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秀，俗姓李，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生于隋末，未出家前是读书人，在江南一带活动，精通老、庄、易，也涉猎过当时比较时兴的“三论宗”，是个在哲学和古文字方面颇有造诣的学问家。他50岁才投到弘忍门下，“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后来弘忍去世后，他“涕泣而去，退藏于密”，行踪不详。直到凤仪中，年近古稀的他才在荆州当阳玉泉山的玉泉寺取得正式的僧籍，不久后在寺东山地别造兰若，一时“学来如市”，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想跟从他学习，甚至为此跋涉数千里。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武则天遣使迎请神秀入京，被推为“两京法主”，又因受睿宗、中宗礼遇，号称“三帝国师”，此时神秀已近百岁，可谓“大器晚成”。
而慧能的身世则十分扑朔迷离，总是跟很多传说纠缠在一起。可以相信的是，他俗姓卢，大概出身于岭南的一个农猎家庭，参谒黄梅弘忍时，大概不过二十岁出头。有一些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并不可信的传说，说他密受袈裟之后便销声异邦，有16年的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在资讯不流通的当时，他大概是混入农商编人中间，虽身怀绝传之学，但不露踪迹，默默等待时机成熟的一天好传法宝。他本岀身低微，想必也不容易露出破绽，但能隐忍16年，足以说明他不是一般的法器了。后来，印宗法师在南海(广州）法性寺讲《涅盘经》，慧能也去听，在听讲的过程中，他问印宗何为“真乘”，印宗听到这个提问，觉得自己的本事还不足以回答，便请他说，他说了一些，印宗便知道这人不是平常人。又有人说！因为两僧因风吹幡而在议论风动幡动，慧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而引起印宗的注意，总之，是印宗最终发现在听法的人当中有这样一位奇人在，便问他：“早就听说黄梅的法衣传到南方来了，莫非就是行者？”慧能便出示了衣钵，大家赞叹。印宗便为慧能落了发，慧能此时才算是正式出家。
根据慧能弟子法海整理的《六祖坛经》和其他一些记载，慧能的根器似乎是天生的，他似乎生来带有无上的颖悟，是上天降临凡间的大器。比如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困，砍柴养母，不认识字也没有多少文化，而遇见一个老尼读《涅盘经》时，却说他自己懂这部经。老尼说你连字也不识，怎么会懂这部经呢？”慧能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这话非比寻常，老尼一听，就知道他果然懂佛法，从此，称呼他为“卢行者”，他也就住在宝林寺，一直过着修行的生活。后来，他第一次来到唐初的禅学中心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的凭墓山见到弘忍时，弘忍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不干什么，我来就是要做佛。口气不小，弘忍便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岭南来。弘忍说岭南的独獠也要做佛吗？”他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獏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于是深为弘忍器重。从佛法来说，慧能是利根，以世俗的话来说，是宗教的天才者。在佛法中，不论是小乘、大乘，都承认有这类根性（现生）不经闻思功夫，没有受戒，不曾得定，就有一触而悟的可能。后来，在慧能之后的南宗弟子确立法统的漫长过程中，慧能而当成这一方面的偶像而大大神化了。
后来慧能在广东行化四十多年，过着平淡、安定的禅者生活，直到人灭。其四十多年的弘法生涯，使得德音远播，不但百越(浙东、闽、粤、越南等)氏族咸来皈依，连印度、南洋群岛，都有远来礼敬请益的。此时神秀到了京都，“东山法门”的声势正如日中天，武则天屡次要见慧能，让他人京，他都没有去，则天皇帝于是在韶州为他建了法泉寺。慧能“滩诃般若波罗蜜，授无相戒”，一改禅宗以《楞伽经》证心、禅师以楞伽师行世的传统，以言辞简省通俗的《金刚经》证心。到此为止，一切都好，慧能与神秀两师兄弟，虽然一南一北，但各自弘法，一个做平民中的领袖，一个做他的三朝国师，各有各的一方天地，并没有南本、一匕刀神秀与慧能分别入灭后，又过了20年，到了开元十二年，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举行一场无遮大会。这场大会中冒出来一个异端人物，就是慧能的一个叫神会的弟子。神会与北方的崇远法师展开一场辩论，他认为以神秀为精神领袖的北宗“传承是傍，法门是渐”，既不是正法，而只是旁门的法，并且是主张“渐”修的，只有慧能是得到弘忍“顿门”嫡传的。一场激烈的辩论并未带来什么结果，因为当时正是神秀诸弟子也就是“北宗”的声势炙手可热之机。天宝八年，神会入洛阳荷泽寺，继续非斥北宗，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御史卢奕向皇室上奏折说他“聚众不轨”。天宝十二年，神会由于欲确立“南宗”正统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被连续贬到弋阳、武当等地，直到安史之乱，南北二宗的局面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安史之乱”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转折点，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一些人和一些事。在“安史之乱”前，经过长时间的太平，朝廷上尽是一些守成的大臣，在宗教界也是如此。神秀的弟子义福、普寂等人，在朝廷安排的“官僧”位置上已经呆得太久，于学问、禅修、勇猛方面都无突出表现，可谓多是些平庸之辈而这时，来自民间的慧能一系的弟子则表现出了虎虎生气。朝廷派来平定“安史之乱”的副元帅郭子仪通令全国大府各置戒坛度僧，收取“香火钱”，从而筹措了大笔军费，而在这整个事情当中出力的人，就是“南宗”的荷泽神会。
“安史之乱”后，朝廷的官员换了一大批，靠旧有关系食饭的“官僧”手段不灵了，加上普寂等人在贼人占领京都期间似乎留下了污点，而神会对唐室则立下了功劳，于是在整个朝廷，“南宗”的势力压倒了“北宗”。在神会的号召下，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破北宗、树南宗”的运动，慧能的声望空前高涨。此后，又经过一些年的发展，元和十年，也就是在慧能去世百余年后’
朝廷正式封慧能为禅宗六祖。
慧能门下的弟子众多，并且龙象辈出。除了荷泽神会外，还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这二人分别在江西和湖南发展出新的派别，声势日益壮大；还有南阳慧忠、永嘉玄觉……这五人就是传说中前人预言过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五大弟子。一个将持续千年的禅宗的繁荣时代就要开始了。
禅有九条命
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主流社会对僧家怀有敌意，甚至这种敌意贯穿整个古代社会始终，不时会有毁佛倾向的人出现。颜之推《颜氏家训》里面举出众人镑佛的几个理由：把世界说成神化无方的为迂诞，动不动言说吉凶福祸报应之论为欺诈，作为僧尼却不懂佛理为奸匿，不为国家纳税和不从事劳动为损国，等等。在佛教史上，曾有过被称作“二武一宗”的“毁佛灭法”事件。第一次是北周武帝灭佛，这次法难的拮果之一就是名僧道安的潜逃未遂，以及后来的不屈而卒。第二次是晚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事件，也称“会昌法难”，第三次是后周世宗的灭佛。前面已经提到，禅宗的兴盛以及后来在中国佛教史上独一无二I的地位，其实就是第二次法难“会昌灭法”所带来的。
唐武宗并不是天生讨厌佛教、厌恶和尚。相反，一开始，他还算得上是个佛教徒，只是在道教信仰与佛教信仰之间举棋不定。在整个唐朝，道教是国教，但仍有些皇帝信佛，使得佛、道之间的争夺非常厉害。从各种迹象看，唐武宗是一个内心软弱的人，而软弱的人握有权柄则更容易滋生暴戾，他的软弱又使他会身陷能够摸清他心理状况的比他强大得多的人的操纵。在几次摇摆之后，一群道士进人到君王的内闱中最核心的位置。在道士的蛊惑下，唐武宗痴迷道教到了很过分的地步，他将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降诞日（二月二十五日）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又在宫中设道场，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天天让他炼丹，以为他能炼出什么长生不老药。就是这个赵归真，对武宗说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黑衣者”就是僧人。赵归真对皇帝说一个当和尚的人将取代李唐国统，当长生不老药炼不出来时，他便说是因为天底下有那么多和尚在，他们从旁干扰，才使得长生药不管用。道士说这些无非是出于跟佛教的权力之争，但这些言论的散布引起了唐天子心中的恐怖，他这时的表现很像是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的所为：为了防止黑气上升以及“黑衣天子”出世，武宗禁止民间豢养黑色的猪、黑狗、黑驴、黑牛等他不准任何人使用独脚车，
这是因为独脚车会碾破道中心，引起道士心不安，等等。因此，唐武宗的灭佛并不是出于破除迷信之类的思想，也不是出于对和尚不纳税、不出徭役的不满，他灭佛纯粹是由于道教徒的蛊惑。
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这期间有个僧人自称能够做“剑轮”并能打败敌军，武宗准许他试做，结果不能做成，就把他杀了。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俋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媳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2月X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唐武宗决心灭佛的力度是很大的，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他下了一纸敕令，东西两都（指洛阳、长安）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四州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僧十人，下等留僧五人，在这个名单之外的其余所有僧尼敕令还俗，寺院拆毁，田产没收归官，铜像、钟磬毁了制钱等等。也就是说，在这个法令下，天下能够合法留存的寺院多不过二三十所，僧人不超过一千人。除此之外被毁的寺院有多少呢？据统计是四千六百多所，其他兰若招提（小佛堂之类）有四万多，国家收回良田数千万顷，被迫还俗的僧尼则达到二十六万多人，其中十五万人被收为奴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