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说，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弼时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要开党的会议，任弼时提出：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张国焘又提出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想以多数压少数。任弼时同贺龙、关向应商量后回答他：不能以多数压少数。张国焘谈话中指责红一、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任弼时立即说，那也是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张国焘为他成立第二“中央”狡辩，任弼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另立中央“似乎太过分了！”同上书，第359-360页。
贺龙态度也很鲜明，他下令二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张国焘的反党文件，制止了“工作团”的反党言行。同时，贺龙很讲策略。张国焘拉拢他，他虚与周旋，向张国焘要人要枪。张国焘把红三十二军（原属一方面军后划入左路军的红军团）划给了二方面军。
6月3日，王震带领部队在甘孜以南的甲洼与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团会合时，就有张国焘组织的“总政工作团”跟随三十二军前来“欢迎”，给六军团干部战士送来了《西北问题讲座》、《干部必读》。拿到这两本书的宣传部干部打开一看，书上的标题竟是“反对毛、周、张、博”，立即向政委王震报告。王震十分气愤，把书甩在草地上，说：“你把它烧掉！立刻烧！我们是拥护毛主席的！狗娘养的才反对毛主席！”刘德元：《王震“焚书”》，载《人民论坛》月刊，1996年第11期。转引自《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张国焘拉拢王震，请他吃饭，送他四匹马，给他戴高帽子，还封官许愿。王震严词拒绝，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不能反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页。王震回忆那时的情况说：“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关、张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之一，是革命旗帜；任、关是中委。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简直不像话。刘帅说：送给你，你就收下。后来和贺老总一说，贺说：这是我们以前在旧军队里干的。”王震谈话纪要，1960年11月22日。转引自《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朱德经过努力，把刘伯承从四方面军调派到二方面军中去。当时刘伯承与张国焘斗争尖锐，处境不利，有被张国焘杀害的危险，朱德用这个办法让他离开，免遭不测。
7月2日，在甘孜草原上，召开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大会。
朱总司令发表讲话，强调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搞好团结。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和四方面军会合，但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他还说：“毛主席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我们要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据王向立、力平主编：《朱德年谱》，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谭尚雄：《甘孜会师》，《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313-314页。转引自《长征大事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74页。
任弼时代表二、六军团讲话，旗帜鲜明地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现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引自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站起身讲话。这时，贺龙半真半假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一方面军的策应
庆祝大会后，在甘孜召开了两个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任弼时讲话批评了张国焘自立中央的错误，阐明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会议通过了二、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
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三个纵队的编制是：红四方面军编为第一、二纵队，又称右纵队、中纵队，红二方面军编为第三纵队，又称左纵队。朱德、张国焘指挥三十军、四军两个团、三十二军、二方面军及总直各部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九军、三十一军两个团、四军两个团、红大、总供给部、总卫生部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五军、一军两个团及留绥靖各部为右纵队。分别从驻地甘孜东谷、炉霍、绥靖出发，踏上共同北上的征程。
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二方面军：“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三十二军军长和政委分别由罗炳辉、袁任远担任。中央组建红二方面军的决策，彻底粉碎了张国焘分化、吞并红二、六军团的图谋。
在东谷期间，任弼时向张国焘要来了通电的密码。7月6日，任弼时就用这个密码向周恩来、林育英、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发电报告红二、六军团长征及与四方面军会合现正继续北进的情况，恢复了与中央中断了十个多月的直接电讯联系。据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360页。电文为：“（一）二、六军团于本月一日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现随同四方面军继续北进。（二）这次远征，计费时七个多月，行军一万余里，沿途大小战斗千余次，伤亡约五千三百人。出发时两个军共一万七千人，到甘孜会合时，为一万四千五百人，二军九千人，六军五千三百人，武器比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三）我现随朱、张行进。”引自《驳张国焘》，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19页。
红二、四方面军出发后，即进入茫茫草原。从阿坝到包座，一片水草地，到处是污水和腐草，空气稀薄，气候多变，没有粮食。四方面军这是第三次过草地了。指战员们以高昂的情绪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困难，再一次征服了草地，于8月1日到达包座地区。
二方面军分两个梯队随左纵队北进。他们是第一次过草地。从甘孜出发时，每人只带了七八天的干粮。原计划10天到达阿坝，实际走了20来天。第二梯队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于7月26日才到达阿坝地区，同于23日先期到达的陈伯钧、王震率领的六军团和罗炳辉率领的三十二军会合。经过短期休整、筹措粮食，即继续北上。
这时蒋介石下令集结兵力，重点堵击。在甘、青、川、康构成一条又一条堡垒封锁线。红二方面军北上，只得过川西北的水草地。严重的粮荒威胁着红军战士的生命。粮食吃光了，只能烧烤牛皮、牛羊骨以及挖野菜、钓鱼充饥。二方面军担任全军后卫，挖野菜都很不易，因为前面已有部队经过，野菜已挖过一遍了。二方面军减员很多，但这支英勇的部队终于创造了人间的奇迹，跨出了充满死亡的草地，于8月中旬前后到达班佑、包座一带。
在1936年5月太相寺会议决定西征的时候，中央就赋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配合二、四方面军北上的使命。彭德怀不负重托，西征取得巨大的胜利以后，就及时地作好了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的准备。在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即将共同北上之际，在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68人的联名电报中，通报了一方面军策应二、四方面军的情况：“第一方面军现在转向甘肃、宁夏方面策应你们北上，又复连战皆捷，占领了定边、盐池县、豫旺县、环县、宁条滦、曲子镇、洪德城、同心城等十余个大小城镇，消灭马鸿逵、马鸿宾的许多队伍，开辟了九个苏维埃县，夺取了出产丰富的盐区，与长城外的蒙古民族及甘宁的回族，建立了良好的统一战线。”
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始终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
从总的战略上，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除作出西征决策，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率领进行西征，配合二、四方面军北上以外，还派二十八军南下策应。与此同时，进一步发展与东北军的关系，使其对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不加阻拦。
早在5月中旬，二、六军团进军中甸时，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彭德怀、邓发、林彪、徐海东、程子华等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即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表示：热忱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联合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5月25日，中共中央又以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人，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再次提出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方针。要求“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说明现在红一方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
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中共中央考虑到形势的变化，于6月19日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明确提出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以甘南地区为北上的目标。电文说：“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电文陈述了北上甘南的四条理由：“避免引起回汉冲突”，“甘南敌情薄弱”，“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甘南利于补充”。
6月25日，中共中央又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重申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甘南的战略目标。并询问红二、四方面军：“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
7月13日，毛、周、彭又致电朱、张、任，指示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强调此举将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势。”以上两电据《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古琳晖编写），转引自《长征大事典》上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9-800页。
7月22日，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国际电台联络从6日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提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告知：“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此电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7月25日，张闻天又发电催询：“我们盼望你们早日北来，能于8月中旬到达甘南否？”转引自《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些及时的指示，加强了领导，分析了敌情，指明了道路，鼓舞了士气。经过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发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终于实现了北上甘南的战略目标。
1936年8月1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致电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报告：红四方面军已到达包座地区，红二方面军已从阿坝北上。表示：“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于8月3日回电：“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月初，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结束西征，转入整训，等候二、四方面军北上。
8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四川若尔盖县求吉寺（俗称救济寺）召开会议，拟定《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占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北进。当天，四方面军从包座出发，9日占领腊子口，10日占领哈达铺到达甘南。
二方面军8月8日北出草地到达包座地区。稍事休整，12日即从包座出发，9月1日到达哈达铺地区。8月9日至9月7日，红军先后攻克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这样，到8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形成了夹西（安）兰（州）大道（又称陕甘大道），南北呼应的有利局面。
8月15日，张闻天发表《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一文，指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天然的或人为的障碍，能够阻止我们三个方面军的伟大的会合了。”“二、四方面军的到达西北，更有利于促成西北大联合的具体实现。”《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3页。
为迅速造成西北新局面，逼蒋抗日，协调9月至11月期间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和具体部署，林育英、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于8月30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红一方面军主力首先西出，然后南下占领西安兰州大道以北的海原、靖远、固原及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控制甘南，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红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均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王均作战。红二方面军东进，一可吸引胡宗南之钟松旅于陕甘交界，使之无法西进；二可相机打击王均部；三可把陕南苏区与甘南苏区联系起来。故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9月8日，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又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9月至11月各方面军行动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中央已向南京国民党当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依情势有成就之希望”，因此在宣传上要“改造一下”，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
制止张国焘的再度动摇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即于9月上旬命令他的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率该军四个师从长沙开拔，兼程北上，会同王均（第三军军长）、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军长）两个军，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