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佛法门其实历史非常悠久，并且一直发展不衰。净土宗是专重念佛的教门，它弘扬“西方净土”，这是以阿弥陀佛为教主的极乐世界，是远离人心、远离世俗社会的彼岸世界。庐山慧远法师依《佛说阿弥陀经》持名念佛法门而创庐山莲社，专重念佛，并曾在王乔寿《念佛三昧诗》中序云：“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极力倡导念佛三昧，所以，后世尊慧远法师为净土宗第一祖。然而净土宗的念佛跟庐山慧远的念佛其实是两回事，因为净土的持名念佛，乃是易行道之念佛法门，为钝根器方便修行用的，把一个“往生西方”的希望留给他们；而在庐山慧远的时代，以念佛观为诸禅观中之最高者，以念佛为最上禅观。因此，净土的念佛是念佛，但称不上是“念佛禅”。
但宋代以后，有名的高僧为了解决禅宗“口头禅”、“文字禅”的流弊，改变很多年单凭逞机锋而落下的不扎实的禅风，反而走向了净土，“禅净双修”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宋、元、明、清―些着名禅师，直至当代的虚云、圆瑛，都奉行“禅净双修”的路线。“禅净双修”成为宋以来中国汉地佛教修持的基本方法之―，念佛禅则成为与这种修持方法相应的基本修持形态之一。延寿有首偈子说明念佛禅的重要性：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
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为佛祖。
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
如果有禅而无念佛，则容易误入歧途；有念佛而无禅，倒能够往生西方净土，只是不能到更高的境界了。到了明末，四大高僧祙宏、真可、德清、智旭，几乎全都是“禅净双修”的。因此我们知道，“念佛禅”是中国禅宗修行中极重要的一个法门，绝不可以被忽略。
禅的思想为别的思潮所容纳，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佛教刚传入时，就与魏晋玄学彼此相参照来互释，后来禅的思想一再进入士大夫心性当中，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之一。明代的王阳明所做的事情，事实上就是把禅学的思想和方法引入儒学，对儒学掀起了一次革命。以此流绪，晚明出现了一股“狂禅”的思潮，更是以“禅”的思想、“禅”的方法来干预人生，甚或用来对抗当时霉烂的政局。“狂禅”是“禅”的传统之一，因它并不重视禅修，“禅”的精神自由给“狂”字提供了余地，高唱“我心即佛”，稍不留心，就会有些自我膨胀的意思，于是早就有了诃佛骂祖的事情发生，也并不惹人反感。黄宗羲说晚明这些人：“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
“狂禅派”的代表人物，一般人们认为是李贽。这几年李贽的声名更隆，人们通常对李贽有所了解，是作为进步思想的先驱来看待他的，孰料李贽却的确是个和尚。未出家前，他半僧半俗的流寓座城经摩庵，号温陵居士，后来干脆剃度于龙湖芝佛院。因其为人处世的态度，并不合乎僧人的举止，正如袁中郎曾批评他的，他徘徊人世，“专谈用世之略，”这点更像一个落魄的儒生，因此也没什么人拿他当僧人看。然而在禅学史上，正是这些不怎么像和尚的和尚，或者不怎么太明白的居士，成就了“狂禅”一派。他们虽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精进修行、一心向佛的出家人，却最爱谈禅论道，他们秉持种色多样的思想，其中很多与佛学了无干涉，却非说自己是个佛教徒。王阳明已是明代思想史上的“左派”，李贽则是“左派的左派”，王阳明说“满街皆是圣人”，他则进一步说“百姓日用为道”，写了《藏书》、《焚书》来宣扬自己的思想，对历史上的一切横加批判，其人的狂自是无以复加。但其涉“禅”，而且自认与“禅”关系很深，其出家后，专门研习佛经，也有了一呰体会。关于李贽有一个笑话，当时他的影」响甚大，《焚书》等几乎成为畅销书，人手一册，于是就有人质疑道李贽这人，有点什么出挑的，怎么弄得名满天下呢？”有人回答道：“人皆想做圣人，皆想成拂，可惜太花费功夫，又要持戒，大部分人受不得，就只能想想而已了。李卓吾却弄出一个不用持戒也能当圣人的法子来，天下人能不趋之若骛么！”说这话的人把李贽看做类似于今日畅销书的作奢了，以为他以贩售简单便宜的思想来欺世盗名，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今天的言论气氛宽松，而在当时，李卓吾的怪谈令他自己时时处在危险的境遇中。他年轻做官时交下的一二知己(耿定向等人），后来成为仇家，动辄要设局杀他后来的东妹党人认为他的畅销帯坏了天下风气，更是欲致其于死地而后换。
李贽年轻时候虽然当官，但是因为家底簿，明朝的官员薪水又低，他的家庭负担又重，一次闹饥荒来了三十几号穷亲戚要吃他喝他的，所以日子穷得不得了，甚至有一次断饮饿肚好多天。对于李贽来说，做官并不好受，因其性情原本狂放不羁，为官之道却总要韬光养晦，到后来终于卸下官袍后，回忆这段生涯，居然自悔活得不如一条狗。久抑之心的结果是令他更为偏激，出家之后，文名日隆，又不必迎来送往，向人唯唯诺诺，这时的生活逐渐滋润起来。这时他发论动辄惊世骇俗，“穿衣吃饭便是人情物理”，“见无男女”等，句句都像是文艺复兴式的语言。高僧有偈广五蕴身非有，四大本来空。将头临白刃，一斩似春风。”李贽的死有似于此。当时他以凤化问题人狱，年已76~岁，别人来为他剃头毕，他夺过剃头刀自刎，旁人问他广和尚痛否？”他在地上写道：“不痛。”不久死掉。这样看来，似乎对死甘之如饴，即使生时不太像个和尚，死时行径也能证明其超脱。但李贽死前几年，在山西上党刘东星家中躲避当局的迫害，对前来问学的汪本钶透露了自己对“最后一着”的打算，称“荣死诏狱”是“天下第一等好死”，并不无欣慰地说广到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倘若让赵州和尚听见这话，岂不笑掉了大牙。死到临头，还念念不忘此身此生，又哪里是超脱？因此而见狂禅非禅。
其实又不然。
后来的袁宏道虽然与李贽相与激赏，却实实在在纠正了“狂禅”之弊，然而袁氏本人，又常被人目为“狂禅”一派。
有人认为“狂禅”派不可取，因其姿态漂浮，大言欺世以致“误人慧命”，同时不重禅修，以禅者之身份而行他事，又足以“断己慧命”。总之，“狂禅”已不是一个宗教学的概念，而变成为―种文化史的概念了。
死何如生
禅宗的传播史上，有三位祎杰的龙象’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的佛教，或者，中国的禅宗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他们在至关重要的历史阶段改变了中国禅宗的面貌。这三个人物是道安、慧能和太虚。
这三位大德都有开启之功，道安确立了佛教在中国作为一个教派的重要性，慧能所开启的“南宗”禅指明了禅宗发展的方向，最后一位，清末民初的太虚大师，他的绩是提出了“人间佛教”。前两者的功绩我们可以在历史书中找出他们的影响，而太虚大师所开启的一种禅风，到如今我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受用着。
旧时代的禅宗总是跟一些神异有关，比如三生的观念，人们常常十分关心下一辈子投生何方，认为这个问题无比重要；
-又比如因果报应的理论如此深入人心，人们常为了忏悔过错而去求菩萨念佛正经的灯录中，关于转生等神异屡见不鲜；民间所流传的佛教故事，更是牵强附会，情节荒谬。禅宗无论如何美或者有智慧，它还是宗教的一种，其发生的根基建立在人们对死亡和不可预测的力量的恐惧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行对于一个人的死亡，显得比对于这个人的今生要重要得多。
然而，从太虚开始，这种观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人间佛教”就是在人间的佛教，佛教从对死亡的关怀转向了关怀人生。
太虚大师说：我们翻遍全大藏经，既没有发现佛说他自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正主宰，也没有发现佛说他自己握有“赏善罚恶”的权威相反的，佛视此类“神权思想”，直为众生心灵上的毒瘤，势非强有力的予以割治不可。佛与众生的本质，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异；只要我们众生有担当，肯奋发，谁都可以毫无遮拦地自由成佛，这实在是任何势力阻塞不了的！众生的命运，完全紧捏在众生自己的手头；佛只是从实践生活里彻底悟透了“宇宙真理”的一位圣哲。
太虚大师讲的是“即人即佛”，他认为：仰止惟佛陀，完成在人格”。太虚认为，佛家所讲的第一，讲因缘观，可以帮助人们安心生活，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自然观，使得奋斗有了一个目标佛教第二讲性空观，能帮助人们放大自我，从而做到昂首天外，大来大往第三，讲圆融无碍观，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从一种日常生活的细节琐事中发现伟大的人生。一个人具备这三观，就能够具备成佛的资格。“佛是从众生本位跳上去的”，因此众生就都有成佛的希望。过去的禅宗接引学人成佛，都是用一些晦涩难懂的表达方法来相互传授，如“烦恼即菩提”、“众生即佛”的道理，虽然古已有之，但能否领会，全靠一个人的悟性。太虚大师则用一种深人浅出的方法，将这些观点普及到众生当中，完成一种关于“佛”的人生教育。
太虚大师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人，20世纪的佛教基本上延续他的思想而发展成系统的佛教学说。“人间佛教”之后，“人生佛教”、“生活禅”层出不穷，佛教从旧社会给人以来世的期许，转化为激励今生的一种方式。如今很多对佛教有理论兴趣或是奉持佛教信仰的人倾向于认为：所谓的“佛”，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信佛就是要使这种信仰在今生发挥作用，而不再如过’去蒙昧人民，指望通过念佛求得来世的福禄。
道安和慧能所生活的年代太过久远’我们只能通过流传下来的不多的材料，来揣度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太虚大师生活在民国时期，去今不远’所流传下来的材料很多，他的着述又非常丰富，因此，对这位划时代的大师一生的状况，我们可以很确切地知道。同明朝的紫柏尊者类似，他也是一位关心人生、怀有进步思想、有着济世救民愿望的高僧大德。圆瑛大师因为同情革命而被拘县衙时，他曾写信给地位声~望甚高的八指头陀，责备他为何不去营救圆瑛，惹得八指头陀极不高兴。但后来毕竟原谅了他。他还曾广泛涉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与很多进步人士有来往他还曾被称为“阿弥陀佛的革命者”，被广东政府通缉欲逮捕……这样的一位热血僧人，其学问自然不局限于书斋或禅堂，而能够进入到广阔的对人生的关怀中。
尽管对于整个现代佛教来说，太虚大师有着开启划时代意义的佛教新学说之功，“人间禅”在禅的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太虚生时，他的观点并无很多人认可，到了晚年，他甚至相当沉痛地总结自己一生的失败。然而，于太虚身后，他的“人间佛教”被发扬光大。
禅宗前史：百年孤寂
人们一般所说的禅宗，基本上是指会昌法难前后形成的中国禅宗，晚唐武宗时候的会昌法难使大部分佛教的教派典籍散落、高僧须命，唯有“不立文字”的禅宗，藉“不立文字”故不依赖典籍这一层方便，在法难之后，容易得到恢复，得到了大发展。法难之后，其他教门元气大伤，有的干脆就从此殒没，在历史上再也不存在这一教门了要么要经历很多时代，从日本、韩国等地拿回来一些武宗之前的典籍，籍由有作为的高僧，竞竞业业将其光复起来，但是离最初兴旺的时候已经隔了好几个朝代。法难以后很长时间，禅宗是唯一能够不太受其影响而照样发扬光大的宗派，因此中国的佛教以禅宗最盛，明代以后净土宗亦发展起来，稍稍能与禅宗比肩，然而中国文化的宗教情结，实在离不开禅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