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中途刘晓即前往上海。出发前，张闻天、刘少奇、毛泽东先后同他谈话。张闻天强调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群众化，要使群众运动自然地形成。他要刘晓到上海后警惕“左”倾机会主义的残余，不要搞关门主义。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载《党史资料》第6辑。
在讨论中，与会代表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左”的历史传统，亦即过去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左”的错误的问题。讨论到5月26日告一段落。除了在会上进行争论以外，北方局有些同志还到张闻天住地反映情况，谈意见。那时，张闻天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一个四合院里。
为了统一思想，并引导会议向有利于团结的方向发展，自1937年6月1日至4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这次会议，有文章说是“政治局会议”，开会时间是“6月1日至3日”（见《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5期）。据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开到6月4日。在毛泽东6月3日发言后，6月4日发言的顺次有王震、冯文彬、彭真、朱理治、高文华、罗迈、刘少奇（刘的发言记录中有“我们的讨论，开了四天会”），最后由张闻天作结论。在这次会上发言的人除上述者外，6月2日有刘少奇、罗迈、凯丰、林伯渠、吴亮平，6月3日有朱德、博古、关向应。从在会上发言的人的身份可见，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6月1日，张闻天作报告，讲了三个问题：一、关于过去十年来政策的清算，二、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三、华北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6月2日至4日，与会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争论相当激烈，气氛非常民主。毛泽东在6月3日作了重要发言，6月4日会议结束前张闻天作了结论。
毛泽东在发言中谈到“传统”问题。他说，首先要看到，我们党在15年中造成了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它包括了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东西，造成了阶级与全国群众信仰的伟大的党；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表现在群众工作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与高慢的宗派主义，在宣传教育上不能深刻的普遍的联系实际，党八股等公式主义；党内关系上的派别观点、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等。这种习惯，也可以说是传统。对于张闻天的报告，毛泽东说：洛甫的提纲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提纲第二部分最精彩，很好地解决了许多策略问题。他指出，批评少奇的片面性是必要的，但不应否认他的全部。洛甫的分析中也证明这个不良的“左”的传统之存在，但对于少奇提出的问题“左”倾传统问题解决得不适当。毛肯定刘少奇1937年3月4日给中央的信和5月17日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的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据毛泽东1937年6月3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张闻天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分三个部分，标题与6月1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相同。报告的第二部分收入《张闻天文集》第2卷。张闻天指出：“党在中国革命新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实现民主共和国，并在这一统一战线内与民主共和国内取得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报告分析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国民党正开始转变但并未彻底转变，国共正在走向合作但尚未达到合作，是从两个政权到一个政权，从暴动的革命到革命的改良的彻底转变。报告提出，“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与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对国民党的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方针是“推动政府走向民主化”。张闻天指出，为要建立全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注意统一战线组织的广泛性、多样性，集中反对最主要的敌人，处理好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关系。报告根据两年来的经验和目前形势的特点，系统论述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张闻天指出，“今天我们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它阻碍着统一战线的建立。张闻天认为“左”倾关门主义在党内过去未能彻底克服、现在又成为主要危险的原因，除了一般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和认识根源之外，还由于：根本不相信国民党有什么转变而反对同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党内还存在着“左”倾总比右倾好些的观点。他提出为要消灭党内关门主义，必须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会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分析时局，领导群众斗争，必须坚决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打破“左”倾总比右倾好些的观点。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张闻天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小册子中，刘少奇在报告中，已有详细论述，张闻天在这里着重指出，特别重要的是懂得这些策略原则后，“决不要机械的把这些原则当做死的公式去背诵，而是首先要真正细心的与谨慎的去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探求革命形势的特点，体验群众的要求、痛苦与他们的每一呼吸与脉搏的跳动，再来决定适当的斗争的口号策略，工作的方法与方式”。张闻天还辩证地、历史地论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他说明“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是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种重要形式，那种认为“利用合法就是合法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
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作会议结论，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对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说明。最后，全体代表表决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从上而下的自我批评，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彻底否定了错误的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明确了革命新阶段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任务必须进行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对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对全党进一步冲破“左”的思想禁锢，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不足，同苏区代表大会一样，对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领导路线的错误性质问题，没有取得一致认识。这当然同张闻天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解决有关。
参与领导同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
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迎接全国抗战准备的同时，张闻天还参与领导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
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从1936年2月底董牧师到陕北接头以后，就一直在进行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一年来秘密谈判的目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合作大局已定。193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国共两党的正式谈判就恢复了。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张闻天起草的这个文件是对过去一年国共谈判的总结，又在实际上表明了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政治立场，公开提出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为了团结抗日，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与妥协，但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绝不放弃对根据地与红军的领导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同共产党合作抗日是被迫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实际接受共产党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主张的时候，仍然宣称“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转引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09页。，所通过的决议也叫做《根绝赤祸案》。他们无时不忘限制、削弱共产党以至消灭共产党。这就决定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是一场尖锐复杂、迂回曲折的斗争。
“争取民主权利”是准备抗战阶段的关键。国共谈判就是共产党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主要阵地。在这一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全国抗战的历史性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是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主将，张闻天则配合、协同毛泽东，在延安运筹帷幄，进行领导。二三月间，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持续了一个月的西安谈判，3月下旬周恩来同蒋介石在杭州的首次会谈，6月上旬至中旬周恩来同蒋介石在庐山的再度会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于7月15日登庐山与蒋介石的第三次会谈，8月上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并同蒋氏进行的第四次会谈；持续半年多的所有这五次会谈，张闻天都参与了领导。前方的周恩来正面交锋，机警坚定，后方的毛泽东和张闻天指挥若定，进退自如。他们互相商讨，审时度势，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
1937年2月9日，顾祝同（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到达西安。他被蒋介石委派担任两党谈判中的国民党代表。当天，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就同顾祝同进行会谈。深夜11点，毛、洛致电周恩来，请他以即将发出的“致三中全会电”作为“和宁方交涉之政治的立场”。军事方面，编制，提出开始出动抗日时编为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军饷，按中央军待遇，或每月接济至少80万到100万元（法币）；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党的方面，要求国民党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组织，中共在红军中的组织领导不变。第二天中午，洛、毛电复周，对谈判内容作补充，说明军事机关、政治集会我方应派代表参加，政府则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2月11日，周恩来同顾祝同、张冲会谈。12日凌晨3时，洛、毛又就谈判策略与条件复电周，请注意在谈判时要对方实行“致三中全会电”中所提五条要求，以避免对方“迫我再让”；要提出或坚持扩大红军现有防地，对西路军“停战让防”，各省红军游击队就地改编，拒绝国民党向红军派遣政训联络员，经费须从2月领起等条件。上引1937年2月9日、10日、1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周恩来电，均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12日，周恩来同顾祝同继续会谈。双方就共产党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红军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等）、分期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谈判代表张冲于2月26日返回西安，随即和周恩来继续会谈。在这之前，中央书记处已复电同意周2月24日致洛、毛电中提出的谈判方针。在周恩来与张冲谈判过程中，双方意见的主要分歧是在红军改编后的人数与编制上。按中共中央批准的谈判方针，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保留六七万，编制可改为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万人，编余部队改为某路军的直属队。1937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的复电。但张冲临返西安时，蒋介石对他说：红军可以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不可再加。据1937年2月27日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对此，洛毛于3月初电复周恩来，同意张冲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的红军主力编4个师16个团、另编2个徒手工兵师8个团共6万人的意见；3月3日周恩来收到的洛甫、毛泽东来电，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后因南京方面对此议坚决不允，中央书记处电周：“编制仍以四师为宜”，“但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周恩来1937年3月4日致中央书记处电说：“顷见张冲，云南京复电只允三师九团，顾今早开会商量改为四师十二团，不能再多。”中央书记处对此答复的电报，周恩来于3月7日收到。由于共产党方面一再让步，至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决定。1937年3月8日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题为《周恩来关于一月来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向中央的报告》，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正当国共谈判接近成议之际，国民党方面却突然横生枝节，制造障碍，于3月11日由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改案。按照贺案，红军改编3个师后每师人数只能保留1万人，总共3万人，且要服从南京和蒋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派人，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派遣充当；“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所在各省，取消“民选制度”一语，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在善后处理中，对停止进攻西路军置之不提。1937年3月10日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3月10日周会见张冲，得知顾祝同约贺衷寒、张冲对周恩来3月8日提案作了许多重大改动。周即电告中共中央。贺衷寒于3月11日将书面修改案交周。总之，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并欲以西路军的安危胁迫就范。当时西路军正孤军苦战于河西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