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福州前后
1935年冬天，我们在应酬中，无意间遇见了正在西湖作寓公的葛敬恩（湛侯），他是陈仪的亲戚。由于他的从中介绍，将达夫和陈仪的关系拉在一起了。达夫想到福建去，我们为此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考虑。在和陈仪通了几次电信以后，才决定了他的福州之行。1936年的2月上旬，旧历正月十二，我为他准备好川资行装等，达夫趁早车到上海后再换轮船南行。
为了他这次出门，我们曾争论过一些时候，这还是移居到杭州之后的初次。他临行的前一晚，我提出想陪他到上海，亲自送他上靖安轮。我怕他到上海之后若不马上上船，则身边这一点仅有的旅费将必然无计划地用完。但他却不愿，怕我匆忙间的一趟来去，劳神而又伤财。双方的出发点都不坏但却闹了一夜，谁也不让谁，坐到天明。看看开车的时间将到，才决定了让他一个人走。不过在送他上火车之后，我赶到旗下曹律师的住处，接通了上海靖安轮的长途电话，得到了的确已有这样的一位乘客上船的消息后，才安心。也总算尽到我的责任了。不过胸中的郁闷，持续了好些天。后来在达夫写的《闽游滴沥》之一里，也记载着那晚难堪的情况：
上车的头一天晚上，杭州还是北风雨雪，寒冷得像在河北的旧都里一样，并且因为要决定出行与否的缘故，和内人还起了一场无谓的争执，闹闹吵吵，一直坐到了天亮……
只是静默下来，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儿隐痛难煞，先还是浑浑然不晓得是为了什么，随后才想起了昨天晚上和霞的一场争吵，与今天开车时她那张立在铁栅外的苍白的脸，就是这一点心痛的病源……因此我这一点心痛，终于苦受了两天两夜，直等船到了福州，在南台青年会住下，一个电报送去之后，方能稍稍淡薄了下去。
达夫发来了平安抵闽的电报，随之而来的是一封信，信里有一首诗：
离家三日是元宵，
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
杜鹃声里过花朝。
不到一个月，我写信给他说：“我想去福州。”但被他拒绝了，我猜不透他拒绝的原因。后来，直到这年的冬天，我到福州后，才看见了他这样的几段日记：
1936年2月27日：连得映霞来信两封，即作复，告以缓来福州。
3月5日：昨晚在东街喝得微醉回来，接到了一封霞的航空信，说她马上来福州了，即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她来。因这事半夜不睡，犹如出发之前的一夜也。今晨早起，更为此事而不快了半天。本想去省府办一点事，但终不果，就因她的要来，而变成消极，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下午约了许多友人来谈，陪他们吃茶点，用去了五六元；盖欲藉此外来的热闹，以驱散胸中的郁愤之故。
3月6日：午后洗澡，想想不乐，又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霞来。……霞的回电已到，说不来了；如释重负，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
3月7日：自前天到今天，为霞即欲来闽一信，平空损失了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发霞信一。
后来我曾细细地咀嚼过他那几天的日记，得到了一个要旨，就是“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心中有些不舒服。
中秋节的前两天，我在杭州分娩，这是我们的第五个孩子。达夫得到消息后来电报，说取名苟，小名建春，这孩子生下地来就体格健壮，食量大极。在杭州找不到合适的奶妈，亏得富阳他的老母亲，替我们找了一个来。顺便还送来了一盒人参，说是给我在产后服用的。孩子逐年增添，在毫无保障的旧社会里，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威胁，这是母性的烦忧，做父亲的是体会不到而平时加以忽略了的。
1937年春三月，我奉他的命去福州，心里的闷气还是未曾消除。将杭州的家务略一安排，随身只带了殿春，因为他自小脾气不好，容易闹事。到福州之后，我随时注意达夫之所以不让我早来福州的原因，但是痕迹毫无。既是多年来的夫妇，我为了自慰，也就不再想入非非了。他陪我去玩过几处名胜，吃过多次名菜，访过许多朋友。可惜我还没有住上半年，这个临时的家庭刚刚安排就绪，芦沟桥的炮声响了。于是商量决定，我带殿春回杭州。我竟毫无远见地将这一次民族敌人有计划的大规模侵略，当作了过去的国内几次军阀混战一样，以为战事不过几个月而已，所以把许多日用的东西，全都留在福州。
避难富阳、丽水
“八·一三”上海战事起。上海“大世界”前面落下的这一颗炸弹，给全国人民响起了警钟，当然也击破了杭州所有的官僚、党棍、政客的好梦。大家都纷纷准备逃难。许多过去来往过的友人，相见时问起我家的行止，这外来的紧张，使我有些惊惶失措起来。我正在对着一个老人和三个儿子一筹莫展时，达夫为了到上海去迎接一个从海外乔装归来的好朋友，顺道回到了杭寓。他的回杭，壮了我不少的胆量，满以为彼此的行动，是可以一致的了。谁知不到半个月，他又匆匆取海道赶回福州。不过在临走时，他曾说过，倘若上海吃紧，要我带了孩子，带了简单的行李，先避到富阳，托养吾二哥为我们租一间房子住下再说。
重阳过后，沪战形势更紧张。第一步，我当然先退至富阳。就在鹳山脚下，“春江第一楼”旁，租定了两间房屋。这房子在富春江畔，门窗一开，就能见到白茫茫的江水。距达夫母亲所住的鹳山亦不远。每当饭后茶余，我老爱牵着两个大的儿子在江边散步，或者静坐江边石上，遥望那来去的风帆。
有一天夜间，达夫忽然回来到富阳来了。他一进房，就告诉我，说是他所乘坐的海轮，竟在吴淞口外遇着了敌人的航空母舰。该轮为了安全，立即折回宁波，几时再开，无从得悉。他住在宁波心焦，索性回杭州，一进场官弄的家门，才知道我们全家已经到了富阳，这就牵动了他的肝火。他又连夜赶回富阳，找到了我们的住处。和我一见面，他脸色就变了，我辨言察色，知道他是在怪我离杭过早。他几曾想到六十多岁的老母，一周岁的婴儿，又有奶妈，全家人的行李，等等。我究竟不是一个旧式乡间妇女，能够忍气吞声。怨火上升时，原想很痛快地和他评一评理。可是年龄一大，涵养也就较深，而且在兵荒马乱的此时此地，还是忍耐为好。三五天后，他便又从浙赣路回到福建去了。《诗纪》中的“去年今日此江滨，归梦依依绕富春”这两句，就是暗指此事。
在年荒世乱，我匹马单李带着六旬老母和三个不满十岁的儿子，寄居在达夫故乡，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不过两个月来，无论是在富阳城或者在乡间，我和达夫的老母亲，和养吾二哥的一家，彼此都相处得融洽和谐。我们住在杭州时，老太太也曾来过两次，就住在我们家里。我这次来富阳，亦并非初次，老人家年龄大了，难免有些重男轻女的看法。我身边的三个都是男孩，这一点是老人家最开怀的。老人家吃素、信佛。我每天总抽出时间带了孩子去看她一次，顺便带一两样她所爱吃的素菜，而我们大小，也就陪她一起吃了饭才回家。在闲谈里，她告诉我想翻一身丝绵袄裤，说富阳没有人能替她翻。我就马上满足了她的心愿。在我们离开富阳去金华之前，在责任上和礼节上，我应该邀她同行。她摇摇头说：“你们年轻，又带了孩子，应该马上离开这里。我老了，不中用了，而且又舍不得离开这一个老巢。饭总不会没得吃，饿不死的。”
谁知言犹在耳，这位辛劳了一世的老人，竞在我们离开后不久，敌人侵入富阳时，孤身一个，活活饿死在她自己的住所里。
在福州的达夫，由于邮路中断，竟有一段时期没有消息。我的大弟在建设厅工作，这时随机关撤往金华，过富阳时，我和他以及母亲一起商量，都认为走这一条路比较安全。万一敌人进一步侵犯金华，则我们亦可以从江山翻过仙霞岭而去福建。因此，确定了走金华、避丽水的计划。1937年的年底，我们一家是在丽水过的。
丽水是一座小县城，但城里燧昌火柴公司的房屋相当宽敞。从杭州搬去的浙江省政府，民、财、建、教四厅，以及各厅的附属机关都驻在这个燧昌公司里。本来像我们是不能与省府各机关住在一起的，后来经过财政厅长程远帆的周旋，总算允许我们租住一间。我和老母亲以及孩子们就都住在这一间房间里。等一切安顿好，我的心才算定了下来，马上写信去告诉达夫，并要他写信向程远帆道谢。
教育厅长许绍棣的一家也住在这幢房子里。楼上是黄绍竑的家和办公室。许绍棣的夫人已去世，但他有三个女儿，有时，也就与我的两个孩子一起玩耍。初到丽水，自然也觉得很新鲜，有时饭后，我就带着两个大孩子去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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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来我憧憬着的浙东的几处名胜，像永康的方岩和金华的北山，往昔只能在达夫写的游记里了解些，到了丽水之后，一有时间，我便约几个朋友去玩个痛快。游踪所至，游兴之浓，我在家信中都告诉过达夫，当然，他是不高兴的。冷讽热嘲，在他的复信里我都可以看得出来。
1938年的春天，达夫从福州回浙江丽水，把我们全家，即我母亲，三个孩子，奶妈接去汉口。临走前，他的朋友李立民（安徽人，1938年任浙江省民政厅长，后死于车祸）来看他，说：“达夫！丽水不是久留之地，我家人口多，女儿就有五个，妻子又亡故，为了逃避轰炸，我想趁你们全家去汉口之便，托你把我的大女儿李家应带走。到了，她会去找亲戚的。”
次日上车时，除了我们全家七个人之外，添上李家应。她和我是初次见面。看上去大约廿八九岁。
我们从金华乘火车到南昌，一路上谈谈说说，并不感到寂寞。李家应和我也就逐渐熟悉了起来。她告诉我，她是从南京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的，这次打算去汉口找工作。她还有一个好朋友，是她的同班同学，叫孙多慈，现在还在丽水，未婚。孙的爸爸在浙江教育厅做事。孙要陪爸爸，这次就没有同行，她又问我：“你有适当的人介绍给她？”我说：“我们认识的人虽然不少，未曾结婚的倒没有。有一个叫许绍棣，他死了妻子，但有三个女儿。”李家应说：“他有三个女儿不妨事。到了汉口，你能不能给我们写封信去问问？我这里有多慈的像片，也附了去。”我说：“试试看。”达夫走过来问：“你们谈得这样津津有味，在谈论什么？”我回答说：“我们打算给许绍棣介绍女友。”他不响，走开了。
我们到了南昌，达夫说：“既到南昌，就去玩一下庐山，这里去也不远，可惜的是在冬末春初，天气还稍觉得冷一点。”我们走马看花地游了庐山，然后再从九江乘轮船到武昌。
到了武昌的第三天，李就来找我，并把孙的像片拿来了，要我替她写封信去问问。我迟疑了一会，告诉她，让我慢慢地写。
我的信去了，等了多日，没有回音。李家应要我再去封信。后来，回信来了，说是可以做做朋友。我就随随便便将许的回信放在台子上。谁知郁达夫在酒醉之后，便将这一封信去照像馆拍印了出来，算作是许绍棣给我的“情书”。所以等在武昌住定后，我与他在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总看不入眼。书信的来去他要怀疑，一般的应酬与游玩他会猜忌。而我个性既倔又娇不愿用什么和顺的言词去向他解说。我感到苦闷，却又在苦闷中挣扎。我也知道他比我更苦闷，他是急性子的人，表面上虽然怨我，甚至于想离开我，但在内心，还是很痛苦地想攫住我，亟盼望我能从言语和态度上向他表达出我的心意——我的并没有改变的心意来。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且变得更冷淡更消极。这样一来，他便更确定了他的幻想确是已成了事实，他受到了深重的打击而不能自拔。
他打算出走，没料到我在他出走之前，竟大胆地，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家。我住到武昌曹律师夫妇的住所里去了，这是我十年来的第一次的突然行动。他着慌了，失了神智，三四天里，做出了许多没有理性，不顾颜面的事情来。从“寻人启事”而至“道歉启事”，这反而大大地刺激了我，又惊动了当地的许多朋友，他们来劝解调停。
我怎么会想到去曹家的呢？既负气出走，就不能走到一个单身汉家里去，也不愿到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家去，我去的，一定要是一个可以替我讲话的人家，免得日后他含血喷人，这位曹先生，不但和我们是朋友，而且和许多富阳人也相识。他这个律师是专做富阳人的生意的。他的夫人也颇贤慧，深明大义。
曹氏夫妇把自己睡的一张床让出来给我睡，他们则睡到另外的房间里去。我心中无鬼，既然他将我逼了出来，且看他自己如何安排，三个孩子有我母亲看管，是可以放心的。但是这一晚我没有睡好。我想到，我和他共同生活十年，又有了三个孩子，每次和我闹别扭的是他，每次单独出走的也是他，出走后再回来的也是他，等等往事，想起来也真使人痛心。这样的乱想着，不觉得已是天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