮,很容易紧张。练习来练习去,他说还是改成《My Heart Will Go On》吧,四个人唱,一人一段。于是我,秃子,爱说“耶”的港台腔、神似刘德华的超哥,还有双哥,决定一起合唱。伴奏更是“简朴”,只有一把吉他,老肖弹。
可是排练了几次,又提议改成我和K合唱,一人一段。我们练习了很多次,最后变成了清唱,中间老肖用口琴加个间奏。总之,那是一场简陋却欢心的联欢会。舞台设置在男生宿舍的阳台上,观众席就是操场,灯光是随意挂的几只黄色大灯泡,现场时不时有冷风在吹。
高年级同学的节目还在演,秃子就开始紧张。其实我也紧张,只不过他太紧张了,我就遇弱则强地淡定了。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由于紧张。但他很认真,不过也因为认真过度而紧张。终于轮到我了,我游刃有余地表演完毕,台下一片掌声,我总算可以放松了。那真是个可爱又朴实的舞台与观众席,大部分师生搬凳子坐在操场上形成一个小方块,淡黄色的灯光洒在黑暗中专注的神情里。
接下来,我们班的节目都是老肖一个人伴奏,间奏都由他吹口琴。老肖喜欢吹口琴、弹吉他,热爱音乐,可他整天捧着什么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看,讲的还是各种各样的笑话。
高年级同学表演的节目,具体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因为当时我一直沉浸在表演成功的自信与满足里很过瘾,所有挤在心底的愁绪都消失了。
青春就是用不着使劲,因为激情都是燃烧的、满溢的。
第二天我就“火”了!基本上全校师生都认识我,连上英语课都要我们两先唱上一段,那次自信让我足足美哉了两周,后来又被学不好文化课,画不好画的自卑感代替了。
就这样,我和秃子不得不变得熟络了些。秃子很有表演天分,上楼梯拐弯时都要撩起风衣,扮许文强。他常问我借零钱坐公交车,一块两块的,借完从不还。他喜欢用交公车票上的号码买彩票,却从未中奖。除了钱,还问我借手纸、眼镜、随身听、铅笔、橡皮……(如果你看到这段时记得把这些东西都还给我,若还不了的话,就多买几本书上厕所。)
后来,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没那么熟了,还像之前一样,只是同一班,没什么交集。
《泰坦尼克号》的风潮一过,《黑客帝国》就在电教室上映了,这可不得了,廖大妈和老高一人买了一把塑料玩具枪,也不知在哪里搞到了全黑的墨镜,穿着黑外套在男生宿舍楼梯上装黑客,边跑边假打,飞身躲闪,接电话变身,楼上楼下追着打了一个多月,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的举动没人觉得奇怪,因为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很有个性的校园里,在人生中最叛逆的时光集合地,你如果太“正常”反倒异军突起了。
课间操时,黑客们为了逃避魔军混迹人群,我接过枪就对着老高太阳穴来了一下,“嘭——”老高立刻呆住了,我脑海里翻出相对应的不常用的词——惊愕!老高睁大眼睛呆了几秒,廖大妈张着嘴看我们,大喊道:“里面有黄豆!”原来是有“子弹”的枪啊,好在只是黄豆,不过老高的太阳穴已经蹦出个小坑儿了。
下早操,大家呼啦啦地往外走,坐在学校对面的小卖店喝北冰洋、吃烧饼,秃子和老肖爱吃糖火烧,那种烧饼最贵,两块五一个。我喜欢吃加鸡蛋的,一块五。记得有次我逃课没上课间操,站在门口就等结束了冲进去,音乐一停,大门一打开我飞快地冲进去结果摔了个狗吃屎,一抬头大家都在立定看我,我爬起来,掩面飞奔回宿舍。我那时候好像经常失衡,摔跟头,撞门,但那时候大家都有点天然呆。
如果是盛夏,女生常坐在宿舍门口吃西瓜,常是两个人合买一整个儿瓜,一人一半用勺挖着吃,吃完的瓜皮就扣在头上,捧着要背的书听着音乐有一搭无一搭地背诵着,偶尔看一眼操场,看看男生打球。
那时候没有手机,门卫只有一部橘红色老式公用电话,就是那种转盘式拨号的电话,门卫的杨大爷每天都拿着大喇叭喊:“×××电话——”
我们的教室是天光教室,用功的同学常常去加课,晚上还讲鬼故事。比如有一天,某同学在加课,屋里没有人,突然有人点名,然后很多人答到,只听见声音看不见人。讲故事的人说:“是真的,真的哦,谁谁谁亲耳听到的。”
“天窗上还有黑手印儿……”大家越听越害怕,自己一个人都不敢上来画画。也不知道是谁传言,说用馒头擦画干净,大家就到食堂打馒头当橡皮,那时候教室里满地都是馒头渣儿。馒头风波一过,大家还是继续用可塑橡皮。我们那会儿可不止借“半块橡皮”,都是你掰我的、我掰你的,逮着就用。
我们还排话剧,取材于语文书,我记得那年排了《许三观卖血记》,麻胡子穿了一件长褂子,一敞开里面挂着各式各样的方便面袋,人血馒头做的可像了。我们还常结伴去北京站画速写,大大方方地对着人群画,不怕围观。记得有次我画一个中年人,画完他非要塞给我二十块钱,理由是支持我学习,我死活不要,哎,那时的我品格比现在纯朴啊!
年少时以为的永远大多不远,我们却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承诺不会变。
F不是我们学校的,他学厨师,好像是山东人。会拉面,我亲眼见过,拉得像麻花儿。厨艺对他来说是天生的,学习只是一种见证天赋的过程。他这个人身体偏瘦,头发乱,眼睛很明亮,眉毛像蜡笔小新那样又粗又黑,嘴巴干干的总是起皮儿,人品敦厚却也细腻。
至于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已经不记得了。
成长里有这样一个玩伴是有趣的。
面馆里,紧张的面条在飞。F常请我吃面,还会要上一盘凉拌苦瓜,因为我的脸上冒青春痘。但他不知道,青春的复杂情绪岂是几盘苦瓜就能灭掉的!有一次在面馆,他说:“你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很好笑。”然后用手指比成弯弯的形,笑着。
面前这个喝醉的人盯着我笑。“喝多了看花眼了吧,你。”我那时真的是个“痘包儿”,F鼓足了勇气拿起酒瓶子,把我吓了一跳。结果他站起来说:“走!咱们走!”
我莫名其妙地跟了出来,原来他是去给我买了一串糖葫芦。夜是紫色的,那时北京的IC卡电话亭是橙色的两个碗,远远望去就像一颗心。
期末我要回家,他送我到车站,我们一起去了高级候车室,五块钱一小时,黑色的沙发,我们陷在里面坐得很近。时间漫长却飞速,漫长是我们会不自觉地全神贯注,一切好似放慢了脚步,飞速是它再漫长也是会用光的。
我上了车,他匆匆跑过来,说:“我也有一件你这样的大衣。”
“我这件是妈妈买的。”
“我的也是。”
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车要开了,他说:“回去送你个礼物,要等开学。”然后就站在车下望着我远去。
假期要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速写,还有创作,我常自己去家附近写生,海边,村子里,还去姨夫的妈妈家的猪圈里画大猪小猪,有画画陪伴去哪儿都不孤单,心里很充实,安静。
盼望开学,就在开学的第一天,他捎来消息说中午请我吃饭。
我穿着妈妈新给买的呢子大衣,刚剪的头发,坐在三联书店的地下一层等待他的“降临”。我捧着一本小说,其实什么也看不进去,但是很喜欢装懂。他来了,他来了吗?他来了。
我们坐在饭馆,面对面,他把礼物交给我,一个蓝色的弹力球,然后又很不好意思地说:“也许你不喜欢,但弹力球里面有一只小猪。”猪——我给他起的绰号儿。这东西往地上使劲摔,还会闪闪发亮。当时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