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六门课程之外，张闻天从学院创办一开始，就重视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前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学习与研究。他很重视毛泽东的报告和着作。马列学院开学不久，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张闻天每次都要各组派学员和院部的同志一起去听讲。后来，他又亲自约请毛泽东到学院作报告。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新民主主义论》的部分内容，都是在马列学院作过的讲演。毛的其他重要着作，差不多每篇发表时，张闻天都让马列学院组织学员认真学习。毛泽东的着作武装了全党，同时也是马列学院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马列学院的政治方向，始终是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政治路线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对立或抵制。
张闻天非常重视敌后、战区和国统区的实际工作经验。有领导同志从前线或大后方回延安，只要有机会，他都亲自请他们来马列学院作报告。周恩来的《国内外形势与大后方统一战线》，朱德的《形势与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彭德怀的《华北战场》，邓小平的《华北抗战形势与敌后根据地建设》，彭真的《关于晋察冀形势》，董必武的《关于大后方形势》以及贺龙、张鼎丞等的报告，都丰富了教学内容，促进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张闻天自己除了亲自讲课，主持课堂问答以外，经常就党内重大事件、党中央重要的方针和决定作报告。马列学院开学不久，张闻天作了一次批判张国焘叛变投敌的报告，反复阐明“必须党指挥枪，决不能枪指挥党”的道理。据曾彦修：《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以后，他立即向马列学院师生传达。一共作了六七次报告，详尽地阐述毛泽东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精神，结合历史与现状，精辟地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据宋平：《深切怀念张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马列学院曾停课专门进行研究和讨论，张闻天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七次集体解答。理群（邓力群）：《策略教育在马列学院是怎样进行的》，载《共产党人》第13期（1940年10月）。正如当年一篇题为《策略教育在马列学院是怎样进行的》文章所说，上述这些报告，以及对中央各种决议、指示、宣言的研讨，对党报、党刊的阅读、座谈，“使同学们有了实际的收获，由此，他们接受了抗战中某些经验与教训，使一般马列主义理论原则的学习充实了实际的生动的内容，因此，保证了他们在学习生活中接触实际问题，参加国内党内的政治生活，并从中来学习党的策略在各种环境、各个时期、不同工作部门具体运用。”
由此可见，张闻天对马列学院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办学方针，是很明确的。不仅如此，他的认识，在马列学院的实践中又有发展和深化。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组织报告中提出的“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09页。的任务，同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精神是贯通的。关于党校的教育方针，张闻天提出，首先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页。。1940年2月，张闻天又在总结马列学院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强调“巩固与发展党”是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规定“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同时又指出，“在学校生活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为了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303页。在张闻天直接指导下，马列学院正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培养、教育干部的。
为了“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张闻天要求学生认真读书，养成自学的习惯。学校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对于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学员则引导与帮助他们去直接阅读、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着作。
为帮助学员切实弄懂所学课程的原理，同时也为了检查教学效果，张闻天确实花了心血。吴亮平给第一班讲“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每讲完一个问题，张闻天就来主持一次课堂问答。每隔一两个星期他还要来给大家“照”一次“相”，更给学员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所谓“照相”，是学员们给一种课堂问答起的别名。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同学们在山下那间土墙泥顶的大教室里集合，张闻天便就一周所学的各门课程综合提问。通常都是先由他提问并点名回答，被点名的人站起来讲，如不充分就找第二、第三人讲，然后由他指点。提的问题很活，围绕所学的原理，而又联系到当时国际的形势、抗战的实际。开始学生们有点怕，怕自己回答不好出洋相，后来就慢慢体会到这种方法启发思考，促进理论联系实际，都喜欢这种生动活泼、自由讨论的“照相”了。有时张闻天有事，不能来“照相”了，大家就会感到失望。
除了教学以外，张闻天还组织全院干部、学员参加延安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他亲自在全院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说明开荒种粮的意义，下达打粮148石5斗的生产任务。他自己的伙食单位是在中宣部和中央秘书处，这两个单位开了几百亩荒山。
张闻天在马列学院对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也是很重视的。马列学院除办学员班外，还成立了一些研究室，有马列主义研究室、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哲学研究室、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室等。
为了让学员和广大干部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着，还设立了编译部，专事翻译。对翻译人员规定任务，平均每天译1000字，一年完成36万字。
1940年春，张闻天还请刚从苏联回来在中宣部窑洞暂住的师哲在马列学院办了一个俄文班，吸收中宣部的干部参加。他希望有一部分人经过学习能借助字典读马列着作俄文原文，甚至能翻译原文。他常向师哲询问教学情况。为了让大家好好学，他把自己的字典借给大家用，还捐出自己的一本俄文版《列宁主义问题》给大家当课外读物。据师哲：《我所知道的张闻天》，载《人物》1991年第5期；吴文焘：《师表》，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1939年，他组织了一个《资本论》学习小组，参加者有王首道、王学文、吴亮平、王思华、艾思奇、何锡麟、邓力群等十来个人。隔周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学习讨论半天，不论溽暑寒冬，从不间断，一直坚持到把《资本论》第一卷的25章全部学完，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每次讨论都由张闻天亲自主持。第一次由他讲学习体会。他着重讲了《资本论》为什么从商品、货币讲起的问题。以后讨论由小组成员轮流作各章的中心发言人，读懂了的，讲心得体会，没读懂的，提出问题，充分讨论。碰到重点、难点，不惜花费时间，反复研究。为了学懂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学习小组共讨论了三次。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原意，学习小组还常常把《资本论》的德文原版与中、英、俄、法、日文等译本，对照起来分析和研究。小组成员中，王学文研究《资本论》多年，王思华是《资本论》的中文译者，吴亮平、何锡麟都是翻译马列着作的学者，在组长张闻天主持下的小组讨论，内容之丰富，钻研之深入，可以想见。据何锡麟：《在洛甫同志领导下从事编译和研究工作》，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访问何锡麟谈话（1990年8月16日）。
张闻天一向认为，我们党的干部应该“敢说话敢做事”、“肯负责，不怕负责”，引自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页。所以，在马列学院内，他特别提倡发扬党内民主，提倡在学习中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提倡同志式辩论问题的作风。无论是理论课程的学习，还是党的文件的研读，或是各种辅导报告的消化，都要学员们进行民主讨论。班里常举办辩论会。在平房面前摆上一张桌子就辩论开了，有讲正面意见的，有讲反面话当“反派”的，争论激烈，印象深刻。为了让学员能有比较和鉴别，学院的阅报室公开陈列包括国民党顽固派报刊在内的各种观点的读物。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延安几个学校在中央党校礼堂组织了一个辩论会。马列学院被分配当国民党一方，因为有材料的便利而站在共产党立场反驳的一方又准备不充分，辩论的结果，反共的观点竟没有被驳倒。这个消息第二天就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对马列学院的同志说，我去驳一驳你们，看能不能驳倒。《新民主主义论》中“驳顽固派”等内容，最初就是毛泽东到马列学院讲的。据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马列学院的这种民主学风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使学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解得深透，掌握得牢固，有利于培养敢作敢为、敢独立思考的干部。
中国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1936年出版）中写到经过长征的张闻天的学者风度，说他“不似曾过万重山者”。在马列学院的工作中，张闻天虚怀若谷的风范，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的作风，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上上下下都亲切地称呼他“洛甫同志”，有什么问题想不通可以直接找他谈。按照张闻天关于自己培养教员的意见，一位从马列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被选定讲“马列主义基础”课。他在散步时向张闻天表示难以担当。张闻天反复叫他“不要怕、大胆去讲吧！”说自己到重庆教书时，有些学生也比我年纪大，而且还是女生，那时自己没有系统学过马列主义，但要宣传革命，“我都不怕，你已经系统学习过三年了，怕什么？”他还说，你不要去想什么马列学院的“小教员”，你就想你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ABC，就不怕了。临末，张闻天还从窑洞里取出一幅写好的字送他，文为：“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又是说服，又是鼓励，这位年轻人鼓足勇气走上了讲台。据曾彦修：《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137页。1940年十月革命节前，德国法西斯军队打到莫斯科城下。为声援反法西斯战争，马列学院决定排演德国作家沃尔夫所作反对法西斯暴行的话剧《马门教授》（剧本由萧三译，张闻天校，陈波儿导演）。被分配演马门教授妻子一角的学员怕影响学习，找张闻天请求免演，说：“洛甫同志，我不想再演戏了，我是来读马列主义的呀！在来马列学院之前，成（仿吾）校长还说要我们读好《资本论》哩！”这位女同学在马列学院建院两周年纪念时演高尔基的《母亲》，相当成功。张闻天笑着说：“噢，是小母亲吗？请坐，请坐，那次演得不错嘛。《资本论》要读，戏也要演。现在朋友有难，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呀！纪念十月革命节，声援反法西斯战争，这是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啊！”张闻天一番话，打通了她的思想。据王丹一：《馨香的岁月——延安马列学院生活片断散记》，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140页。
张闻天对干部、学员的生活、学习、工作关怀备至。他常与同学们聊天，打听伙食办得怎样，甚至问到每月一元五角“边区票”的零用钱怎么支配。据吴文焘：《师表》，《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当年，马列学院每月发给编译人员的生活补助费是四元五角，仅比毛泽东、张闻天少五角钱。张闻天得到了外文版的书刊（有些是张闻天专门请在香港、重庆的同志买的），就亲自送到编译人员的住地。编译部在马列学院的后山。张闻天的窑洞同他们的住地相隔一个山坳，他总是不怕劳累，爬山走去。据何锡麟：《在洛甫同志领导下从事编译和研究工作》，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1940年，范文澜到马列学院任历史研究室主任，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张闻天问他有什么困难，只管说。范踌躇半天，说缺少书，自己的书都在国民党统治区。张闻天请他放心，立即让地下党设法将范文澜的书从开封运到了延安。书有五六十箱，绝大部分是线装的。运来后全部放在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办公厅巨石建筑里。这批书成了中央图书馆的藏书来源之一。冬天寒冷，张闻天还将自己的一件皮袄送给了范文澜。访问刘英谈话（1985年10月26日）。
张闻天对干部和青年的爱护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他们的大胆使用上。马列学院领导机构的干部除总支书记张启龙、秘书长朱光等老干部外，大部分是从学员中选拔的。当时参加学校领导机构工作的宋平、邓力群、马洪、安平生、孙鸿志等，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还有一些学员被选拔当了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如王光伟、田家英、曾彦修、李清、吴俊扬等，那时大都才二十出头，王光伟稍年长些，也不到三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