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逻辑的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这个教本的一个显着特点。张闻天遵循关于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必须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社会基本矛盾之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说明中国现代历次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时，特别注重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动情况的分析。同时，张闻天又能够用世界眼光来认识中国历史。因为既然西方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就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同世界的历史变动息息相关了。作者还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比较方法，坚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分析，许多论断新颖独到、中肯贴切。例如，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在当时落后的北方之变态的再版”，“义和团虽然是一种迷信的农民组织，可是它又带有一种民族思想与反对统治阶级的情绪”。而太平天国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相比有它的新特点，它是“中国过去历史在新周期的再现”。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正酝酿着新变动的情势之下，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战争“恰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在客观上正是更明显地谋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又如，作者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作比较，指出“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自上而下来改造中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
这本教材中最精彩的篇章，是对各次历史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张闻天开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这门课的目的，是要通过历史的学习，记取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理解并掌握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每讲的经验教训部分自然是他最下工夫的地方。例如，关于太平天国，书中讲到，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当年是何等的英明果决，在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到了后期，却是“近小人、远贤臣”，个人专断，昏迷猜忌，发动一场内乱，残酷迫害功臣忠良，造成令人痛心的自相残杀的惨局。作者以痛切的笔触道出这一历史的悲剧，给人极深刻的教训。对于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总结是张闻天写得最为深刻、细致的部分。张闻天以其在丰富的革命实践中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反思1925-1927年大革命的历史，对武装斗争、土地问题、群众运动、国共合作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历史具体的、深刻的总结，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了透彻的、极有说服力的批判。张闻天指出，大革命遭到极为痛心的挫败，首先是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完全不了解“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列宁语），“而政权最重要的工具便是武装”。张闻天指出了从中山舰事件起陈独秀在武装问题上不可宽恕的错误，直到“四一二”政变后最紧急关头自动地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缴械的叛卖罪行，用血的教训阐明这样一条真理：“中国国民革命要得到彻底胜利之先决的条件，必要变更旧的官僚机构和雇佣军队系统，而创造直接民权和真正国民武装。”这样具体而深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巩固和发展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历史的殷鉴和理论的根据。
自然，这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当时参考资料很少，全党对于历史经验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总结，因此书中若干史实欠准确，若干论断未必得当，这是在所难免的。总的说来，由于张闻天深厚的理论功底、良好的文字素养，对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得这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着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张闻天及其《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都有一席之地。胡乔木在1988年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仍然把它作为一个范本，说张闻天的这本书是按照他自己对局势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判断来写的，那时毛泽东对这些问题还没有作出论断。全书一气呵成，看起来很流畅，有极大的可读性。据胡乔木1988年8月9日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改问题与有关同志的谈话记录稿。这次谈话以《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为题编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评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话参见该书第293、296页。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教材的下限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张闻天后来在马列学院又接续讲了《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反动时期》、《十年苏维埃运动》，加上传达六届六中全会详细地讲述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实际上一直讲到了抗战。据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宋平：《深切怀念张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又，《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反动时期》当时曾将记录整理稿油印成讲义发给学员，惜迄今未找到。可惜这些讲课的内容未能增补到这本教材中去。
张闻天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出版，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他就翻译出版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等着作。他在延安时，为了做好马列着作编译工作，特地在马列学院内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编译部，张闻天亲自兼任编译部主任。他管得很具体，抽调干部，个别谈话，了解工作进度和困难等等，他都过问。他还亲自审阅部分译稿。编译部起初不到十人，他还组织延安其他单位的一些同志参与这项工作。他提出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期集中力量编译出版“马恩丛书”10册，第二期编译出版“列宁选集”20卷。在他的领导下，这项工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终于克期竣工，前后花了将近六年。这30本书的翻译出版，不论对于全党的理论学习，还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是一件大事。它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阵地，为广大干部提供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食粮，适应了党中央大量培养干部的迫切需要。
张闻天认为：“除阅读与研究我们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以外，也还有许多书籍，可以作为我们增进知识的辅助读物的。”因为“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知识最高的发展，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有很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张闻天：《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296页。为此，在他的倡导下，延安编辑出版了《抗战中的中国丛书》、《西北丛书》、《文化教育丛书》等知识读物。他还提倡读鲁迅的杂文和小说，认为这是“每个干部所必须研究的读物”，《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现代中国的青年，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宝贵的东西”。张闻天：《关于编辑〈鲁迅论文选集〉的几点声明》（1940年10月19日），载《鲁迅论文选集》，1940年10月延安出版。收入《张闻天文集》第3卷时改题为《〈鲁迅论文选集〉序言》。为此，他指导刘雪苇编选了两本集子，一本是《鲁迅论文选集》，一本是《鲁迅小说选集》，“作为青年所必需的读物”。在194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日，他专为《鲁迅论文选集》写了序言。这两个选本曾在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对鲁迅着作的学习、鲁迅精神的发扬，对结合中国国情来学习马列主义，起了很好的作用。
论青年修养和党的建设
张闻天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他除了致力于干部教育基本教材的建设和马列着作的翻译出版以外，还在他主编的公开刊物《解放》和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对陕公、抗大、马列学院作过多次重要讲演。其中影响最为深广的是他1938年论青年修养的讲演和1939年到1940年论党的建设的文章。
张闻天1938年4月在陕北公学《论青年的修养》的讲演和7月对抗大第三期毕业同学《论待人接物问题》的讲演，是传诵一时的两篇名文。两篇文章分别载《解放》第39期（1938年5月22日出版）和第65期（1939年2月28日出版），后以单行本广为流传。两文均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引文均据《张闻天选集》。抗战初期投身抗日洪流的青年，许多人都读过这两篇文章。张闻天在民族抗战大时代的背景上，论述了抗战初期的革命青年应该怎样将共产主义理想同抗日战争的现实结合起来的问题，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中怎样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时代精神对共产党人的要求。所以，张闻天这两篇文章不仅是对青年修养的一般论述，而且提出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具体内容和严格要求。
《论青年的修养》从革命者与时代关系的高度来谈个人修养问题，它紧贴着抗战的现实，围绕着青年的理想这一青年修养的核心问题，结合着青年的特点（优点与弱点）展开论述。张闻天谆谆教诲即将奔赴战区、敌后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青年，第一，“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他指出，同“空想”不同，理想是建筑在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东西，适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它是可以实现的。抗日救国，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是我们今天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将来的理想。他启发、引导青年，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结实坚固的科学的基础之上。第二，“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分析了青年的弱点：往往对革命的持久性和困难性估计不足，受不住旧社会思想习惯的压力，经不起一切物质上的诱惑，以及缺乏足够的忍耐与坚定而往往有动摇性。指出这些弱点常常是使青年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到底的原因。第三，“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张闻天扼要地阐述了从了解情况、决定方针任务到开始实际工作这一过程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嘱咐青年，为了完成坚持抗战，最后战胜日寇的中心任务，要善于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实现这个中心任务的具体办法，并以极大的灵活性、机动性与创造性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情况在变动着，至死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而“一切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我们也只能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一切先进的革命理论，也要在实践中充实自己与发展自己的”。第四，“要同群众在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详细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勉励青年，要下决心到群众中去，要善于使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领导的正确，要向群众学习，在群众斗争中学习，领导群众前进。
《论待人接物问题》是《论青年的修养》的姊妹篇。它着重就实现理想的办法问题深入开掘，探讨了在建立、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下，革命者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一篇论述党性锻炼的重要文章。张闻天没有简单地从待人接物的一般态度、方法上看问题，而是将待人接物问题放到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怎样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来认识，要求在待人接物问题上，不仅估计到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区别，而且要估计到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与特点。张闻天认为，对共产党员来说，待人接物问题首先是一个个人修养和党性锻炼问题。所以，在这方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要能够打破一切成见、一切公式、一切小圈子、一切私人的好恶等的限制，而容纳各种人才，使用各种人才。这种在抗日总原则下的“博爱”、“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态度，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有中国古代哲人那种所谓‘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决不要为人们觉悟程度的不齐而表示失望，决不要轻视或鄙视任何思想落后与思想复杂的人；决不要以强迫命令的方法去让人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决不要对什么人都使用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和老调；对于人们的错误和缺点，要诚恳的劝导；要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群众的具体要求和情绪，去进行教育群众和说服群众的工作。
张闻天对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法作了细致的分析与阐述，提出了这样一些具体的要求：谦逊与和气，尊敬与仁爱，自我批评的精神，真诚、坦白与婉转，言而有信，以身作则，群众工作中敬谨而周密。这些要求，弘扬了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中的精华的结合。
张闻天的这两篇文章使广大青年深受教益，启发和引导他们将加强党性锻炼、个人修养同高尚的理想和实际的工作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目标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沟通起来，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以致引起日本宣传机关的注意。1939年东京出版的《支那共产党之现势》收录《论青年的修养》，编译者称张闻天是“中共军中第一论客”，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斗争已经成为“世界一大难题”，是日本对中国作战的一个“肿瘤”，而中共领导的“思想游击战”比他们的武装游击战更其可怕。转引自程慎元：《张闻天研究在日本》，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