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中航”
激愤的学生不断地走上街头抗议，和日本“媾和”的声音却不时在政府官员嘴中传出，地面无论是“阻击”还是“血战”，虽然也能在交战中杀死大量日本兵，但结局却都是不停地退——国统区域面积日益缩小就是最简单的证明。
战前拥有的三百多架各式老旧飞机，经过数次空战后，几乎损失殆尽。目前的空军重复着地面部队相同的战术动作——撤退。
换成老百姓的话就是“跑飞机、跑警报”！
所以涂着膏药旗的飞机可以肆意轰炸！
所以画着太阳旗的飞机可以任意拦截、击落正常飞行的商业航班。
所有的地方都弥漫着溃败的气息，国民政府奄奄一息。
在地面和空中如同洪水般地退却时，一支机队却要迎难而上。
华府接二连三的“抗议”对日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但“中航”还得继续飞（飞运公司已于1933年将股份转让泛美航空公司），交通部的加急电报一个接一个，如同雪片纷至沓来，日本人推进的速度完全超出了预料，必须把政府的要员们接出来，直接送到重庆。
于是，本应该大大方方的飞行就必须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飞机在空中，能躲就躲、能藏就藏。而且必须要夜航。
广州被占领后，重庆政府和外界的空中联络通道只剩下了进出香港的航线。
和当初撤退时差不多——一切依旧是小心翼翼。
空中，如果侥幸没有与日本人飞机“照面”，危险就是来自地面。
无论是在哪一端起飞，平日里企盼的好天气此时是变得越坏越好，那样，日本人就不会出来了。而且，这样的飞行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中途备降机场，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的航路指示标，没有城市的灯火，连无线电波也受到了限制……
更大的“挑战”是无线电波的强烈干扰。
日本人占领了广州，就在紧靠着香港一带架起了通讯装置，是偶然还是故意的挑衅？强大的日夜不停的无线电信号每分每秒都辐射到启德机场，严重地干扰每一架进出港航班所必须和地面联系的无线电信号。
于是，避免无线电波干扰造成灾难，能成功起飞和降落，就成了一场智力大拼搏。
随机报务员中国人居多，时间长了，他们互相总结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基本要领，进场前，使用德国（罗兰）技术导航法，转动手柄和刻度盘上的指针，指针带动上面的环形天线，使其指向任何一个可以选择的电台。一边是莫尔斯电码A（·-）的信号，一边是N（-·）的信号。当环形天线直接指向联系的电台时，发出T（-）的信号，根据此，报务员就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方位线，继续保持这一航迹并在中间检查方位，就能盘旋下降。这一招，后来连美国人都学去了，伦纳德就曾向他的上司，“中航”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抱怨：我去香港时，就会像正在电唱机上转动的唱片那样盘旋下降。
差点“丢”了
委员长武汉保不住，国民政府在混乱之中退却重庆。
一切都在混乱之中。
由于公司里只有查尔斯·夏普、罗亚尔·伦纳德两个人能飞“夜航”，而在大撤退中，四面八方打到“中航”在汉口调度室的命令电话和电报铺天盖地，所有的调度、指挥顷刻陷入混乱。
哪个部门都比这里大，谁都不能得罪。
10月21日，日本人打进广州当天，交通部电令“中航”将汉口的政府要员送至重庆，邦德电令重庆机场晚间挂上红灯笼（用做“导航”），在二十四小时内，夏普和伦纳德各飞两次重庆——汉口——成都，将政府官员送到目的地。23日，夏普再次降落汉口时，工兵已开始在跑道上埋地雷了。
25日黎明，第二次飞宜昌的伦纳德准备再次飞汉口，飞机正待起飞，运送16名乘客，驾驶着“海军准将”式飞机、刚从汉口回来的飞行员陈文宽告诉他，汉口在燃烧！
不仅是“中航”乱，政府更乱，把委员长都差点“丢”了。
10月24日夜，夏普从宜昌返回汉口，此时，日军已到了汉口的“边上”，当DC-2在停机坪上停下来时，夏普看到了令他最吃惊的一幕：委员长和夫人一行站在空荡荡的跑道上。
九省通衢的武汉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空中只有“中航”和香港保持联系的同时，陆地，目前这是惟一的对外“纽带”——海外的物资运抵香港，再从广州转运这里，日本人攻占广州和武汉，目的就是要掐断这条动脉。正因为太重要，蒋委员长最后一刻还“滞留”在此。
也不知是动身晚还是要表现领袖与民“抵抗到最后一刻”或是其他别的什么原因，准备夜飞衡阳的委员长一行到了机场后，“专机”驾驶员贾思特才发现，按照这个时间算，到衡阳应该是午夜。
技艺不精的贾思特告诉委员长，夜间，他无法“控制飞机”平安回到地面。
可怜的委员长连一架专机都没有，只能搭乘普通商业航班，这一次他真的陷入了绝境。
说话的工夫，远处，枪炮声响成一团。
连续多日的混乱撤退，“政府”已经一分为二，也许是为三、为四了，东一堆，西一块的，谁也不知谁在哪儿，谁也顾不了谁。若在往日，委员长降临，迎送的队伍都得排出一长溜，而今，跑道上兀立着的是孤家寡人。枪声越来越近，眼看日本人快进城了，委员长竟然还站在孤零零的跑道上……
“中航”汉口地面站的人都快急疯了。
临时抓急，好歹把为交通部飞DC-2的艾利森给“逮”到了，老艾听了负责人的求救后，倒是二话没说，马上就钻进了机舱。
看着委员长的飞机离开了地面，下面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眼下，马上要做的，就是赶紧跑吧，能飞的飞，能躲的躲。实在不想走的，给上一笔“遣散费”。
不到十分钟，刚刚飞走的“老艾”又从跑道的另一端回来了——刚到空中，委员长的飞机就坏了。
天哪！
此时，夏普到了。
往往，历史的发展就是由于一点“偶然”。
委员长确实做到了“最后撤退”，“走”在了所有要员的最后，比地面“迟滞”敌人的部队走得都晚。
午夜，夏普在衡阳着陆后，委员长依旧是阴沉着脸子向机组成员致谢，倒是从站在汉口机场跑道上起，直到衡阳一直都是保持着一如往日之迷人微笑的夫人更显得从容。
类似的事情，在重庆还发生过一起，而这次，差点让蒋氏父子当场“香消玉殒”。
1942年8月25日，欧亚航空公司机长林大纲驾驶一架“容克斯”型飞机从昆明回到重庆。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林大纲飞了一个漂亮的“五边”后，把机头对准了跑道。
本次航班的机舱里，只有一位乘客——蒋经国。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委员长全家轮番上阵。据曾在“欧亚”工作过的沈崇昆老人回忆，当时，“欧亚”派林大纲为蒋经国执行的是专机任务。
老人说，林大纲是留德回来的，飞行技术在“欧亚”是最优秀的，他的落地动作相当完美，当“容克斯”已经平稳降落在跑道上，已经减速滑跑了约一百多米后，这时，人们才发现，在“容克斯”的对面、跑道另一端，一架空军银灰色DC-2突然迎面降落。
飞机跑道上，两机呈迎头之势，眼看一场猛烈的相撞就要发生……
沈崇昆当时就在跑道旁边，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老人说，林大纲肯定是先发现对面的飞机，只见他驾驶的“容克斯”突然转弯，急速脱离滑行道。还在高速滑行的“容克斯”一下侧成九十度，机身倾斜得一边高一边低，都快侧翻了，而那架空军的DC-2是着陆，速度太快，根本就没办法躲避。
现场的人脸都白了。
跑道上，DC-2猛然“轰”的一声，螺旋桨再次急速转动，速度骤然加大，此时林大纲的“容克斯”即将拐下跑道还没有完全转过来的时候，那架DC-2已经冲到眼前。
就在两架飞机马上撞到一起那一刻，只见DC-2怒吼着，腾空而起，紧贴着林大纲的“容克斯”机背，从上面飞了过去。
目睹这一切的沈崇昆老人说，当时，他的腿都软了。
在滑行道停稳后，林大纲脸色苍白地走下飞机。
那架复飞的空军DC-2绕场一周后，重新降落，正驾驶衣复恩从机舱里探出头来，气急败坏道：“这是谁指挥的！”
舱门打开，蒋介石从里面走出来，他看了一眼站在“容克斯”旁边的蒋经国，一声未吭，钻进等候一旁的小汽车走了。
杨连成是机场搬运工，老人说：“DC-2降落后，谁都没有料到，从里面下来的是委员长。看到蒋介石出来，大家都蒙了，挥舞着小旗在跑道上指挥、已陷入疯狂境界的九龙坡场站站长当时就晕了过去。唉，幸亏林大纲及早拐弯转向，衣复恩处理冷静，复飞，奇迹般化险为夷！”
“中立”的美国：两面做“人”
遭拦截、被击落的飞机是美国财产，受袭击的又是美国公民，只要把美国人牢牢牵在手中，量他不能不管。
委员长的如意算盘打的是不错，但他忘了，侵略中国的，是被统治者鼓噪至极的狂热分子，是被宗教般的魔力所推动的日本军人，而委员长要“牢牢”扯住的，却是一个崇尚自由、平等、人权，永远把生命排在第一位的国家。面对一场残酷的屠杀，面对一场与其毫不相干的战争，他们的首选就是离开！
所谓“良知”、“正义”那是私下的事情。面对一个手持大刀冲着一个善良、淳朴的庄稼汉子脖颈砍下去的强盗，你只能在内心表示怜悯的同时希望寒光闪闪的刀锋不要转向自己。
从无端地遭受日本飞机攻击到全力以赴地撤退国民政府要员，并一直使国民政府保持与外界联络通道的畅通，由美籍人担当机长的“中航”公司所受到的威胁，已经不仅仅是面对横行霸道、翅膀上涂着太阳旗的“九六”式战斗机，另一个威胁是——飞行员随时随地都可能撂挑子！
而这些飞行员背后那个政府，在一场明火执仗的侵略和征服的战争中，除了东拉西劝外，无可奈何。
先别说“淞沪”之战，单是从日本人开进东北之日起，美国就和日本一直不明不白地扯在一起，橡胶、石油、钢铁……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商人在这场与己不相干的战争中大发横财。
多数民众又不愿意让美国再搅入一场与己相隔万里的毫无关联的战火中去。
1937年年末，在上海，日本飞机一口气就炸沉一艘停泊在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帕耐”号及另外三艘桅杆上悬挂着星条旗的油轮，当场炸死三名美国人。消息传回国内，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多数民众竟然无动于衷。罗斯福总统的日子不好过！
总统先生目前惟一能做的，除了不断游说、到处称美国处于战争危险之中外，再就是等待，等待一个“奇迹”的出现。
机长撂了“挑子”
空中的飞行一直没有停下，“中航”俨然成了一支“救火队”，哪里需要去哪里。
广州被占领后，北部南雄矿砂、锡块出口却一直没有停止，就那么两三架飞机，就那么几个能飞夜航的飞行员，光是1941年7月，就飞行了105个来回，运送出去644吨矿砂到香港，换回来488吨抗战物资——都是经红十字会运回来的止血带、阿司匹林等医疗物品，而前线奇缺的武器弹药却没有。此时，除了暗地里悄悄地同情和支持，没有一个政府能公开声明支持中国。
倒是一直不被委员长看好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此时伸出了救援之手，不仅派来了空军志愿队参加南京、武汉保卫战，还通过新疆，运送过来七十多架驱逐机、轰炸机等。
可惜，对于一个九百多万平方公里都是战场的中国，这只是杯水车薪。
天，依旧是那么闷热。
火辣辣的太阳几乎要把机场跑道都给熔化掉，四面没有一点风吹来。围着DC-2绕了一圈，没发现任何异常后，夏普和副驾驶及报务员跳进机舱。此时，他只是希望快点把飞机拉起，好让空中的凉风吹进机舱。
奉交通部之令，夏普驾着他的装满钞票的DC-2飞往南昌。一个小时后，地平线上出现一条白色延长线，夏普松了一口气，虽然地面在激战，空中也多次遭到拦截，但，上帝保佑，这次总算是平安到达。
停机坪上，足有三四十个扛着步枪、机枪，拎着弹药箱的士兵在一个年轻的少校带领下，在默默注视着这个能在空中飞行的金属大鸟。
看来这次运送的钱不在少数，需要如此之多的武装押运。
机长在心里想。
舱门开启，少校向夏普礼貌地敬礼，开口道：“先生，奉军令，请火速将这批军火送往前线！”
“什么，这不可能，你们简直是疯了！”
少校的“命令”被机长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理由也是如此简单：中国航空公司是商业航空公司，美国政府在中日之争中保持中立，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也应该和他的政府保持一致——中立。还有话夏普没有说出，飞行不是想去哪就去哪，需要航图、计划书、任务单，还有场站指挥批准，就凭这么一群散兵游勇，也想搭飞机……
副驾驶把机长的话翻译出来后，心急如焚的士兵被傲慢的夏普给激怒了，只听“哗啦”一声，士兵们拉动着枪栓把飞机团团围住，年轻的少校丢掉了初时的彬彬有礼，他从腰间摸出枪，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夏普：“不去，奶奶的，老子毙了你……”
夏普从对方的神态和动作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把求助的目光看向他的中方副驾驶，副驾驶急忙翻译：“机长，请立刻答应，否则，他们要炸飞机，还要……”
此时的情景也容不得他联想太多，面对逼在眉心的枪口，没有临危不惧，更没有大义凛然，飞机加满油后，载满武器弹药，发出沉重的声音，冲上蓝天。
驾驶舱内，一路上，黑洞洞的枪口一直顶在机长的脊背。
国民政府最担心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罢工的理由现在听起来是冠冕堂皇：既然美国政府保持中立，“中航”公司理所当然地也要保持中立。
陆地上所有的飞机都“趴窝”了，美方从总经理到飞行员，全都搭乘一架飞机去了香港和菲律宾，准备在那里转机回国。机场，平时此起彼伏的飞机起降声，突然间安静下来。
重庆，嘉陵江边，陈文宽抬头看看一架渐渐升起的DC-3，他知道，那是南行的同伴们。陈文宽擦擦两腮上的汗水，招呼他的副驾驶，钻进了机翼上写有CNAC字样老掉牙的“海军上将”式水上飞机闷热的驾驶舱内。一阵轰鸣声后，“海军上将”把江水划出一条白色的浪花后，慢慢抬起机头，形单影只地远去。
美国人走了，陈文宽留了下来，他也是“中航”惟一的一位由中国人担纲的正驾驶。“淞沪大战”爆发后，有着一身好飞行技术的陈文宽闻悉“中航”急需飞行员后，特地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此时，他知道，自己不能随美国人而去，他是中国人，他的祖国、他的航空公司，此时此刻，是多么的需要他。“海军上将”装载量不大，但能运一点就是一点，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正如潮汐退却后，海滩上留下了无数贝壳，只有一只费尽周折又重新爬回大海一样，陈文宽就是重新爬回大海的那只贝壳，他要用自己仅有的一点能力，告诉远去的同伴，你们走了，而我还在努力。他也告诉他的航空公司、告诉那些中国人，我，你们的同胞，一个中国人，没走，还在飞！
宽阔的嘉陵江面，只有“海军上将”不停地来回起落，如同一只落队的孤雁。
美国飞行员一哄而散，消息立刻传到中方管理高层。军人出身、性情火暴的中方总经理林伟成做出惊人的举动：征用所有飞机，全部由中国人自己飞！美国人走了，日本人就更无所顾忌！
外战中的“内战”
地面的仗还在打，飞机不能停！
地面是和日本人、和侵略者打，“空中”是和“合资”的另一半、曾经是“自己人”的美国人战。
美国人走了，委员长也没办法，老着脸央求美国人回来，一辈子都是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做不出来，但这些人不回来，也非常麻烦，飞机是“占领”了，但确实也“飞”不起来，自己多数的员工目前还无法掌握这项高难度的复杂技艺。即使是从空军抽调都没办法，双发飞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驾驭得了的，否则作为委员长，也不可能连个专机都没有，以至于狼狈不堪地被“丢”在了汉口。
美方正驾驶撤走后，“中航”上海——北平、上海——广州、上海——成都、上海——南京段相继停航，一周后，波及到“中航”所有航线均全部停航。
关键当口，邦德没在中国。
笔者在将近六年的采访中，始终没有找到对“中航”以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中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的详尽资料，连影像资料都寥寥无几，即便有简介也只是只言片语，从零散的资料中，只知道他是1931年被“泛美”航空公司派驻到中国担任“中航”副董事长，这位美国人在中国一住就是十八年，直至1949年离开香港。在此期间，由他代表美方，处理过无数棘手之事。
现在，最“棘手”问题再次来临。
美国，纽约，四十二街和列克兴街交叉口克莱斯勒泛美办公室，当总经理林伟成下令由中国人接管全部飞机的消息传到这里时，邦德正和太平洋航线负责人斯托克里·摩根、胡安·特里普商谈“中航”的发展前景。
中国人的愤怒让邦德马上意识到了事态之严重，他告诉两位上司，自己要马上赶回中国。
和邦德的做法恰恰相反，两位上司一致认为“中航”完蛋了，即使不是现在也是“将要”，道理如此简单，“泛美”航空公司要遵循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交战的国家中保持“中立”。要在战火纷飞的国家上空飞行且不“得罪”交战的双方是多么的困难。
胡安·特里普建议邦德到新西兰去，那里是泛美新开发的横跨太平洋航线的终点，那将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地方。
按如今的观点、眼光看，只能用“敬业”和“执著”来解释邦德的行为。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认定“中航”在远东地区的前景将会极其美好，虽然目前还是令人沮丧。
邦德谢绝了上司的好意，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后，踏上了归途。
从纽约启程，邦德用七天时间到了香港。
启德机场，前来迎接的搭档艾利森告诉邦德，中国人完全掌握了飞机！
“我们都在等待运输——说成撤退比较好！”艾利森幽幽地说。
副董事长勉强地笑了，也许，事情并不如此悲观。
邦德过于乐观。
既不撕毁合同又不宣布结束契约，飞机被占着、航材被霸着、经营的场地被封着，中国人就是拒绝“合作”。
给时任财政部长写信求见，宋子文只字不回。
宋子文不回信，求见也不接待，邦德无法再等下去，他忽地想到了另一个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夫人。
在中国生活过的邦德很聪明。
把给财政部部长的信笺抄一份送给蒋夫人，无论是从个人关系还是从中美双方来讲，都站得住脚，也都恰到好处。
果然。
林伟成回到了军队，黄宝贤被蒋夫人亲选为新的经理。
双方都稍稍“退让”了那么一点点。血气方刚的林伟成走了，美国飞行员回来了，“中航”的飞机又咆哮着冲入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