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5500，不对称的“等式”
“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
两排西装革履的东方人、西方人，手持高脚杯，在彼此寒暄之时，余光却时不时地往长条桌面上集中。
随着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博群与美国“飞运公司”驻中国代表马克思·S·普霖互换文本，稀疏的掌声加几下镁光灯闪烁后，1930年8月1日，“中国航空公司”的牌子正式挂在了上海广东路3号的六楼上。
据说，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合资企业。
据说，光是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谈判，就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一个是除了“空中的风”什么都没有却要坚持“绝对控股”，一个几乎要倾其所有却必须时时刻刻都处于“服从”的位置。一边明显是步步紧逼似的“强词夺理”，一边是节节败退后的“据理力争”！
出身望族、举止优雅、有着绅士般风度的普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一个资本定为10000万股的航空公司，飞机是自己的，驾驶员是自己的，机务、导航、通讯、耗材都是自己的，怎么偏偏只能“认购”4500万股？对方几乎身无“分文”，却必须要占“5500万股”。
不知道美国“飞运公司”这位中国总代表在谈判时是否谙熟“空手套白狼”这句中国老话？谈判桌上，普霖几次把激愤的目光投向了交通部长王博群，老练的部长先生立刻顾左右而“言他”……私下，餐桌上，普霖终究想打破这个谜，部长哈哈一笑：“事关国家主权……”
同期，国民政府还和德国“合资”，成立了“欧亚航空公司”。但经营惨淡，一直是“默默无闻”。
无论是“中航”还是“欧亚航空公司”，开航最初几年并不顺利。飞机性能低劣，不熟悉“国情”的外籍飞行员（正驾驶全部是外方），无法准时到达的零部件（“中航”飞机零部件是由美国经太平洋运来，“欧亚航空公司”是经欧亚大陆最后从苏联运抵），导致了多起事故的发生，而国民政府无法“控制”的省份也在航线开辟上处处刁难。
1936年，根据中法航空合约，“中航”拟把上海至广州的航线延长到河内，以便与“法航”至巴黎的航班衔接，就在第二次试航广州时，飞机即被广州当局扣下，当地军政府扣押的理由既简单又极其荒唐：堂堂中国航空公司，凭什么要有外国人一半股份在其中？
地方诸侯竟敢对抗中央政府！以至于一时传出了“国际玩笑”。
长空泣血湛蓝的天，没有一丝云，空气潮湿而闷热。
香港启德机场，随着机身两侧的螺旋桨加速旋转，一阵轰鸣声后，一架由美国麦道公司生产的DC-2抬起机头，徐徐驶入蓝天。烁烁阳光照射下，用黑漆书写的CNAC（中国航空公司英文缩写）在银白色的机翼上清晰在目。这架被命名为“桂林号”的DC-2今天的航线是香港——重庆，现在，它载着13名乘客，正轻松地向目的地驶去。
飞机改平后，在6000英尺高度上，从地标看，是刚刚脱离了租界的“边界”。机长吴士（H。L。Woods）把航向对准了297度后，把驾驶杆交给了副驾驶刘崇伦。
虽然中日开火已经一年，双方空中的激战也惨烈无比，但香港依旧在英国人手里，民航机照旧在飞。吴士一直飞香港这条航线，也几次在空中见到过日本战斗机，大都是“擦肩而过”。对于进出租界的民航班机，日本人还是相对“安静”。毕竟，有国际公约摆在那里，毕竟，这是商业航空公司的民航客机。虽然有交战国的一半“股份”，但起码，这是美国飞机！
把飞机交给副驾驶后，吴士转头示意报务员罗昭明询问重庆地面情况。此时，空姐武庆华隔着驾驶舱门探出身子：“来点什么……”
吴士的“咖啡”还没说出口，舷窗外的情景让他感觉似乎哪里不对头——不知什么时候，八架“中岛”式驱逐机分成两路纵队，左右各四架地伴随在DC-2的两侧。
不知为什么，与其他几次遭遇日机不同，吴士心中隐约有种异样的感觉，他迅速从副驾驶手中接过操纵杆。
飞机缓缓地转了一百八十度，掉头飞向了租界的空域，完全出自一种本能，吴士觉得那里更安全！
果然，那些“中岛”式并没有跟上来。在租界上空兜了一圈，见两侧已是“空空荡荡”，看来是“警报”已经解除，吴士再次把飞机转回原来的航向。商业航班可不能与东游西逛的军用飞机相比，后面的十几号人，还惦记着晚上在重庆吃火锅呐。
重新加入航线后，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飞机就来到了澳门以北、香港和大陆之间海湾的西端，比刚才见到日本战斗机更远一点的上空，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吴士明显地感觉到，今天，实在是在劫难逃了！
五架“中岛”式排山倒海似的向他冲过来！吴士清晰地看见，最前面一架的机头，已经冒出了火光。
想都没想，本能使然，吴士马上急剧俯冲，机舱内传来稀里哗啦和哭爹喊娘的声音，那是行李散落和乘客的恐惧求救声。吴士已经顾不及那么多，左下方5000英尺处有一小片云，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马上钻入到那里，藏进去，让日本飞机找不到他。
那片云实在是太小了，吴士一头扎进去后，只有几秒钟，就从另一端出来了，前面是万里晴空，什么都没有，犹如一个被追杀的人拼命地跑，结果却钻入一条死胡同一样。此时的吴士已经毫无办法，他一边让报务员赶紧向地面发出求救信号，一边又重新折进云中。
但，“中岛”式已经开炮了！
浓密的机关炮弹已经打进了驾驶舱，舱内散发出的火药味让人窒息。
云都打散了。
只有迫降！
吴士驾机大幅度盘旋下降，飞机以接近解体般的速度快速向地面坠去。
“中岛”式在后面穷追不舍，火光不停地在DC-2的舷窗外“嗖嗖”掠过。
大地迎面而来，跃入吴士眼帘的，都是用小沟渠围住的小块稻田，天哪，在这样的地方迫降，飞机不着火大家也得全摔死！
还好，右前方出现了一条河流（经查证为珠江，笔者），想都没想，吴士大声复诵紧急迫降要领，迅速关闭发动机，大声命令副驾驶切断飞机上的所有电源，DC-2一个侧身，一头栽进了江中。
歪打正着——DC-2接“地”角度恰到好处，发动机噪音完全消失后，水位刚刚没到舷窗。
还好，虽然从机舱里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太阳、听得到外面的风声、嗅得着外面的空气，万幸的是，十七位机组人员和乘客中，竟然没有一人被炮弹击伤。珠江水的浮力大大缓解了冲力，机身上被穿透了无数个大洞的DC-2浮在了水面上。吴士推开座舱前的紧急出口盖，哪想到，再一次跃入眼帘的，是俯冲嚎叫着、喷着火舌的“中岛”式！
立刻缩回头的吴士发疯地命令副驾驶和报务员及空姐：让全体乘客跳进河里，立即离开机舱。
几乎是和刚才DC-2迫降的场面一样：五架“中岛”式大幅度盘旋、打着旋地向DC-2俯冲过来！
远处，一艘渔民的小舢板已经摇过来。
日本兵太狠！采访中，几位老人都说，民航客机已经迫降了，还是不依不饶，仍旧冲着落水的乘客开火！
全是机枪扫射，除机长吴士和报务员罗昭明（《申报》误称罗寿年，笔者）及一名乘客死里逃生外，共有14人被打死！
在后来打捞出的尸体上，每具都布满了枪弹孔。
历史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天：1938年8月24日！这是日本战斗机第一次攻击民航班机，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手段一次比一次嚣张！
1941年1月14日，日机再次进犯，轰炸重庆九龙坡机场。此时，“中航”公司的一架“史汀生”型飞机（沧州号）见势不对，为避免飞机被击中，驾驶员（美国人）马上驾机升空，逃离机场。哪料到只飞了五公里，由于该架飞机未添燃油，无奈之下，又飞返机场。没有找到攻击目标的敌机气急败坏地把怒火全部发泄到这架“史汀生”上，在三公里以外开始攻击，直到“史汀生”在地面焚毁。
同年，5月20日，厄运再次降临到另一架DC-3（峨眉号）上。
简直就是冥冥中的安排，遭遇敌机攻击的又是吴士，只是这次的航线有所不同：重庆——成都。
经过战火的“洗礼”，在战斗中“成长”的美国佬吴士（多么典型的中国名）成熟多了。
飞机在重庆起飞后，他的双眼一刻不停地向“外面”搜索。四十多分钟后，美国佬的“搜索”终于有了“结果”，在宜宾上空，四架“九六”式气势汹汹地迎面而来。这一回，吴士没有重复前次被击落之前还到租界上空“绕了一圈”（实际也无“圈”可绕）的可怜动作，发现敌机后，他果断地推杆，好在四川盆地终日浓雾弥漫的天气居多，厚厚的云层帮了大忙，还未等日本人反应过来，DC-3已经就近迫降在宜宾机场。
那哪里是“机场”啊，就是一块稍平坦点的“坝子”（当地方言：平地），凭着高超的技术，吴士还是让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一样的峨眉号在颠簸不平的泥地上驯服地停住。
所有的乘客散去后，机组成员才找个地方躲藏起来。
果不出所料，四架“九六”式还是接踵而至，DC-3逃过一劫让这些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异常恼怒，在宜宾机场跑道上空，他们重复着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动作——拼命扫射，直到看见这架DC-3机翼被打烂了，肯定是不能再飞了，这才拍拍屁股（晃机翼），长啸而去。
看着日本人走远，美国佬双手向外一摊，无奈地耸耸肩。美国国务卿赫尔是少数几个和总统坚定站在一起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高层政界人物之一，但在“抗议”式的讲话中，却既不慷慨又不激昂，别说“霸道”，连点硬气都没有，犹如一个年迈的老人批评一个做错事情的淘气少年。
国务卿的公开讲话只过了几天就无声无息，如同一块掷入水中的棉团。日本当局也没有丝毫收敛，继续攻击空中的民航航班。
1938年9月6日，在广东英德县佛岗上空击落了“欧亚航空公司”JU-52型EU-15号飞机。
1939年4月13日，JU-52型EU-19号飞机在执行河内至昆明的航班时，遭到六架日机的追杀。从越南的老街一直追到云南的茅坪上空，直至把该次航班击落。
同年5月6日，八架敌机同时对“欧亚航空公司”由兰州经西安飞重庆、途中在陕西汉中机场过站的JU-52型EU-17号飞机开火。
1940年9月16日，六架日机将停泊在重庆李家渡的“中航”康道尔水上飞机团团围住，一阵狂轰滥炸，直至将它击沉。
1940年10月26日，日机将正在飞行中的“欧亚航空公司”EU-25航班击中着火后迫降。
1941年6月22日，日机将执行成都——雅安航线的“欧亚航空公司”容克斯W-33型2号飞机击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