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的主要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尖锐地批评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说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毛泽东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损失。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只有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员干将，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短促突击”等，是林彪鼓吹过的。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在副报告中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对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还全力推举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周恩来态度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周恩来曾经分析过自己在遵义会议上与博古的态度不同的原因，他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博古是会上被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民主作风和光明磊落的态度。他也并非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但受认识的局限，他在报告和发言中，“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挥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陈云的《传达提纲》中说他“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恰如其分的。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了保留意见。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别人都围坐在长桌子四周，独有他坐在房门口。他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他表示“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议过程中，他还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李德这种恶劣态度并没有阻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对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大人物”的错误进行正确的批评和果断地作出结论。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并没有因为李德的严重错误与恶劣态度而影响他在红军队伍中发挥他能够发挥的作用。李德在陕北也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误，并提出“请国际讨论我的错误，并做出必要结论”。李德1937年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检讨。据会议记录。但他离开中国以后，终其一生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晚年还写书为自己辩解，编造事实，把遵义会议歪曲为派别斗争，发泄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不满。
遵义会议的胜利
遵义会议就“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展开讨论。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中央书记处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电（1935年2月28日）。会议指出：“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这就分清了反第五次“围剿”与长征第一阶段中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指明了军事指挥上路线的错误。同时，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又明确了责任：“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Ａ、博、周三同志，而Ａ、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同上书，第41页。“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遵义会议决议》。××，指博古。华夫，即李德。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那么就势必要转变路线，变换领导。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遵义会议决议》。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
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据遵义会议的出席者、时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据《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载《百年潮》1998年第6期。参见杨尚昆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写的《序》，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会议关于“取消（最高）三人团”的这一项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在这中间，“毛洛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毛泽东多次给以肯定。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会上曾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毛泽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张闻天延安整风时写的《反省笔记》中，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和自己的贡献，也曾作过评价。只是对自己贡献的评价太过谦虚了些。他说：
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和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张闻天在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现通称《延安整风笔记》。《遵义会议文献》编者胡乔木节录《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收入该书。引文见《遵义会议文献》，第79-80页。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样的历史评价是客观公正的，是恰如其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