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另一首《咏史》绝句是其咏史诗中的杰作之一。“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北湖”和“南埭”均为六朝帝王寻欢作乐处,现在已是汪洋。历史的变迁,烘托了空虚苍茫感。历史兴废均融汇在茫茫湖水的形象之中,与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一片降幡出石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一片降旗”是六朝总的象征,而“一片降幡”仅指孙吴。作者从广度和高度两方面,透过形象看历史,手法之高妙,令人折服。六朝三百年沧桑历史仅是破晓残梦,尽管有钟山龙盘这一天然屏障,但“国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灵”屈复:《玉溪生诗意》卷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的重要性,“龙盘”之险不可凭。“水漫漫”从眼前废景揭示意蕴:“一片降旗”是从历史兴亡中揭示意蕴。“三百年来”把“一片降旗”的朝代更替,关合在“晓梦”一场,浑然天成,蓄势高耸,推向高峰。诗人这种独具慧眼的认识,表现了富有远见卓识的思考,这种与人不同,新颖别致用形象说理的咏史确实显示了诗人思角的独创。
李商隐的咏史诗中充满了才不尽用,不遇于时的感慨,这一感慨在字里行间潜伏着,通过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在李商隐生活的那个时代,统治阶层腐化淫乐,不思苍生死活,矛盾四伏,危机连连,但最高层仍然信佛崇道,炼丹食丹,以求长生不老的虚幻世界,蕃镇割据的势力越来越强,有才之士得不到重用,中兴无望,所以他们对朝廷失望了。李商隐从小失去父亲,后来入仕后又不由自主地卷入牛李党争漩涡,为此长期位居下僚,不被重用,为此,他的咏史诗中始终透露着不屈的个性、不服输的倔强气质。如《题任彦升碑》:“任昉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借任昉之事流露出俊杰之才终未扬眉吐气的遗憾,既有淡淡的惆怅情绪,又有自我调侃的口吻。由此表现出诗人倔强不屈的性格。另外《忆梅》中“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正暗喻自己少年聪慧,文名早立,科第早进,但一连串的打击和不幸,使自己仕途暗淡,竞至于“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情绪似为颓唐;他的《杜司勋》一诗借赞杜牧表达自己已是其同道和知音。“刻意伤春复伤别”就有双层意蕴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小李杜”咏史成就是共同的,他们的咏史诗中蕴含着怀才不遇的感情,实际上也是对不公平,不公正的封建制度对人才扼杀的批判和有力的抗争。
诗人通过一个又一个形象,一个又一个画面的描绘,让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自然形成对照,在强烈的对比中,跟读者以深刻地启示,并留下突出鲜明的印记。这种咏史写法,李商隐惯用,杜牧亦如此。《马嵬》诗重点写玄宗在马嵬驿被“六军”所逼,赐杨贵妃死。首联夹叙夹议,流露讥讽基调。颔联与颈联均写马嵬驿悲剧经过,笔调轻灵,形成强烈对比,并且时间和空间上都跳跃性较大,其中颈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六军同驻马”与“七夕笑牵牛”形成对照,耐人寻味。当年玄宗于七夕夜和贵妃“密相誓心”,讥笑牵牛织女,一年仅相见一次,而他俩却能长相守,“世世为夫妇”,当“六军不发”时,却赐杨妃死,讥刺之意无遗。“七夕笑牵牛”高度概括了玄宗迷恋女色,荒废朝政,两相映衬,对比强烈。尾联写唐玄宗做了四十年皇帝却保不住爱妃生命,而平民百姓的卢家却能保住自己善“织绮”、“采桑”的妻子莫愁。这一对比,构成了全诗的总结,批判味浓郁,议论与评价都是通过形象、画面来展开的。另如《北齐二首》: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其一)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群王猎一围。
(其二)
两诗借古鉴今,艺术表现手法一致,都是先议起篇。第一首先从议论入手但议论是通过形象体现的,前两句借用“一笑”和“荆棘”两个典故,自然和谐,不露痕迹,意脉相连,后两句议论转为形象画面的展示,“一笑相倾”的春宫图,北齐亡国,此处用了夸张手法,夸张了荒淫误国与亡国间的必然联系,由特殊表现一般,议论由形象来体现,议论与形象兼互,而第二首则是议论完全融于形象之中,“巧笑”与“万机”是反语,“倾城最在著戎衣”仍为反语。大军压境,国不堪保,他们还在尽情淫乐,对帝妃至死不觉悟刻画的淋漓尽致,全诗都在描写形象,运用反语,但议论已融入形象中,通过对形象入木三份的刻画,批判之意自然明晰。同时,第一首三、四两句于形象刻画中形成强烈对比,第二首三、四两句在展示形象画面中,结论已出来了,诗人巧于构思,追求新奇的手法得到了成功的运用。
“小李杜”的咏史诗语言新警俊拔,大多锋芒犀利,直刺统治者的要害处。这在传统的儒家思想那里显然是不许可的,但李商隐倔强的性格并不拘守于传统,他依据自己的思想认识及政治见解,尽情表达自己对事件及人物的观点,因他认识问题的角度及层次与别人不同,都有别人没有用过的新颖,语言上必然要组织新的结语,产生李商隐式的新警效果。中晚唐皇帝不少人只知苟安享乐、沉溺声色、宴游畋猎、荒淫无度、治国无能,诗人往往借南北朝故事和隋炀帝的下场进行辛辣的讽刺。“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南朝》),陈后主荒淫无度,凭江恃险,苟安半壁江山,终归覆亡:“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咏史》),隋炀帝不吸取前朝教训,并拒绝臣谏,多次南游:“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隋宫》)。对他执迷不悟,终于亡国身死作了辛辣的讽刺:“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隋宫》)对唐玄宗不接受马嵬教训,回京后让人寻贵妃魂魄事作了嘲讽:“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些讽刺都是借古讽今,劝诫荒淫亡国之事的,他的讽刺一般既有广度又有力度,十分尖刻。为此曾受到后人的批评,如《华清宫》:“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峨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幸是无与伦比的,即使这样还担心比不过别人,只因他的一颦一笑,自己甘愿蒙羞耻辱,可见他对贵妃宠幸的程度,对当朝皇帝嘲讽如此辛辣,表现了诗人的胆识。但纪昀认为有点“刻薄尖酸”转引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507页,中华书局,1988年。,何焯又说他“太轻薄”转引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507页,中华书局,1988年。这种评判都说明李商隐有失厚道,这些人显然是受温柔敦厚诗教之影响,因为臣民对皇帝要庄重,不可冒犯他们的尊严,即使揭露讽刺也不能超越统治者容忍和许可的范围,这与儒家温良恭俭让有关,他们往往以正人君子的身份出现,站在统治者礼教的立场说话,无形中就成了卫道士,批评指责有个性、有见识,思想内容深刻尖锐的诗作,其实也属吹毛求疵,磨道寻驴蹄的行为。实际考量,李商隐讽刺批判统治者的尖酸冷峻,有入木三分之效,正是其咏史诗的可贵地方,他的咏史诗语言别致新奇的表现,也正在这里。他老辣讽刺北齐后主,南齐废帝陈后主,隋炀帝,唐玄宗的目的就是为了劝诫当政皇帝,不要重蹈历史亡国国君的覆辙,要引以为戒,励精图治,力挽社稷于倾覆之中,这种主导思想及动机是不容置疑的,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一名位居基层的官吏,能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和危机感,充分表现了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是应该肯定的,而不应囿于清规戒律的限制。
李商隐的咏史诗的独创性还表现在各种手法的联用上,并且契合自然和谐,不生硬,天衣无缝。如《筹笔驿》从手法上就有别于旁人,颂赞诸葛亮威名才智的题材与世雷同,但方法上抑扬交替的议论,众星捧月的衬托,虚实结合的用典是独特的,通过一“恨”字集中写人物的威、智、才、功,一会扬一会抑的议论充分表现“恨”的情怀,所以何焯说“议论固高,尤在抑扬顿挫处,使人一唱三叹转为余味。”见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引。写诸葛亮事业未竟,也是自己事业未成的隐然自喻。毫无议论而论断自现,猿鸟风云的状态为“星”,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月”,作为“星”而言是拟人化,带象征性,浪漫色彩极浓。同时筹笔驿的猿鸟风云这些实景,又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但又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众星捧月,二法合用,极有诗意。李商隐善用典。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古文实。”他总是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时代先后不拘,都可在诗境中登台亮相。皎然《诗式》说:“时久呼比为用事,呼用事为比。”在诗中,用典有时起到比的作用,为此,他的咏史诗能跨越时空“指挥”古人。《筹笔驿》用典不仅超越了时空,而且不问古今,虚实并用。“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管仲是春秋人,乐毅是战国人,远在三国之前,为古;关羽、张飞是诸葛亮同时的手下大将,为今。古今并举比较罕见,一般诗歌是古对古,今对今,古对今似有不伦不类之嫌,打破了传统形制。然而李商隐革新精神独特,敢于革旧出新,第一句以“管乐”比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代人关羽、张飞,以古对今,一虚一实,严丝合缝。“管乐”可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奇”而“不奇”,贴切自然。他的咏史诗中,手段多种多样,各种手法不一而足,所以表现出来就显得姿态千般,颜容卓越,或议论、写景为一炉,如《咏史》;或叙事抒情相统一;或在塑造形象中,以景托情,以感叹为议论;或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如《隋宫》、《宫辞》、《宫妓》;或有微妙的暗示象征,如《齐宫词》,或用典精巧贴切、灵活自然,使不便言又不得不言的讽刺披上神话、历史与现实巧妙织成的面纱,如《汉宫词》;或语含双关,比喻,如《宫辞》、《楚吟》;或正反对比,“睹影知竿”,如《吴宫》。总之,李商隐咏史诗面目各不同,篇篇都有新奇处,含盖面相当广,力度相当大,每一首咏史诗都有博大精深的内蕴,给人以历史的厚重感,结构构思的技巧胜人一筹,都有独特的面貌见于后人。所以,李商隐咏史诗的艺术成就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文学史坛上也是彪炳史册的。
在晚唐诗坛上,“小李杜”非常著名,他们的咏史诗各有所长,有同有异,关注现实,借古讽今应该是共同的,但是,他们因经历、心态、观点的差异,咏史诗也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二人的人生理想是相同的,以治天下为己任,对社会、政治有着极大的热情,咏史诗中抒发的都是个人的真情实感,没有了功利色彩。但所表现的出发点不同,角度有别。李商隐认为,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匡扶朝局,皇帝是关键。皇帝英明朝政就可改观,改革腐败的社会现实就有了希望。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大唐皇帝圣明者少,昏庸者多,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有惊人的相似。李商隐用他清醒的政治头脑,冷峻的思考着晚唐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企图通过咏史惊醒统治者,令其清醒过来,他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判断相当准确,表现出了他高度的敏锐性,所以他的咏史诗相当深刻尖锐,对统治者而言如同当头棒喝,振聋发聩。然而他对当政皇帝又缺乏信心,自信力不强,为此,他的咏史诗欠亮色,大多暗淡无光,看不到希望,在艺术上呈现出含蓄蕴藉,意蕴隐约的特点,如《隋宫》、《南朝》、《陈后主》、《梦泽》等。而杜牧的自信力很强,对现实的分析清楚,议论激切有力,锋芒毕露。不过他把希望寄托在能臣、有才能的大臣身上,前提是皇帝必须重用这些有才能的大臣。但现实生活中的皇帝昏庸无能,重用弄臣、小人,有才能的人根本得不到重用,他往往借咏史流露自己怀才不遇之感。他喜谈兵,有雄心壮志,就是无人重用,所以诗中牢骚满腹,他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翻案之作,都强调了能人的作用,批判了庸人,不避自夸之嫌,设想天真浪漫,激情奔放,有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如《赤壁》、《题乌江亭》等等。
其次,二人的咏史诗均借古讽今,抒发不遇于时的情怀。但杜牧的议论立意高绝,展示出过人的才情;李商隐重含蓄深挚的感情表达,跌宕起伏,委婉曲折,一唱三叹。杜牧咏史诗一枝独秀,议论有出人意料的新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现出过人的才识,喜好从另类角度入题,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翻案之作均为如此。赵翼评曰:“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郭绍虞:《清诗话续编》,13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此评正说明杜牧作诗艺术上的追求。他在《献人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这些文学主张在他的咏史诗的创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印证,咏史诗的创新也就在这里。《赤壁》、《题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一绝》、《泊秦淮》、《过勤政楼》等都表现了议论高绝的特色,对历史认识的史学观往往奇警过人。表现了超人的才智。吴景旭云:“牧之数诗,俱有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盖醒”富寿荪等:《千首唐人绝句》,第6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诗人从反面强调周瑜如果赤壁失败的后果,虽然人算不如天算,上苍帮了周瑜的大忙,才使周瑜取得了胜利,否则的话,大小乔均归曹家,东吴灭亡已是定数。《题乌江亭》批判了项羽没有远大谋略,不能忍辱含诟,缺乏卧薪尝胆的坚毅精神,所有这些翻案之作都衬托了他本人的思想、谋略过人和经邦济世的宏伟抱负,但自己始终得不到英主发现,所以自己的才智无处施展,只有用到对艺术的审美追求上,通过文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在杜牧咏史诗中,感情委婉和文辞华丽的情形不多,立意高绝的议论却篇篇皆是,他立意高绝的议论与高人的史识往往都融在形象之中,经过形象的展示表现出来,针砭时弊,挞伐昏君异臣,都能表现出豪迈的气质,从而使政治家思想家的才能与文学家、诗人的才情浑融一体,诗意格调极高,英才横溢绝代。“二十八字史论”的称誉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