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虽然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提出了经济发展问题，但从总体结构来看，从它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比较，经济发展问题没有被放在中心、突出地位。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整体上看具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它十分关注财产的所有制问题、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及经济关系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一样，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十分重视生产、分配过程中劳资关系问题的探讨。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它反对劳资之间阶级对立的本质，强调劳资之间的合作关系。它反对消灭资产阶级，关注并试图缩小阶级之间的贫富差别。它又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主要是从公正、平等、道德的角度观察、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它还具有浓厚的福利经济学色彩，社会福利问题成为它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伊斯兰传统经济思想中有关施舍、天课等济贫内容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西方原来的经济学也叫政治经济学，自从1890年马歇尔写了《经济学原理》一书后，经济学就不叫政治经济学而叫经济学了，纯经济问题的论述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时尚。目前西方的经济学已逐渐认识到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制度等对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但从整体来看，现代西方经济学仍然坚持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点来构建其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点和出发点是公平、平等、伦理、福利，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来考虑。
上述特点同伊斯兰传统文化有关。伊斯兰传统经济思想将公平、平等作为其经济思想的根本原则并贯穿于各具体的经济原则与思想中，如安拉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所有者，人人均有享有安拉所赐财富的权利，再如商业交易原则中所贯穿的公平、平等的原则和观念。伊斯兰传统经济思想还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和福利精神。从人人均应享有安拉所赐财富权利的原则出发，从救济穷人为善德的宗教伦理观出发，逐渐形成了伊斯兰教福利精神的基本理论原则：要求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反对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以免导致社会中的贫富悬殊。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伊斯兰教从社会财富的占有、分配、消费、使用、人际经济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整套系统体现福利精神的措施，如完纳天课、提倡施舍、分散遗产、减免债务等。这些措施反映出伊斯兰教“善”的道德行为。伊斯兰教道德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划分善恶的标准、范围，鼓励人们行善；伊斯兰教社会福利精神则体现了如何实施“善”。“善”是社会福利精神的核心和实质，伊斯兰经济思想提出的一切社会福利措施都是从“善”出发的。所以，伊斯兰经济思想深刻的宗教道德烙印同浓厚的福利精神相结合，溶为一体。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继承并发扬了这些特征。
其四，维护有限的私有财产权，实际是维护中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判定一个理论、一个思想、一种政策的阶级属性，应该通过考察其理论、思想、政策的实施给哪些阶级带来利益、给哪些阶级带来损失的结果得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中小资产阶级在改革中得到了实惠，他们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而大资本家、大地主的利益受到损失。埃及、巴基斯坦、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国都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政策，对私人拥有土地的数额进行限定，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都不同程度地维护小规模土地私人占有制和小规模资产私人所有制。所以，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阶级基础是中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土地占有者)。
其五，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财产相对均平思想和措施。对大土地所有者在限定土地数额范围之外的土地实行再分配，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体现了均平的思想，但维护中小私有财产制的政策又表明它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既反对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又反对完全公有制形式下的绝对平均主义，体现出其实质为相对均平思想。这一特征同穆斯林社会根深蒂固的伊斯兰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财产权观念，相对均平思想是伊斯兰经典财产权观念的重要特征。由于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穆斯林在面对西方传播过来的社会主义思想时很容易吸收、接收其中那些与他们的传统文化相一致、相近似、可调和、易兼容的内容和精神。社会主义的平等、公平、均平、社会福利、集体主义、反对剥削等原则和精神同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的原则和精神有相一致、相近似之处，易于被穆斯林所认同、接收。这一点同中国的情况相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均平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对近现代中国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人民在面对从西方及俄国传播而来的社会主义思潮时也自然地容易吸收、接受其中那些与传统文化相一致、相近似、可调和、易兼容的内容和精神。“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中适合中国国情的那些精华，而且又与中华传统文化保持着天然的亲合关系。“由于经济土壤和政治气候的特殊性，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继承，具有鲜明的东方特点”。“毛泽东政治思想中对传统儒学‘仁政’、‘民本’‘王霸’之说的扬弃，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中国古代杰出兵书《孙子兵法》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毛泽东经济思想对小农经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意识的承袭，都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打上了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这其中似乎包含着一条文化交融的自然法则和规律。当然，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历史事实证明，完全照搬外来的“主义”，完全照搬、实行外来的思想都是行不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经济改革之所以能风靡伊斯兰世界，并曾获得一定的成功，推动了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就在于它将社会主义、伊斯兰传统文化、民族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在于它适合伊斯兰传统文化土壤和穆斯林社会政治气候。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不断深入，更为成熟、更为合理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社会变革取代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也是十分自然的现象。
(三)伊斯兰复兴运动经济主张和实践方略
70年代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又掀起新的高潮。穆斯林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伊斯兰化的变革。一些事件震惊世界：麦加清真大寺暴动事件，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杀事件，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暴动事件，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国王巴列维的统治，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布托政权等。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伊朗，霍梅尼在伊朗创建了神权政体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穆斯林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霍梅尼出生于伊朗库姆霍梅恩镇，他的家庭为伊斯兰教什叶派乌里玛世家，中学毕业后到阿克拉，拜什叶派着名宗教学者阿亚图拉·哈伊埃里·叶兹迪为导师学习经训、教义和教法。1922年随其导师叶兹迪到库姆经学院继续深造，由于他信仰虔诚，恪守宗教功修，善于论辩，博学多才，精通伊斯兰教义、经训、教法、伦理、哲学、历史、政治等学科，于50年代末被学院授予高级教职“阿亚图拉”。他在库姆经学院任教授达30多年，讲授教法和伦理学，并从事宗教与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和着述。1963年他因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支持宗教上层的抗议活动而一度被捕。1964年10月又因抨击政府给美国驻伊朗军事顾问以外交特权而被捕，并流放土耳其，后定居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纳贾夫，继续从事宗教学术研究，发表了大量宗教和政治专论，并招收学生传授、宣传在伊朗进行伊斯兰革命的政治主张。1970年库姆48位阿亚图拉集体致电，宣布拥戴霍梅尼为“大阿亚图拉”，坚决支持他在伊朗进行伊斯兰革命的政治纲领。1978年10月，伊拉克当局出于政治和宗教的原因，宣布霍梅尼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再次被迫流亡法国巴黎。此时，他通过库姆伊斯兰抵抗运动总部指导、号召群众进行反对国王统治的斗争。1979年1月，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国王流亡国外，霍梅尼于2月返回伊朗，宣布建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废除帝制。1979年3月，通过公民投票，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年12月制定了新宪法，霍梅尼被确定为伊朗宗教和政治的终身最高领袖。1989年7月他在德黑兰病逝。
霍梅尼的着作大多涉及政治与宗教方面，经济问题较少论及，但伊斯兰革命也触及了经济领域，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伊斯兰经济的基本政策。
关于所有制，宪法规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济制度是有计划地建立在国营、合作经营和私营三种经济成分基础上的。国营经济包括所有大工业、重工业、外贸、大矿业、银行、保险、水坝、大型水利灌溉网、电台、电视台、邮电、航空、航运、公路、铁路等，这些都是公共财产，属国家所有。合作经营经济包括城乡按伊斯兰原则建立的生产和分配的公司、合作企业。私营经济包括一部分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和服务行业，这是辅助国营、合作经营的经济成分。
伊斯兰宪法强调了国营经济。因为60年代以后，随着石油财富的增长，伊朗的国营企业有所发展，特别在石油、交通运输、水电、公用事业等部门。同时官僚资本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利用权力或与外国资本合作，在金融、工矿企业、商业等部门占据了垄断地位。伊朗革命胜利后，伊斯兰政权接管了国营企业，没收了包括王室在内的官僚资本企业，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企业主撤出伊朗后，伊斯兰政府接管了这些企业或它们的股份。因此，伊斯兰政权下的国营经济力量比巴列维王朝时强大。
伊斯兰教允许私有制存在。因此，伊斯兰政权对中小企业持保护态度。伊朗中小商人曾是反对国王运动的力量，他们资助伊斯兰革命。历史上，商人与毛拉集团的关系比较密切，是清真寺资金的资助者。至今，伊朗商人阶层仍是一股政治势力，他们对政治有一定的影响。商人们的政治主张比较明确，反对国有化，反对触犯私人的经济利益。
是否保护私有制，还反映在土地问题上。巴列维时期进行了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它使一部分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了小块土地。由于清真寺拥有大量土地，毛拉集团激烈反对土地改革。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农民要求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1980年伊斯兰政府颁布了新土改法，规定属于国家和大庄园的土地都要分配给农民。这不但遭到地主的反对，也受到多数毛拉的指责。他们认为，土地改革违背《古兰经》允许土地私有的规定，引起伊斯兰议会的激烈辩论，最后，霍梅尼下令停止执行土改法令。
伊斯兰政府根据伊斯兰教实施税收制度。按札卡特、胡姆斯(五一税，占贸易利润20%的盈余税)、哈拉吉(土地税)、吉兹亚(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征收赋税。但在金融利息问题上，没有遵守伊斯兰教法，即没有取消利息制度。但也有的资料说，已制定了禁止利息的法令，但暂缓执行。
在经济政策上，伊斯兰政权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一派主张实施国有化，扩大国家干涉经济的权力，限制私人剥削，建立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坚持实施土地改革，扩大税收范围特别是提高商人缴纳的税率，取消金融的利息制度。另一派则反对土地改革，反对国家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主张鼓励私人资本，坚持按伊斯兰教法征收赋税，反对取消利息制度。革命胜利后，伊朗一度推行伊斯兰化的极端政策，从而带来了不少新矛盾，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大量居民表示不满，经济日益困难。与此同时，伊朗与邻国的关系不断恶化，与大国的对抗不断激化，在世界的地位陷于孤立。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伊斯兰政权调整其国内外政策，以改变什叶派神权政治的形象、经济状况。随着1981年政治反对派被镇压，伊斯兰政权获得初步巩固后，当局开始在实践中调整伊斯兰经济政策。根据伊朗的实践，调整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调整文化消费政策。伊斯兰文化革命是伊斯兰政权的重要任务之一，它严格控制一切文化消费活动，要求每一位穆斯林严格遵守教规戒律，过朴素的清教徒生活。但这不可能要求广大人民长期生活在文化沙漠之中。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伊斯兰政权放松了对文化的控制。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电视台增加了文娱节目，放宽了对外国影片的播映(仍限于伊斯兰教法和传统伦理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对居民在室内玩奏乐器、唱歌、打牌、下棋等文娱活动也不加干预(直到1988年才明文取消禁令)。以上事实表明，宗教活动不能代替人民的文化消费生活，宗教意识形态不能完全支配信徒的世俗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