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这已成了浙江精神的延续。如今，300万浙江人在外闯市场，一年实现营业额6200亿元……从这浩浩荡荡闯市场的浙商身上，我们似乎应该看到些什么……
一、浙江商人在北京
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冲击耳膜的不是京腔京韵，而是全国各地的方言土语。如果不小心走到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些地方，会怀疑自己身处何方，是浙江还是河南？是新疆还是福建？甚至会有身居国外的感觉。这就是北京的“村落现象”。
北京最早的“村落”要算浙江村。提到“浙江村”，人们自然会记起“三把刀”的故事，因为早期进京创业的温州人通常带有“三把刀”——剪刀、剃刀、刨刀。后来这“三刀”的故事几乎成了进京创业的代名词。
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往南行，仅仅五公里左右，过了南三环线，眼前就呈现出一派拥挤忙乱的景象。大小汽车、三轮车，甚至还有老北京特有的毛驴车，在喧嚣中穿梭着。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匆匆而过，偶尔一个衣履不整的外乡人，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用听不懂的方言大声地嚷着什么。
这里就是“浙江村”，它既非自然村落，也非行政编制，它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大部分是温州乐清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它的范围主要在南苑乡大红门一带，南北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东西从马家堡到成寿寺，遍及24个自然村。这里本地人口只有1.4万，外来人口却有10万之众。
走进浙江村，放眼望去，到处是一处处临时搭起的砖棚，它们沿着北京的胡同，顽强而无序地向四处蔓伸，一块块横七竖八的牌匾上写着“成衣店”、“美容屋”、“粉干店”，让人眼花缭乱。
整个“浙江村”虽然缺乏京城雍容、优雅的气度，但却充满了发展的欲望和活力。
据乐清市驻北京联络处机关支部书记金岩涛介绍，在这些村落里来自浙江的流动人口其实不止10万人，他们已经逐渐将村中原住的居民彻底“置换”了——有许多房东在村外拥有住房而不在村中居住。
金岩涛告诉记者：“1985年时，浙江人在北京做生意像做贼一样，摆地摊时东躲西藏。但从1988年以来，‘浙江村’开始形成拳头产品：皮茄克。在以后的两年里，大批东欧和俄罗斯客商直接入村采购，当时每户几乎都有过三四天连续不睡觉赶活的经历。1992年，‘浙江村’出现了第一个稍具规模的中间批发点。”
“我摆了半年地摊后，随后在王府井租了一个柜台。当时生意很好，自己做的衣服不够卖，到别人家去收又怕不能保证，于是就找来了家里的亲戚。这样分工体系和‘经营网络’就自然形成了，大量本来根本不经营服装生意的人也纷纷来到‘浙江村’。不过，大家雇的都是‘自己人’，也就是亲戚或者朋友。”1990年3月来北京的“村民”王凡回忆说。
目前在浙江村注册的各类企业有36000多家，平均日吞吐货物量达1600吨，年交易额300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
乐清市驻京联络处京温党支部书记叶长青告诉记者，“浙江村”相当一部分的产品销往由乐清人经营的东北服装市场。现在它已经成为我国华北、东北中低档服装的加工和销售中心。有的人从北京或直接从老家流向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其他城市从事服装产业，有的根据季节、各地市场行情的不同，在北京与其他城市间流转经营。另外，“浙江村制造”很会赶潮流，一般先是从香港、广东那边来，然后到上海北京，销路非常好。
至于“浙江村”为什么选择木樨园、大红门一带，精明的浙江人自有一套高论。
乐清市驻京联络处主任章纪光点出了其中的奥秘：“浙江人有着外出经商的传统。北京对质优价良的服装、皮货的需求非常大，同时对美容、美发、家电维修等服务的需求也很大，这是‘浙江村’兴起的主要原因。1980年代，北京城南房租相当便宜，又有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北京南站的便利交通。于是政策环境一旦出现，他们很快就在木樨园附近发展起来。”
“刚来北京创业时，确实很辛苦。我刚来北京时，在西单附近租了一间面积只有30平方米的房子，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许多乐清人的发家经历。”乐清人林昌永告诉记者。“现在好多了，我已在珠江骏景买了房子。”据介绍，北京珠江骏景小区的80%的房子被乐清人买走了，共有630户。
谈起“浙江村”的成功，王凡的话很有说服力：“对我们来说，个人的资源相当有限，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族亲、朋友和乡邻来互相帮助，为自己的流动、存在、就业、融资、情感沟通等活动提供一个网。例如温州曾有‘台会’这样的民间融资方式，据我所知，在北京经商的许多温州人或多或少，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过一定的资金。”
二、浙江商人在西部
赵彩飞的故事
过去，许多人喜欢用“神秘”二字来形容西藏，在他们眼中西藏除了神秘的宗教和壮丽的雪山外，就不会有太多的印象。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浪潮把一批内地“淘金”人推向雪域高原，他们大多来自四川、青海、甘肃、浙江等祖国大江南北，带着美好的愿望，他们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然而“商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就像曾经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内地很多商人在西藏白手起家，但他们的酸甜苦辣很多人都不知道。听了朋友的话，很想知道他们在西藏的“淘金”故事。
初冬的拉萨，寒风瑟瑟。好奇心理的驱使，笔者来到拉萨繁华街区朵森格路，这条路又被当地人叫做青年路，这里的服装店如雨后春笋，不愧“拉萨服装一条街”的美名，“皮尔卡丹”、“真维丝”等名牌专卖店不时地进入眼帘。
一个很不起眼的时装店内，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正在购买一件色彩艳丽的民族服装。女店主告诉记者这些藏装都是她亲手做的。店铺虽小，但“五脏俱全”，里面摆设着各种款式的衣服。这位女店主叫赵彩飞，是浙江温州人，39岁的她神采飞扬，一眼就能给人以敢闯敢干的女强人印象。
拉萨的冬季虽冷了点，时装店的生意却红红火火。当谈起在西藏10多年的艰苦创业时，这位女强人的眼中闪着几朵泪花。
1984年，年仅21岁的赵彩飞，只身来到远在万里之外的西藏山南泽当镇，当时身上带的全部家当只有一把破旧的剪刀和200元钱。她问自己：现在该怎么办？一把剪刀和200元能做什么？她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的同时，不时想起母亲的劝告，“千万不要到西藏！”但是她知道既然出来了就做出点成绩，否则回去没脸见爹娘。
赵彩飞从小就学会了缝纫技术，虽然缝纫技术并不算一流，但在泽当做个裁缝师并不困难，然而200元钱怎么也不够买一台缝纫机，她四处打听是否有二手缝纫机出租，“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从一个老乡那里借到一台缝纫机，“那天晚上我整夜未眠，心里总是想着心爱的宝贝——缝纫机，甭提心里有多高兴！”赵彩飞激动地说。
但她心里也明白艰苦创业才刚刚开始，于是她每天省吃俭用，有时一天只有一顿饭，住在阴冷潮湿的洗澡堂。为了赶活，她经常通宵达旦不睡觉，有一次，因为连续3天3夜没睡好觉，在给别人送衣服时，疲劳过度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将腿摔成骨折。她一个女孩子，病在他乡又举目无亲，那时的她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想到了遥远的故乡，想到了慈祥的母亲。
后来，母亲听说女儿病在他乡，就急忙把自己的大女儿派来了，姐姐的到来使赵彩飞振作起来。病好后，她和姐姐一起从泽当来到了江则，在江则一干就是两年。
“就是这两年，我挣了两万多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呀！”赵彩飞自豪地说。
有了钱，赵彩飞开始“编织”起自己的梦想，为了跟上潮流，适应顾客的品位和要求，她继续学艺。她将自己挣来的钱拿出一部分帮助家里盖起了楼房，剩下的钱用在了去福建学习时装剪裁培训上了，通过学习，她学会了做旗袍、西装及各式时装。当时很多人劝她留在福建，但是她认定，自己的事业和前途都在遥远的西藏。
1987年，带着一身技术的她与丈夫一起再次来到了西藏，来到了拉萨，在朵森格路开起了“夫妻”服装店，经过10多年的艰辛努力，凭借着良好的手艺和聪明的经营头脑，从一个小裁缝店做到了今天的“九龙时装店”。
“现在生意不错，等攒够了钱，我们准备再办个更大的时装店。”赵彩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赵彩飞走过的路，就是众多浙江来西藏经商者的缩影。
张国芳崛起定西的故事
“定西苦、苦甲天下”，清朝名将左宗棠的这句名言，在100多年后被一位来自浙江的木匠推翻。10月16日，胡润与《欧洲货币》首次合作推出的中国百富榜上，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董事长张国芳名列第91位，而他的第一桶金，正是来自吃水都困难的甘肃定西地区。
“张总从来不希望炫耀自己的财富，他对登上各种各样的财富排行榜也不感兴趣。我们已经给胡润先生发去了正式的法律文件，表明张总不希望被排在榜内，否则我们将会采取一定的法律手段予以回应。”10月15日，该集团秘书杨小姐告诉记者。此外，杨小姐还暗示，百富榜对张国芳个人资产的统计是不准确的，而至于是算多了还是算少了，她则不置可否。“草根”富豪“张国芳至今仍保持着做木匠时的简朴生活，穿着非常简朴随便，每天晚上不过一碗盖浇饭？穴菜泡饭？雪。而且，他也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样善于言辞，整个采访过程，他都没有说出什么花哨或深刻的话，甚至连话都很少说。”《甘肃日报》一位曾多次与张国芳有过接触的老记者回忆说。
根据公开披露的资料，张国芳1954年出生在渐江省东阳市虎鹿镇的一个农民家中，12岁刚念完小学便辍学在家，17岁拜师学艺做木工活，21岁开始到定西闯荡，靠走乡串户替人做家具谋生。虽然无从考证，但不难想象张国芳的这段经历一定是异常艰辛的。早在明清两代，定西就是流放犯人和逃兵的地方，解放以来也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严重缺水，迄今在会宁县城仍可以看到水论桶卖的情景，在农村，人们则以窖水为生。
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扼杀掉张国芳的致富梦想，改革开放以后，张国芳以做家具出活快、质量好逐渐在当地有了名气。为了事业发展，他先后承包过定西城关油漆厂，创办过“定西杭州沙发厂”，生产的“西湖牌”床垫曾名噪一时。
“张国芳虽然做人很低调，但做生意却很善于造势。”前述那位老记者表示，早在“西湖牌”床垫刚开始闯兰州市场时，张国芳就曾经请人开着轧路机在他生产的床垫上碾过，一来证明质量可靠，二来也为一个新品牌制造了“新闻效应”。
挺进兰州
如果说定西是张国芳的起家之地，那么甘肃省会兰州则是他的发家之地。在做家具、卖家具挣到了第一桶金后，张国芳开始进军零售业，兰州最有人气的商场——国芳百盛购物广场，就是张国芳事业腾飞的助推器。
1998年，张国芳抓住兰州零售业的市场空白，在兰州最繁华的东方红广场旁边开设了国芳百盛商场，合资方是马来西亚金狮集团。由于地处黄金地段，再加上合资方引进的先进理念，国芳百盛一炮而红，曾创下了日最高销售额500多万元的业绩。更令人叹服的是，1998年8月26日国芳百盛开业时，张国芳又一次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新闻事件”——争取到了“兰洽会”永久主会场资格。原来，当时已经举行了五届的兰洽会依然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精明的张国芳意识到其中的商业价值和宣传价值，主动提出来用国芳百盛6～8楼承办“兰洽会”，结果巧妙地化政府资源为自己的商业资源。
据甘肃电视台经济部一位记者私下透露，由于擅长打价格战、擅长造势，张国芳经常被同行议论。但是，他的上下游供货商却大多对他印象良好，因为相比其他商场，国芳百盛结款一般比较及时。
除了零售业，张国芳在兰州房地产界也是大手笔。目前，国芳集团正在建设甘肃第一幢高160米、45层的五星级大酒店，而兰州目前炒的最火的一个楼盘——曦华园也是国芳集团开发的。
“早年间浙江人在兰州大多是擦皮鞋的，现在不少摇身一变都成了老板。”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刘先生略带不屑地表示，而西部浙商现象如今正在成为西北人反思的一个话题。
“虽然大家都认为浙商在西北发家的模式并不高级，但复制起来却很难，毕竟，你没有经历过他们艰难的原始积累时期。而支撑他们发家的重要基础——地区差别，依然会在比较长的一个阶段存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代西北浙商是幸运儿。”刘先生最后表示。
三、儒商张征宇
儒型浙商
天下西湖三十有六，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就是一个杭州西湖。
美不美，西湖水，亲不亲，杭州人。这里自古多文人、名土，然而比盛产这些学者们更早的恐怕就是浙商。
中学毕业后，10多岁的张征宇在当地一所中学先当了两年代课教师，教物理和化学。后来又步入社会，被分配到一家纺织厂当了一年工人。
如果不是恢复高考，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在杭州某纺织厂找到一个叫张征宇的老职工。在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就开始了他的考学之路。由于工厂实行三班倒，做编织袋，加上还要抽空复习，结果张征宇用眼过度，造成视网膜脱落。参加第一届高考时，按成绩应该是考上了，但体检时却因视力问题而没有通过。住院治疗一个半月后，视网膜脱落被治好，张征宇第二年重新再考。
1978年，20岁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穴现已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雪，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所学专业是特殊飞行器系。
人们都说，杭州人每逢出远门的时候，左邻右舍七亲八故的朋友纷纷赶来谆谆告诫，外面挺受苦的，挺不住了，就早点回来。在很多时候，在家人们的眼里，在外地人生活总是不如富庶江南。已是大孩子的张征宇也难免难受，他真的不敢肯定自己从此会在北京开始他的后半生事业。
北京工业学院具有军工背景，特殊飞行器实际上就是战术导弹，工业学院其实就是一个导弹学院。当然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出导弹和商务通之间有什么联系，张征宇也没看到。1982年本科毕业后，张征宇考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硕土，之后又在北航一口气拿下博土学位。读硕士和博土期间，张征宇的研究方向已经转移到力学方面了。
“这个轨迹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搞导弹涉及到很多力学方面的计算。”张征宇说。
北航期间，张征宇的具体研究方向被称为人工智能在多体系统动力学中的应用，实际上就是将计算机非数值计算引入到多体系统动力学计算中。张征宇介绍，包括像研究猫落地时为什么总是四肢向下，都属于他的研究领域之内，而他做的这些研究主要应用于人造卫星。
不过，他的这种技术背景对于其后的创业，包括商务通的成功，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不但商务通由张征宇直接主持开发，而直到现在他仍是恒基伟业技术方面的负责人。
“像‘商务通’手写技术，实际上和我在硕士、博士期间做的工作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因为都是用计算机做一些人工智能分析和判断。”张征宇表示。
虽然他在读博期间成绩非常优秀，并在国内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3篇，其博士论文更是被国内外专家认定为达到了国际水准。不过他在导弹和人造卫星方面的学习与研究，看来并没有机会应用到实践中去。
张征宇总感觉心中有一种期待。人都说：“灵魂期待什么，就会做成什么。”可期待什么，张征宇还是不知道，只好换一种思维。
在刚读博士不久的1985年，张征宇已经在筹办公司了。到了1987年1月，张征宇创办了一家公司——北京四达技术服务中心。
打造恒基伟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能读博士的人就很少，由博士直接去办公司的人更少，张征宇却选择了这条“自甘堕落”的道路。
第一道坎就是制度壁垒。改革开放不久，国内正在小心翼翼地打开国门，经济建设在搞，但是拨乱反正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个人创办公司并没有现在宽松的市场环境。
张征宇的小公司——四达公司，也只能以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出现。
四达位于中关村，当年中关村正是风起云涌，各类公司如雨后春笋一样，因此，四达公司也谈不上什么个性。最初以技术服务起步，开发一些应用软件，其间还包括给山东省一家企业设计过大理石切割机。过了几年，四达主业转到代理一些电子产品。
从1992年起，四达给最早进入中国的PDA产品香港“快译通”做中国独家总代理。这是张征宇第一次真正接触到PDA。1995年，又给其他一些品牌的PDA产品做中国独家总代理。其间，四达还陆续做过一些其他国外电脑品牌的总代理。
技术型人办企业，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一没资金，二没产品，主要业务是代理。因此，四达公司办得并不很成功。但四达对后来张征宇的成功是影响至深，至少是为商务通的崛起从人才、经验和技术上都做了铺垫。
四达在成立5年后的1992年，孙陶然、宋建元、范坤芳、赵明明、李明、冯庆宇等6人先后加盟四达。虽然商业上不算成功，但是四达却将年轻的孙陶然们锻炼出来，成为张征宇手下的重要骨干。恒基伟业成立时，张征宇就带着这6人作为创业人员，为商务通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创业的7人均成为恒基伟业董事会成员，居公司高层。
四达期间，由于长期做国外产品特别是PDA产品的总代理，恒基伟业这批创业者不但堪称国内PDA方面的元老，而且在建设PDA产品销售渠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商务通之所以后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功的销售渠道建设也至关重要。
此外，四达在技术上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而这些技术研究也为恒基伟业后来的创业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比如四达也做过一些语音识别和手写识别方面的项目。商务通崛起在“商务通”问世之前，各类PDA产品进入中国已有数年，市场表现却总是平平。
PDA面临尴尬的局面：IT圈内的人士并不看好它，毕竟比起PC，它的功能太单一，太小菜一碟了；圈外的人又觉得这种东西操作复杂，用处不大，但价格还很贵。
张征宇冥思苦想，他认为，这里面应该有市场。他有时梦想着，PDA会成为未来人们的必备用品，人手一个。“可能吗？痴人说梦。”
梦想者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先锋，是我们前进的引路人。话虽这么说，没人用的东西，谁会要呢。
这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各类PDA产品一直缺乏比较明确的定位，不知道产品准备销售给谁。总之，人们习惯于把它看做是计算机产品的附属物，而对附属物地位的认同限制了它的发展。既有多年代APDA产品的经历、又是技术出身的张征宇决定自己来做。
张征宇弯着背，流着汗……开始带领几名青年学者，共同研发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小电脑”。工作从1996年10月开始，前后历时1年零4个月，其间经历过无数次更改设计方案，甚至不惜从头开始，1998年2月，商务通样机终于成型。此后10个月，样机接受多重的检验环节，直至其各项技术指标已相当稳定。
为自己的PDA产品起名，颇让恒基伟业费了番心思，开始曾想过“PC伴侣”之类的，但总觉得不够响亮。后来是孙陶然想出主意，既然产品针对商务人士，干脆就称“商务通”。此名一出，立获通过。在恒基伟业后来的宣传中，商务通不再是一种礼品或奢侈品，而是被描绘成无线通信时代商务人士必备的信息储备工具。
同时，张征宇开始着手创办新公司。1998年10月，张征宇和孙陶然、宋建元、范坤芳、赵明明、李明、冯庆宇共7人创办了恒基伟业电子产品公司。公司取名为恒基伟业，寓意共创恒基，同铸伟业。创办恒基伟业之后，张征宇也从四达脱身出来。这6人作为恒基伟业的创业元老，均任职于公司高层，担任副总经理。分别分管销售、市场、品牌推广及法律、财务事务。至于张征宇，则负责技术开发和生产，同时制定公司战略规划。公司就按这种架构开始运转起来。
产品有了名字就要把它大声地喊出去。这就是后来引起广泛争议的商务通的广告策略。
后起之秀
商务通样机呱呱坠地。看着这个新鲜的玩意儿，张征宇并没感到一丝轻松。
商务通从进入市场的时机上便已很晚了，况且市场的竞争已从品牌林立过渡到了品牌集中，市场的蛋糕早已被强势品牌瓜分殆尽。别人都吃不饱怎会允许商务通这个新生儿在碗里来争食。
当时，好译通、快译通、文曲星、名人、震旦等数十个与商务通相似的PDA品牌，在狭小的市场上打得“鼻青睑肿”，谁都认为PDA产品要风光市场只有等“媳妇熬成了婆”。
为什么？2002年就有一个广告说“网都上不了，商务怎能通”，上网的功能很多电脑厂家都能提供，但在掌上电脑160×160点阵的屏幕上，你怎么能阅读呢？这样的结果是，功能是存在了，但性能不能让用户满足。恒基伟业的看法是如果性能不能让用户满足，我们就不做。
其实，张征宇心里很明白，商务通的诞生是基于当时极普遍极具代表性的一句感叹“我想打个电话，可我找不到名片了。”因此，商务通摒弃了许多传统PDA产品复杂的功能，凸显“适用简便”的操作功能。
张征宇在推出自己的产品时曾经对同类产品进行过研究，发现这些产品实际上有80%到90%的功能并没有被用户所使用，原因要么是有的功能不是用户所需要的，更多的则是性能不能满足使用要求。这样多未被使用的功能无疑会影响产品的使用效果，在用户心目中的地位也无法提高。
张征字对技术的理解完全来自于客户的需要，“让他们用到想用的并且让他们用得满意”决定了技术进步的价值。这种理解帮助他摆正了产品“功能和性能”的关系。
张征宇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汽车。在他看来，一个铁壳子架在四个轮子上，有方向盘和制动装置就已经具备了汽车的功能。但是，“如果一辆汽车只能每小时跑3公里，它就不再是汽车了，因为这样的汽车的性能不足以体现它的功能。”
“我们在推出手写功能时做过测算，识别时间如果超过5秒钟，对于用户来说，这个功能就已经没有价值了。因此，在让产品具备它应有的功能的同时，我们更看重它的性能的提高。”由此，张征宇要求自己和他的技术人员在“快捷和简便”上持续地工作下去。
“还能不能再快一点，还能不能再简单一点”，这几乎成了张征宇衡量技术工作的惟一标尺。“为了能让用户查电话更方便，我们做出了开机显示最近查询的27个电话号码的改进，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技术人员用了半年时间”，张征宇谈起技术上的每一个改进都津津乐道。张征宇已不能再算做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技术专家，他其实已经成为一个用技术思维武装起来的商人。他的这种从商业利益出发而对技术的理解使他没有重蹈传统技术人员的覆辙，过于沉溺于技术的每一个细微改进而错失商业机会。但是，从张征宇只推出成熟和可靠的技术而不搞技术概念炒作的做法来看，他还保留着技术人员对技术的信仰。
“尽管有一些做法曾让我们遭受竞争对手的排挤，”张征宇说，“但是，我相信技术理念会逐渐帮助我们在用户心中树立诚信形象。”
求新求变的市场创新手法，为商务通搭就了一个起飞的平台。
此后的国内不仅多出个颇具规模的PDA市场，而且也是个“火药味”很足的市场。
1999年底一盘点，商务通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一年的销量即相当于同类产品数年的总和。同时，商务通的出现给不景气的PDA市场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年时间，张征宇就带着恒基伟业的同仁，把商务通推上了国内市场上的龙头位置，这一结果不但让业界感到震惊，也出乎张征宇的估计。因为年初，恒基伟业的想法是，如果能销出20万台，已经是很大的胜利。
恒基伟业也从创业时的北京友谊宾馆的一个小套间，搬到了北京西三环旁边的滨河大厦，在那里租了近三层，成为其最大的租户。
征宇的逻辑
“历史学家认为，不论什么时候，有战争就有伟大的军事领袖；不论什么时候，发生革命的国家都会有伟人。”
“有智慧的人却认为不论什么时候，有伟大的军事领袖时，的确有战争；但那并不表示，将领就是造成战争的原因，或者可以从某一个的活动中找到导致战争的因素。”
“在武侠明星中，你最喜欢谁？”他的回答很坚决——“周伯通”。这个人物很快就帮我们理解了张征宇。
张征宇相信实力，忌讳权谋。如同周伯通醉心武功，可以用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张征宇在商务通问世的一年中，新闻界却不知道他是谁。“他在搞开发，为我们准备新的产品”，这是我们最经常听到的内部解释。而张征宇自己的解释却是，“我不喜欢空城计。空城计固然好，但它说明你家里没人了嘛，这就是没有实力只好来点小聪明了，只可惜它不能重复。所以，我会呆在家里练就实力的。”
人在家里练功可以，可是产品总不能堆在家里摆着。
从1998年到2001年的4年间，中国掌上电脑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脱胎换骨的变化。从1999年年初到2000年年中，是掌上电脑的市场教育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一下子被激起，市场呈现爆炸性成长的态势，掌上电脑销量激增。消费者的购买欲被燃起，却被高昂的价格挡在门外，价格成为阻碍掌上电脑市场发展的瓶颈。
在整个PDA市场已经被视为最为有利可图的市场后，生产厂商有如当年VCD行业一样，成为投资者展现投资热情的地方。厂家的数量已经增长了三四倍，而且还在有新的厂家宣布加入，一些家电行业巨头们伸脚进来的趋势已经让人们把PDA与VCD联系起来。价格战已经迫在眉睫，而且商务通正面临着其他厂家利用概念围攻的境遇。
“他们会说这个性能比商务通好，最后还要说他们便宜，而商务通的广告做得多所以价格贵。我不和他们争论，那只能败坏这个行业的名声，我们就来打一场价格战，一切都在价格里，价格战靠的是实力。”
一个2000元左右的产品，一次降价700元，幅度为30%，这让任何一个人听上去都为之一震。
张征宇反复惦量一个国外企业竞争的规律：如果它试图取代市场老大的企业，它要比对手达到这个位置时所用的投入多3到5倍，但成功的概率不超过30%。他现在就是希望这个规律再发挥一次作用。
恒基伟业的策略就是要用规模优势挤掉小品牌，垒高门坎让新人行者退出，自己的规模再次扩大。“我们的目标是最终占领80%到90%的市场”。
2000年8月，号称国内最早开发掌上电脑的名人率先降价。擅长在家“练功”的张征宇，也只好出手了。2000年第四季度商务通的A计划再掀掌上电脑全行业降价的浪潮。为期90天的A计划结束以后，主流PDA产品的价格平均下降了35%，与此同时，掌上电脑市场的容量也比1999年扩大了近一倍，一些不合格的小规模的企业被淘汰出局，掌上电脑行业完成了一次“门户大清理”。
与价格门槛降低同时，是消费者多种需求的增长。据下半年多家媒体的调查统计，消费者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顺应该趋势，在2000年9月6日，恒基伟业就发布了面向互联时代的企业战略，要推出针对不同人群的全线产品。以2001年4月16日为标志，掌上电脑行业正式进入了个性消费时代。在这其中恒基伟业始终掌握场上主动权。
张征宇的几个动作，一气呵成，恒基伟业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如果说柳传志、王选为代表的中关村老一代称为第一代的话，那么张征宇无疑是第二代。
有人曾概括过，第一代是志大才疏，第二代是才大志疏。第二代的人，年纪轻，脑子快，掌握新鲜事物的能力强，没有特别多的条条框框，没有包袱。但是，他们没有经过大风浪，社会阅历和处世老练方面还有欠缺。
当然，随着时间与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很好地补上这一课。那么今天的价格战是不是一堂价值很大的训练课？
表面的成功显然是恒基伟业公司自己的算盘，但是否如意？还要看战场究竟由谁来打扫。商战中是否也适用“勇者无惧，仁者无敌”之说呢？
骑“三轮车”的张征宇
当然，无论勇者还是仁者都须拿实力说话。
王选曾把中国的各类企业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农民企业家推的是独轮车；科技企业家骑的是自行车，两个轮子分别是产品和技术；现代企业家坐的是四轮车，四个轮子是技术、产品、市场、资本市场。
而人们马上会发现张征宇骑的是三轮车，有产品、技术还有市场。
而这个三轮车怎么样呢？
作为高科技产品，重要的是技术含量有多少，以及这些技术含量是否实用。
张征宇习惯把商务通的技术分为外脑和内脑两块。
“我们的外脑很强。2000年5月，恒基伟业买断汉王最高版本的连笔手写技术，同时推出商务通连笔王系列掌上电脑。同年6月，恒基伟业又与微软公司签约，把功能强大的微软产品和简单易用的商务通产品结合起来。同时，恒基伟业还和Intel、西门子等国际厂商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合作。”
“当然，内脑也不差。目前公司的产品在关键技术以及应用上恒基伟业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如自主开发了3个操作系统，一些产品上如闪念8822采用我们自行设计的CPU；并且我们还独创了一些应用，如在高端掌上电脑中加入flash，基础信息工具采用精显示屏以及制定产品的传输协议等等。”这些基本上让张征宇满意。
但对于这种内外脑合成的技术，让一些“关心”商务通的人很不满意。
“对各项技术都采取‘拿来主义’，这使商务通看上去像个‘大拼盘’。恒基伟业号称世界第二手持设备公司，但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没有，凭什么能战胜入世后的国外名牌企业？”知识产权、高科技当然离不开人才，于是我们经常看到张征宇现在总是有意识地把两个人推到台前。一个是范坤芳，一个是周力。大有“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周瑜”的架势。范坤芳是销售主管，而这个周力是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计算机硕士，他是张征宇2000年时从微软中国公司“挖”过来一员得力的技术干将并让其任恒基伟业的首席技术执行官。
对于外脑的问题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周力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代表张征宇：“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自己的，就是有知识产权了。目前，全世界都在用英特尔的芯片，都在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因为它们的专业程度和技术成熟度在那里。微软的Windows2000是4000人开发了3年的结果。别人行吗？不行。我们有必要重新组织一批人跟在别人后面搞开发吗？恒基伟业应该做的是应用我们的技术特色。”
张征宇本人也从来就没怕过国外企业。“中国信息产业从诞生起，就处在国际化的竞争环境中，掌上电脑行业也是如此，入世对竞争环境的影响是很小的。入世后的国外名牌企业并不可怕，关键上能不能发现并满足用户的需求。而这一点正是恒基伟业的优势。”
“商务通是广告砸出来的也好，技术不专也好，这些都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的。事实上，广告、销售网络、研发是我们三驾马车。”
张征宇认为，他的“木桶理论”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企业的成功需要有多个方面的支撑。大家都听说过木桶理论。一个木桶放在那里，你并不能把它看全面，一段时间，你可能看到了广告这个木块，一段时间，公众看到的可能是另一个木块。而且每个木块的长短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发生变化。品牌之后，又是加强产品的技术，质量。相对短的木块会不断出现。当然桶底是产品功能+性能。”
三轮车——恒基伟业与四轮车比还差着一个资本市场。
当人们看到，与恒基伟业相似之处的，主业鲜明的民营企业科利华、托普软件、创智科技早就买壳上市了，用友软件、太太药业也顺利地直接上市了。而恒基伟业为何至今仍不是公众公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恒基伟业无论是加长木块还是筑厚桶底，都要有一个平台，就是资本平台。
张征宇的一句：“我们正在筹备。”这是不够的。
公众公司不仅是一个融资平台，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会更合理，资源会重新配置。从而利于企业的管理健康持续发展。
而管理是不是恒基伟业的发展瓶颈呢？恒基伟业，即共创恒基，同铸伟业。
人事动荡也冲击着张征宇。
2001年春，商务通营销网络的缔造者孙陶然道别了恒基伟业。业界对此事用“太突然”三个字做了评价。有人说是股权上的分歧，有人说是经营思路上的分歧。
恒基伟业的回答是，孙陶然由于个人原因将长期休假，休假期间孙仍保留常务副总和董事职位。他所负责的商务通市场推广工作由总裁张征宇负责。
总裁是不是什么都能负责。在一次记者见面会，有记者当面问张征宇。“张总，您是想成就‘王业’还是‘霸业’？作为技术出身的你，是否想过请个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
这也许又是一个有点“挑衅”性的问题。张征宇略微沉思了一下，然后说：“恒基伟业的成功，不是我个人成就的，是集体。职业经理的问题，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如果有更好的人选我就让位，但同时，我认为没有人天生就是职业经理人的，我也在学嘛。”
此话中的味道大家不难品出。
当然，谁都可以学，同样以技术起家北大方正，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恐怕也是管理。意识到这个弱点后，王选不无遗憾地说，再年轻20岁，我也可能像盖茨一样，从技术专家走到企业家的位置上。而张征宇比王选小了远不止20岁，从这个角度看，他当然有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
张征宇常摆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很重视实践。”
通过技术创新制造出来的秘密武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连续三年在PDA行业领先的恒基伟业，在产业发展思路和商业模式上，正推出以“克隆恒基伟业”为标志的全面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思想方面的秘密武器才更能令对手惊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