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南京被占领了，“首都”都沦陷了，数不清多少次大大小小浴血奋战后，血肉筑成的胸膛实在难以抵挡住枪炮，在“迟滞”了敌人进攻后，蒋介石带着他的国民政府迁向了西南一隅。
重庆成了抗战时期的陪都。
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秦岭、大巴山、长江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阻断了蜀国与外部联络的通道，有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就是易守难攻。
国民政府把陪都选在了重庆，从战略上看，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也是一着险棋——万一日本人真的攻进来了，下一个撤退的地点在哪儿？看看四周，东西南北中，已经没地方躲了。
日本人的确是接踵而至，只不过，陆上难以进入，就从空中来。
“九六”式轰炸机从南京起飞，一路畅通无阻地飞到重庆，从容地丢下一颗颗炸弹……
“零式”战斗机更是猖狂地向地面随心所欲地扫射，哪里人多就往哪里打。
中国的天空，是日本空中强盗横行霸道的训练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天空，是日本空中强盗嬉戏耍闹、肆意妄为的乐园。
机腹下挂着炸弹、机炮口吐着火舌的“九六”式轰炸机，“中岛”式、“零式”战斗机随意进进出出。机翼上涂着的膏药旗在阳光下刺眼夺目，俯冲时撕心裂肺的呼啸声足以让惊慌失措的失去抵抗能力的军人、逃难的百姓肝胆欲裂。一个没有足够实力保护它的臣民的政府在强悍的外族肆意凌辱中，只能是任由其横行霸道，向地面上的平民百姓肆无忌惮地扫射、投下一串又一串的炸弹……
航空救国？
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都会有着一颗绝对与众不同的头颅和极其敏锐的思维。从第一架飞机诞生后，当西方人还在对航空进行更深一步探索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就敏锐地意识到航空将对日后世界发生影响。
1923年4月2日，孙中山在参加南昌航空教导队开学典礼讲话中，多次提到“航空救国”。8月，他在广州参观由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架飞机“乐士文”号的时候，当场提笔写下“航空救国”以示鼓励，当时落后的中国处处需要大规模工业化，可他并没有说“电力救国”、“纺织救国”、“运输救国”……由此可以看出他对飞机在未来世界重要性的认识。
很多老人都说，后来满腔热血参加空军，都是冲着国父的这句话来的。
孙中山先生的洞察力是超前的。但事与愿违，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和什么样的程度，航空工业都是一门涉及诸多尖端学科的工业，与乡下打铁造弯月犁永远都是两码事儿，在一个连完整的工业体系都没有的国度里，靠它“救国”，肯定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一部中国航空史，可以管窥全貌，不难看到，直到抗战那一刻，中国空军也总共只有305架老式陈旧、杂七杂八的飞机，且没有一架国产，全部是来自国外：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苏联……飞在天上，那情景，就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长安街上跑的小汽车差不多。
就是这些，也因为蒋介石在讨伐各路军阀中，收买、劝降、招安、征服，把盘踞在中国四处并独霸一方大大小小的“山大王”、“地头蛇”几乎全部收编归顺到自己麾下。
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万国牌”的飞机。
中日开战后，日本人已经用单翼、时速超过三百公里的“零式”战斗机了，而中国空军还在用外形像“书架”一般、两个“翅膀”的“霍克Ⅲ”，就是这样，整个空军也只能有七十多架飞机可以升空作战。和地面部队一样，中国空军英勇的小伙子们，拼尽全力，尽管也打出了威震长空的“八一四”大捷，但还是难以阻挡住敌人凶猛的攻击。
到了1941年，本就基础极其薄弱的中国空军在数次和敌人交火后，损失惨重，飞机来源几乎断绝。剩下的，也都是老掉牙的，性能极为落后，完全丧失了制空权……
和地面部队一样，空中打不过，就一个字——跑！
跑警报之一
从1938年开始，“跑警报”就成了在日本飞机耀武扬威下的中国人几乎天天必说的一句话、必做的一件事儿。
跑警报不仅是人跑，飞机也要跑！
成都市郊接合处，穿过一处污水沟，就是低矮破旧的农舍，推开残缺的木门，一位个子不高、稀疏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双鞋磨得露出底色但却擦得一尘不染的老人出现在我的面前，老人叫陈学波，原国民党中国空军三大队飞行员……
解放军攻占成都前夕，老人随着部队起义，之后回乡种地。至今还是农民的陈学波老人说起当年为躲避日本人战斗机，开着飞机“跑警报”的情景，心头别有一番滋味。
老人说：那仗啊，打得窝囊，打得恼火。明知道不行，还得去打。不是我们不行，实在是飞机不行啊。机动性不行、火力不行，我当时开的是苏联S·B双发轻型轰炸机，除我以外，还有两个弟兄，一个投弹手，一个射击。但东西不行，都是人家淘汰的，别说轰炸了，飞起来就很不容易。往往只要警报一响，我们的任务就是一个字：跑！和我一起跑的还有飞苏联E-15、E-16的弟兄。
往哪跑？往北、往汉中那边跑。往兰州方向跑。
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记得那是三八年还是三九年，我们当时驻扎凤凰山机场，日本人飞机来了，领队带我们起来就跑。一共有二十多架，往北。本应该从广元上面走，哪曾想，领队带错路了，跑到绵阳上面去了。真是歪打正着，二三十架日本人的飞机正在广元那儿盘旋、等我们呐！
没堵到我们，日本人气得发疯，狂轰滥炸一顿后，其中一架竟敢大摇大摆地在凤凰山机场降落，把没来得及跑的、覆盖着稻草的飞机付之一炬，把我们的军旗拔回去邀功庆贺。嚣张啊，真他妈的嚣张！
当兵的，打仗就跑简直是一种耻辱。但就是没法子，不是一定要“跑”，确实是实力不行，根本打不过。记得那是1941年，好像是3月，也是驻在成都的五大队，一仗就被打掉8架飞机，损失了8名精英飞行员，元气都没有了。成都空军司令杨鹤宵被撤职，五大队撤销番号，改叫“无名大队”。余下的队员胸前一律佩戴字符，上书一个大大的“耻”字。那里有我的朋友，每次见面，看见那个字，泪就停不住。他哭，我也哭。日本人，欺人太甚！
有资料为证：单是重庆，从1938年1月起，日军共出动6800余架次，炸死、炸伤我军民近两万人。
跑警报之二
挨炸的不仅只是重庆，还有云南的昆明、沾益和四川成都。其实，在西南，日本飞机没掠过的地方，几乎没有。
张义声此时已经考入国民党空军学校第十二期，和地面撤退的部队一样，十二期也是东移西挪，最后定在昆明。当时“上面”说，这里离日本飞机远，让小伙子们安心学习，早日升空作战！
哪想到，日本人飞机还是来了。老人说，当时每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警报”。
天好的时候要跑，天不好的时候还要跑——日本人狡诈，诡计多端，要防着点。
老人回忆，1941年10月中旬的一天，由于日本人多次轰炸昆明，为避开空袭，他们特地来到沾益，哪想到，已经正午时分了，想到上午日本人飞机没来，大家刚刚松口气，“呜”的一声，警报又凄厉地响了起来。
日本人真是追来了。
警报声一响，满街老百姓慌张地东躲西藏。军人要有组织地统一行动。老人说，那天下午正准备上机练习，同学们都在一马平川的机场，想要“跑警报”都没个地方，至多是在跑道边趴下。
盛夏的八月，骄阳似火，十几架“万国牌”飞机懒洋洋地趴在停机坪上。远方，几个在阳光下烁烁闪亮的光点迅速飘移过来——那是日本人的“零式”战斗机。
翻腾、俯冲、投弹、扫射……二十多架零式机不慌不忙地在市区上空“演练”，如同是在自家后院“闲庭信步”。
蓦地，斜刺里杀出一个人，张义声和同学们不由得一下子站了起来——是教官！
老人现在依旧记得住他的名字——李向阳（不是电影里那个李向阳）。老人说，教官是实在气不过才有如此壮举。和他一起冲向停机坪的，还有十几个人，都飞步跑向自己飞机的座舱。
滑行、起飞……
双翼的“霍克Ⅲ”、E-15、E-16，杂牌子编队的十几架飞机的机轮刚刚离开跑道，就让回转过头来的日本飞机给打散了。
张义声和同学们都站了起来，仰天观望，心都缩成一团。
空中霎时变成战场，飞机打旋、翻腾、跃升……机枪、机关炮声响成一片。
一看就不行啊，日本飞机三架追一架地打，自己的飞机跑的跑、逃的逃，到最后，只剩下李教官一架飞机孤零零留在空中。
日本人狠劲上来了，六架打一架。
追着打。
老人在地面看得真真切切，教官驾机左闪右躲，每当敌机开炮的一瞬间，他都巧妙把机背抬起（霍克Ⅲ机背有防护钢板），敌机的子弹全打在钢板上，在地面都清楚地听到“梆梆”声。
从高空追到低空，左突右冲的教官抽个空子机智地落地了。这下可让日本人恼羞成怒，教官刚从座舱里出来，六架飞机就几乎是同时扑上来了。
教官赶紧躲到了机腹下，六架飞机立马围着“霍克Ⅲ”打。
就这么嚣张！
低沉的轰鸣从远处传来，那是运输机特有的声音。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DC-2（重庆号）民航客机从远处探出头来，它似乎对机场上空正在进行的厮杀毫不知情。此时此刻，它的机头已经对准了机场跑道。
此情此景，让所有在场者都惊呆了。
DC-2徐徐下降，它的前轮马上就要接地……
围住“霍克Ⅲ”的零式机苍蝇般突然一哄而散。
大家的心全都猛地一沉：完了！
刚刚落地还在滑行的DC-2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机背上就已经被穿了无数个窟窿，这可是没有武装保护、手无寸铁的普通乘客乘坐的民用航班啊！
震耳的机炮、呛人的硝烟中，舱门洞开，惊慌失措的乘客挤出机舱没有章法地四下逃命。
日本人真是疯了，追着地面的人扫射！机关炮打在地面上，掀起团团尘土。
一个穿蓝裙子的女孩子跑在最后，在被机枪扫射卷起的尘埃中，犹如一朵娇弱的刚刚盛开就将要被掐断的美丽花朵。
跑道外的人拼命地喊：脱掉高跟鞋、快脱掉高跟鞋……
一架“零式”机已经在她背后出现……
时间仿佛凝固，呼吸停止，世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随着机头吐出的一道火舌，蓝裙子修长的身躯静静地躺倒在血泊中，机关炮溅起的泥土高高飘起，再纷纷扬扬洒落在和蓝天一般美丽的裙子上。
空中，“膏药旗”呼啸而过！
此次光天化日下公然袭击民航班机，造成空姐鲁美英（《申报》当时误称卢美英、刘美英。笔者注）等机组成员在内，共有6人（含一名婴儿）惨死在日本强盗的枪弹下。
老人说，鲁美英是应该能跑掉的，她已经下来了，是听到一个乘客喊着娃娃不在了，又返回去找那个被遗弃在座位上的婴儿才被打死的。日本人，没人性啊，怎么坏怎么干，眼睁睁看着让人家欺负啊。
讲着讲着，老人的眼睛潮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