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博洛交接
遵义会议开完以后两天，1934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就由遵义地区北上，向土城方向开进，拟在泸州上游一线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不意受到川军的顽强抵抗而失利，乃果断决定撤出战斗。1月29日拂晓前，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场）、土城西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北部边沿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2月3日，中央纵队抵达叙永县的石厢子宿营。2月4日，在这里收到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项英发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项英批评中央和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应早定”。
这时党中央总书记还没有变换。遵义会议以后，事实上博古已经无法领导中央工作。他接到项英来电后，没有召集会议讨论，也无从确定行动方针以答复项英。
项英不见回答，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项英要中央赶快作出决策，进行领导。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
红军中央纵队2月5日从石厢子开拔，向扎西（云南省威信县县治）进发，行进在叫做“鸡鸣三省”的地域。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赤水河和渭河交汇处有个渡口，当地称“岔河”，旧地图上标地名为“鸡鸣三省”。意思是这里地处三省交界，雄鸡打鸣，三省都能听到。当地习惯，“鸡鸣三省”不单指渡口，也泛称渡口附近三省的乡镇。2月5日，中央纵队拟在“鸡鸣三省”地域属于威信县的一个小镇水田寨宿营。不想，团匪据守两座炮楼阻挠，红军不能立即攻克。时已将近黄昏，军委纵队只好绕过水田寨，在小镇西边二三里路的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等几个小村寨住下。总部的通讯部门住花房子，中央负责同志住高坎。
这时，张闻天感到，项英这两天接连来电，不能不复；此时再不变换领导，要误大事。现在是到了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时候了。于是就提出“要变换领导”。本来，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许多同志都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当总书记，这一天晚间常委开会讨论分工，作出决定，以洛代博，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为此，党中央还发表了一个撤销博古总书记职务的声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
0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四扎西会议0当时，政治局成员都赞成这个决定。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服从政治局多数同志作出的决定，把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几副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立即倾注全部精力和才智，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团结政治局和军委的负责同志，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把领导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历史重任承担起来。
从2月5日晚上到2月9日这四五天里，中央红军在威信境内，从水田寨的花房子、到石坎、再到大河滩的庄子上、直到扎西镇的行军途中，张闻天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通过了《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2月5日张闻天就任总书记以后主持召开的“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从此，开始了“毛洛合作”（即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配合合作）领导全党全军进行长征的历史新篇章。而1935年2月的扎西，是领导全党全军完成伟大历史转折的总指挥部所在地。
下面，我们基本上按照扎西会议的顺序，叙述毛洛合作的党中央在这里继续和最后完成遵义会议的任务、指挥全党全军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过程。
2月5日：决定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实行“博洛交接”后，张闻天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经讨论作出决定后，张闻天立即于2月5日当夜以中央名义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对他们2月4日、5日来电明确答复。关于战略方针，复电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并指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关于组织领导，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这就改变了长征出发以来中央没有指示的状况，及时地传达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明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任命了领导干部，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组织联系和领导关系。恢复受排挤的陈毅的军事领导职务，体现了遵义会议的精神。
2月13日，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分局发去长电，详告2月5日“决议详情”。在得到19日、21日项英报告具体贯彻情况的复电以后，2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项英转中央分局，详告执行中央指示中应注意的具体问题。由此，中央苏区开始实行战略转变，明确了坚持赣南游击战争的方向。
2月7日：作出“回兵
黔北”决策2月6日，军委纵队从高坎进至石坎子，7日到达大河滩。张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土城战役失利的教训，讨论当前最为紧要的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会议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向中央红军围追堵截，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按遵义会议原定的渡江北上“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如不改变计划，红军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果断地决定改变战略方向，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入川的计划，利用敌人主力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2月7日19时，中革军委在大河滩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通报了“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这一战略方向的改变，为使红军脱离当时的艰险处境争得了主动。
会议同时又讨论了红军部队“缩编”的问题。为适应当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决定对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实地缩编。
2月8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
2月8日，中央纵队继续在崇山峻岭中向扎西方向前进，当天到达庄子上。在这里，张闻天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在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上决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在遵义会议后二十多天的征战途中，张闻天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以他在遵义会议上所作的“反报告”为基础，吸收会上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并结合会后形势发展变化和新的决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达到成熟。《遵义会议决议》阐述了遵义会议的内容和成果，概括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是集中体现这一伟大转折的历史文献。它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主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作为遵义会议上“发言提纲”的执笔者、“反报告”的发言人、《决议》的起草人，张闻天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当然，张闻天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同得益于毛泽东的教育、帮助是分不开的。他说过：“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益处。”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应该说，《遵义会议决议》也是“毛洛合作”的杰作。
《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决议》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正是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
《遵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用大量篇幅，通过反“围剿”战争中正确的与错误的两种战略战术的对比，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上述结论，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系统地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集体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在运用兵力上，应“集中优势兵力”而不是“分散兵力”。
《决议》批评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决议》论述了正确的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指出只有这样才能使红军经常掌握住主动权。
②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
《决议》指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他们制造了一种“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的理论”，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他们抛弃了红军的特长运动战，而采用了对敌人有利而对红军极端不利的阵地战，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决议》论述了用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堡垒线内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做运动战。”
③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整个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而不是相反，应“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时机”而不能采取“拼命主义”。
《决议》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高度指出：“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因此，红军在有利条件下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暂时退却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决议》又指出另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不了解“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这一中国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在反第五次“围剿”中同敌人“拼消耗”，“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对立起来”，“这是把战争当儿戏”，是“罪恶”。《决议》申述，为了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时机，“即使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受到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的苏区。《决议》还从反倾向斗争高度指出，“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保守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④对福建十九路军事变，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直接配合”的方针而不是相反。
《决议》指出，利用敌人内部的冲突，“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应要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然而当时博古等却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从而“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
《决议》还对实行战略转移与突围西征的过程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其间博古、李德等的原则错误作了深刻的批评。首先，在实行战略退却的问题上既延误了时机，又“完全忽视”“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采取“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扞卫中区’的矛盾态度”，给红军造成很大损失。接着，也是更为严重的，是将突围的行动基本上看做不是坚决的和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从瑞金出发到黎平，指导突围西征的基本的战略方针是“避战主义”。结果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差不多经常被动挨打，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粉碎五次“围剿”，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最后，到了湘黔边境，博古、李德等又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决议》将突围行动同反第五次“围剿”战争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决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文献。它是在全党内开展与深入进行“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央红军和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决议》又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它所扼要地论述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不仅在长征中被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更为广泛地被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毫无疑问，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战争的产物，是毛泽东、朱德和人民军队将帅们智慧的结晶。张闻天则以他起草的《决议》，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概括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