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也是张闻天彻底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的一个标志，是他生平、事业的一个高峰，思想飞跃的一个界碑。张闻天能够从“左”倾集团中分化出来，能够起草并主持通过《决议》，完全是出于自主、自觉。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决议》采用了张闻天自福建事变到长征前夕发表的不少文章中的若干正确思想、观点，以至使用了表述这些思想观点的语言。张闻天自福建事变到长征前夕发表的不少文章中至少有以下诸篇其内容同《遵义会议决议》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1933年11月21日）、《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1934年4月27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1934年6月24日）、《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4年7月26日）、《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1934年9月26日）。联系张闻天的革命经历与思想发展，完全可以看到，张闻天遵义会议的“转变”的必然性。这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接触了中国革命实际，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中逐步认识“左”倾错误、逐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结果；是他在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中，从思想、理论到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事实的教育，反复地对比，分清了是非，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肯定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军事战略战术的结果。这也说明，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
在充分肯定《决议》伟大意义的同时，当然不应该回避《决议》存在着“转变”时期或尚未完全觉察、或难免需要暂时保存的旧的痕迹。毋须讳言，这同时也反映出《决议》起草人张闻天的“转变”还有不够彻底的地方。如：《决议》在批判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同时，依然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决议》对于博古、李德等错误的主要倾向分辨不清，认为其性质是“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决议》批评并排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路线、方针、战略战术问题，然而在行文中还是不时引用国际指示作为批判的武器；《决议》对于福建事变中的十九路军，也还囿于下层统一战线的传统观念而笼统地认为它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
《遵义会议决议》经2月8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立即刻印“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在印发决议全文之前，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张闻天写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下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在《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这个文件以两千多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没过多少天，其全文用电报发给了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中央军区。此件发电时间，中央档案馆所存油印本为1935年2月28日。已收入《遵义会议文献》。这样，《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在2月即传达到了全军。
2月9日：决定中央红军“缩编”
1935年2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到达扎西镇。该镇地处扎岭之西，清代命名为“扎西”，同时兼取当地少数民族彝族的语音，意思是水多的地方。这个镇不小，是威信县政府所在地。张闻天立即在镇上的江西会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缩编”问题和红二、六军团战略方针与组织问题。
2月7日大河滩会议已经作出改变战略方针、“回兵黔北”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决策。9日召开的江西会馆会议为贯彻这个战略方针毅然决定“缩编”中央红军各军团的战斗单位。第二天，2月10日，军委颁发《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明这次缩编的指导思想是：“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陈云组织领导了这次缩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还抽调部分干部率几百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境地区坚持斗争。
2月9日：决定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对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政治局会议也作出了决定。
193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提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指示他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敝，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对敌人需采取疲敝、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关于红二、六军团的军事领导问题，电文指示“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二、六军团军分会委员名单中之贺为贺龙，任为任弼时，关为关向应，夏为夏曦，肖为肖克，王为王震。
红二、六军团收到中央2月11日电报以后，意识到这次中央的提法“和过去的提法大不一样”，“于是电问中央”。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张闻天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立即将《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全文用电报发给红二、六军团，同时也发给了中央军区和红四方面军。
对于红四方面军，张闻天接任总书记以后也十分关注。除上面所说的及时电告《遵义会议决议大纲》之外，于2月16日即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电文说：“（中央红军）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转引自力平等着：《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曾于1月22日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决定“转入川西”，“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指示四方面军给以配合，“集中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2月10日：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张闻天从2月5日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短短四五天时间，从水田寨西的高坎，到石坎子，到大河滩，到庄子上，最后到扎西镇，一路行军，一路开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作出了“回兵”和“缩编”的决策，决定了中央苏区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及时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联系，很快就把领导全党全军实现伟大战略转变的历史使命及时、有效地担当了起来。在最急迫的任务完成之后，张闻天又把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向中央红军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及时地提上了日程。
1935年2月10日上午9时，军委纵队在扎西镇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张闻天报告的时间、地点、会议名称、报告题目均据伍云甫日记所记1935年2月10日“洛甫报告”的记录。该日记收入《红军长征日记》一书，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见该书第177页。伍云甫时任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政委，领导无线电通讯工作。
会场临时用木板搭了个台子，连标语之类的布置都没有。参加会议的干部随便坐在长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听新任总书记作报告。
张闻天告诉大家，上月攻克遵义以后，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反对敌人五次“围剿”和西征作了总结。他说，我们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我们在军事领导、作战指挥方面犯了错误，敌人采用的是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我们应该用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弱处，在运动战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个击破敌人，这样来粉碎“围剿”。而华夫（即李德）用“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作战，使我们不能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在苏区边界上到处造堡垒，以堡垒对堡垒，跟敌人拼消耗、拼子弹、拼人力，结果使中央苏区不能粉碎“围剿”。
张闻天指出，决战防御的战略当然首先要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以转入反攻和进攻。但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则要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为了寻找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由此他讲到，这次退出苏区过迟了。七八九三个月，我们消耗了不少力量。其实，在广昌战役后，就应该退出中央苏区，保存有生力量。而10月开始西征的时候，我们思想上又没有明确转移是为了打仗，不是避难搬家。结果来了个大搬家，坛坛罐罐全带上，后方机关庞大，战斗部队只能变成掩护队。
张闻天向大家宣布了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团”等中央组织变动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