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丰润说”的内容和特点
和“辽阳说”的只讲辽阳，唯有辽阳，辽阳即是一切的片面、孤立、静止的观点，即形而上学的观点相反，周先生倡导的“丰润说”，是一种历史的、系统的、全面的观点，是一种包括相反论断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非只是祖籍丰润，也并非只是一个祖籍问题，而是包括历代祖先状况及历代祖籍变迁状况在内的完整学说。其要点是：
第一，曹雪芹出生在一个“揆文奋武，代有伟人”的“诗礼簪缨”之家。这个家庭源远流长，文采武功，光耀千古。是周叔振铎的后人，“汉拜相，宋封王”，“平阳显于汉，济阳显于宋”是“俶装继相萧为侣，取印提戈彬作伦”，是曹参、曹彬的后代。著名的“三曹”父子也是他的祖先。是“籍甚平阳”，“平阳苗裔，谯国英雄”，“吾宗自古占骚坛”，“皆邺下之后劲”，“魏武之子孙”。是“宋枢密武惠王裔”，“武惠王彬后”，是曹彬及其三子彰武军节度使武穆曹玮的嫡派，是“惠穆流徽”，“芳名循誉”。是“三千年皇猷黼黻”，“亿万世国器珪璋”。曹雪芹能够写出“传神文笔足千秋”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著作《红楼梦》，良不偶然。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用曹族的话来说，就是曹家“若有天命”，用今人观点看来就是曹氏具有这种遗传因素，遗传因子，遗传基因，原来就是别人不及的。因而当环境遭遇等适宜时，就会发射出奇彩夺目的灿烂光辉。
第二，原因振铎封于曹，故以地为姓。原住曹州，也即济阳，因称济阳曹氏。后迁于沛，汉相曹参即起于此，封列侯，食平阳邑，故称“籍甚平阳”，“平阳苗裔”。后世迁谯，产生了曹操父子，因称“谯国英雄”、“谯国一家”、“邺下后劲”、“魏武子孙”，诗源“三曹”。后来一支居灵寿真定，宋武惠王彬由此兴，因以灵寿为“原籍”。南宋曹孝庆知兴隆府，遂迁家南昌后转新建县武阳渡，又称武阳曹氏。明初永乐二年，端明、端广两兄弟相协北上，迁居京东丰润，是为“丰润曹”。后来端广又从丰润出关迁辽东铁岭卫关外祖籍。至锡远、振彦迁沈阳、辽阳，沦为金人俘虏，满洲包衣。1644年清兵南下，振彦“从龙入关”，落籍“京师”，因功宦京、晋、浙各地。其子玺、孙寅及寅子颙、頫，因与康熙的特殊关系，先后任“江宁织造”六十余年：统领江南，四次接驾，文功武略，光照千秋。直到雍正六年，因政治斗争而被抄没，举家北返，由极度荣华堕入极端贫困。
这就是曹氏祖先的历史状况和曹氏籍地的历史变迁状况。也即周汝昌先生倡导的“丰润说”的基本内容和要点。从而把曹氏祖先和籍地状况都同时指明了。为正确理解曹雪芹和《红楼梦》提供了详实的历史材料。看了这一切，曹雪芹之所以能撰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或这部伟大的作品是由曹氏后人撰出，都明白如昼，一切晓然。
周先生在他的《新证》、《丛话》、《祖籍新证》、《氏族文采》等书文中都有精彩论述。王畅先生、李奉佐先生在他们的《考论》、《考》中也都有深细论证。学界周知，到我已是最后，这里就不引证了。它不但讲清了“祖”，同时讲清了“籍”，讲清了曹族的“来龙去脉”和“三亲六故”，全面地、系统地、历史地阐明了曹氏祖籍和家世问题，本没有他“说”的立足之地。
反看“辽阳说”，不过是把周先生系统全面的祖籍观割裂开来，不讲祖只讲籍，把祖先籍地之一的辽阳从籍地变迁的总过程中，历史长河中，孤立出来，加以绝对化，断言只是辽阳才是“祖籍”，辽阳就是一切。其他都是“邪说”、“谬论”，是“祖宗的祖籍”，无价值可言，都是“对祖籍的误解和滥用”，都不懂“何谓祖籍”，只有他们才懂得，才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观点”的代表云云。但这个“真理”，这个“正确观点”却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辽阳说”之不能与“丰润说”同日而语是显然的。不是两个对立的学说，而是一个完整的学说和其中的一小点而已。他们抓住周先生发现的“奉天辽阳人”及冯其庸先生、李华先生（到底是谁？）发现的“著籍襄平”两点（“家谱”、“石证”不足征），不进行具体分析，深入了解，只看个表面现象便自以为是，想凌驾于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之上，实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希望不要再继续搞下去了。
除了系统与孤立，全面和片面，运动和静止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这一主要区别以外，“丰润说”和“辽阳说”的另一重要区别在于：“丰润说”是既重视“籍”又重视“祖”和“辽阳说”的“祖籍”就是一切，也是根本不同的。在周先生看来，最重要，更注意的是“祖”，是祖先为谁人，才略怎样等等，着重的是“家世”，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祖籍”。因为弄清“祖先为谁”比“祖籍哪里”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人的影响重于地的影响。当我们弄清他们是“三曹”的后人时，其具有极高的风流文采，有文武才，就尽在不言中了。
第三，在“籍”和“居”的问题上，周先生“丰润说”更看重的是“居”而不是“籍”，因为“居”在哪里即人在哪里，比“籍”户口本在哪里，是更为重要的事。具体：南京虽非他们的“籍地”籍一直在北京，在“京师”，在正白旗佐领下——但却是他们的“居地”，是其生活工作的地方是他们的真家。对他们的影响比京师自然要大得多：所谓近朱则赤，近墨则黑，环境陶冶性格，存在决定意识。曹雪芹不想籍地“老家”老北京旗下住地，却不能不想他的居地南京江宁织造署。他“秦淮风月忆繁华”，“废馆颓楼梦旧家”，都是梦的这里，忆的这里。这才是他实际上的“老家”。如果要问曹雪芹“籍贯”何处？第一答案就是“南京”。不论从“世居地”或“出生地”哪个意义上看，他都籍贯南京而非北京虽然南京从来不是他们的籍地，而他们的籍入关后一直在北京。这即是“居”重于“籍”的意思。
以上三点即是“丰润说”区别于“辽阳说”的显著的特点。是“辽阳说”不能比拟的。
（三）“丰润说”论证
综上所述，曹雪芹的汉代远祖是曹参、曹操，宋代远祖是曹彬、曹玮，这里就不详论了，虽然还有那位连续发表了近百万字论祖籍的某大红学家、博士生导师，连彬是参的后代也弄不清，说寅、鋡不是同宗。王畅先生已经指出我就不多及。寅不但是曹彬（谥武惠）的后人，还是其三子彰武军节度使曹玮（谥武穆）的后人。周先生也早已据袁王皇和词：“惠穆流徽，朝野重，芳名循誉”，作了很好论证。与纳兰成德原词：“籍甚平阳，羡奕叶，流传芳誉”，以及其他和词和其他题诗相对照，意思极为明白。都是开篇先说光荣家世，或举汉初曹参，或举汉末魏武，或举宋曹彬、曹玮。所以才用“流”字，“传”字，“循”字。某些人说是曹彬、曹玮后代和说是曹参、曹操后代，是“唱反调”，说知近代祖先比知远代祖先是“我比你更高明”，真不知何意？其“后人失载”，竟被解为“没有后人”！更令人哭笑不得。
现在我们来论证曹雪芹是永乐初随兄北迁丰润，后又从丰润出关入辽的曹端广的后人。
第一，《浭阳谱》表明曹端广确实是曹参、曹操、曹彬、曹玮的后人。实是“籍甚平阳”，“平阳苗裔，谯国英雄”，是“宋枢密武惠王裔”，“武惠王彬后”，是“武穆公”曹玮之后，是“惠穆流徽”。因而有可能是锡远一支即雪芹一支的入辽始祖。虽然“可能”不等于“现实”，这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但不具备这一条件的人，无论怎样断不可能是雪芹祖先。说曹俊、曹智是雪芹先祖，就必须证明他们真是武惠、武穆之后，《五庆谱》根本错误。否则就连起码前提也不具备，只能是信口武断，随意妄说了。
第二，曹端广确实是“著籍襄平”。“襄平”作为地区名，本来泛指辽东。“著籍襄平”和“占籍辽东”完全是一回事（以《金史》为正宗因为满人是“后金”，自应以金史为准，清代不可能例外）。“著”音“着”，是附着、寄放之意本是寄籍而非祖籍。“襄平”作为县，本指铁岭，汉襄平就是铁岭，故铁岭人李锴自署“襄平李锴”。而端广实是“卜居铁岭”，因而更有可能是雪芹祖先。《曹寅传》附于其后亦不偶然。王畅先生、李奉佐先生都有深细考论，这里不引了。当然这也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能因此就断言广为芹祖，但却可能是雪芹之祖先。而那些不符合这一条件的人，则断不可能是连可能性也没有，更不必说现实性了。
第三，据《浭谱》端广入辽东铁岭后，至后金时其后代确为“辽阳一籍”，和振彦材料：“奉天辽阳人”，“辽东辽阳人”，“辽阳贡士”又完全相同。这样连续满足符合上面三个条件的人，在当时也就不多了。而考据家张书才竟然说“辽阳一籍”是指端可七世孙以兄弟及其子孙，真是匪夷所思，非我辈所能想。因为他们那一支，自端可至“日”字辈、“以”字辈，整整八代都早就完整地修入“南昌北直合谱”了，仅只有其子孙两代几人而已，何来“一籍阙焉未修”？又有何可“憾”呢？而武阳三兄弟，可、明两支均修入合谱，独三弟端广一支即先铁岭后辽阳的一支全部“阙焉未修”，鼎望序却提也不提，全不为憾，只对那几个人如许深情！这能说的过去吗？
第四，曹鼎望为什么在此时重提当年两兄弟相协北上，又怎么知道端广入铁岭后，其后人现已为“辽阳一籍”了呢？当然是遇见了端广后裔，知其已为“辽阳人”，进而产生了骨肉之情，所以特在序中一写。不然他不可能知道，也不会突然提出此一问题来，为三兄弟中端广后人未修入“合谱”而深以为憾。而他实际遇到的，见于记载的，就只有一个曹玺。他二人同在京中为官多年，两家时常往来，孩子们从小便在一起玩耍、读书、骑射。这个“辽阳人”曹玺不就是当年北上出关的端广后人，就是“南北合谱”上“阙焉未修”的那“辽阳一籍”中的一员，是什么呢？张书才先生说，二人在京时没来往，不相识，也没人介绍，分别去江宁、徽州任职后，匆匆夜晋总督时，才由总督引见而相识，亦在人意外。若此种种，小人以为问题已至为明白了。再在这胡搅蛮缠，只能暴露自己，授人以柄而已。
第五，周先生早已举出曹寅诗文，其中又一而再的称丰润曹钊、曹鈖、曹鋡为“大兄”、“二兄”、“四兄”，为“连枝”，用“雁行”，且三称“骨肉”两称“吾宗”，关系极密切，感情极亲厚，都不是偶然的。甚至想将来最终弃官“投黻以归”，也要去丰润松茨，和四兄为邻，以丰润之“蔽庐”为“末路”之归宿。他们不就是当年二兄弟端明、端广的后裔，鋡为明后，寅为广后，怎么可能呢？说这是“同姓联宗”、“官场习气”太有失水平了。我在《恭承骨肉惠》一文中有详细驳论，这里不赘。
第六，尤侗《松茨诗稿序》也明说了曹鋡、曹寅是“乃兄”、“乃弟”，“皆邺下之后劲”，用“阿奴火攻”之典，始终两兄弟并提。其中间的“为丰润人”的主语却单指曹鋡而不也是兼指鋡、寅二人吗？尤侗虽早与寅为“忘年交”（主要是文字交），对曹寅家世恐也只知个“辽阳人”而已。现在寅推荐“乃兄”冲谷来吴门，他结交了冲谷才知道了其原为丰润人，鋡即太史子，寅也为丰润人，为太史侄，因而才特写“知为丰润人”。认为“仅指曹鋡”是不符合尤文本意的。胡适虽认为“不够证明”，但还是认为“有可能”，故亲自发函并鼓励杨向奎先生进一步查找材料，只是当时缺乏旁证而已！故持谨慎态度。说胡否定了李玄伯观点，是不符合胡先生本意的。今天有了众多材料，早已真相大白了：两曹“皆邺下之后劲”，“为丰润人”。
第七，此外尚有铁岭曹氏、辽东曹氏、包括《五庆谱》主曹仪简先生的口碑：异口同声都说辽东曹氏源出铁岭，而铁岭曹是从丰润分出去的。因而必是端广后人。
以上七点，用来证明“辽阳曹”是端广的后人，和丰润端明一支是同宗，始祖是亲兄弟，后代是宗兄弟，应该说是很可信的了。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下面我们来论证曹端广是到过丰润并且是从丰润入辽的。首先，小的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就算没有鼎望的序言，只看谱中正文，端明迁丰润，端广迁辽东，广也应到过丰润，后又从丰润出关的。两兄弟告别武阳，背井离乡，“百艰备尝”，跋涉数千里，奔波几个月，端明落居丰润，端广连脚也不停歇，直奔六千里外的荒城铁岭，这种情况是常人可以想象的吗？
有人说“从武阳迁丰润”和“从武阳迁铁岭”是“两条不同的迁徙路线”，“去向不同”。我说“不同”只存在于诸位先生的想象中，实际是只有一条路线，且方向全同；区别只是最后终点不同而已。曹端广不可能从空中飞过去，他也不是由海上漂过去，他只能沿着这一条古老的通路走过去，和他哥哥走着完全相同的路线。就算端明不在丰润，同去丰润，广迁铁岭也要到丰润，过丰润，也要鞍马休息一时，然后再上征途，走向关外。和现在乘飞机飞过，坐火车驶过，是根本不同的。连他是否到过丰润也一概不知，“一点影儿”也没有，概不承认，是无理的。
何况鼎望序明明写了端明“伯亮公”是在永乐年间“协弟”从武阳渡溯江北上的。不说后人写的“携弟”那是必到丰润并且必然要住过多年，只讲鼎望原词“协弟”，不管辞书对这个“协”字怎么解，按汉字构成看，都是合力同心，或众力一心、合力同思的意思（“协”原为，是“竖心”旁三个“力”）。兄弟俩心往一处想，力向一处使，是一个明白的事。是不可能同行异志，各有各的目标，弟弟早就想好了要去铁岭，而兄原无目标，因遨游燕都山水间，见其山秀水异，子孙可以“发迹”，才决定卜居丰润，弟怎么可能一起始就定向关外辽东的铁岭呢？
而且当年江西水患严重，两兄弟身在武阳（非南京），从曹安《坟碑记》看“数奇不第”，又不富有，至安才“少裕”，（否则也不会“百艰备尝”了！）两兄弟长途跋涉，举家北迁，扶老携幼，拖儿带女，一路食宿，到丰润后又购置房屋，买入土地，添置用具，种种开销，恐也就用尽全部拆迁费用了。那咸宁里八甲老宅，肯定是兄弟二人合力购买的其中必有端广一份，即有部分“蔽庐”是属于曹寅祖先的。这也即是“协”字的本来意义。至此两兄弟已不是江西人而是直隶籍了。《迁徙志》只提远迁直隶、山东、山西各省而不提辽东，想亦如此。其迁辽东应是另一时间的另一回事。
不管怎样，端广迁铁岭前，必和其兄端明同迁丰润咸宁里，后来有了积蓄，另有机缘，才会再次远迁。不论是商贾还是戍守，或子孙长大因同样原因而升了官或发了财，才安家彼处的。至于某大家，连其是否有后人（否则何来“辽阳一籍”？）也一概不知，“丝毫不知”，“连一点影儿”也没有，“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那在下也就无可奈何，爱莫能助了。
事实很明显，史料多不可能给你记载得那么清楚、直接、明确，只是有的人肯于正确对待，深入分析，由“史料 常理”，推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而有的人则囿于偏见（极深的偏见）死不认账罢了。
推断和猜测永远不是一回事。
总之，无论如何，曹端广到过丰润，住过丰润，最后又是从丰润而非别处出关入辽的，小的认为也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至于他在丰润住了多久：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因何又是怎样迁居铁岭的？可以也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后还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早期的（《浭谱》发现前的）“丰润说”和后期的（《浭谱》发现后的）“丰润说”是有区别的。原以为曹锡远是在丰润被金人入关侵扰时掳往辽东为奴的，后来始知是先祖入辽后很久，后金兴起时在辽东被俘，才沦为满洲包衣的；原以为他们也是端明的后人，后来才知原是端广的后人。居丰润的时间是大大的减少了。
和辽阳只是雪芹先祖（振彦）的籍居地之一相同，丰润也只是雪芹更早先祖（端广）的籍地之一，时间都不长，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世代居住的“祖居”，或世代为籍的“祖籍”。但相对而言，丰润是“祖籍”，辽阳是“寄籍”辽东曹氏古今异口同声这样说。本来“祖籍”、“寄籍”就是相对的，尤其当年“关内”、“关外”，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本土”和“异地”之别。在辽只是寄居，关内才是祖籍本居。句话，曹氏是关内人，不是辽人。
我一直以“祖先的籍（居）地”为“祖籍”（“祖居”）的定义，在《评〈大争论大收获〉》中就是这么写的，而不用“祖先的籍贯”来定义。因为“籍贯”依《辞源》本来就是祖居地，也即祖籍地的意思。“祖先的籍贯”也即祖先的祖居或祖先的祖籍，即“祖宗的祖籍”。根本不成话，是不通的。因此要给“祖籍”下一定义，愚以为应是祖先的户籍地或祖先的居住地，也即是“祖居”、“世居”、“籍贯”、“哪里人氏”，其意思是基本相同的，仅微有差异当籍与居不同时一般是同的。
总之，雪芹是端广的后人，端广是随兄同到丰润，后来又从丰润出关入辽的，这些都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历史不容涂改，曹端广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的先人、后代及迁居情况还是有史可查的。曹氏虽居丰润不久，却是从丰润分出的，以丰润为“老家”当然武阳、灵寿、谯、沛、曹，也都是其“老家”。
（四）向丰润人致敬
丰润本来是一小县，不能跟人家大城市相比，和中等城市也不能相比，但她却在能力有限、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勇挑重担，毅然分担起曹雪芹研究的重任，成了河北省曹研会的重要成员。先后召开了三次研讨会，最后一次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性的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本文集：《曹雪芹研究》和《曹雪芹祖籍论辑》，为困境中的曹雪芹研究，为曹学、红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产生了一批自己的曹雪芹研究人员（比起来还很有水平和风度）。还独立出版了两部著作：《曹雪芹祖籍在丰润》和《丰润曹氏家族》，实是令人欣喜，也令人起敬的事。
丰润作为曹雪芹先祖的籍地之一，在县委及政协文史办的领导下，不但作出了上述贡献，还挖掘出一批曹家的文物史料，并且推出了以伟大作家曹雪芹命名的“曹雪芹家酒”，成立了“曹雪芹集团”。既推动了“浭酒”销售，繁荣了经济，又大大宣扬了曹雪芹这位《红楼梦》的伟大作者。无疑，这也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某些人为搞垮周汝昌先生，从经济上压制“丰润说”，写了大量攻击“家酒”的文章。下面我想就此特别讲上几句我在《驳杨》一文中已经指出：称“浭酒”为“曹雪芹家酒”是惟一当得起的。它不但产生在曹雪芹老家丰润，还出自曹氏“骨肉”一家人曹鼎望、曹鋡父子之手，而且得到雪芹的祖父曹寅作诗称赏：“眷言酌昆友，陶然知水奇”，说它是当世诸端“曲糵”诸种好酒中最为“醇酎”的一种，“醇酎毋乃兹”最醇酎脱俗的好酒大概就是它了。作这样最高评价，实在是它的光荣，并誉满宫廷。曹雪芹“生于末世”，史无记载，但酷爱饮酒，甚至嗜酒如命，他在荣华与没落的曲折的一生中，无疑会饮过、品尝过其祖父如此赞美的“浭酒”丰润老家的美酒，并给予了首肯的。其他还有哪一地方的哪一种酒可以名之呢？
反观其他以古代名人命名的产品，如有名的“孔府家酒”、“孔府宴酒”，虽确为孔府酒，质量亦优，但与先师孔夫子的关系比“曹雪芹家酒”与曹子雪芹的关系，似远多了，夫子恓惶一生，大概是未品尝过那些美酒，包括他的近世子孙“家酒”、“宴酒”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至于他们在红楼梦研讨会上指定的会议饮料“金陵十二钗酒”、“金陵十二钗啤酒”、“十二钗茶”种种和《红楼梦》“十二钗”更是毫无关系了。那些“志趣高超”，绝无“铜臭”的“学者”，一方面撰写文章大骂“曹雪芹家酒”及“贾母茶”，一方面却参加派会，心安理得地品尝“十二钗酒”等系列饮料而不置一词，也真系“趣事”一桩。
比较起来“曹雪芹家酒”确是更货真、价实、质优、味美！
说别人“不是在做学问”是“意在丰润之酒”和别人是“意在辽阳协办”一样，都是不对的，不应该立的。
我衷心预祝“曹雪芹家酒”的生产销售和曹雪芹研究，包括祖籍研究一道，更加兴旺繁荣！
1999年3月22日
八、“扫落叶”、“辟榛芜”的背后读杨启樵的《若干问题点》
史直生
侨居日本的华人或华裔日本人杨启樵君也，他的刊于1998年第2期《学刊》上的《若干问题点》一上来就摆出一副尊崇周先生、赞誉周先生的姿态，说：“周汝昌先生于红学上的造诣，毋庸我赞一言，其代表作《红楼梦新证》资料丰富，为治红学者必读”，对“周先生学识及其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表示“钦佩”。“虽读先生书不多，但每一展卷，都有所裨益。”而现在提出《若干问题点》，“此不过为周先生扫落叶、辟榛芜，如拙见可取，可据此修订；如所言不当，亦可赐文驳正。”云云。谦恭的可以，颇似日本武士痛下杀着前的台词，名义上的理由是“因周先生为红学重镇，片言只语均可能被引为根据”，如《曹雪芹小传》中的那条已有大“考据家”早已严肃指出的“小注”即是如此；其真正用心何在，恐怕惟有天知了。
杨文共分六节。在具体反驳他的六个问题以前，先来谈谈《小传》中那条一再被引用的小注。原文见1980年版（新版已改正），是说当时帝王“妃嫔中多有包衣人”，原注如下：
如康熙之荣妃、成妃、良妃，雍正之康贵妃、嫌妃、孝仪后，乾隆之淑嘉皇贵妃、愉妃、瑞贵人等，皆包衣籍。
由于霍国玲女士未仔细辨别，以为周先生认为孝仪为雍正后，进而引出了“香玉”的种种故事。张书才先生已点周先生为“始作俑者”，是“乱点鸳鸯谱”。现在杨先生又一次说“周先生失考”，“可见影响之大”。但在下查看了原文以后，却认为这明摆是排版之误，属校对时的疏忽，误把孝仪后排在了乾隆之前，稍有水平而无恶意的人，只要认真，都可以看出来。因为周先生文很明显是有规律的，原是按帝王先后及妃嫔贵贱等级排列的。乾隆按皇贵妃、妃、贵人排列，雍正前二妃也是按贵妃、妃次序排，如认为孝仪为雍正后，自应排在贵妃之前，按后、贵妃、妃顺序排，岂有排最后，反居贱者末尾的道理？因而明白地是乾隆二字被错排在了孝仪的后面，标点也错了。原文分明是：
如康熙之荣妃、成妃、良妃，雍正之康贵妃、嫌妃，乾隆之孝仪后、淑嘉皇贵妃、愉妃、瑞贵人等，皆包衣籍。
和新版全同。可见周先生原意就是如此，本没有那么大的问题。而某些不学“有”术之辈认为：这下子可抓住了他的小辫子，因而揪住不放，一再地加以“曝光”，是很不应该的。下面来反驳他的正文，就几个重大问题进行论辩。
（一）雍正是否篡位？
雍正到底是篡位，还是奉命承继大统？小人不是专家，也没有机缘阅读王钟翰先生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等论著，但也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太简单的问题简单到孩子们也能明白。因而实在想不通：一些颇有盛名的专家学者，为什么连这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一再行文说：“康熙传位雍正”，“雍正是一代明君”，把什么“励精图治”、“惩治腐败”等一切美好桂冠都加在他的头上，甚至和他不共戴天的吕四娘也成了他的爱人，入朝执政种种，歪曲历史、欺骗民众，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雍正一登位，先皇器重的前朝极为活跃的诸皇子“允礽、允祉、允祺、允祐、允、允、允、允祯等通通被处死、圈禁、降职，其受封的儿子也无不受惩罚，除年龄小者外仅仅只有一个允祥例外，是拉拢对象。然其子也参加了由十六阿哥允禄领导的反对雍正之子弘历的行动。康熙器重的诸王大臣鄂伦岱、苏努、七十、阿灵阿、阿尔松阿等皆被斩杀、圈禁，（揆叙早卒得免），其子孙和其他老王爷如裕亲王，其他王爷如平郡王等以及许多重要大臣都受到严厉惩处，仅仅只有一个马奇例外，属拉拢对象，聘其侄女为弘历正妻。康熙皇帝的亲信包括总管太监梁九功，亲信太监魏珠，内务府总管常明、来保及各处织造李煦、曹頫，还有其他皇子、公主的亲信太监等，斩杀、圈禁、抄家、发配无计其数，包括为他篡位夺权立了大功的隆科多、年羹尧二人在内。其阴险狠毒已无人可及。”
甚至反对他多行不义的妃子及年长的儿子、女婿也被他处决。连他的母亲德妃，也有文透露是自己碰死的为其有不肖子雍正而自羞这恐怕也不是故意造谣没有造假的理由。
此外还有立即查封康熙帝的“一应朱批谕旨”，释放圈禁的宗室，给康熙惩治的鳌拜及其子孙“恢复名誉”、祭奠封赏种种。雍正是康熙逆子、窃国奸贼、政治骗子、杀人凶犯，是显然不过的事。
所有这些《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以及当年的《学刊》、《集刊》都有记述，都是确定不移的事实；清史学者更是心明如镜。
仅看雍正遗命：“张廷玉配享太庙”，张也真要进一案，即可知雍正的帝位实是张廷玉帮他抢来的，而不是康熙传授给他的！
面对如此明显的事实，仍要说是“康熙传位雍正”，甚至“允礻题辅弼胞兄”，十四皇子“全无反新君之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真令人不可思议。
至于雍正伪造的种种文告，包括《圣祖实录》，不过是千秋被告的一面之词，在公正严明的历史法庭上是不足为凭的，在公正严明的史家笔下也是不足为凭的。
（二）康熙实录少是否与篡位有关？
杨启樵先生搞不明白雍正是否篡位，当然也搞不明白康熙实录少是否与篡位有关。但在下以为和前一问题一样，这也是一个非常浅显明白的问题。杨先生说：“认为康熙实录卷数特少乃删除雍正夺位事迹所致，却非真相”，“绝非事实”，以为康熙有“明言或暗示何人继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真有”，“轻轻芟去，毫不影响全书卷数”。话说得很绝对，但正如前节所叙，反对雍正或雍正反对的不是一个允或鄂伦岱，而是除了雍正等少数几人外的绝大多数皇子、绝大多数王大臣、绝大多数亲信。康熙帝对之必均有大量褒奖赞扬的话和行动；对雍正的一再造谣生事，诽谤他人，欺骗康熙的言行，也必自有许多批评教训之词，非“喜怒无常”之类可比。可以说康熙晚年的许多言行都是受允欺骗，错怪其他皇子、大臣，并不断觉醒，批评、惩治允的过程。惟惩处二阿哥党例外。怎么可能只是一点点，“轻轻一芟”可了，“毫不影响全书卷数”呢？把这些几乎涉及所有皇子及诸大臣的言和事通通删去（自然有漏），又伪造出那么多其他皇子均坏，只有他雍正最好、最孝、“最受皇考付托之重”种种，那是何等巨大的工程！删改那么多，伪造这么多，恐也就用尽张某之才力了，张氏阴谋虽多，文才却未必怎么样，未必如杨先生讲的那么高，“进士原有不通的”，否则雍正之种种讲话文告也就不会多是那么不通，那么“欲盖弥彰”、到处露馅，那么不伦不类、“下流无赖”了！而张之真要进太庙，其迂腐不堪，愚蠢可笑，毫不自量，毫无自知之明，也就由此尽知了。
就说杨先生引的那一条康熙朱批吧，它至少指明了允祯是“大将军王”，地位在诸臣之上，外藩均要协助服从，并非区区“贝子”，或早已封王了，只是雍正删了而已。正因这样，清代各朝的年平均实录卷数才以文治武功最著的康熙一朝为最少：
顺治：1.7康熙：1.1雍正：3乾隆：6.2
嘉庆：4.4道光：5
咸丰：9同治：10.7
表中数字为年平均卷数的相对值。
此表或抄自美国学者之文，周先生只说：“有一张数据清单，最是明白”，并没有说出于谁手。但《小传》刊于1980年，在当时摘引敌国书刊是不便说明的。指责周先生“照抄”他人之文章，“又加上一句‘平均卷数’的含混、费解说明”，这说明什么呢？本来就是“年平均卷数”的“比例”，含混、费解什么呢？否则，再加删削，康熙六十一年实录也不会少于雍正十三年的。周先生讲：
列位请想，康熙一朝，文治武功，内则统一舆图，外则驱逐丑寇，河工漕运，荒政粮储……事机百端，繁赜万状，怎么偏偏独此一部实录篇幅比例，少到如此之可怜？是何缘故？
确为至论，问得极是，驳得极好，诚千古不磨之文。
至于杨先生说：“廷玉得蒙异眷，非仅凭纂修实录”，其“宠遇”也在“实录纂修之前”，云云，实是无的放矢。世界上本没有人说张之获异宠是仅因修实录，周先生只是任举一例而已。张之“获异宠”当然不是一般功名富贵（中进士，得赏银之类），而是“配享太庙”这才是“异宠”，和他人（一般臣子）的宠遇是根本不同的。其原因当然不仅在“纂修实录”伪造历史，也不仅在“缮写上谕”欺骗臣民，最主要更关键的是在于出谋划策，拉拢收买，集聚力量，把握时机，利用矛盾，逐步渐进，终于击败了大于己方无数倍的反对势力，剿灭了所有政敌，把雍正稳稳地送上了皇帝的宝座，进而君临天下，威慑千秋。因此雍正才认为张为“元功首烈”，才有张“配享太庙”之遗命。而张也真要进太庙盖雍正及其子孙乾隆辈的江山是他张廷玉帮助雍正从康熙继承人的手中抢夺过来的，如此而已！
（三）何人帮助雍正篡位，雍正重用何人？
前已略及，雍正一无父皇遗命（只是张伪造了一个假的，不是描改的，更非真的诏书），二在兄弟间，诸王大臣中，又极端孤立，无一人拥护他（不是拥立二阿哥，即是公举八阿哥），他凭什么能夺得帝位呢？除了他自己阴险奸诈，凶狠毒辣，数十年“历试”的“通身解数，全副本领出诡计，搞阴谋，布爪牙，安特务，养刺客，制毒药，以至烧丹炼汞，念咒书符”以外，自然还有一大批流氓无赖、三教九流、前朝罪犯、谋臣武士等“如鬼如蜮”之人，集聚在他的周围，为他效命、尽力、用心。这都是必然的事情，没有任何史料也可以论定。张廷玉、李卫、田文镜、张明德、大侠、大喇嘛就是代表。康熙一朝后来的种种怪事：镇魇太子、术士相面、飞贼行刺、冒名诈骗等等，也必然多出自这位“孝仁至诚”的“明主”、“圣君”。他不用“藩邸旧僚”（张廷玉即其师之子）、喇嘛、术士、飞贼、无赖，如何能战胜实力远大于自己的对手，“君临天下”呢？雍正说他“在藩邸时，不但不识其面并不知其姓名”就真的“不识”，“不知”吗？他说“未结交一人”就“未结交一人”吗？张廷玉是何时结识的呢？仅凭雍正的一面之词，就想否定雍正拉帮结派，任用“旧僚”（在藩邸交结之人，不必居雍邸），怎么可能呢？仅看杨先生引的雍正妙文：“朕向在藩邸……亦未结交一人，是以践阼后三年内所用大小臣工，皆从舆论中搜罗鉴拔者居多”。其文词矛盾：既是“皆从”舆论搜拔，又何来“居多”二字？既云“居多”，就是有少数不是，既有少数不是，又何言“皆从”，未结交“一人”呢？此亦雍正欲盖弥彰，自露马脚之一例。他不当着众人“吹法螺”，如何欺骗民众，巩固统治呢？普天下所有坏人都不会明白自供，奸诈如允禛怎肯承认当时被认为是不正当的交通外官，招接匪类，私结朋党的言行呢？对于那些连“此地无银三百两”也看不明白的人，或不愿意看明白的人，可怎么跟他解释呢？
周先生本没说鄂、李、田都是庄头，只说“其中有”，仅指田文镜，有随园文为证，错在哪里呢？说田履历表明不可能为庄头，太看重那文表了吧？杨先生真那么老诚，把所有世人都看得那么诚实无欺吗？田文镜真做过雍之庄头（为其篡位积财），不可以隐去不写，或写做别的吗？杨先生可还有别的证据可以证明袁枚之言不实呢？杨先生真不懂“其中有”是何意吗？一一列举鄂不是雍正庄头，李也不是云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至于喇嘛僧在雍正夺位中起了什么作用，周先生《传》中写得很明白，杨先生在他的文中也引及了，就是镇魇太子，使他被废，从而为雍正篡位搬掉了一个重大的障碍。史载太子被废时，就是交与允禔和允禛押解看管的。为什么让他俩看押？禔是主使者，禛是什么呢？合理的推测自然是允禛使坏，调唆、指使允禔出头干的，他从中得益，又站干岸不受惩罚。雍正登位后，把雍王府改为雍和宫，赐予喇嘛僧（杨文也引了），也不是无因。说周先生此说是因袭端木小说，实足见其居心叵测，用意难猜了！小子实在不知杨先生的用意与周先生有何深仇大恨，必如此行文而后快？事实上喇嘛僧多身怀绝技又精通邪术，雍正既与之“有来往”，因而必用之夺位，是自然不过的事。杨启樵先生真看不出来吗？
飞贼行刺，“二阿哥谋刺康熙”，“八阿哥谋刺二阿哥”，等等，总导演恐也都只有允禛一人而已。
但“旧僚”也好，喇嘛、飞贼、罪犯也好，毕竟都是下层小人，仅仅凭此，没有重要的实权人物的支持，还是不能篡位成功的。雍正（包括张廷玉）深明此点此道，他看好拉拢的两个实权人物，正如诸多史家及周汝昌先生一致指明的就是大将军年羹尧和“舅舅”——步兵统领隆科多。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大骂“舅舅”“不是人”，原因也在此。
杨先生说：“年羹尧有何拥立之功？”“我以为他一无协助，也无须插手，因为十四皇子允全无反新君之意，无须借助年羹尧之力来钳制”，甚至造出“康熙传位雍正，允辅弼胞兄”的神话。倘真如此，怎么未见允（祯）去辅，而雍正又为什么要将祯及其子一起圈禁高墙，直到终雍正一朝呢？谁都知道祯虽禛的同母弟，但从来就是八阿哥允之死党，和允、允一样，又同时遭到雍正最残酷的迫害；现在却说是受命“辅弼胞兄”，“全无反新君之意”，真是怪事！
年羹尧倘无奇功伟用，雍正登位伊始，为什么要把年及“舅舅”隆科多、马奇一起加封为太保？又令年署抚远大将军印？查抄李煦家口为什么要赏赐给他？又为什么要任命其姐妹之夫胡凤翚为苏州织造？什么“无一协助”，“无须插手”，十四皇子“全无反新君之意”，“无须借助羹尧之力来钳制”云云，这叫什么论断嘛！岂不是辜负了雍正早在康熙四十八年（时太子刚废）便厚脸与年妹联姻的苦衷，及对年效忠“本旗主子”不够的警告之深意？而当借助功成，爪牙安进，大权在手以后，就由借之夺权一变而为杀之灭口了。年羹尧本不坏，后来接触真实：遗诏本系伪造，康熙意有别属，举朝反雍之后，态度与隆一样，有所动摇，雍正也就决定将其与“贵妃”一块儿除掉了。袭爵儿子立斩，其他也都远遣外地，世代不变。
隆科多本是“舅舅”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帝孝懿仁皇后之父佟国维之子。国维原为好人，意在孝悌忠义的允，今隆反其父之意而行，利用九门提督步兵统领之职权，统领京军拥护雍正夺权。如《新证》所引马国贤文：街上骑兵飞驰，远处喊声震动。故雍正一登位，即任命隆为辅政四大臣之一（掌握实权），令呼写“舅舅”，后又与年一起加封太保，最后也遭到与年相似的下场：年是“感涕”自裁，隆是囚禁至毙。此亦助纣为虐者应有之下场耳。
上面讲了雍正是靠藩邸旧僚、前朝罪犯、喇嘛、飞贼之流及拉拢收买隆、年篡得皇位的，而要拉拢收买大批谋臣武士，九流三教，养刺客，敬喇嘛，等等，自然需要有大量的金钱，否则是不能成事的。这钱从哪来呢？田庄等自有些收益，但还太少；主要还是靠向织造、盐课、地方官索要。雍正登位后，讲允、祯等种种收罗索要财物事，想也都是他派人向各处收要的，只是打着等名义，而后者都一直蒙在鼓里。夺权后，都栽赃在别人头上，一切当然只能由他说了。大家请想：雍正一个孤家寡人，之所以能与朝野支持的允抗衡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没有一大批效命于他的“闲杂”、“恶赖”怎行？而要豢养这一大批“闲杂”、“恶赖”、“亡命之徒”，没有大量财物支持，仅靠那些田庄等，如何能成呢？反之允本有诸兄弟及各王大臣的支持，倘也如此网罗僧侠等类，雍正如何能终获全胜呢？而雍正之所以要惩治李、曹等织造、盐政，就是因为李、曹等知其内幕，可以“坏朕名声”，揭露他索物窃位的机密，知道其见不得人的丑行。因而借“反贪”、“追赔”的名义，严加惩治。当其知悉李、曹窝藏之小女时，就毫不迟疑地发出最后的一击了。说一切坏事都是雍正干的，愚以为虽不尽确切，但却大体不错。这是可以肯定的。
（四）遗诏真伪和皇储谁属
我一直以为康熙肯定没有“传位遗诏”，仅在病重时，面对允等说了一下而已。因为康熙帝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雍正的“遗诏”肯定是伪造的，无一字为真既不是真的先帝遗诏，也不是据遗诏描改的，只不过是篡位的假证物而已。事实上根本不必描，也无处描，任写一张即可诸皇子大臣也没机会审视，更不会张贴天下公裁，武力决定一切。什么“正大光明匾后”云云，都不过是雍正、张廷玉的把戏而已！康熙内定的皇储，既不是四子允禛，也不是十四子允祯，老皇帝并没有“食言”，他最后确定的人选，就是当日诸大臣公举的八阿哥允。因为确实是一个孝悌忠义之人，他一直拥立二阿哥，辅佐父皇，本无嗣位之意，又才识出众，乐于助人，实儒家信徒，百姓称之“八佛”者是也。康熙老皇帝经过两次册立，对允礽之不堪造就业已尽晓，故不许臣下（包括允）再说及，仅未杀而已。同样，经过两次劫难（当然是允禛调唆制造的），允之堪当大任，也已经显明。五十五年康熙令十四阿哥祯代其看视已绝“父子之恩”的允之病，恢复之俸银禄米，主意已定。后任命已被供出“为允党羽”的鄂伦岱为领侍卫内大臣，控制宫禁；令为拥立允“受责”、“请死”的原内大臣，舅舅佟国维之子隆科多为“九门提督”步兵统领，控制京城；又任命“日后”将“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允”的“狗彘之阿哥”，为救允几被康熙亲杀的十四阿哥允祯为抚远大将军，统领全国兵马；又任用为荐允全家免职夺爵，几被兄弟同诛的马奇（署内务府总管事）为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其意自在为允创造不败之基业。不期隆科多背叛先皇先父，支持允禛夺权，时祯正远在西陲，受年羹尧钳制，鄂伦岱、阿尔松阿虽忠于先帝遗命，也势单力孤，难以抵抗。尤其“裁减披甲”忠于康熙，拥立允，服从、鄂的亲信被雍派取代之后，允、诸皇子及众大臣的命运，就完全注定了。
雍正之初，宫禁侍卫、披甲士，尚在允手中（不知正黄旗是否归他），年、隆曾反悔，欲助复位，但允孝悌之心太重，过于迂腐，又不嗜威权，终于坐失良机，“悔之不及”，被允禛各个击破，除将小女托付李、曹外，毫未挣扎，只是坐以待毙，任凭杀戮。此仁者之不能为政之又一例。
而这个允不是别人，他即是《红楼》原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评者“脂砚斋”主人超级才女棠村孔梅溪的生父，也即《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曹侯”的岳丈大人。曹雪芹《红楼梦》中，皆有“曲而达、微而显”的披露，请阅《反照风月宝鉴》、《孔梅溪的真实姓氏》诸文，这里就不能多说了。
（五）其他问题
以上即是对杨文主要内容的反驳。可见周先生的《小传》——《新传》在这些问题上，虽不能说全部无一失误，但却极少有误，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而杨氏的文章，缺乏充足的证据支持。杨先生文后面的三个问题，都是挑剔吹求性质的小问题，篇幅也较少，我就不详驳了，简答如下：
1.皇子序齿问题。周先生早期《小传》注虽说禛为“十一子”，祯为“二十三子”，据《皇清文典》谓禛终生不知其为“皇四子”，但后来（1992年）著《新传》时，就仍称胤禛为“皇四子”，称允祯为“十四子”了。不想事隔六年，到了1998年杨先生又站出来“扫落叶”、“辟榛芜”，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2.高斌问题。周先生早在《新证》中便据《永宪录》作了正确摘引，且《永宪录》也是周先生辛勤发现的。《小传》也早明写了高斌旗籍、字号，最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定公”，当然不是“惧罪吞金自杀了”。只是后来年岁大了，著《新传》时，因用功太过双目早坏，无法查阅且记忆下降，有了此误而已，《永宪录》上的那条材料是杨先生独立找到的，还是看了周先生《新证》才知？我就不能说了。但不管怎样，周先生《新传》毕竟有此误，和寅卒时年龄一样，蒙杨先生指出，还是应该感谢的。
3.关于《大义觉迷录》这篇雍正自露其狰狞面目的妙文（自然经过张廷玉撰改），周先生上下文虽都是说雍正，但中间的一段却是个人的插话，是评述此文。其中的“当时”、“后来”都是从“评”的角度说的，并非专指雍正时代。上下两段全引亦不能表明周先生错认为是一朝。在这里挑剔也是无味的。雍正（包括张廷玉）“从未感觉不妙”，正指其君臣同蠢；乾隆（除去张）反倒清醒些，一登位即感到“会起反作用，破坏老皇帝形象”，故令“停止讲解”，“禁止流通”。这里杨先生之“令地方官”和周先生的“秘令地方官”销毁，究竟有何区别？那谕地方官的旨令是公开到“百姓皆知”吗？何况除“停讲”“汇送”令外，如何“销毁”的令，包括杨先生也没有见着。说是“秘令销毁，禁止流行”又错在何处呢？
至于1992版《新传》中的种种错字，1997版均已改正，（我查了半天也找不出来），而杨先生在1998年撰《若干问题》时，仍要端出来“示众”在“落叶”、“榛芜”先生已自行扫净的情况下，杨氏还要在《学刊》上，奋力大挥铁扫帚，指先生门前堆满“落叶”和“榛芜”，其为人和居心实在令人难解。
周先生《新传》中只讲“四系”都有人参加了，并指出具体参加者，并未说允祥、胤礽等都参加了，杨先生的指责也是没有道理的。
反观杨文，杨先生既然要在这类“些微小节”上“小题大做”在细枝末节上吹求挑剔，其行文自应严密些，但却谬误常有，疏漏时见。如允本是康熙帝之“十子”，《新传》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杨却说是“十一子”（十一子是允早殇），并打趣说康熙一声呼唤：“十一阿哥”，“应答者系雍正，抑或十一弟允？岂非一塌胡涂”抓人家辫子的人，自己却留着长长的辫子。杨及“学刊”先生的学力和学风，可窥一斑。
至于杨先生说各朝实录“乾隆比雍正超过三倍”，“咸丰比前朝的道光超过三倍半”云云，真不知是怎么算出的。乾隆6.2，雍正3，乾仅为雍的两倍多点，“超过”值仅一倍有零，哪里是又怎么算出乾“超过”雍“三倍”呢？其他也“一塌胡涂”。或许周先生文中的表值完全错误，杨先生另有精确数据（杨文中未举出），那就又当别论了。
以上妄说或许全是谬误，欢迎杨先生及其他高明批评教正。
1999年4月14日
附：余文
曹雪芹祖籍浅说
我对雪芹祖籍问题原没有兴趣，也没下过工夫。虽1962年便开始研红探曹。三十五年来一直是在周汝昌先生“脂论”与“芹学”的基础上，研究作者和批者即曹雪芹和孔梅溪的生平及《红楼梦》一书的撰写与评注过程，对红楼神话、诗词谜语、文章破绽进行探索，并有不少发现，但对祖籍问题，所知甚少。展开论争以来，看了些有关材料，特别是最近看了王畅同志的《考论》，受那些丰富的史料的启示，竟然似有所悟，故撰此拙文和各位同志商讨。
周汝昌先生引用过大考据家阎若璩的观点：历史事实都是可考的，即或字面上见不到，也可以从字缝中看出来。我的这些观点即是顺周先生或阎前辈的思路，从字缝中得出的，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曹雪芹确实是曹端广的后人，从丰润迁铁岭，再迁沈阳、辽阳，与丰润曹是同宗，他们的始祖是亲兄弟，曹鋡、曹寅是宗兄弟。而世选一支确实是辽东四房的后代，振彦和权中、绍中也是宗兄弟。《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以下称“辽东曹谱”或“辽谱”）虽多有讹谬，确是曹雪芹家谱。入辽始祖“怀远将军”曹俊只是端广的别名，“怀远”可能是他的字。
（一）弟兄三人
和周汝昌先生断言世选一支即雪芹一支是曹端广的后代，后转辽阳，再从龙入关是正确的一样，冯其庸先生断言辽东曹谱为雪芹家谱也是对的。和我断言真钗黛原是一人，她即是曹雪芹爱人棠村孔梅溪，并无调和钗党黛党之意而是事实如此一样，我断言周、冯二先生都是对的，也绝无调和之意，而是事实如此，只能这样说。
辽东曹谱（辽谱）确如周先生言存在种种问题：始祖问题，缺代问题，正好十一人都是官和墨迹问题等等，说没问题，说“怀疑是多余的”，显然是不对的。但它确是雪芹家谱，冯先生也没有错，只是其论断似有武断之嫌。
经冯先生和王畅同志考证，曹良臣只一子曹泰，本为安徽寿州人，宣宁侯曹泰和仪真籍丰润伯曹义及入辽的曹俊也非三兄弟。所以这样的曹谱是无法信任的，更不用说其他。由于年代久远，原谱“遗于兵火”，曹礼后人曹士琦兄弟及五庆兄弟，把先祖弄错，原不为奇，但有一点还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们知道其先祖共兄弟三人，原在南方。他们入辽的这一支是老三，老二和河北丰润有关（误为丰润伯），老大仍留江南（误为宣宁侯）。而这刚好和武阳三兄弟端可、端明、端广相符。老大端可仍在原籍承继先人家业；老二端明携弟北上落籍丰润；老三端广先随兄落籍丰润，后又去辽东铁岭卫，成了入辽之始祖。我因此就怀疑曹士琦说的始祖三兄弟，其实是这三人，只是年代久远，传说不确，被他误认为本非兄弟的那三人。而其中的“三人说”则是仍留有线索的字缝中的真理。
（二）丰润伯亮与丰润伯义
“辽谱”记老二为丰润伯曹义，曹士琦在叙中也称丰润伯曹义后人为“叔”，为“兄”，谱中两见，不是孤证，但同出一谱，同出士琦兄弟，故仍应是孤证。以此定始祖（包括曹良臣）为扬州仪真人（参看后文）亦未必不是谬指。但在这字缝中似仍有线索可寻。他们虽非仪真，总是江南一代，且老二和河北丰润有关。我因此又疑心“丰润伯”实为丰润“伯亮公”即端明之误。大约他隐隐约约听老人说是“丰润，伯×”，被听成“丰润伯，×”或“简编所载”为“丰润伯×”，×字不清，被误为“丰润伯”，结果曹士琦兄弟查出“丰润伯”名义，并将其材料抄下，与曹良臣传一起写入谱中。进而把辽东曹氏定为扬州仪真人，连曹良臣父子也给改了籍贯了。曹士琦说“丰润伯处，全谱尚存”，丰润伯处是否保有“全谱”不得知，但“丰润伯亮”处，丰润那一曹族确实实在在保有一支原谱，从大将曹彬、子曹玮，至武阳曹孝庆，再至子义，端可、端明、端广都清清楚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愈发使人觉得他们原是武阳三兄弟中老三端广的后人。连曹良臣被拉入谱想亦不是“攀援权贵”，实是听长辈言其先祖是个“大将”、大英雄，他不知是谁，又不敢“以简编所载，附会训后”，元以前“难籍”，考不出，元以后大英雄、“大将”惟有曹良臣，故以为非他莫属。因把他也改为仪真籍，将其子曹泰和义、俊当成他们先祖之三兄弟错自有因焉。
（三）这曹侯和那曹侯
我很长时间想不出曹端可与曹泰有什么共同处，可以引起误会。曾托王畅同志查对端可的字号是否与泰有联系，结果枉然。始终想不出“辽谱”的修编曹士琦、曹士珣兄弟怎么会将可误为泰（假定以上寻绎的思路即猜想是合理的话）。直到本文写成后许久才忽然想到，原来他俩都是“侯”，是此也曹侯，彼也曹侯。一个是明代初期的宣宁侯，一个是元代末期的万户侯（领地亦应在江南一带）无怪士琦兄弟非要拉曹泰来做他们始祖的长兄了。原因盖在于此。正像曹士琦兄弟隐约记得始祖二兄为丰润伯×一样，他们也仍然记得始祖长兄是“××侯”。虽什么侯记不起，但是“侯”是断无可疑的，如“丰润”二字无疑一样。从《浭谱》看端可元代“两任藩岳，封万户侯”，“赐便宜行事”地位非凡，作为后人自然会依稀记得他家的这一“特大荣誉”。至于是什么侯，何时封的，就因年代久远，原谱遗失，被他们弄混了。两个曹侯颠倒了位置，把明初的宣宁侯当成了元末的万户侯，以曹泰取代了曹端可，错亦有因焉。
因有此力证，鼻祖更是非曹良臣莫属了。“祖籍”扬州仪真考察的结果，原有安丰卫一名，寿州安丰就成了扬州仪真的安丰卫了。至于真的“鼻祖曹子义”，仅仅剩下“鼻祖子，义”其子名义了。既然曹义是其子，则“辽东曹氏”为“扬州仪真人”，就断无可疑了！
于是“扬州仪真人”，“鼻祖曹良臣”，“长子泰”，“次子义”，“三子俊”，就在三房礼后人曹士琦、士珣兄弟的心中肯定下来了。“辽东曹氏宗谱”由是成型。
后来，“另谱”修者发现了鼻祖良臣和二世曹义年代不相接，差了十八年，义是在良臣死后十八年才出生的。故改义、俊为泰子，说义原名仪与俊皆立人旁，愈错上加错，令人莫识了！
（四）“怀远将军”和曹端广
在“辽谱”中“怀远将军”是始祖曹俊的封号。如上述在下既疑“辽谱”中的三兄弟实即端可、端明、端广三人，则这个入辽始祖“怀远将军”就应和端广有关。在我初次看到有关文章中说到“怀远将军”时，就曾经长时间的思考过，早就怀疑“怀远将军”实即端广本人，而“怀远”二字，很可能即是他的字。我功底甚浅，不能像周先生那样引经据典，古人的名和字是否都与经典有联系不知道，但有一点，仅据《三国演义》来看，古人的名和字是同义的或近义的。如诸葛亮獉字孔明獉，关羽獉字云长獉獉，张飞獉字翼德獉獉，赵云獉字子龙獉，孙权獉字仲谋獉，刘备獉字玄德獉，曹操獉字孟德獉，张辽獉字文远獉等等。字实是名的另一写法，意义相同，加一附字。入题，说到丰润曹端明獉，据《浭谱》字便是伯亮獉与诸葛亮獉字孔明獉相同。而与“广”字相对应的同义或近义字就是“远”。“怀远”二字正应是端广的字，如伯亮是端明的字一样。以张辽字文远例之，“辽”辽阔之意，故字“文远”，而“广”亦宽广辽阔之意，故广字怀远。
当年端明、端广两兄弟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去冀北发展，无论从情理或谱记，两兄弟都应是同宿同行，互相照应的。燕京进不去，遂逐渐来至丰润，因喜其水秀山清，故落籍安家于此，娶妻生子或接来妻儿。我以为在这个过程中似无弟立即单身北去入辽之理。大约两兄弟先后娶妻生子时（应已有妻室子女），朝廷招兵征辽，端广因应征入伍至辽东铁岭卫。从其先祖及后人均能文能武看，他亦应有“文武才”，于是因功由士卒升至校尉，再至将军，故上下级皆称其“怀远将军”，如称赵云“子龙将军”，关羽“云长将军”，张飞“翼德将军”，张辽“文远将军”等等。后人因年久考辨不清，只记得是“怀远将军”，而忘记了这位入辽之始祖的本名原为端广，并把“怀远将军”当成了始祖的封号。
以上我这样判断合不合情理呢？我自己觉得似乎是合于情理的。
纵使怀远非端广字，也无碍大局。
（五）端广和曹俊
那么曹俊是谁呢？我的答案，俊只是端广的别名（如世选又名宝一样）。我曾疑俊可能是端广之子，从端明子名英联想的，广子可能名俊，都是英俊后生，但辈分差了一代，故仍应是端广本人。谱记“怀远将军”名俊并没有错，只是没有标出端广二字而已。升、仁、礼、智、信都是他的儿子，曹锡远、振彦、全忠、士琦、仁先等都是他的后代。
前已说了当年两兄弟落籍丰润，最可能的打算是先娶妻生子，共同繁衍，以待时机。而端广应征时本无职衔（其兄为元代藩岳，其弟在明朝自然无地位），只能从小兵或下级军官做起，争自己的地位，断无携妻带子之理，妻儿必仍留丰润老家，直到有了地位才将妻儿接去。后克复辽东任金州守御，后调沈阳，因功封沈阳中卫指挥使，世代相袭，成为入辽之始祖了。沈阳曹族后人仪简先生断言其先祖是生活在铁岭的，铁岭曹氏又断言他们铁岭祖先是从丰润迁来的，于此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这样，摆在人们面前的就不再是两个辽东曹氏，两个入辽始祖：一个上世清清楚楚，入辽后成了空白，一个入辽后清清楚楚，上世却一塌糊涂，而是一个完整的入辽始祖的一生和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辽东曹氏了。
至于孙般石外祖父辽阳曹俊，如王畅考证的已晚了两代，不应是一个人，但却可以看出“辽谱”何以会把曹良臣拉进来：曹俊既然可以把女儿嫁给明开国功臣孙兴祖的后人，那么曹俊也就应是孙兴祖同时的明开国功臣曹良臣的后代了，也是因两个曹俊同名引出来的。
（六）升仁礼智信和辽东总兵曹义
“辽谱”记曹俊五子为升、仁、礼、智、信，这是不合中国人命名习惯的，一般应是仁、义、礼、智、信。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年前当我刚看到争论文章时并不知曹义实有其人，曾疑可能是避曹子义讳的缘故吧？或许辽东曹与丰润曹武阳曹有关？现在看了王畅同志《考论》，始知曹义实有其人，确为明代名臣，在端广入辽二十余年后，于1436年入辽，任副总兵，总兵，后封丰润伯。原是曹俊即端广的顶头上司。由于这位总兵大人的到来，属下沈阳中卫指挥使曹俊之二子曹义的名字自然不能再叫了。共事中或许二曹曹总兵和曹指挥使联了宗，或许仪真曹义也是大将曹彬之后，算来辈数相同，认作兄弟，而将五子原名：礼、智、信照旧，将义改称为仁，而将仁改称为升名称升一级。这大约即是“辽谱”把仪真曹义拉入，曹士琦把曹义后人称为“叔”，为“兄”，并把丰润伯仪真曹谱当成自己“全谱”的缘故吧？
仁、义、礼、智、信，似应为亲兄弟五人之名，而不应是堂兄弟或从兄弟“大排行”五人之名（大排行也难定弟兄不再增多）。如“辽谱”实为仪真曹，或俊、义原为兄弟叔侄，那命名时自应知避义而重新选名，而现在明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如义原是其大排行兄弟，何以老大不以五常命名，竟名之为升，而后却以五常命名呢？故升、仁、礼、智、信，似为亲兄弟，原以五常命名，后为避新来上司名而改此亦俊与义原不相识的证据。祖籍自然也不同。
当然，原想的避子义讳，也是可能的。
（七）世选与世爵世忠世禄世臣世真
“辽谱”在三房、四房间，还列了世爵、世忠、世禄、世臣、世真之名，而世选用的是锡远一名，列入四房智下。此似不知锡远即世选，故不知应将世爵等列到哪房为是。世爵“辽阳三碑”有记，《考论》转引马希桂文，曹氏后人，曹文华、曹德庆还提到其先祖除世爵、世禄外，尚有世隆、世登等名，其为世选之“近支”为是，似亦应属四房之下。这些“世”字辈曹氏与锡远皆列入“辽谱”，也是锡远即世选一支为辽东曹氏的一个参证。
（八）曹邦出关
浭阳曹邦崇祯二年赴辽东避兵，“因彼处原有族人引荐”占籍正红旗，随征屡立战功，“授他赤哈哈番”。其“族人”原以为只指雪芹高祖曹振彦，现在看似应指“辽东曹氏”，具体到哪一人或哪几人，有待确切资料。要之“浭阳曹氏”与“辽东曹氏”原是一“族人”。故“辽谱”将邦记下，辽东后人曹仪简还不解《浭阳谱》或合谱为什么未将他们辽东一支记入，也都不是偶然的。他说辽东曹氏本是一家似亦不误。
（九）世职和表亲
如此看来礼后人权中（全忠）任沈阳中卫指挥使，锡远也“令沈阳有声”，也任此世职，就很自然了。从“辽谱”及甘氏家谱两相参看，权中即全忠任沈阳中卫指挥使是可靠的，其女嫁甘体垣，便是确定的了。这样寅作为锡远后人称权中女为姑母（虽属远房，但先后任沈阳中卫指挥使，关系亦应亲密，如玺与鼎望两家关系亲密一样），因称甘国基为“鸿舒表兄”，关系密切，也都是合理的了。
周汝昌先生1953年《新证》中说权中女为雪芹之曾祖姑，原没有错；冯其庸先生1980年《新考》中承沿此一观点也是对的，只是不该反责原说提出者周汝昌先生。
（十）骨肉关系
至于雪芹祖父曹寅三称丰润、为“骨肉”，为“兄”，为“吾宗”，意极明确，曲解是枉费心机。远支远房虽非近亲，但也绝非“同姓联宗”，也不等于关系不密切，因已有一文论及，这里就不分析了。
结语
说到这几乎一切史料都已包容在内，所有问题均可合理解释，诸家论述尽已兼收并蓄，似已接近真理了，因为真理本即如此，也应如此。
以上是我从字缝中寻得的结论，是耶？非耶？欢迎诸位先生和同志们指正。
1997年10月2日
注：此文写作较早，仅供参考
199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