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亲手创建并直接领导的马列学院，办学三年，应该说是成功的。正如李先念（他是该校第一班学员）在致延安马列学院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集会的一封信中所概括的，“它是我们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它培养了一批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干部，并帮助许多经过长征和在国民党区域长期斗争的干部总结经验、学习理论；还为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所有经过马列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学习和锻炼的干部，以后在各个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各条战线的广泛实践中，可以说，都起了应起的骨干作用。”《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延安马列学院在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改组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可见，它的改组是适应着延安整风形势的要求。应当承认，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甚至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如上所述，从张闻天办学的指导思想到三年办学的实践来看，他是一贯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列学院毕业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感到，通过这一段学习，初步获得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知识，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大大提高了思想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懂得了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党性修养，是终生受益、永世难忘的。这些收获，显然不是在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的教学方针下所能得到的。这恰好说明马列学院在整体上是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并取得了成效的。
整体上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而又存在着若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毛病，马列学院工作中的这种矛盾性，应该从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中得到解释。从创办马列学院到1941年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理论与实际统一的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张闻天强调了“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但那时毛泽东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的侧重点还是“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张闻天对“理论与实际联系”的认识侧重点是“考虑中国的特点”、“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在教学中，要“着重于拿实际的问题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页。到1941年毛泽东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后，全党的认识获得了一个新的飞跃。毛泽东提出“矢”和“的”的关系：“‘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找“矢”是为了射“的”；特别是他又提出“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作出了新概括。这就使全党对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这样的认识高度来看马列学院和它的院长，应当说当时对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的认识和理解还没有达到内在的、深刻的水平，还未能从整风所提出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清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知识，也就没有达到后来毛泽东在整风报告中所讲的那样全面的认识。这就造成了马列学院虽然认真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方针而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够重视实践、不够重视实际的缺点。
同延安整风统一起来历史地、全面地评价马列学院，可以看到，马列学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成熟之后向着解决思想路线过渡中的一个产物，如果说它的产生是适应了全党普遍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那么它的改组又是适应了全党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的深入与提高。特别可贵的是，继续担任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张闻天，在这一深入与提高的过程中，又以亲自长期到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研究的实际行动，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编着革命史教材和编译出版马列着作
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为统一领导中央直属各学校的教育工作和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特决定组织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同志兼任部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本来这项工作就是由张闻天兼任部长的中央宣传部负责的，现在另设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在张闻天的领导下，延安和全党各学校和机关的干部教育工作就进一步开展起来了。至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张闻天兼任部长。他及时总结各学校、各机关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经过中央研究，连续发出了《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1月3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24日），对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包括不同程度干部分类学习的课程标准）、教学原则与方法、教科书的编辑发行等都作了明确、切实的规定。1940年8月13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干部教育工作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以上列举的四个文件除3月24日一件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外，其余三件均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
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对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作了总结，指出：“一年多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已经发动了最大多数在职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组织成为经常性……在教育制度上，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建设，如：小课与大课之相辅而行，指导员与支部教育干事的确立，巡回教育制与顾问团制的采用，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的推行，一般大讲演的举行与干部教育中策略教育的开始等等。在学习方法上，我们有过许多创造，并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在今年5月总检查中，曾经发现了许多模范的学习小组。总之，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正在继续展开和不断的前进。”同时也指出存在着策略教育不够、许多干部未能养成自习与独立思考的习惯等弱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4页。在总结经验、揭示弱点的基础上，张闻天领导宣传教育部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对不同地区、不同方面的干部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具体指示。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先后就“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华北联大教学任务、方针等问题”发出指示，以上列举的文件均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推动了延安、各根据地以及大后方干部教育的发展。
张闻天是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创办马列学院和上述对干部教育的全面领导以外，要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这部教材的编着与马列着作的编译出版了。
张闻天认为，“供给教材”是党内教育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供给各地教员、教材、教育计划、研究讨论大纲”是党中央和宣传部的责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页。所以，张闻天十分重视教材建设。他刚到陕北就指导宣传部的同志编写过一本简明通俗、图文并茂的《党员课本》（共32课），亲自修改定稿。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页。他甚至还亲自组织与指导编写了一套抗日根据地小学语文课本。董纯才：《追思与怀念》，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当然，最为着名的是他亲自编着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这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教本，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之一。
在党内教育中开设党史、革命史课程方面，张闻天称得上是一位先驱者。1933年出版的教本《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就是他在江西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课的记录整理稿。他共讲三讲，一为“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二为“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三为“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铅印本未收第三讲）。这本书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根据地内的干部学校都采用它做教本。它是后来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雏形。1936年“红大”恢复，张闻天又一次讲授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周恩来1936年7月10日在安塞会见埃德加·斯诺时曾介绍此书说：“书中虽有一些史实和分析上的错误，但仍算是现有最好的一本书。”7月19日张闻天同斯诺在保安长谈，用“正反合”的哲学观点，精辟地分析了大革命以来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发展阶段，表现了他在这个领域的深厚造诣。斯诺：《红色中华散记》第12篇“洛甫论党的问题”。
1937年春，“红大”改名为“抗大”，打算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这门课程发展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课程内容的侧重点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党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与具体政策”引自张闻天《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关于课程内容的规定，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这对重新训练老干部和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是很有必要的。可是，当时既没有教材又没有教员。虽然共产党的早期宣传家恽代英、萧楚女在大革命时期分别编写、印行过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方面的教材，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3月15日印行，全书七讲，从“反清复明至鸦片战争”讲到“五卅运动”。萧楚女：《民族革命运动史大纲》，1927年3月印行，列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但在延安很难找到。那时，延安可以找到的是李鼎声（平心）编着的《中国近代史》，这部书就成了张闻天主要的参考书。
为编好教材并培养教员，张闻天亲自将开设这门课程的任务承担起来。他在抗大组织了一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参加者有刘亚楼、张爱萍、杨兰史、莫文骅等。朱德总司令不是研究会的成员，但参加研究会的活动。张闻天首先指导大家自学，要大家找有关的书籍，认真阅读研究，然后组织讨论。张闻天说明全书框架，提示每讲要点，并明确分工，每人写一讲。各人写好后交给他修改。在做过这番认真准备之后，张闻天亲自在抗大第一队（军、师级高干队，还有个别国民党抗日将领参加）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朱总司令和研究会成员都去听讲。尔后，各人以张闻天的讲稿为蓝本，依据听讲学员的实际水平，对自己所讲的一讲加工修改。除朱总司令去第二队（也是高干队）讲课外，其他人都是去团以下的干部队或学生队讲。为使理论问题寓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之中，大家作了不少努力。经过教学实践检验的讲稿，又作了补充修饰，上下连贯成书，最后由张闻天审阅修改定稿。《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成书经过据莫文骅：《〈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418页。1937年冬，这部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由延安解放社铅印出版，用的名义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编”。
这本书从1840年鸦片战争写到1927年广州起义，内容生动具体，文笔流畅，深刻地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革命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的经验教训。出版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孤岛”上海，在武汉等地，都相继翻印，流传全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类院校，无论开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课程，还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课程，一般都以这本书为教材或蓝本。此后，范文澜等许多人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着作，都是参考了这本书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各种干部学校都以这本书作为课本。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它先后出了10多个版本，印行在20次以上。可见它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适合干部学习的教本。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结构框架和叙述体系。全书分七讲，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讲到五四运动为发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前三讲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后四讲为“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这种讲法，讲清了近百年来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全过程，使人对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历史过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和意义，有清晰完整的概念；对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道理，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每一讲都先分析革命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和这类革命运动的历史渊源，然后用翔实的史料，生动具体地评述历史过程，最后论述经验教训，使读者把感性的历史知识提到客观规律的理性高度来理解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