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2-1997.9）
一、曹雪芹卒年之我见
这里只谈“壬午”、“癸未”两说，至于梅、刘等人的“新说”，理由极牵强，这里仍不论及。
我认为周汝昌先生对红学极有贡献，尤其对脂批及脂斋的研究贡献极为重大，虽然它不为某些人承认；但他关于雪芹卒年一说，即“癸未说”，虽受到某些人赞赏，却是不能服人的。最近重读《卒年辩》一文，更感先生此文的方法和结论都是难以成立的，虽其中有不少正确的东西，如对敦诚挽诗及敦敏的吊诗的理解、对季节的判定等都是对的，是有水平的，但，“癸未说”则是不正确的。
一，没有严格编年的诗钞，《懋斋诗钞》也不例外。只能“大致编年”；“严格编年”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不要说《诗钞》确有误编《题画》及误记《五阅岁》的情况，虽编入癸未不能证明为癸未诗，就是明注癸未也不能证明为癸未诗，虽排除了误编的可能，仍不能排除误记的可能。一个人记不准某些诗文的年月是极平常的事（周先生自己就有论文记不清年月），所以不但无明文辗转推定，即或有明文仍不能证明真为癸未的诗，“证明”二字不可轻用。
二，即使《小诗代简》真的作于癸未，也不能证明芹不卒于壬午。它只是寄给曹雪芹的一首小诗，其中及后来文字都没有曹雪芹是时仍活着，曾和他们一块吟咏的内容，只表明是敦敏以为他活着，并不表明他真活着。因此《小诗》丝毫也不排除曹雪芹已在“壬午除夕”先逝。说“只要编年不错，便是癸未说的硬证据”也是不当的。
三，曹雪芹卒后数月敦敏（及敦诚）仍不知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敦诚参加送葬是事实，但把送葬时间定在《小诗》写作前却是无根据的，因此周先生的辩驳是无理的，并非“不值一辩”。事实很可能是事后，“阿弟开家宴”后，雪芹不赴邀，他们才注意并了解到芹已下世，才去帮助安葬的。故其后癸未一年无再邀及再访之事，更无记雪芹活动之文。
四，隔数月甚至经年始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用大清礼法来证明不可能是无理的。1.雪芹是“叛逆者”，未必那么看重大清礼法，其家人也必受影响，未必循典行事，而且他们又是小民，居荒山深处，“山高皇帝远”，统治者也未必顾及到，谓一定循法立葬没有根据。2.雪芹家生活极度贫困，“一病无医”，未必有钱安葬得起，这和官僚、阔老摆架子是根本不同的。因此，长期未葬谁也管不了，什么法也管不着。3.曹雪芹无兄弟，没子女，仅遗一飘零新妇，“泪迸荒天”，想立葬不但没钱，也未必有这个力。两敦虽有交往，但处境颇异，且居住较远，往来不便也不多，孤寡一人，独葬其夫，谈何容易？雪芹虽不算“客亡”，坟地就在北京（余以为是京东），但对她一弱女人而言，也算太远了吧？与客亡何异。4.最重要的是他对她恩重如山，她对他泪尽难忘，她会尸骨未冷就将他草草埋葬了吗？近月始殓，近年始葬，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大清会典》说明不了什么。
五，敦诚《挽曹雪芹》诗作于何年？《四松堂集》抄本《挽曹雪芹》只有一首，其文曰：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垌。
三句下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其明标甲申，是甲申春第一首诗，其作于甲申是很可信的。但它是一首改定的稿子，特别是改去了“晓风昨日”这关键性的句子。原诗见于其《鹪鹩庵杂记》抄本，共两首，其文曰：
一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二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第三句下注同。由文可知，诗为送葬后第二日开箧见故人诗文感而写成（也非严格送葬时写成），由于有“晓风昨日拂铭旌”句，雪芹下葬必在敦诚写此二诗前一日。和《四松堂集》抄本比改定稿仅一首，除意思及一联（第一首第三联）、一注（第一首三句下）同外，改动极大。明显非同时之作。不存在刚写好两首，抄清收入《鹪鹩庵杂记》，又立即修改，再收入《四松堂集》的可能。总要隔数月日才会感到不妥或不文，才会进一步润色修改，必要的时间差是不可少的。现改定稿既明注甲申，原稿很可能作于癸未，是癸未秋日的作品，也即雪芹下葬的次日，因此雪芹卒于壬午是可能的。后来甲申排《四松堂集》时感觉文句欠佳才合改为一首，虽挽诗作于送葬之时，但因为甲申改定，只好署甲申了。至于“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之“前”字，只代表芹逝前数月，一定要关合送葬写挽诗前数月，甚至甲申改定前数月，实在是无理的。今日写悼诗也只能如此注。
六，敦敏《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是早春的作品，说它是乙酉暮春或甲申冬日的作品都是不对的，不符合实际的。其文曰：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这里关键是第二句的“欲归”及第七句的“怅望”。其中第一句即是第二句中的“风光”、“春”的具体描述。“欲归”不是归去而是归来，归到哪儿呢？“到眼”：到眼前、眼中。“到眼”即是“欲归”的补语，为押韵而倒装。全诗说“花明两岸柳霏微”的春日风光就要归到眼前来了，但是当年和他们一起在花明两岸、烟柳霏微的春日集饮的雪芹，当日的诗客酒徒却如东流逝水一去不归了！“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表达了作者无尽的情思，所以他“凭吊无端频怅望”，频频怅望，他望到的是什么呢？是“河干万木飘残雪”，是“村落千家带远晖”，是“寒林萧寺暮鸦飞”。这即是眼前看到的一切，是“频怅望”望见的实景。“暮春三月”是完全不对的。但说“甲申冬日”也是不对的。这里虽有“寒林”、“雪”，但飘落的仅仅是“残雪”残余的剩雪，故是早春的景况，解作冬日不能称“残雪”，“春欲归”也无法解释，必是早春的作品。它只表明雪芹卒于此前，却无法表明年月。
下面再从正面作一番论证。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标题诗上有一条脂批，全文曰：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在这里，她称作者为她的“芹”，她的“石兄”，自称“一芹一脂”，“余二人”，雪芹泪尽，她哭芹“泪亦待尽”，甚至精神恍惚忘了“青埂峰”云云只是她石兄的神话，而每每欲去“再问石兄”，其感情深切真挚绝非一般友人可比，在即将泪尽离开人世之日仍不忘此书，还期望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写完批完是书，他二人也就大快遂心于地下了。周先生认定她是雪芹爱人是很正确的。批中明写“壬午除夕”雪芹泪尽而逝，则雪芹卒于壬午是无可怀疑的。
这里她称雪芹为“石兄”，后边也有数处称作者即芹为“石兄”、“玉兄”的例子，说她真是“老头子”，是雪芹的“叔叔”或“舅舅”，甲午八月已八十多“老糊涂了”云云，真是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的是周先生，他既然认定脂为芹之爱人，却一口断定她误记一年，把癸未记为壬午了。而且说得那么肯定，《诗钞》绝无可疑，只有脂批定误，真是不可理解。
我认为误记自己诗文作于何年月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写过很多诗文的人，但误记自己亲人忌日的事却极少有。除了逆子蠢妇，愚夫俗子，可能性近乎零。尤其对脂斋这样的人，情是如此之深，识是如此之高，怎么可能误记呢？这么重要的日子都记不住她还能记住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偏要不相信雪芹亲人的明文，明明白白的记载，而要相信由别人——一般友人的诗文辗转推出的东西呢？由于很难保证推断之各中间环节都准确无误：《小诗》确作于癸未；雪芹死立葬，一定遵循大清法典；两敦与雪芹间两月无联系绝不可能；不存在数月或经年停、厝的可能；只有脂会“误记”敦绝不误记种种，因而其可靠性极小。就算两敦也有明文，明写雪芹卒于癸未而非壬午，我们也仍应相信雪芹卒于壬午。道理很简单：亲人的记载比他人的记述要可靠得多，可信得多，误记或误算的可能性要小的多；相反他人的记载可靠性要小，可信性差，误记误算的可能性要大。这虽非绝对，一般应是这样。这个《概率论》的道理是显然的。何况两敦根本就没有这样说。不是说不可以怀疑明文，而是要怀疑就必须要有更权威人士的更加明白无误的明文。两敦更权威？不是。有更确凿的明文吗？没有。仅凭那一二内容含混的小诗就推翻雪芹亲人的明文“壬午”二字，能吗？
倡导或相信癸未说，实在难以思议。
这里无论过了多少年，都始终不存在“现记”、“现算”的问题。从雪芹逝世那一天起，“壬午除夕”四个字就早已刻于心中，印于脑际了。哪一时，哪一日，哪一月，哪一年，她会不想到这四个字？也不存在多少年后现算干支的问题，她一直用干支纪年，甲戌、丁丑、己卯、庚辰、壬午、乙酉、丁亥、辛卯、甲午八月，她都在批阅《石头记》，和燕野顽民等根本不同。尤其壬午，从“壬午季春”到“壬午孟夏”、“壬午雨窗”、“壬午九月”、“壬午重阳日”，一直在批书，而“壬午除夕”雪芹就“泪尽而逝”了！她怎么会把忌日记错或算错了呢？
鲁钝如我辈，1945年东北光复，1949年共和国成立，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7反右，1966“文革”，1976年毛泽东病故等等都牢记心中，根本不用“记”，也断不会“误”，何脂斋就连亲人忌日也记不住呢？这有可能吗？周先生举孙渊如“误记”其母忌日的例子，我以为也是不当的。要我看孙自己记“母艰”及“南归”的日子（两次相同），比起多少年后其甥编的《年谱》及他人编的《家谱》其可靠性要大得多！为什么偏要不相信本人的记载，又有什么理由把他人的记载看得如是重要并认定即是事实呢？我实在难于理解，何况“癸未说”的理由比这又不如。
照我看“壬午九月”很可能即是“伊子殇”的日子，也即雪芹“感伤成疾”的日子。这里有两个情况。一见于敦诚《佩刀质酒歌》。所谓“秋晓遇雪芹于槐园”，不是雪芹先来，“头天夜里即宿于园内”，敦诚冒雨披蓑戴笠后至，而是敦诚先至，或即“宿子明兄槐园”，而雪芹是冒雨远道从西山赶来，两人于槐园相遇。从诚诗“秋气酿寒风雨恶，满园榆柳飞苍黄；主人未出童子睡，斝干瓮涩何可当”等句看，诚对情况非常熟悉，应头天或先期到达，他又是主人亲弟，对远道冒雨赶来的雪芹应有所招待，略尽地主之谊，但因“主人未出童子睡”，兼之“斝干瓮涩”，故请雪芹小店饮酒以御风寒，但因未及带银，故“佩刀质酒”以慰雪芹。反之，似乎不妥。而雪芹所以冒雨一大早赶来，且“酒渴如狂”，实是心中火急的反映：爱子危殆，不得不连夜远道冒雨赶来求援，争奈天气如是之坏，主人未出，自是焦躁万分，故才有“酒渴如狂”的样子。此时遇敦诚，佩刀质酒，知己难得，所以才“欢甚”，“击石作歌”以酬谢。“击石”不是单纯的打拍子，而是痛击墙柱石抒发怨气和悲愤，想一掌打碎这一黑暗社会！这和后边的“砍地而歌”是一样的。所以敦诗才有雪芹“诗胆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等语。
但爱子终未得救，雪芹经此焦急、奔波、劳累、忧伤终于病倒，“一病无医”而逝就极自然了。谓芹子死于癸未，系患痘疹而亡且亡于都中痘疹流行之日，都是没有根据的。芹子是否定死于痘疹，定死于痘疹盛行之癸未并无根据。西山深处不同于城中，是否发痘疹，痘疹发生于郊外的时日，前或后于城里都是可能的。因痘疹盛行于癸未，芹子必死于癸未，雪芹亦必死于癸未，都太想当然了。相反，如真死于癸未，虽两敦顾不到，雪芹无奈也会去求助的，但两敦癸未诗文无一点记载或迹象，而壬午秋晓这一记载则是很像的。周先生也谓雪芹“心中有事”睡不着，故早起，是指什么事呢？仅是“冬事未办”等小事常事，还是也包括爱子命危无钱就医，不得不忍耻远道前来求援这样的大事急事呢？如是这样，我们就又“殊途同归”，意见一致了：“伊子殇”及“芹为泪尽而逝”本来就是壬午年事，而由《小诗代简》辗转推论出来的“癸未说”是不对的。
其二见于“壬午九月”之脂批，其文曰：
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记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己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己祠，旁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太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宫，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
这里我不敢说曹子也受到贪官污吏的欺压，“奔走无家”，更不敢说乾隆政府正在索要《石头记》一书“甚迫”，危及他一生的心血，但曹雪芹是在“命厄”之时是毫无疑问的。因之脂砚斋才对《秋树根偶谭》这段话深有感触，“感慨悲愤，心常耿耿”，从而记下了此文。因此“壬午九月”雪芹遇到艰难烦恼则是无可怀疑的。脂批就此打住，也事出有因。说是爱子危殆至殇逝也非不可能。第十六回贾母望子处脂批说：
慈母爱子写尽。回廊下伫立与“日暮倚庐仍怅望”对景，余掩面而泣。“日暮倚庐仍怅望”，南汉先生句也。
又有批说：
稍有可望者即死去，叹叹！
我以为很可能即是写的子殇事，亦出此时。对的就是这个景。而子可能已十余岁，很可望有作为了，然竟死。其死因除病外，被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打伤致死也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雪芹应卒于壬午。但“泪尽而逝”及“感伤成疾”，社会心理因素太浓，具体致死的病因，原以为是“心肌梗塞”或“脑溢血”，因酒触发，今以为当是死于肝炎：“身胖、头广、色黑”，明显系“慢肝病容”，肝硬化，肝腹水，肿胀的症状。雪芹本来“面白”，“色嫩”，“瘦损骨嶙峋”，今曰色黑、头广、身胖，说是肝炎末期那就非常自然，毫无矛盾了。裕瑞毕竟是明义外甥，其“闻”还是有可能的。“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令人终日不倦，而以其书绝妙尽致”。“闻其尝戏言曰：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活画雪芹，不是真的吗？
一个肝炎后期的人，又经过如此之烦恼、焦急、劳顿、忧伤，终于“感伤成疾”致“泪尽而逝”就极自然了。除夕夜又饮了些酒，必致血管破裂，大出血，大呕血而亡。
总之，我认为“壬午除夕”雪芹泪尽而死，只剩下脂砚（梅溪）一人“泪迸荒天”，“哭芹泪亦待尽”是无可怀疑的，周先生的“癸未说”，还是难以成立，梅挺秀的“新说”，就更不应再提及了。
雪芹卒年的争论，在走过了这么多的弯路之后，是应该恢复到它的起点的时候了。
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
公元1763年2月12日。
至于安葬的日子我以为可能是癸未秋日，是敦诚受敦敏委托，赶赴西山帮助安葬的。敦诚癸未秋《山月对酒有怀子明先生》记的可能即是此事。其文如下：
竹谷西边涧水东，一筇随意到花宫。
四更寒吐秋山月，万壑涛生黄叶风。
遥岭钟沉孤塔外，残灯人语夜厨中。
定知清梦迷烟树，湖上南园听雁鸿。
第一句“竹谷西边涧水东”是讲他去的地点。这和周汝昌先生考证的，我们已确知的芹脂的住处北京西山碧云寺北的“幽人之谷”，“水尽头”樱桃沟，退谷地方无不相合。第二句“一筇随意到花宫”，其“花宫”，原指佛寺，这里似指棠村梅溪的住所，也即《红楼梦》中梅花、海棠花的“宫阙”。他们也早悟道成佛。“到花宫”即是到梅溪之家或她寓居的寺院——停灵之所。所以下面三四两句就进一步写梅溪住处的景况，“四更寒吐秋山月，万壑涛生黄叶风。”这纯系雪芹“著书黄叶村”的景观。而时间已是四更天了。第五句“遥岭钟沉孤塔外”是说远处孤塔寺庙的钟声已归沉寂，第六句“残灯人语夜厨中”是说在脂砚的住处即“花宫”里，仅有敦诚和梅溪几人在夜厨中寂寞低语。这“残灯”固然有时已很晚之意，更有主人已死，仅余孤孀之意，仅余残灯孤影，寂寞年年了！结束语“定知清梦迷烟树，湖上南园听雁鸿”，是对子明先生的怀念。为什么怀念他，因为他也非常关心此事，却因种种事而无法亲来，此时此刻必定正焦急地在其南园湖畔等待消息呢！“迷烟树”是不知情况，“听雁鸿”是等待消息。
因此我颇疑此为敦氏送葬前后去看望梅溪的诗作。雪芹也即葬在癸未的秋日。《鹪鹩庵杂记》中两首挽雪芹诗，也即作于此时，转年改为一首。
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也有一诗《九日雨中探韵》，我颇疑也是探梅溪吊雪芹的诗，其文如下：
溟濛细雨洒重阳，节物惊心未易量。
黄菊纵能叫插鬓，白衣岂得劝飞觞。
滕王阁上风长冷，戏马台前草已荒。
权对儿童言路滑，指看鸣雁过潇湘。
第一句点明时间，确为重阳节：濛濛细雨洒于重阳，九月九日。第二句最为重要，这一节日有一物令他触目惊心，而且惊心动魄到“未宜量”的程度。什么物能令宜泉如此呢？我判定一定是与节庆相反的凶物：是一具停放的棺木，而且这棺中的人已死了数月了，现仍停放家中！颔联写的是节日戴孝的遗孀：纵然能令其“黄菊插鬓”，但却无法劝其对酒飞觞。前一句可知人死已许久；后一句可知其悲痛犹深。颈联“滕王阁”、“戏马台”两句，看似毫无意义，实际则是极重要的文字，是说逝者是一位弧骑剑槊，诗词曲赋“皆造精诣”，有“文武才”的非常的才人。其文可聚滕王阁与写出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王勃媲美；武可以去戏马台前与纵横天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争雄！是何人哉，而才能若是？非曹子雪芹还会是谁呢？但现在人已死数月，再也不能登滕王阁，跃戏马场了！“风长冷”、“草已荒”，写出了宜泉的悲痛与惋惜。结束语“路滑”和红楼中的“露浓苔更滑，霜重竹难扪”一样都是讲世途艰难，和“行路难”、“蜀道难”是一样的。权作为儿童指点人生，为其指说当年“鸣雁过潇湘”曹雪芹当年探望梅溪的景况。“鸣雁”代指男女婚恋之意。而时间是九月九日。这和雪芹逝后“经年”或“近年”始葬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惜宜泉《春柳堂诗稿》为其孙按诗体编排，但其在《题芹溪居士》与《伤芹溪居士》后，仅隔了三首写刘桂岩的诗，仍可看出原诗的若许眉目，其为探梅溪悼雪芹“再问藏修地”时的诗是很有可能的，时间距芹逝已九月，与敦诚的《山月对酒》及《挽曹》是一致的，可参考。
“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那以后欲再访问曹雪芹藏身、修性之地，见到的只有叠翠之空山，在寂寞清冷的夕阳之中。宜泉既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难道他真未再访问过曹家吗？
因此，我以为雪芹卒于壬午除夕，转年秋末归葬祖茔京东，梅溪也就离开西山退谷，转居茔旁。
当敦氏弟兄再造“古墩”，曾经“坐开樽”的“竹篱茅舍”已是一片荒凉了。“小园忍泪重回首，斜日荒烟冷墓门”，小园宛如一座冷冷的古墓，在斜日荒烟之中，格外凄凉……
我们的一代才人就如是收场了，终年47岁半，“未五旬而卒”。
以上意见当否？敬请各位专家及周汝昌先生指教。
1993年12月13日晨灯下
二、关于墓石和挽诗的浅见
我已久未顾及“红学”了，前日买了几本《学刊》始知，北京东郊张家湾发现了“曹霑墓石”，看了十几篇文章，觉得目前断其真伪似乎为时尚早，不宜简单从事。
从介绍看墓石是在1968年平整土地时出土的，似无可疑，但其何时埋入，谁人埋入，真耶，假耶，仍存在种种可能：
1.曹子下葬时，由其亲友、家人埋入。虽看来潦草，考虑到当时曹家贫困情况，仍有可能，即墓石是真的，芹确实卒于壬午，葬在张家湾，那儿是曹氏墓地，我们应该相信。
2.乾隆后期至嘉、道、咸年间，《红楼梦》已传出或广为流传，由《红楼梦》读者、爱好者、曹雪芹敬仰者埋入。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埋石者调查判断准确，这儿确是曹雪芹墓地，给人们留下了重要标志；另一种情况是判断失误，道听途说，虽用心良苦，但混淆了真假是非，我们再盲目相信，以讹传讹，则远离真理，有违初衷。
3.埋于1927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以后。一些奸商及心术不正之人，为盗名牟利，制作此石，埋入“曹家坟”（不知哪曹家），石刻从简以迎合曹子晚年贫困及卒于壬午两点（当时也只知此两点，欲多不能），如一时出现的许多假古董一样，但尚未及发掘行市，因战争中断，作伪者亦不知流落或死于何方。
4.制埋于1962年大讨论以后。是时影响较大，知人渐多，伪造此石，贪图名利，亦有可能。且作伪者赞同“壬午说”。
前两种情况自然都是旧石，第三种情况，以1928年计至1968年已四十年之久，其风化剥蚀情况亦已可观。我们学地质的也实难断出二百年和四十年之埋石有何不同。随石质、水文环境、原风化程度不同，断言其为二百年旧物，根据似嫌不足。关于第四种情况，虽时间较短，但取风化碑石，通过现代手段包括物理及化学方法（如酸碱腐蚀）处理，然后埋入，几年已足可以假乱真，混人眼目了。断言其不可能，似仍武断些。至于出土情况，人证多少，那是另一问题。
由上可知，定真或必伪的观点，都显得不够恰当，可真可假的观点是适宜的。
说到这儿我以为十多年前关于“雪芹书箱”的论争值得借鉴。当时亦有许多同志断言其真，木箱确系乾隆旧物，五行题字确是雪芹亲笔，芳卿确是雪芹继室，《悼亡》确为悼雪芹之作，雪芹卒于“玄羊”，“癸未说已无可怀疑了”，是“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等等。这里我不能不钦佩周汝昌先生，他虽是“癸未说”的倡导者，却不因悼诗中有“玄羊重克伤”而说其真，并多次来信斥责我信其真，虽然我从来是壬午论者。我相信今天周先生即使是壬午论者，也不会因墓石有“壬午”二字而断其真，正如当年他不因书箱有“玄羊”二字而断其真一样。我虽然从来坚信“壬午”，今天也不敢断言那墓石为真，因为确实存在多种可能，排除其他情况是困难的。人各有别，论各有据，我们还是都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平心切磋，不简单武断为好。遇事（尤其学术问题复杂万分）一哄而上，简单从事，一语定音，终不是好现象，于学术有害无益。
应该声明，我并无墓石为伪之意，真的可能性依然是很大的。我一直以为曹家祖坟在潞河边上，原以为是东臬，现在看张家湾的可能性极大。曹氏祖坟不在受田及多置的田产附近，从第十三回秦氏托梦看，曹曾后悔未这样办，故曹祖坟不应在“受田”宝坻，在仅有一当铺的张家湾是极可能的，即或墓石是假的也一样。
我从来都认为雪芹壬午年卒于西郊，次年秋后归葬东郊（绝无裸葬）。芹死时正除夕，敦氏并不知情，未去吊唁（“生刍吊”），《小诗代简寄曹》确作于癸未春，以为曹仍活着，直到秋后二敦去西郊埋葬子、女、小妹时才知道芹已下世数月，因协助安葬，并写了挽诗。说敦诚未参与送葬是不能服人的。挽诗本来即是送葬诗，是牵挽灵柩时吟唱的诗，作于次日已经勉强了，如果送葬也未参加，其中“晓风昨日拂铭旌”，“泪迸荒天寡妇声”，甚至“鹿车荷锸葬刘伶”全是凭空想象，那还叫什么挽诗吗？“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故人惟有青衫泪，絮酒生刍上旧坰”，三首挽诗结尾两句如周先生早已指明的是进一步推想将来：是说现在你已死了！葬了！魂飞魄散了！作为故人我想再吊唁（遗憾当日未吊），但到哪儿找你的魂魄呢？魂魄即是知觉，不同于肉体，更不等于坟墓，不知上哪里招魂或魂在哪里，并不等于不知“故垅”、“旧坰”、葬身之地在哪儿。他日再过“西州路”，走过的这条路，只能见到落日、寒烟和坟前的宿草了！因无处招魂，才惟有也只能含着热泪去上旧坟，把生刍絮酒摆在坟头，想再见你，和你谈什么，已永不可能了！表现了朋友间深切的情感。这不但是悼诗的一般做法，也是哀思的自然流露。怎么能解作没去送葬，甚至不知坟在哪里呢？一切全是想象，没一句纪实，还要称“挽诗”、“故人”、“好友”，不是笑话吗？说来说去敦诚就是第一个作伪者了！“挽诗”就是彻头彻尾的伪作，能让人相信吗？
而原挽诗之所以要改写，除韵律外，两用“故”字（故垅，故人），“欲有”，没有明确是“欲再有”之意，文句也确不太好：“肠回故垅孤儿泣”，本系推想，写得太实；“泪迸荒天寡妇声”，虽是写实，但写得太俗。改成“孤儿渺漠魂应逐”，用一“应”字，切合推想，而“新妇飘零目岂瞑”自然雅得多，却将重点、主体均移至死者身上，切合悼亡之意。结句望将来，惟有含泪上旧坰吊唁，语义清楚，感情沉痛，确比原诗为好。其中的“新妇飘零”，不过是说芹已死，遗下新妇在人世，无人照看，解成新妇已离开曹家，甚至飘离北京，真不可思议！苟如是新妇已另寻他人，或归依娘家（即不再飘零），又何须牵挂，何必牵挂，直牵挂到目岂瞑的地步？！只有她仍百倍地爱着他，想念他，为他日夜流泪，为他们的《石头记》含辛茹苦，奔走人间，孤零零的一个人无靠无依（可见脂砚、畸笏、梅溪等都只是新妇一人！）这就叫“飘零”！所以他，曹雪芹，才死不瞑目！
因此，说敦氏未参加送葬是无理的，而敦既曾送葬，那墓石那样简陋，也的确令人生疑。或许“哀旌一片阿谁铭？”的本意是感叹自己写了那么长的旌文，既无子女打引前行，也无匠人铭刻石上。“铭”本来即是刻石的意思，所以墓石刻的很简陋，但谁能断定呢？
至于《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中的“小园忍泪重回首，斜日荒烟冷墓门”，只是说主人已亡，当年曾一起“坐开樽”、“闻弄笛”的“竹茅茅舍”即“小园”，望去已一片荒凉，死气沉沉。现在再忍着泪重新回头看当日宴饮的“小园”，在斜日荒烟之中，宛如一座冷冷的古墓（院门恰似墓门）并非真的是一座坟墓，主人即埋在那里。他们只是“游眺”，远眺“遥山”“白云径”边“黄叶村”间的“小园”，它只是他们眺望中的一个远景，并未有谁进入园中，他们只是站在“平原”中的“古墩”上遥望远山。“闻弄笛”，“坐开樽”都是回想过去主人在时的景况，是一种对比，抚今思昔，感慨成诗，解作敦氏之家就更其离谱了！
张宜泉的诗“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也只是说雪芹已死，他日再来探访雪芹隐居修性、读书写作的地方，已人去山空，只能见到叠翠之空山，在夕阳晚照下，格外荒凉也是推开一层的写法，都不宜作别的解释，更不是雪芹葬于西山的证据。
当然，这并不表明雪芹一定不葬于西山，我的看法也不一定正确，尚未有充足的证据。西山说也不一定是错误的。“故垅”、“旧坰”也不一定是祖坟，不是有人说，孤儿其母先故，母子葬在一起吗？待雪芹下葬距“子殇”已近年，其母葬更早，称“故垅”、“旧坰”，不也是可以吗？何况“上旧坰”又是推想将来的情况。
所以我看目前还是不下定论为好。进一步在墓地进行发掘的建议很对，这并不需要多少钱，北京市政府或文化部门秋后应拨点款，发掘一下为是。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倘墓石为真，那儿自然是芹之墓地，倘墓石为假，是1927年后由某人伪造的，那儿也不一定不是曹氏祖坟，雪芹也不一定不葬在那里。曹雪芹真葬在那儿，墓石也未必不是后人伪造。不但如此，墓地是曹之祖坟，雪芹也并非定葬在那里，雪芹真葬在那儿，也不定必是曹之祖坟。
事情是极复杂的，我们还是不简单武断为好。我们现在能说的仅仅是“可能”。“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应该永远是我们治学和论事的原则。
以上看法当否？请明训。
1994年3月27日
三、畸笏非曹頫辩
早在40年代，周汝昌先生根据脂批自谓其批：“重出”，“偶有复处”，“后每一阅亦必有一语半言重加批评于侧，故又有前后照应之说等批”，而畸笏又数次把脂砚之批称为自己的“前批”，“前处引”，进一步“重加批评于侧”，种种，明白地提出了畸、脂一人说，正确指出“畸笏”只是“脂砚”的另一化名。同时，据批者多次参加书中女子的宴集，对其“作者”、“石兄”、“玉兄”、“芹”有无限深情，芹死后多次“失声大哭”，“放声一哭”，“哭芹泪亦待尽”及自批作者将其“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认定其为一女子，是雪芹爱人。这都是完全正确的，难能可贵的。但四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人（许多人）仍在那里断言畸、脂是两个人，周先生观点已被推翻，畸笏是雪芹的“舅舅”、“叔叔”“即曹頫”云云，这是非常错误的，不应该的。
畸笏绝不是曹頫，不论她怎样自称“叟”、“老人”、“朽物一枚”并有“命芹溪删去”字样，雪芹竟也听命，但她绝不是芹之长辈，因而也不是曹頫。“即曹頫”说和其他“舅舅”、“叔叔”说都是完全错误的。理由很简单，批者多次把作者称为他的“玉兄”、“石兄”，既然作者即曹雪芹曹霑是他的“兄”，所以他断不可能是雪芹的长辈：舅舅、叔叔、“即曹頫”芹之叔或父，只能是雪芹之弟、妹或小爱人。世上绝没有舅、叔或父称甥、侄或儿为兄的事与理，虽然中国人“礼貌待人”，常不论年龄大小称人为“兄”，自谦为“弟”，但那是对外人客气，而对内对自己人则泾渭分明：兄即是兄，弟即是弟，更无父叔称子侄为“兄”之理！因此畸笏之不是曹頫是显然的。叔叔、舅舅说是完全错误的，十分荒谬的！除非我们能证明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他的叔、伯，例如“曹硕”者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不说未署名的批语，仅公然署名畸笏的批语在庚辰本上即有两条，其一见第十六回元妃省亲前，其文曰：
自政老生日用降旨截住，贾母等进朝如此热闹，用秦业死岔开，只写几个如何如何，将泼天喜事交代完了，紧接黛玉回，琏凤闲话，以老妪勾出省亲事来，其千头万绪合笋贯连，无一毫痕迹，如此等是书多多不胜枚举。想玉兄在青埂峰上经锻炼后，参透重关至恒河沙数，如否，余曰万不能有此机括，有此笔力，恨不得面问果否？叹叹。丁亥春，畸笏叟。
另一见于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时，其批曰：
开生面，立新场，是书不止红楼梦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且读去非阿颦无是佳音，非石兄断无是章法行文，愧杀古今小说家也。畸笏。
这里“参透重关”，“有此机括有此笔力”的“玉兄”，如是“章法行文，愧杀古今小说家”的“石兄”，都是指的作者曹雪芹而非书中之宝玉是显然的，其中谈的都是说此书写得如何好是赞作者甚明。这是署名的畸批，她称作者为其兄，所以她不是作者雪芹的长辈，不是曹頫，——芹之叔或父，只能是作者之同辈：弟、妹或小爱人，不论她如何自称“叟”、“老人”都是如此。其他如第一回标题诗处的批语：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及第二十六回之批语：
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
其亦称作者为“石兄”、“玉兄”，批书人是作书人曹雪芹的弟、妹或小爱人是显然的。说她是曹雪芹的“舅舅”、“叔叔”、“即曹頫”云云是完全错误的！
在当时那种“女儿笔墨不得外传”的封建社会里，作为“风尘女子”，她自称“先生”、“叟”及“弟”、“小子”之类以瞒人眼目，是极自然的事。否则能怎么称呼呢？至于批语中有“命芹溪”字样，雪芹竟也听命，删去天香楼一段，是丝毫也表明不了她是雪芹长辈，因而可能是曹頫的，亦如第五十回联句，“林妹妹”也有“推宝玉命他联”的事实，谁能说林妹妹是宝哥哥的长辈呢？同样，第四十四回也有凤姐“不命”贾琏“进来”的叙述，能说凤姐是贾琏的长辈，是叔叔、舅舅吗？可见爱人或妻子也是可以“命”或“不命”的，而恋人或丈夫也常受“命”行事。一见“命”字即认定为长辈，一见“叟”字即认定为老头，如此判断也未免太那个太简单武断，太表面化，太有失专家水平了！如是又称“兄”，又“命”令，正表明批书人是作者爱人，如周先生早就指明的那样，而不是相反。
“畸笏即曹頫”和其他“舅舅”、“叔叔”说一样都是不能成立的极明白的错误，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希望学术界再不要搞这类名堂了。
1994年9月21日改定
四、寄托理论与《红楼梦》的文化渊源
对若干历史诗歌的解说
唐人韦应物的《滁州西涧》诗：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是一首文思并茂的好诗，千百年来为人称诵。解放后出了许多《评注》，都不甚妥。今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红楼梦学刊》常委林冠夫先生在大作《索隐派红学的文化渊源》中，对韦诗再次作了解释。他说：“很显然这是一首写山村渡口的风景诗，流水岸边，细草丛生，黄鹂在树林的枝叶深处鸣叫，向晚的潮润的空气，急雨欲来，渡口的小船，因没有人而横着漂浮。诗写得极美极有情致，但诗论家们却把它解释作感叹朝政的政治诗。”
林先生的观点自有其“高明之处”，文也写得“极美极有情致”，但却令人不敢苟同：第一，从空间看，幽草、深树、黄鹂是“涧边”两山间的小水沟边的景物，而渡船是原野中大河边因河水较宽较深，已不能搭木桥通过，而需要用船来摆渡的河边——的景物，那里是山，这里是野，那是涧，这是河，本非一处，吾实不知林先生如何将其弄在一起，组成一幅风景画或一首风景诗？第二，从时间上说，前两句是白天潮雨来前涧边的景色，末一句是晚上潮雨来后河边的景物，吾亦不知林先生等是怎样跨越时间界限，把两者拉到一起，凑成“山村渡口风景诗”的？更令人不解的是：韦诗中明写的春潮带雨晚上来得很急，很迅猛，怎么在林先生那里又变成了“急雨欲来”而实际尚未来呢？
事实上这是一首写“春潮”为害、哀生民多艰的诗。首句写春潮来前，阳光明媚，涧边的幽草青葱可爱，比百花还雅致美丽，故曰“独怜”。次句黄鹂鸣于深树，是承上句进一步写涧水两旁山坡上的景物，黄鹂在绿阴深处欢乐地鸣叫，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第三句是一转，形势骤变：春潮带着骤雨于晚间突然降临，来得很急、很迅、很猛，急雨骤降，结果自然是山洪暴发、河水泛滥，不但岸边的小草、黄鹂都被冲走了，不见了，连河边的村落也被淹没了，村民包括摆渡的船夫都被巨浪吞没了，不知去向了，故结句一片荒芜：只有空荡荡的渡船，独自孤单地横卧于水畔滩头。夜晚是格外的凄凉。诗虽然未明写山洪暴发、村民被淹的具体情况，仅仅通过潮雨降临前后的对比，中间悲惨的情况就尽在不言中了！如果我们但“以辞而已”，孤立地，片面地，只看一字一句：幽草、黄鹂、深树、渡船，自然也可以凑成一幅“山村渡口的风景”画，或一首风景诗，“极美极有情致”，但却和韦应物全诗表达的“志”
韦诗的主旨完全背道而驰了！
因此，说这是一首风景诗，如何美种种，是不对的，愈称赞愈不对，而说它是一首感叹民生疾苦的诗，倒是“很显然”的。这也正是韦应物之所以是伟大诗人，韦诗之所以千古传诵（值得传诵）的原因。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文学家对此类“很显然”的问题，总是弄不明白，不断曲解而又随意褒贬他人。
更进一步看，韦诗是否有更深层的象征性的寓意或寄托，“兴发乎此而义归于彼”，以自然灾害来隐喻社会灾害，以山洪暴发寓社会动荡藩镇之乱，难以断言，但两者确有类似之处，易于触发联想。那场战乱确如山洪暴发一样，席卷全国，凶猛残暴，狂涛过处，但见白骨遍地，千里荒芜，可怜的小百姓们即“小草”、“黄鹂”的安静的生活，遭遇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政治灾难，浩劫过后一片荒凉。从此形势急转直下，盛唐时繁荣昌盛的景观，终于一去不返这样解释，把它看成是一首反映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诗，又有什么牵强附会之处呢？这样“言此意彼”，“兴发乎此而义归于彼”的诗论家们的观点又错在哪里呢？一切（包括每一句、每一字）不是都很合理、很确切吗？
当然，像林文说的那样，“涧边幽草指小人在位，（‘独怜’何意？）鸟鸣深树指才智之士不得施展才能，急雨欲来（也是欲来！）指时局岌岌可危，野渡无人指朝中无才士当政，舟自横，指朝政混乱”这确是牵强附会。韦自然有小人在位，君子难展其才之意，但如此解释只是某些人对中国古代正直的人民诗论家的深刻思想有意无意的曲解罢了。
关于李商隐的《有感》：
非关宋玉有微词，却是襄王梦觉迟。
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
林先生的解释也与本人截然相反。在我看来这明显的是一首政治讽喻诗，是刺历代，尤其是李自己生活时代的君主的政治诗，不过是采用了借古讽今的手法而已。开首他即明确点出宋诗是有微词的。而宋玉之所以有微词，不能怪他，非关他自身，原因却是襄王整日昏聩不醒，荒淫无度，不但不听劝谏，甚至妄加杀戮，所以宋玉才不得已写了《高唐赋》，用隐语微词加以讥讽。诗的重点当然是后两句，商隐关心的是《高唐赋》后的新襄王——新君主们，他们是否醒觉呢？不，他们依旧整日昏睡不觉，佳丽三千，饿殍百里。偶有“圣君”也只是清醒一时，略有作为，终又醉生梦死，以致奸邪当道，虎狼横行，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因此才有一代又一代新的宋玉们——正直的诗人，写了一首又一首新高唐赋予以讥讽。“楚天云雨尽堪疑”，商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尽堪疑”没有不可疑的。李的《有感》感的也就是这两点：一是历代君王均不梦觉；二是历代诗人也总是微词不断。他生活的时代也不例外，他自己也只能借此予以讥讽。作为臣子他自然希望天王圣明万民乐业，但他没赶上这样的时代，所谓生不逢时，无可奈何了！
但是林冠夫先生却认为是李商隐批评人们“对宋玉作品的误解，说明宋玉作品有寄托之作，但后人却把所有作品都认为有寄托”，甚至是专为驳斥“有人搞那套深文周纳的名堂”才写了此诗的。义山自己正是搞“深文周纳”，“言此意彼”，借言历史上宋玉刺襄王以刺今日之襄王的。作为一个正直的关心人民疾苦的诗人、文学家，面对封建社会的荒淫君主，腐败的政治，能沉默不语、超然物外或高唱赞歌吗？而要讥讽，除了搞隐语微词、言此意彼、旁敲侧击、隐晦曲折的笔法，即所谓“春秋笔法”或“杂文笔法”外，又能采用什么方法呢？
事实很显然，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封建专制社会，和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更加不断有文字狱发生，因此，除叙事诗、抒情诗多采用“赋”、“兴”的方法，即描写、抒情的方法外，讽喻诗，就不能不多采用“比”法。用比喻的方法去讽刺世事，直至最高君主。涉及的人事愈重大，文字也就愈加曲折和隐晦，往往“发于苍蝇芥豆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因此，历代诗论家才总是用这种观点去评价古代文学作品，尤其作为“正声”的诗作。而我们的某些评论家则总是抛开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用西欧资本主义时代或今日社会主义时代的洋理论、新观点去套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和古典文学，未免圆凿方枘，背谬不伦，错误百出又以真理自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说到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及朱熹的《观书有感》，因诗作者已明白地标出了题目，林先生未有公开否定是“有寄托”，“言此意彼”的作品，是借新婚女子的情态写自己近试时的心理，借池塘水色写读书的体会。结语却说“这一类的诗，如果不是题目标出，谁会想到它是别有所指呢？”其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是“很显然”的。
这一类的诗和前叙的政治讽喻诗不同，它的“言此意彼”使用“比”法，或喻体，不是不得已，为了掩护而故作曲笔，而是为了表达得更确切、鲜明、生动、形象，和“学如逆水行舟”类同。试想我们自己处在朱庆馀的情况，心理究竟怎样呢？使用什么词句问张才最确切？其方式虽有多种，但“像小媳妇拜见公婆前一样”，却是最为确切的，而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也是最佳表达方式，比得贴切、恰当，淋漓尽致。
同样，如果我们真正读书有得，体会过那种一旦贯通、豁然开朗、清思妙想不断涌来的感受，自然也会懂得，朱熹的诗实在是写得非常漂亮的，非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难以曲尽。所谓“指事类情”、“触类旁通”、“含蓄蕴藉”、“余香满纸”。对此毫不欣赏，无动于衷，甚至认为是牵强附会，胡说八道，只能表明我们自己和前贤的差距是极为遥远的，要达到人家的水平千古不磨的水平，还需要狠下一番工夫去学习探索，才有可能达到那种境界，或终生不达。
附带说一下，他对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的“试”字的解释也是不对的。这里的“试”，不是礼部的会试，礼部考场的笔试，那一关，文章好坏已经过了（如小媳妇入过洞房了），现在是殿试，是皇帝面试，当面召对，即所谓的“金殿对策”，因为即将面见皇帝，所以他才像停红烛后即将拜见公婆的小媳妇一样的不安。小媳妇担心的是“画眉深浅”，朱氏担心的则是对答的深浅：是深入分析痛陈利弊，还是委婉叙述点到为止？解作“进士考试前”问张籍：“我这样的文章有无录取的希望”，和朱诗表达的内容即朱庆馀的本意相距甚远。
由是看来，林先生对这几首诗的解释都是不当的。那么他的总结论寄托理论是谬误的索隐派的渊源有多大的可靠性就难说了。
为进一步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再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这种理论的正确性。
古老《诗经》中的《硕鼠》即是典型的例子。文曰：
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如果反对“言此意彼”的寄托理论，那就是认定这真是一篇写大老鼠的诗作，而那样一来，就不好解释，诗何以要说养你多年，你不报答我，不照看我，不表扬我等文句，更何以解释主人竟要远逝流亡他乡，以避其害。但如果用寄托理论去分析，诗是以“大老鼠”比拟压榨民脂民膏的大官僚地主，封建统治者，说他们白吃人民的饭而不知回报，因而想流亡他国以避其剥削，这不是很自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