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张闻天接到周恩来关于上述情况的报告之后，即于3月12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并通告红军部队各军事首长，指出“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对他们所提“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电报指出，“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之政治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对谈判策略，针对两个星期来国民党方面“着着进迫”，提出我方“现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坚持三个国防师（每师15万余人）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苏区完整等最后限度的条件，并“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937年3月12日中央书记处致恩来并告彭、任、张、贺、关、陈、聂、徐、程电，见《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3月15日、16日，中央书记处又连续致电周恩来，要他要求迅速见蒋当面解决问题，为顾全大局，按照电报所列中央确立的15项谈判条件继续谈判。1937年3月16日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见《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毛泽东、张闻天等在政治上采取的这一进攻姿态，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的直接会晤。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和蒋介石进行谈判。4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等到机场迎接。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在杭州谈判中，蒋不得不承认国共分家十年招致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对分家之责不作检讨而诿过于鲍罗廷。他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并要求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当周回答最好办法是制订共同纲领时，蒋即要周速回延安商量合作和纲领问题。关于具体问题，蒋认为是小节，容易解决。当场允诺边区完整，红军改编后3个师人数不少于45万人、上设总司令部，国民大会国防会议中共可以派人参加等条件。蒋谈话的中心，是要拥护他做领袖。据《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见《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国民党一大宣言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结合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并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在全国范围进行民主运动以影响蒋；对具体问题，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会议还确定谈判的策略，如进展顺利，则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争取公开；否则，待事变发展，促蒋让步。会后，张闻天、周恩来等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4月26日，周恩来飞抵西安，准备南行再次见蒋谈判。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一起，对同蒋第二次谈判的内容多次与周恩来电报往返进行商讨。5月9日，周恩来收到中央来电：同蒋会谈时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具体步骤是：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名单，四、红军实行改编，南京释放政治犯。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5月24日，洛、博、毛复周电提出此次赴庐山见蒋，“须谈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二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军事、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5月25日，洛、博、毛又复周电，关于见蒋谈判之问题，除同意来电所提者外，还应提出并询问蒋的外交方针、国防军事、财政准备等问题，须力争办到：确定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长林彪，二师长贺龙，三师长徐向前，四师长刘伯承，先行发表，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取缔破坏民主运动、破坏两党合作、破坏红军苏区之行为；增加红军防地等。1937年5月24日、25日洛、博、毛致周两电，均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周恩来于6月4日抵庐山，6月8日至15日同蒋介石多次会谈。同上次杭州会谈相比，蒋的态度变化很大，设下许多新的障碍。他全然不顾先前关于制定合作纲领的提议，将周带去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撇在一边，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企图从组织上溶化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除同意红军改编后3个师人数可容至45万人、经费照一般规定发给，国防会议开会时可容共产党干部参加之外，推翻了杭州会谈时作出的不少承诺。蒋不同意在3个师上面设总司令部，而要在3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还要朱德、毛泽东出洋（或出来做事），各边区武装实行编遣后，其首领也须离开；不同意增加防地，还强调红军改编后部队可移防；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由南京方面派正的长官（可由共方推择中央方面的人）；国民大会可指定共产党代表，但不以共产党名义出席；还要共产党避名干实，等等，其意图是不让共产党公开和保有独立性。周恩来对组织原则、军队编制、边区政府等都不同意。尤其是指挥与人事问题，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无松动。周恩来只得返回延安。本段叙述的6月庐山会谈情况据《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日）中转述的周恩来1937年6月15日关于谈判结果致中央书记处电。要朱、毛出洋，据周恩来《论统一战线》：“我们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党派的联盟，但他（指蒋）在庐山第一次谈话会上居然敢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5页。
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央书记处立即商量对策。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中共中央准备作出重大让步，拟定关于谈判的新方案。关于两党合作问题，新方案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成同盟会的最高会议，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我们运用同盟会使之成为在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关于目前具体问题之解决，新方案提出，中共准备7月中发表宣言；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陕甘宁边区7月实行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官，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到适当时机不去；等等。《革命同盟会组织原则草案》的内容见《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所收中央书记处1937年6月26日致共产国际电。周恩来又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于7月2日交毛泽东、张闻天改定。
在拟定《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革命同盟会组织原则草案》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等文件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一起于7月4日离开延安到达西安，前往庐山同蒋第三次谈判。
他们到上海的当天夜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全国性的神圣抗日战争开始了。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为促使国共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共中央于7月14日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1937年7月20日洛、毛致周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然而，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却十分冷淡。7月13日（或14日），周、博、林登上庐山，随即将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但蒋扣住不发。虽在民族危亡关头，他还是不愿让共产党公开合法。在谈判中，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蒋在这点上继续向后倒退。6月庐山会谈时蒋虽然对3月杭州会谈允诺的红军改编后3个师之上设总司令部食言，但还是表示，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可是这次他又改口，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其用意是不让共产党独立指挥军队。对于蒋介石这一无理要求，毛泽东、张闻天为了团结抗日的大局，还是决定给予一定的妥协和让步。7月17日洛、毛致电周、博、林，提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但蒋介石不为中共一再退让所动，仍然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致使谈判陷于僵局。
在这样的情况下，洛、毛在7月20日致电周、博、林，决定对蒋强硬：“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请你们回来面商之”。1937年8月3日洛、毛致周、博并告叶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周、博、林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观察时局变化。
7月下旬，日寇又一次发起了侵占平津的进攻，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蒋氏不得不改变其固执态度，派人捎话：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周、博、林即于7月28日返回延安，张闻天立即召集书记处成员商定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编，编为3个师，45万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时局的发展使得蒋介石只能顺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潮流。7月底，蒋邀共产党代表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乃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宁参加国防会议，并同蒋谈判。8月3日，洛、毛致电周恩来等，要周、朱、叶等商量国防计划，连同红军作战方针、步骤，一并于当天电告洛、毛，待决定后由周等将国防计划携往南京面交；并提出此次赴宁须求得发表宣言、确定政治纲领、决定国防计划、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红军作战方针等问题一同解决。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步骤，洛、毛8月1日致周、博、林电指出：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因此，“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兵力为适宜”，“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同上。8月上旬，红军即确定出动路线“由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然后转赴怀安、蔚县”。1937年8月17日毛致博、林、彭、任电，据档案。
10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蒋介石等继续会谈。正在这时，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急需红军出动抗日，国共谈判到了急切需要迅速解决的关键时刻。8月18日，洛、毛致电彭、林、周、博，又致电周、叶，指出国民党方面提出要红军“分路出动”，是要分割红军，包含着很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同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周、叶，提出十项谈判条件。指出“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要求国民党迅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发表谈话，发表边区组织，发表总指挥部，确认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等各项条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323页。
在形势发展的推动下，蒋被迫让步，僵持不决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解决。谈判结果，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2日正式发表），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同意将红军在南方的各路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还达成了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后因南京沦陷，《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释放在狱共产党员和政治犯等协议。
谈判取得的成果，在红军、苏区方面，虽然取消了名义，进行了改编和改制，但保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而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战斗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称：“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在危急存亡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中共中央宣言的公布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
９月２５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名致电周恩来、林伯渠等，指示当前宣传内容，指出：“我们宣言及蒋氏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蒋谈话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349页。
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始终处在最前沿的突出的领导者的地位。他既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政策的酝酿、确立、发展、完善作出了巨大贡献，又为其贯彻执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事实告诉人们，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通过谈判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段光荣的历史，辉煌的历史。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竭忠尽智，恪守职责，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他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所作的贡献，也是他一生对党、对人民、对民族建立的最大的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