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马祖上堂说法，还没开始说，怀海便到他面前，把他面前的席子卷走了。马祖便回去，怀海跟随到方丈寮，马祖问他：“我还没开讲，你为什么把我席子卷走了？”怀海说：“因为我昨天鼻子被你扭得疼。”马祖说那你昨天什么感想？”怀海说：“这会鼻子已经不疼了。”马祖便印可他说你已经深明昨日百丈与马祖的言谈方式，二人都深深印于心，所云何物，落落明白，却又急坏了众生。他们在那里说些什么？他为何一会哭，一会笑？他们的言谈举止，并不如大家意会的那样，从哭、笑、扭鼻子、野鸭子飞过去了当中，并没有一切的谜底，因为谜底不在语言里。在心灵的深处进行着撞击和大悲大喜，岂是语言能表达清楚的？有人称许：“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马祖所传禅法“平常心是道”，此时他的小徒弟已经深深领会于心了，有这样的精神气量，所以日后能在平民中间、草莽山上，开辟出一方信仰的净土。
庞公说：“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可作为百丈禅法的一个好注解。百丈亲自下田劳动至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说并真正做到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给千古“禅林”树立了一个楷模。
真可这黑脸的壮汉
宋、元之后，整个佛教呈现衰微的态势，其原因有多种，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儒学的发展和儒学作为正统官方哲学体系的确立，使得佛教的影响更加拘于僧团内部，从而失去其在社会上的广大影响力。僧人虽多，但多半是由于政治经济因素而出家，于教理方面对佛教做忠贡献的，却是少之又少。然而，历来儒教以吸收佛教因素为发展，如朱熹将洪州禅“理事无碍”等概念纳人他的儒学体系，又伴随着禅学本身一些发展，间或有几位高僧出现，“禅宗”的法脉便一直没有断绝，仍然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到了明代，四大高僧的出现，使得“禅宗”宛然出现了一种中兴的局面。而紫柏尊者，就是四大高僧中的紫桕（1543-1603年)俗姓沈，法名达观，后改名真可，吴江（江苏认，紫柏是他晚年的号，人称紫柏尊者。真可和尚的相貌十分奇异，他是江浙人，却生得威猛异常。在他的少年时代，就已绽露了其性格当中豪侠任性、率真勇敢的一面，这时的他认为“我本杀猪屠狗之夫”，爱喝酒，性格冲动直率，总梦想过一种游侠的生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17岁那年，他告别父母仗剑远游，想到塞上去参军，做一个为国杀敌的将军。可惜还没走出吴中，便被一场大雨拦住，在苏州枫桥一带避雨的时候，被虎丘寺的和尚明觉发现，将他带回了寺里。当天晚上，真可在寺中的客床上躺着，听到了僧人们在念八十八佛种喜悦的状态。早上起床后，他便向虎丘寺中的师父表达了出家的愿望，并把囊中的盘缠尽数取忠，交给庙里置斋。当即剃度，剃度的这一夜，真可作为一个真正的僧侣，禅坐了一整晚。由一时的法喜冲动决定了日后的人生道路，他是否有悔？这莽汉粗中有细，灵慧过人，深情至性的一面，此时便可看得出来。后来，他曾做诗《愿为僧》，其中有句“五蕴身心水即波，圣凡坐断无挂碍，一瓶一钵海山宽，云行鸟飞恣歌呗”，可见为僧了无挂碍的云水生活于他的脾性是相侔的。身无长物、一丝不挂、万虑皆空、游荡生死的僧家生活，不正是其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么？真可大师可以说是天生情造，夙有佛缘。
出家后，紫柏终日闭户读经，精勤用功。二十岁，他从讲师受具足戒，曾至嘉兴东塔寺，见一僧书写《华严经》，跪看良久，慨叹道：“吾辈若能如此，即满足矣”于是至武塘景德寺闭关三年。出关后，回云岩寺向明觉法师告假辞别，行脚云游，以究明生死大事。
又一日，闻一僧诵秀才张拙的开悟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内心大疑，四处把此二语写于墙上，苦思不得其解，参了很久，用功到头和脸都肿了的程度，一日斋时，苦思之后忽然大悟，喜悦不已。待消肿，他向人感慨道：“使我在胳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大概是因为明代禅教的萎靡，真可始终没有得到一位能够在佛理、修行方面指点他的名师，都是依靠自己琢磨参悟的，唯与四大高僧中的另一位憨山德清的友谊和相互碓砺’于他具有着重大的意义。悟道以后，他的气宇更加无人可挡。
真可一生所造功德无量，因他是一个有超级行动力的人，发愿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成。他初出家时，听自己的师父说，本寺需要造一口大钟还没有铜，就跑到一个富户那里，坐在那里，斋主供奉上饭菜也不吃，问他为何，他便说出铸钟的事，富户尽数答应，钯造钟之铜捐到寺里，他才肯吃饭。嘉兴愣严寺原为宋代名僧子璏着经疏处，然已荒废甚久，万历十三年，紫柏发愿重修，在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李太后的帮助下，太宰陆光祖愿为护法，道开任干事，历时五年，终于修成。五楹既成，礼请紫柏作联，紫柏刺血书之：“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真修。”后来，他又主持修复了北京的潭柘寺，加上其他的大小寺院兰若，他一生参与重修的庙宇有十五所之多。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经书流通困难、百姓所见非常稀少的情况下，他发愿创刻了明代的万册《径山藏》。在这整个过程中，他曾有一次被人诬陷“私建寺院”而被捕流放岭南的经历。他的着述也不少，死后，由门人编辑成《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紫柏尊者别集》四卷和《附录》一卷行世。一生之中做了那么多事，真可谓是佛门中的实干家。
但真可最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此，如果仅是化缘、修寺、造经之类，再加上着有几十卷的文章、语录，也只能说明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佛门才俊而已，在历史上，他不会具备一种独一无二、傲视“禅林”的地位。真可最值得人记住，和他最令人崇仰的特点，恰恰是他那引来颇多争议，并为其招来杀身之祸的强烈个性：一往无前，深情果断，有大担当。
万历朝的60年是明代最黑暗的时期，从采矿一事就可看出。明有采矿之风，最早在永乐十五年，成祖派出太监与内臣到陕西、湖广与贵州等地开坑采矿，以后的数朝矿场开开停停，但均未造成大的影响。矿监税使的到赴危害，主要是在万历年间。奔赴全国的矿监税使，打着贡献皇帝的旗号，强取豪夺，到处搜刮。为了开矿“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而开采的矿脉细微无所得，则又勒索人民，要求人民赔偿，就是所谓的矿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南康(今江西南部）太守因拒收“矿税”被捕，他的妻子为此自杀，以明清白。太守是真可的故交，听说这样的事，性情烈烈的真可和尚坐不住了。他常说自己有三大负，即“憨山（德清：！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不续，则我慧命一大负此时憨山被谪戍雷州普通一个人有这样的感慨，过也就是说说而已，但真可是一代名僧，连他的名字“真可”，都是因皇帝皇太后对他的评价而起的。况且他一生疾恶如仇，得罪人甚多，这样的人而造这样的舆论，自然引起了当权者的不满。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预感到将有祸事来临。此时他的表现跟苏格拉底类似，大家都劝他逃走或躲一躲，他都不听，不久，由于跟矿税有关的宫中太监诬陷，61岁的真可人狱，被判死刑。然而不待行刑，老和尚就坐化了，留偈一首：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
“晚明”是具有强烈“近代感”的一个朝代，以真可为例，此时的禅僧不伩没有唐僧的超然和高古，反而会主动入世，与社会人生融合到一起。有人说他作为和尚，不去好好修行，为什么要管些不该他管的闲事，弄得偌大一把年纪死在狱里，惹人笑话？然而“大乘”佛教的精神是普度众生，众生在苦楚中，怎会不顾他们而自己修行得道？牢狱也好，生死也好，不过是百千劫中的必由之路禅宗”的大勇猛者，就将有一种出生入死的气概。真可知识渊博，兼通儒、释、道三教，他说三教“门墙虽异本相同”，他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佛化为“五如来”，还曾以佛家的方法注《易》，种种都说明，他是一位别具慧眼、心中绝没有狭隘门派之见的有卓识的人。
迹似特丽莎修女的中国僧人
近代佛教史上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学者高僧，如太虚、印顺、欧阳竟无、吕征、周叔伽等，还有很多知名学者具有深厚的佛学修养，如梁启超、胡适，于是形成了一个中国近代佛教的繁荣景象。很多问题，比如“如来藏”，成为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又运用了一些西方的法，新的佛学得以开启。但是，在佛教与社会人生的层面上，在这一些人中间，也出现了一位有担当的龙象，即圆琪大师。
圆瑛（1878-1953年），俗姓吴，法名宏悟，取字圆瑛，后来以字代名，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人。圆琪从小父母亡故，在叔叔指导下学习儒书。18岁那年，他生了一次大病，几乎死掉，顿感人生如梦，于是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拜莆田县梅峰寺增西为师。箅二年，又依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学习律仪，后又在大雪峰寺劳动干活，勤苦修行。此后岀游，先后从江苏常州天宁寺冶开法师习禅五年’又从浙江宁波天童寺敬安习禅六年，接着又朝礼五台、九华、普陀等佛教名山，遍参通谛、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慈运、达本等诸山大德佛界宿尊。他是个勤勉好学、谦卑知礼的和尚。在宁波七塔寺慈运那里，圆瑛亲承法印，为临济正宗第四十世在福州大雪峰寺达本处，又嗣心灯，传曹洞宗第四十六世，到此，他已成为一方名僧了。1914年，他被推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为佛教事务行走天下，并曾远出国门弘扬佛教40岁那年，他又被当地佛教界人士推为宁波佛教会会长，第二年，他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1924年，他和转道、转物一起发愿重兴渐趋衰落的泉州开元寺，次年又在寺里组建佛教慈儿院，并出任院长。接着又涉海南洋讲经，筹募款项，以作为慈儿院的经费。1929年，圆瑛和太虚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公推为会长，就此连任七届。1935年秋，上海创建圆明讲堂，圆瑛人主其中。
假如不是遭遇国难，圆瑛这一生就将在勤勉与收获当中度过：为百姓，为佛教，为孤儿（他自己也是一名孤儿），为僧团……上下求索，勤苦劳动。观圆琪大师法相，目光慈仁，眼睛四周显出若干辛劳的痕迹厚唇阔额，完全是一副厚道仁爱的形象。在当时，圆琪大师已经以其勤勉和厚德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1937年这年，日本鬼子进了中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生与人为善的老和尚一改往曰的温柔平顺，作出了相当激进的举动。他对身边的弟子说，“菩萨慈悲”，作为佛家弟子应秉承菩萨原义，行救苦救难之责，“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戳”，“岂能眼看着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狂跃炸下殒命”，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战士哀号”。于是，芦沟桥事变一爆发，圆瑛法师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泥出二百多名年轻僧众，到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于枪林弹雨中，圆瑛亲率这一支僧侣队伍，到前线护理伤员、掩埋尸体，“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与此同时，圆瑛利用他在世界佛教界的地位和威望，与他的一个弟子一起远涉南洋，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吁请华侨组织成立“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支持国内抗战事业。在讲经说法中，他大力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把筹到的款项带回祖国，作为佛教医院和收容所的经费。
1937年冬，上海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的难民遗骸，日军不准收埋，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图瑛法师便又发起组织掩埋队，队伍由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他自己亲无总队长，每天用四辆汽车，由掩埋队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外掩埋。昼夜不停，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当时的国民党军将领陈诚说：“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
日本人自然对圆瑛法师的做法非常畏惧、紧张，但在日本，一向是对出家人很客气的，况且圆瑛法师又是在佛教界有崇高威望的一位大德，因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便决定首先以贿赂为主。跟圆瑛法师打过交道的日本僧人前来找他，请他出任“中曰佛教会”的会长。圆瑛拒绝了。随后，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正是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圆瑛法师在殿堂上供礼佛，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圆明讲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他，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进行刑讯。圆瑛临危不惧，借三昧定力之功，摄心入静，一心念佛，并且进行绝食抗议。后来，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日本人终于释放了他。
在南京大屠杀的着名图片中，有一张图片，是日本宪兵在杀戮一位僧人，那位僧人神态非常宁静，没有一般被杀戮者脸上常会浮现的愤懑和惊恐。在刺刀面前，仍然是静美如秋叶，这也就是佛家所谓“生死关头”的禅定智慧。我们演说了那么多般若波罗密、禅定智慧，什么“非心非佛”，“破除执着”，“看破生死，’’均不如这一刻来得形象。而圆瑛大师则比这一境界更上一层，达到了在生死关头能度世救人的境界，可以说真正是一种菩提大乘的精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