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曹夫人来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将真实情况说给她听，她听了连连摇头，叹气，把什么事情都想穿了，想透了，第二天晚上，我倒睡得比较安宁。
第三天一早，曹先生出去了，真没有想到他是去我家通知郁达夫的。
第四天早上，我见大公报上有一则郁达夫启事，一看，真把人气死了。《启事》是这样的：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物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下午，郁达夫来了。见了我，叫我回去。我说：“你不是寻人启事也登出来了？我今天若回家，那不是你的启事要白登了，给报馆里做什么生意？”他说：“我因为不知你的去处，所以才登了报的。”后来据我了解，他一见我拎箱子走出门，马上去车站和码头上找我，找不着。他呆在家中半天，后来看见写字台上有封信，是许绍棣写来的。于是便小题大做起来，他亦没有看仔细内容是什么，就马上拿这封信到郭沫若的住处，告他我已失踪，并且捡到“情书”一封。然后邀了郭先生到我家去看现场，要他看我“卷逃”的痕迹。
曹秉哲律师到我家去，告诉了他我的行止，他虽已安了心，但还要出口气，想倒倒我的霉，说我卷逃。这样，他才在大公报上登了这一则启事。
他在曹家挨了一天，我没有理他。天晚了，他要求住在曹家。我说：“没地方给你睡！你必须走，你和我这个卷逃的人来讲什么话？”后来，由曹先生的说项，让他在地板上睡了一夜。
次日，他再提出我回家的问题。我就向他提出：“你应该登一则道歉启事。”稿子由我写了交给他，他拿着稿子回去了。第二天，我在报上看到道歉启事，写道：
达夫以前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曾误指女士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
我回家了。这一场风波暂告平息。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这样写过：
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解过。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
到汉寿以后
武汉危在旦夕，我们这一家，于1938年的深秋，听了易君左先生之劝，扶老携幼，搬到湖南的汉寿暂住下来。我在盛气之后，余怒难消，要完全恢复十年前的我对他的热情，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在两个人的心中，在到达汉寿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也的确有过盼望着重归于好的愿望。他在当时所写的那篇《国与家》里，确是很真实、很明显地表示了他的态度，而且还较具体写出了隐讳之言：
6月初头，正当武汉被轰炸得最危险的时候，我的这小小的家庭，也几至于陷入到了妻离子散的绝境。自北去台儿庄，东又重临东战场，两度劳军之后，映霞和我中间的情感，忽而剧变了。据映霞说，是我平时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抚她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时也不觉得对她有什么欺负；可是自从我福建回来，再与她在浙东相遇，偕她到武汉以来，在一道的时候，却总觉得她每日每夜，对我在愁眉苦脸，讨恨寻愁。6月4日，正在打算遵从政府疏散人口的命令，预备上船西去的中间，一场口角，她竞负气出走了。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为在出走之前，我对她的行动，深感到了不满，连日和她吵了几场。本来是我先打算以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后，我因不晓得她的去向——当时是疑她只身回浙东去的——所以就在大公报上登了两天寻人的广告。而当这广告文送出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便有友人来送信了。说她是仍在武昌，这广告终于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后来经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二人的忏悔与深谈，总算是天大的运气，重新又订下了“让过去埋入了坟墓，从今后每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一个誓约。破镜重圆以后，我并且又在大公报上登了一个道歉的启事。第二天就上了轮船，和她的母亲与三个孩子，一道的奔上这本来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从前是叫作龙阳的，现在是算作汉寿，僻居在洞庭湖西边的小县里来了。……
住在汉寿，读着他这样半忆述半忏悔的文章以后，我胸中的闷气也略为平了一些。我是个倔强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愿望与理想，只在意会而不想言传，要我从口头上表示出甜甜密密，我是怎么也做不出来。又打算在大风浪的袭击之后，让心境渐趋平静，再来恢复自己对他的感情而这必然有一个过程。我相信，我们若能熬过了这一段静默的短时期，又何虑不会有柳暗花明的佳境来到？可惜的是达夫偏偏忽视了女性纤细的心理。
9月中，公洽（即福建省主度陈仪）来电促他去闽，于是，正彷徨在歧路上的达夫，船舵一转，心一横，来了一个“我也决心为国牺牲一切了”。他这次“只身奔赴闽中”，实在是彻底毁家的一道催命符。
他动身后，扪心自问：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究何辜，要来承受这许多再也承受不下去的凄楚？左顾老母，右视娇儿，我深感时日难耐。武汉陷落了，我就决心在困苦中带全家离开汉寿。
到达长沙后的第二日清晨，几经转折，才买到了我们一家的火车票。打算先到江山，再跨过仙霞岭去福州。火车刚驶出车站，长沙便发生了全城大火。消息传来，我既庆幸自己一家逃离火窟，又担心我们的全部衣物行李还全堆放在车站的月台上等待运走。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最使我痛心的，是这十年来的函件和全家的像片，还有保证书与版权赠与书。在火车上的这几日几夜，为逃避敌机轰炸，露宿荒郊，使我的精神没有安定过一份种。到了江山，我把老母、孩子们留在那里，自己冒着敌机空袭危险，再到大火后的衡阳长沙查询行李，但车站员工回答说：“行李全都烧光了。”我只好拖着极度疲乏的身体回到了江山。越过仙霞关又到了福州。
随后据友人传说，长沙大火时车站上的行李，并没有全部被焚，而是被那些坏坯子趁火打劫抢走了；又说，我们行李中的那包信件和像片，曾被一个在湖南资源委员会工作的青年燕君，无意中收藏起来了。
在星洲离婚
烽火长沙夜入吴，
残年风雪过闽都。
一帆又渡南溟岛，
海国春来似画图。
这几句诗，是在我到福州后，与郁达夫又即将南渡新加坡时写给我同学的，那是1938年的寒冬腊月的事。南国的蕉林椰树，碧海青天，也不能使我心情愉快起来。初到的时候，虽然两人都还各有各的心事，但为了应付新知旧友，适应环境，我们亦居然同赴宴会，同游马六甲和槟榔屿。但平日在家里却哑口无言，只有在朋友们来到的时候，才看得见我们的笑脸和听得见我们谈话的声音，友人一散，这一个家又重归沉寂了。真正的心与心的微笑，我发不出来，当然他也无法来开导与启发。
3个月过去了，香港出版的《大风》（10日刊）周年特大号寄到了我们手里。我马上读到了他写的《毁家诗记》。读了一遍，再读一遍，觉得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目力。如果撇开了事实而专看这十几首诗的话，实在写得清新流利，哀惋动人。是近代以来，中国诗坛上难有的杰作。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因刺激过深而引起的反感情绪，促使立即写了《请看事实》与《一封长信的开始》的两篇答辩文章和给《大风》主编陆先生的信，马上寄给了《大风》杂志。我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之一，是想让大家了解了解真相；动机之二，是希望郁达夫再来一个反应。不料，这场戏没有下文了。这倒是出于我的意外的。不过，我替他设想，若不这样认默下来，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于是我就找机会，找友人，向他提出了离婚，无条件的离婚。
说句良心话，夫妻闹到了这种地步，应该是恨之入骨的了，但我并没有，我有时还在可怜他，还在为了他一生中的没有一个知心好友而惋惜，挂想他的今后生活如何度过。因此我之提出离婚，实在还是对他的一种试探。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如他所说的有了可以写“情书”的“情人”，更没有什么人已经在“等待”我。
第一次无效，再来第二次，我就一个人到离开新加坡八十海里的廖内去住了下来（廖内有我的同学在办学校）。我是想到那边去教书散闷的。郁达夫并没有细味出我这行动的内在动机是什么。不但如此，他还写信到廖内学校里来诋毁我。
于是我通过他的友人，第三次向他提出离婚，我对他说：“我没有任何条件，也不要什么东西，只望你能将护照还我，让我一个人回国就行。”出乎意外地，他这次竟允许了。但是，口头上答应，而护照仍扣留在他手里未曾交出来。我知道他并不愿意马上放我走。所以还在有意刁难，我亦只能装作不知，只请他立刻签字。他签了，我亦签了。这是1940年3月4事。
合法的离婚手续已经完备，我已是一个可以自由的人了。但我还要作最后一次的试探，我提出了三个儿子的教养问题：由我来管，请他负担教养费用。他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他切断了我和他中间这仅有的一条可以联系的线。
1940年8月，我只身离开了新加坡经香港回到重庆。像浪潮似的我的半生，也就从此告一段落。关于我的坚决要离婚的动机，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里确切地写出了他的正确的看法和批判，他说：
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问题弄得来不可收拾了。
在我离开星洲上船时，达夫还等在报馆里，我留下了这样一封最后的信给他：
我马上要上船了，一切手续也都已经办妥。你们报馆里知道我缺少路费，昨天送来了叻币两百元，这是首先该向他们表示谢意的。以前的家用所积余的二十余元，我留下了给你。
你我结婚12年多，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还未曾做过一件于心有愧的事情。今后如何，那就要看我的家庭出身，我的本质的如何了。当你我共同生活的初时，你不但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给予我许多未曾偿清的债务。就是后来的12年里，在家庭的经济上，我亦曾作过许多东凑西补的安排。而今天我所留下给你的，债务是没有的，你已经有足够开支的固定收入。你是饱受过经济的苦楚的，当你在尽情挥霍之时，望你总要顾到三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虽然他们是都从艰苦朴素里成长起来，毕竟他们还都在学龄，没有自立的能力，父亲若不以身作则的来管教，又让谁来管教？
你的日常用品和衣服之类，全都放在原处未动。另外还有几套新的衣裤，是我在前些日子里为你赶做成功的，你应该自己处理。我只带了几件自己的替换衣服走，留着的，随你安排。对于这一些身外之物，我是素来不加以重视。
我是中国人，忘不了中国，一定得回中国去。大概你是愿意永远留住在南洋的了。三个儿子，既坚决说须由你教养，我亦不想硬来夺去，但希望你要把他们教养得像个“人”的样子。……
写在后面
郁达夫自己曾说过：“我的气氛，是波浪形的，紧张一时，弛放一时，不能有一年半载的长期延续，不过颓溃的时候，却不至于沉埋到底。”我亦理解他由于极度的自卑感和变态心理，所以也就容易做出那一件件有些绝不避前后的事情来。在夫妻的情份上，我既理解他，也就应该原谅他。这在平时我都想得通，能够接受下来。但一遇到和我本身的爱好面子、爱好荣誉的个性相抵触时，便怎么也维持不下去了。不过在千钧一发，当我提出离婚的同时，我曾替“内心里还在爱我”的他，作出过许多缓冲之计。雀恋故巢，燕寻旧馆，我究竟不是“杨花”和“柳絮”，我懂得情感的牵累，所以也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婉言提出了“孩子我抚养，费用由他负担”的建议。我想，有了这一系列的藕丝联系着，那么我回国，也只是暂时的分居。双方平平气，回忆回忆，看未来的形势，再来安排往后的问题。然而他没有想通，没有体会和接受我这份最后的苦心。
还有，留养在我妈跟前的两个儿子，在签字离婚时，我有意不曾提出来，这也还是在暗示他，给他一个悔悟的机会，但是聪明了一世的他，竞放弃了这一个最终的机会，不久，他将这两个孩子，托给了福州的他的两个女友管教。我们中间的最后的一个根，他拔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