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10-1999.4）
一、不废江河万古流！
《说“龙门红学”》驳论
何真
《红楼梦学刊》1997年4期第一篇刊载了香港梅节的《说“龙门红学”》。前后一眼望去以为是说王国华的《太极》，霍国玲的《解梦》及高阳的创作的，就没有看，而是细看了刘世德、张书才二位评王畅《考论》的大作。后来才意外地发现“龙门红学”原来是集中批评周汝昌先生的，是“烦琐考证”、“实用主义”、“唯心论”外，又加给周先生的一项新桂冠，是“索隐派”。
梅节这个名字，我虽孤陋寡闻，但对他还是并不陌生的。1986年刘梦溪在《学刊》发表了他的《考证派红学的危机和生机》一文。在宣布考证派红学已陷入“危机”，已至“衰落期”，考证派红学已至穷途末路的同时，强烈指责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说”是周先生“主观臆断”的“最突出”的例子，并特别推崇梅氏的“甲申说”是危机中的“生机”，“解决了卒年公案”，“红学爱好者可以无憾了。”云云。我当即写了一篇《红学考证和史湘云说的历史地位及其他》，重点驳斥了刘的“脂批大讲拳谱自然不会是女性”及梅的“壬午除夕”只是“批语署年”的谬说。寄给“学刊”，并给冯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驳斥了畸脂是二人，是男性、长辈等胡说八道。结果毫无反响。
现在梅氏又一次站了出来，说周先生的考证是“龙门红学”，是“索隐派”，是动人的“创作”、“闲扯”种种加了一大堆帽子。
从周汝昌先生1947年发现《懋斋诗钞》以来，至今已经整整五十周年了。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周先生为弄清雪芹身世、脂砚其人及红楼原貌，为学术真理，不分昼夜，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查找史料，研究论著，倾一生心血，用坏双目而无怨无悔。先后撰写了《红楼梦新证》、《曹雪芹小传》、《石头记鉴真》、《献芹集》、《曹雪芹新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的真故事》、《红楼艺术》等许多著作。其中不少作品是在双目皆坏的困难情况下，没日没夜写出的。其贡献之巨大，精神之感人，是其他学者远远莫及的。周先生在曹学、脂学、探佚学等各个方面开辟了新路，尤其对脂批和脂斋的研究对后人的影响最为巨大，为整个弄清“一芹一脂”“白雪红梅”的生平和红楼内幕，进而反照风月鉴，寻求雪芹和梅溪的文集，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红学的一切成就都是和周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包括冯先生等到处宣讲的“辽阳说”也是周先生最先提出的。“奉天辽阳人”的各种史料也多是他发现的（以用坏双目为代价！）“姻亲纽带”，甚至“孙盘圹记”都不例外。都是受他启示，使用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从他那里汲取营养，但他们不感激他，尊重他，却在反对他，攻击他。
脂砚斋到底是女性还是男性？究竟是谁给“他”变了性？“最搞笑”的是周先生还是梅节等人？周先生当年在《新证》中就讲的很明白。第一，她对作者感情极深，一起经历过书中描绘的种种事情，雪芹泪尽，她哭的“泪亦待尽”，直到精神恍惚而每每想上青埂峰去找他，是“放声一哭”，“失声大哭”，什么人对什么人才会如此原是明白不过的事（见第一、三、十三回批语）。第二，她还参加了书中多起女子的宴集：“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二十二回），“作者犹记矮？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三十八回），“余此时亦太热了，恨不能一冷，既冷时思此热，果然一梦矣！”（六十三回）多次和众女儿比，又极爱哭。第三，她还在二十六回明批了“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等等。周先生由此断定“非是女子不可”且“非有钗颦等一干才貌的女子不可”，有什么好“搞笑”怎么是“闲扯”呢？这一切仅仅是“几条类女性口吻”吗？
反过来“史湘云自称叟吗？这是很奇怪的”种种，请问高明“史湘云”或真钗黛，她不自称“叟”、“先生”、“弟”、“小子”称什么呢？是要她自称“脂砚姑娘”、“畸笏老婆”吗？设身处地，在那种“女儿笔墨不得外传”的封建社会里，她以此来迷惑人，用画家烟云模糊法，是极易理解的。真的是先生、叟根本没人写，写了是“叟”是“先生”的恰恰不是，生活的辩证法不正是这样吗？换上列位明公大人又会又能怎么称呼呢？何况她又是一个出身非常，经历坎坷，处境恶劣的女子！说老实话，当年我看了大名鼎鼎的俞平伯先生竟然以这种表面化的理由来反对周先生的“女性说”，并据自称“叟”，有“命芹溪”字样，及“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气”而断言畸为芹之“舅舅”时，他在我心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好在俞先生毕竟是红学大家，晚年终于认识到是“眷属”所批“此今人亦已言之矣，我颇有同感”（《甲戌本与脂砚斋》）。也不再提“权当二人”了。而梅先生等直到今天仍在那用俞先生早已抛弃的观点来嘲笑周先生“给脂砚斋变性，让他做曹雪芹的新妇”，是“论题惊人，证据薄弱，七宝楼台，建在沙上”，云云，其他什么会拳谱不可能是女性，在外流浪过，“有了吃没了饿着”定非女性种种，水平真是不可言说，还要对周先生的发现讽刺嘲笑，毫不自觉，岂不可悲？
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爱人，不引任何批语，即可证明：1.雪芹必有爱，2.其爱必是上等才女，3.她必然熟知雪芹和红楼的一切，4.雪芹原稿的第一个读者必定是她，5.原稿必由她来“对清”、“誊清”、“抄阅”，6.她必加评语阐释红楼妙处、撰写秘法及深刻用心，因而她必是脂砚斋，即脂砚斋是雪芹爱人。批出“脂砚”脂粉之人的笔砚，批出“畸笏”畸零之人的笺笏，批出“松斋”、“立松轩”就是在这个苍松挺秀的“松斋”、“立松轩”里，“脂砚”和“畸笏”上传出了这么多宝贵的评语，这就是脂评。而“棠村”、“孔梅溪”雪芹心中也即《红楼梦》里的梅花、海棠花，就是批书人，脂砚斋主人的真名，如曹雪芹即是石头，空空道人，情僧的真名一样。“一芹一脂”，“白雪红梅”就是《红楼》一书（伪续除外）仅有的作者和评者，也即《红楼梦》后仅有的男女二主人。什么“棠村已逝”，“脂砚杏斋相继别去”云云，如雪芹只是增删一样，只是他二人的烟云模糊法，都是不待说的事。
明明称作者及宝玉为“玉兄”、“石兄”，还要说是“长辈”是“叔叔”、“舅舅”；明明说“一芹一脂”、“余二人”，“大都作者一人”外，只有一个“余”，还要说作者几人，评者几人，有一个“圈子”，畸笏等成了脂批中的“诸公”列位看官；明明说“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还要说定是男性，还证据“太明显”了，是周先生给脂砚斋“变性”，“最搞笑”云云。难怪周先生要说是“充学之名”、“占学之位”、“三流以下”了。
五十年前不懂得，五十年后仍不懂得，如此识力，如此水平，还要嘲笑人家“竟如此抓瞎，牵强附会”，是“伪命题”、“逆势操作”、“捕风捉影”、“腾云奔月”、“五十年前是这样，五十年后的今天仍是这样”。谬误被定为真理，真理被说成谬误，低水平的人嘲笑高水平的人，少有贡献的人嘲笑最有贡献的人。这不是红学的悲剧或大悲剧是什么？
倘使曹雪芹当年除他的红颜知己外，真像梅节等人说的还有一个男友“圈子”互相“传阅”、“写评”、“提修改意见”、“拟书名”、“发凡起例”，他也就用不着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了。
下面来说周先生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它是不是“头小帽大”、“耸人听闻”、“追求高可见度传媒效应的龙门红学家数”或“文革批判大字报”，小的奉劝“诸公”各位大人，在讽刺挖苦、攻击谩骂之前，还是先来想一想或答一答下面几个明摆着的问题。
第一，程甲本成在“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而乙本是“壬子花朝后一日”，相距不到三月。原书“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抄录固难，刊刻亦需时日”，程、高二穷酸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连抄录一部都“固难”，都“值数十金”，他们却能三月内连出两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后坊间再四乞兑”看，他们原也不是书商，也本无“坊”，从哪里来的“活字刷印”？不是出自朝廷支持，用朝廷印书处，有可能吗？而有正书局印戚本是两年才印全的，1911年前四十回，1912年后四十回。程高二穷酸为什么能三月内连印两版百二十回呢？这规模是民间可想的吗？
第二，程甲本本即“集各原本”选订刊刻，乙本又是“复集各原本样加校阅”，“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或有增损”刻成的，包括“繁简齐出，前后错见”的“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在内。程高二穷酸又从哪里得到这么多的“各原本”及“诸家所藏秘稿”来进行勘刻校订？“坊间缮本”（当时并无坊间本！）庙市抄本或可得一二，而“诸家”（非一般人）的“秘稿”，尤其“各原本”（只能是曹雪芹和脂砚斋原本！），他们又如何能弄到手连续刊刻？而与此同时许多人连借阅一下亦不能得，周春到“壬子冬吴门坊雕”方阅其全，尤夙真嘉庆四年仍买不起，他们为什么这样得天独厚？“各原本”均在手，没有乾隆和王申君臣作后台行吗？
第三，程高序中又说“是书”“久为名公巨卿赏鉴，但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文为确定语句，无“闻”、“想”字样，其“名公巨卿”指的谁人？在当时乾隆末年，谁当得起这一称号？在不少人认为《红楼梦》为“导淫邪书”，“污我满人”，甚至久闻而终不敢一阅“恐其中有碍语”的情况下，在禁毁涉及剧本、戏曲，令诸臣“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掣者，务必斟酌妥办”，“应删改者删改，应抽掣者抽掣”的情况下，在纪昀、陆锡熊、陆费墀都因查禁不力，受重责，甚至家破人亡的情况下，哪一位名公巨卿敢如此称赏，并成了程、高明目张胆刊刻《红楼梦》甲、乙两版的后台？没有乾隆和王申君臣定调，“然之”，“许”，能吗？
第四，曹雪芹前八十回《红楼梦》在下面私传了二三十年，后数十回虽未最后完成，但已有不少篇幅或目录，抄阅者已应不止几家，为什么曹雪芹的“全书”在禁毁不严的情况下，不敢传，不得传，而程、高的伪续“全璧本”，却在大禁毁的情况下风靡天下呢？如果不是奉命做了“删改抽掣”、“厘订”、“校勘改纂”，销毁了雪芹原稿，按乾隆旨意伪续了后四十回，应怎么解释呢？梅们及其支持者能给一个答案吗？
以上问题只是略举疑点，但已足以显示周先生的观点是如何的接近真理了。
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一文中，周先生旁征博引，从乾隆谕旨，大臣奏折，清史档案，民间笔记，续本传奇，详尽地介绍了“全璧”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几个重要人物的情况、特点，以及《红楼梦》呈上、删改的种种记载，对错综复杂，真假参半的大量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而筛选出了乾隆和珅君臣定计，以重金延文士（程高）删削、抽撤、窜改、伪续，从而炮制了广为流传的“全璧本”，至少是非常可能的。
周先生从起初乾隆好大喜功，为夸耀文治武功“稽古右文”，决定编印空前规模的《四库全书》（用活字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进而想到“寓禁于征”，将有“诋毁本朝之语”的史书文集“尽行销毁”，又进而由史集发展到“剧本”、“戏文”，令诸臣“留心查察”、“慎密搜访”、“该删改者删改，该抽掣者抽掣”，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禁毁、抽掣、删改群书的“运动”，就在全国形成了。至四十九年仅浙江一地缴进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至五十三年五月四日仍谕旨继续“查缴”、“销毁”，“尚存留之本”，直到乾隆五十五年冬（已是程甲本出版前夕），全国被毁、删、改、抽掣的著述，难以计数。一代天才曹雪芹的“涉于外事”、“干涉朝廷”，“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的《红楼梦》能逃之劫外吗？
在详细介绍了这一切之后，周先生才引了《能静居笔记》中转记的宋翔凤的话：
曹雪芹的《红楼梦》高庙末年，和？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谓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并重提《饮水诗词集》上，“唯我”的跋语（原见《新证》）：
尝记往见《石头记》旧版，不止百二十回，事迹较多（异）于今本。其最著者有荣宁结局如史湘云流为女佣，宝钗黛玉沦落教坊等事。某笔记载其删削源委谓：某时，高庙幸临某满人家，适某外出，检书籍得《石头记》，挟其一两册而去。某归大惧。急就原本删削进呈。高庙乃付武英殿刊印。书仅四百部，故世不多见，今本即武英殿删削本也。余初深疑，以为《石头记》一说部耳，纵有粗俗语，某又何至畏高庙如是其甚，必删改而后进呈？今读鹏图《饮水集》跋语，乃知原本所有如钗黛沦落等事，实有所犯忌，吾疑以释。而鹏图之语得吾说亦益可信，作《石头记》者用心深矣！
唯我记。
这里对“唯我”（疑即脂斋），“旧版”（疑指真事）不作分析，其中“某满人”与宋语相校，当即和珅。《石头记》删削、进呈、付印的情况大致如此。而“百二十回”的“今本”实即“武英殿删削本也”。因此之故，程、高二穷酸才能在三月内连出两版，才能“集各原本”“诸家秘稿”校勘厘订，才那样有恃无恐，肆行刊刻当然，脂评及违碍已被删除，后半部原本被焚毁，按“不谬名教”彻底改写，人生大悲剧已变成了爱情小悲剧，批判矛头已由整个封建社会及其最高统治者转向宝钗袭人，假歌功颂德，真抨击批判，已变成了真歌功颂德，美化君王，赞颂圣世。当然也就不用讳忌了。
在伪续中只有宝钗、袭人是大坏蛋，终获惩戒，为“文妙真人”宝玉遗弃。赦、珍等草菅人命，已受到圣君抄家发配的惩治。贾政恭肃严谨，体恤百姓，仍被重用，不受牵连！还承继世职；荣国府、大观园也仍属他们。在珍、赦受惩悔祸之余，又给出路，宽大为怀，“发还产业，恢复世职”这样赏罚有道的明主还不该拥护吗？而且元妃的死，探春的嫁，惜春的出家，都是自然现象，家父主张，个人“素志”，是病死，女婿甚好，仍居园中，结果都不算坏。与原本的受牵连被赐死，梦托天伦，被迫分离残年哭损而无可奈何，不得已才截发出家缁衣乞食，完全不同。宝玉的出家也不是“看破红尘”看透那一社会只是“无边苦海”，“黑水淌洋”，“荆榛满地，虎狼成群”，是夜叉海鬼横行的世界，才“悬崖撒手”，归隐泉林，而是为了报答黛玉之情，晴雯之恋。贾家也不是一败涂地，贾政一支一直受优待，将来更是“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皇恩永沐，世泽绵长。这样的“全璧”本，乾隆和珅君臣能不“然之”，并“许”其流传吗？而一些人民的文学家、评论家也对之极口称赞，全力维护就让人没法理解了。
由以上简略分析，已可见高氏的伪续实实是和雪芹的原本“绝异”和“殊不类”。它实实是一部“反红楼梦”，如《荡寇志》之于《水浒传》同。确应将其从曹氏《红楼梦》中割除。然而梅先生们至今仍在赏赞高氏伪书谁敢批评就群起而攻之，鸣鼓而讨之。周先生写了点批高鹗的文章，几乎成了这些人的“死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红学怪事真多！
周先生和考据大师阎若璩一样，都认为历史事实全是可考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虽无史料明记，天壤之间自有无形的“声波”传播着种种历史遗迹。他还引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上海《小说林》署名“蛮”的《小说小话》：
《石头记》原书钞行者终于林黛玉之死。后编因触忌太多未敢流布。曹雪芹者，织造某之子[《石头记》原著者也。贪相和？都尉常某之子]本一失学纨绔，从都门购得前编，以重金延文士续成之，即今通行之《石头记》是也。无论书中优劣判然，即续成之意旨亦表显于书中。世俗不察，漫指为曹氏作。而作《后红楼梦》者横加蛇足，尤可笑焉。
其中[]内的字是我加的，我认为原文出版时遗漏了这些字。“蛮”先生造诣极高：其评论《水浒》、《红楼梦》、《金瓶梅》等都极中肯有见地。其论《西江月》嘲宝玉词，近似脂砚之笔，深得雪芹旨义。以其论《水浒》、《金瓶梅》诸书皆先言原作为谁，后说补续为谁例之，其评《红楼》亦应如是：先说原作者为谁，后说补续为谁，故曹雪芹，“织造某之子”（早胡适14年），应是原著者。“重金延文士以续成之”的当然是另一权贵。“世俗不察”是不察原著与补续（甚至包括《后红楼梦》）一概漫指为曹雪芹作。（自1791至1921世人皆如此）。这不但在书中“优劣判然”，续成之旨意亦表显书中（即“更进一竿”“休笑世人疾”，其世人反嘲雪芹甚明）与我们理解的完全一样。其误自应是因字重复而漏排。其亦言续书是某一后发“失学纨绔”“重金延文士续成之”，亦证实了周先生的观点。
周先生还对和珅其人及程高等都作了分析，对号入座，非其莫属。其以重金聘用的文士当然即程、高二人。因而续书成，作为奖励，阅卷官大学士伯和珅立即拔高鹗为乙卯进士，均不偶然。
后来周先生在河北曹雪芹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又谈到，后来一个俄国传教使团的教士来华，不但买回了珍贵的抄本，还买了印本，并批说这是宫廷里印刷的，即武英殿修书处印刷的，“聚珍版”删削本。高鹗序后还盖了“臣鹗”的章子。周先生的论断，可以说已被证实了！
但梅先生们到今天仍在那里大批周先生极左，一贯被极左思潮批判甚至被“抄家”、“发配”的周先生是“极左”，有“文革胎记”，是“批判大字报”，而不断给人扣帽子，今天仍把各种大帽子什么“实用主义”、“胡适派”、“烦琐考证”、“唯心论”、“存在主义”、“实证哲学”、“龙门红学”、“索隐派”，扣向周先生的人，反而成了正确观点的代表这是什么“红学”什么“学术”啊？由此更可知周先生的《还“红学”以学》是如何的切中时弊，如何的重要，如何的有益于红学，有益于学术了！
周先生没说过续书者是乾隆皇，也没有说好人无一不好，坏人无一不坏，乾隆是狗皇帝和珅是大奸臣，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干的。曲解诬诟都是枉费心机不但乾隆，连和珅也说得足够客观了。仅看本文可知。
至于霍国玲、王国华的著作，和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一样都受到周先生关怀、鼓励，也提过修改意见与从不理睬下人的大人先生不同，但无一是在周先生“指导下”写成的，以他们的差错来攻击周先生也是不会得逞的。何况他们都有自己对的方面比空谈好多了，比嘲骂他人为惟一内容的胡说更是好多了。难道不是吗？
另外，梅还说“一部作品需要别人续完而成其伟大”这样贬低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太过分了吧？原书没有伪续也流行了几十年，影响日广，甚至置庙市“值数十金”，是靠的高续吗？戚序、舒叙及梦序不是说的八十回真本而是说的乱真的假“楮叶”吗？在下到今天对那四十回狗尾也仍是不屑一顾虽然当年原是为看它借不到才借了周先生的《新证》等研究著作，并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某些人的说红，应该以何名称之呢？周先生的“开山之作”和“扛鼎之作”是否那么可笑，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滩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原是千古定律，谁曰偶然。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周汝昌先生的研究和著述，必将如滔滔奔腾的江河之水，万古长流；而某些人的种种攻击和嘲笑，都终将化为烟尘。我真诚期望这些人能悬崖勒马，及早回头。当此周先生研红五十周年已满，八十寿辰将临之际，我谨以此文奉献给中国伟大的红学家，我们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良师益友周汝昌先生。
1997年12月20日-1998年元月6日
二、评张书才的《平议》
何真
张书才的《〈丰润说论证〉平议》正在《红楼梦学刊》上连载。看了以后感到他并不是在《平议》公平地或平心静气地评论，而是充满了偏见：论据本不充足，论证也不充分，而“了无关涉”的断语亦不知用了多少处。而且既曰“平议”，总应该全面评论：正确的、错误的，而现在则只是在“挑刺”、“抓辫子”。那六个问题既不能代表全书，也不能代表全章，还不是“丰润说”的主要论据；其中有的本是“辽阳说”者提出或受到他们赞同，但因替周先生讲公道话的王畅说了，因而一定要加以反对。因而他的“平议”，究竟有多少公平和平心，就只有天知道了。
（一）曹秉政是不是曹秉桢的改名，或秉桢是否后改为秉政？
王畅先生依据朱南铣先生的文章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张书才继刘世德之后，也站出来加以责难。说：因避胤禛讳改名有违常识，任职经历不同，年龄不合，排行不合，二人“实无关涉”，不宜“随意推测”，等等。下面我们一一予以反驳。
1.避允禛讳而改名是否“有违常识”呢？违背常识的到底是谁？是王畅还是张书才自己？在下不是档案馆研究员，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没见过那么多档案秘籍，更未一一研究过，仅只看过《红楼梦》一书。因而还记得管家林之孝之女，原名林红玉，只因重了宝玉、黛玉的讳，因而改名为小红，而宝玉、黛玉不过是公侯家的哥儿小姐（夏金桂更不必说），可见普通有权势家的公子名字也是要讳的。今允禛本是今上康熙大帝的四皇子（不说亲王贝勒），比宝玉高贵多了，其名字作为熙朝官吏反而可以不讳吗？亲人、下属甚至康熙老爷子随意说起，“与四子同名”，秉桢也只好赶紧乖乖改了。怎么会是允禛尚未登位，便不存在避讳问题，谁说是避讳就“违反常识”呢？事实是允禛登了位，乡野小民、前朝遗老也未必讳；未登位，有关下属也不敢不讳。这难道不是常识吗？纳兰成德改名性德即是例子。
2.所谓任职经历不同。史料只说秉桢（写的是秉正）三十年任安平知县，秉政三十一年任八品候补笔贴式，怎么就不同呢？为什么秉桢不可以如《红楼》贾雨村那样因“恃才侮上”，不到一年便被参革，那理由也可能就是不避四皇子讳，藐视朝廷，后又求人另谋了一个八品新职呢？难道封建官吏是只有升，没有降吗？上一年任七品知县，下一年改任八品候补，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据此断定必非一人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何况安平本一边远僻县，在那作县令未必如在京师作一八品官，自愿辞职另就也都有可能，怎么就不能统一，必非一人呢？
3.所谓年龄不合，秉政肯定小于秉桢云云，那纯是张自己“划”出来的。张假定秉政比其弟只大二十岁，因而年龄不合。而大二十五岁，一切全合。为什么两兄弟不能差二十五岁呢？在封建时代，长妻小妾所生子女，年龄差二十五岁不也是常事吗？哪儿文件记了他们兄弟是一母所生，年龄差不超过二十五岁呢？本没有根据，恰恰是随意设想而已！怎么“肯定”，“肯定”什么呢？这也是充足理由吗？
4.排行问题：秉政行一，而秉桢是曹寅的“二弟”。为什么不可以是原有长兄早逝，（未上谱，更未排行），秉政虽“二弟”，谱上却写作“长子”呢？如曹鋡本为鼎望的“季子”，是寅之“四兄”，而谱上却记其“行三”呢？冲谷既可以是“四兄”，政又为什么不可以是“峙乃二弟”呢？《浭谱》规定的明明白白，我们不解内情的人怎么可以妄下断语呢？说人家是随意猜测，自己又是什么呢？
刘世德讲的籍贯（本有丰润、奉天两种），这里不说，参看别文。
以上简单评去亦可见张文虽然长篇大论，但没有真正理由可说。哪里是什么“平议”呢？虽然我并不认为秉桢即秉政，只是说有可能是，不一定是，张之“一定不是”是无理的。
（二）曹寅之《东皋草堂记》是否与曹癉“了无关涉”？
说寅记之“东皋草堂”实即丰润曹家之东皋草堂，寅记的“吾兄”，实指曹鋡，这也不是王畅先生的发明，前人，包括最早最有贡献的周汝昌先生，红学会长、红楼梦研究所长冯其庸先生及文研所长邓绍基都是这样说的。今王畅说了，又遭来了张先生的批驳，嘲其“非久攻红学且疏于考据”，进而说周汝昌先生：“竟也认为”，“只好为之遗憾惋惜了！”但对冯、邓二位就为之讳而不置一词了。平在哪里，他的“平议”又是怎么回事，读者也就一望而知了。
周先生最早提出的，经冯、邓赞同，王畅又重新提出的曹寅记之“东皋草堂”即丰润曹鋡之东皋草堂，记中的“吾兄”即是“乃兄”曹鋡，对还是不对呢？错的当然还是张先生自己。
1.曹寅记之“东皋草堂”确在京东武清、宝坻间，崔口地方，和丰润“松茨园”中的“东皋草堂”不是一地。但说这一东皋草堂和丰润的那一东皋草堂无关，不属于同一主人，“吾兄”不是“冲谷四兄”，“松茨四兄”，则是无理的。张氏用了很多篇幅详证丰润曹在丰润东关有一“东皋草堂”，而曹寅记之“东皋草堂”却在武清、宝坻间，这是寅记开篇的第一句话，本无人不知，也从无异议，说“寅明说了”云云，除妄贬他人外，实在说明不了什么。为什么在崔口就不可以是曹鋡之草堂呢？是“丰润曹”在丰润外不可以有任何的田产吗？他们在丰润“松茨园”中有“东皋草堂”，而在真的“东皋”地方，就不可以有“草堂”了吗？这道理究竟何在呢？谁也没有说是一处，人家只是说松茨园中的“东皋草堂”和东皋实地中的“东皋草堂”同属一家，东皋“吾兄”和“松茨四兄”是同一个人而已。
2.说寅记中的“东皋草堂”为旗地，而鋡非旗人，有什么根据呢？崔口虽属京畿，在圈地分封范围内，但“政策”明文征圈的只是“无主荒田”“及前明皇室、驸马、公侯伯、内监”的田产，本不包括民田，（张是从来把清之政令当做事实的）。在“实施”时难免或必有大量强占民田的事，但在圈地的“夹空”中是仍有“民地”存在的，而并未全部圈入，（见周先生《丛话》一文）。因而是鋡之祖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次就算圈入，但随着鼎望的入仕升官（比普遍旗人高多了。）为其“落实政策”发还田产，或用俸禄赎回祖产，也是可能的。第三，由于“三仕大夫”鼎望还乡归养，长子钊，次子鈖（中书舍人）早亡，鋡乞归老家养亲，执政者（或即康熙）赐给此地，或鋡乞请得此地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最后鋡“弃职”后，为养家糊口，按寅“努力学农桑”的劝告，乘“均田之令不克行”时，从旗人、民人手中购买了这一方田产也有可能，怎么就能断定必非曹鋡之地，两个“东皋草堂”绝非一主，“吾兄”定非“松茨四兄”呢？
至于说曹寅明说了（又是明说！）是旗地，真不知张先生是怎么读寅文的。在我这理工生看来，寅记除开始介绍了东皋具体地点外，接下来很长一段都是说东皋的荒凉和贫瘠，是个无人愿要的地方（旗人王公官兵更不愿要）“世禄于此者多弃之”，历来如此。后来经过清初“因盛京夫田之制”圈地分封，及五十年来的“兼并”“依附”，人多从事“刀笔商贾”之事或仕宦四方，而“吾兄”却能鉴“晏子之居湫隘”，“叔敖之请恶邑”，独借此洼下之东皋得以糊口今日，“其为幸也深且厚矣”。是赞其有识，知“湫隘”，“恶邑”人之无争，故可于乱世养家糊口，哪里说了是旗地呢？而“松茨四兄”是民是旗，有明文记其堂弟为“北京旗籍”，虽孤证，但却无一文记其为民，他不出“国朝旗下”而是“国朝例贡”，这只表“出身”，而不是“个人成分”，跟他后来是否入旗，是旗是民，完全不是一回事。至于说某地某县即非旗人，那《八旗通谱》，许多人都是民人而非旗人了！
3.寅《记》中的“吾兄”是文人还是任武职？张谓《草堂记》中的“吾兄”是武职，而“松茨四兄”是文人，且不说鋡是否“文人”，任理藩院是否定为文职，有没有武官，管不管武事，他是否如其叔云望及玺、寅、颙、霑有“文武才”，除写文章，作诗，书画外，也“弧骑剑槊皆造精诣”，也能“挽强弓”、“舞箠跃马”，只说《草堂记》中的“吾兄”，张先生从哪儿看到他是武人任武职呢？寅记“吾兄”一段除前言的赞其远见卓识外，只是写了他的少年壮志：曾走南闯北，技艺超人，救父、济友，视功名“易若唾手”全是未仕时的事，是昔时的豪情壮志。然生不逢时“风尘蹭蹬，卒卒不遇”一生极不称意，哪有机会“南征北战”呢？最后归入田亩锄耰之间“酒阑歌罢，辄垂头睡去”全是前后对比，何曾写过他何时任何职嘛！张等从何处看到他是武人任武职与曹鋡根本不合呢？鋡年轻时曾“南走儋耳”（海南）“北度瀚海”（蒙古沙漠）有什么好怪的吗？何况这不过“文人之言”，只是说曾走南闯北，未可尽予指实，当然，确实如此也是可能的。关于“脱亲于危亡之难”，鼎望曾“三仕大夫”，剿灭贼寇遭到报复陷身险境，被鋡救出，或为民造福得罪赃官，被诬以谋叛当诛，鋡上书申诉终于获释，武救、文救，都有可能。尤序“鋡居子舍，往往负剑从之”，正表明鋡会武，确在保护父亲。关于“急义于死绝之域”也类似，以武以文挽救朋友，见义勇为，不计个人安危。正因为鋡、鈖、钊等如此才能出众，孝义感人，所以曹寅才对他的“四兄”、“二兄”、“大兄”表现了那么深切的骨肉连枝的情义。（胜过近支兄弟）说这也不合，那也不合，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张先生的论断有多少真理性呢？
事实很明白，倘使两个“东皋草堂”不属一家，两个东皋兄非鋡一人，曹寅清清楚楚，他写诗著文时，能这么含混称呼吗？一会称“松茨四兄”为“东皋”，一会又称另外一人为“东皋吾兄”，想将来去职“投黻以归”，和他徜徉步履于东皋之上，想今日之言，仰天大笑，为吾二人之幸。这是有可能的吗？诸公大腕巨擘，博览宏识，可曾这样行文，可见过这样文字否？
《东皋草堂记》实即劝“松茨四兄”“努力学农桑”而频频发的“声口”反复劝说之一例，岂有他哉！
（三）两曹交游的时间和两曹关系
张书才在其续中断言曹寅和曹鋡在康熙二年前两家同在北京时，不相识，没来往；康熙六年鼎望率家出任徽州时，亦未曾到过江宁织府，两曹仍未见过面；寅鋡初次见面是在康熙十三年鼎望罢职北归时，二人于江宁织府相识。证据是曹寅诗《松茨四兄远过西池，用少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十字为韵，感今悲昔，成诗十首》。张先生的论断到底对不对呢？答案和前面的论断一样也是错误的，虽然我也想给张先生留点面子，可惜不能。
寅诗“西池历二纪，仍短檠火”，只表示他二人“二纪”二十四年前曾在西池交往，这里只是“曾交往”并不是“始交往”，只是说上一次西池相聚和这一次同处再逢，不觉已过二十四年。“上一次”不等于“第一次”，曾交游不等于始交游。并不是说“二纪”前二人不曾在别处交往，也不是说“二纪”间他们也不曾在别处（如北京）交往。把“上一次”说成是“第一次”，把“曾交游”说成是“始交游”，是真正的偷换概念。然后按这一次是康熙三十六年，进而推定第一次是康熙十三年，该年鼎望被免职，过江宁时寅鋡才第一次相见，寅十七岁云云，是完全无理的。当然我并不是否定康熙十三年他二人曾在江宁织府相聚，曹寅曾短檠以待鋡，“春风苦楝树，夜雨读书床”自然有今昔之感，只是说那并非第一次，也不是交游之始，诗毫无此意。接下来“况从？角游，弄兹莲叶碧”即否定了张说。“况从”者正指不止这两次，不仅从那回始，而是很小时便在一起玩耍了。在这里张先生旁征博引，学识丰富，令人赞叹，什么是“丱角”，什么是“总角”，什么是“幼童”，什么是“成童”，康熙十三年，寅十七岁，为成童，“正总角之年”，云云，但他忘记了或忽略了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二人是在一起“弄莲叶”玩耍，而不是做别的。世上岂有十七八岁的英俊青年（鋡长于寅）不在一起联床读书或并肩骑射，而在一起“弄莲叶”玩耍之事理吗？十七八岁正是人生立志成材的大好季节，他们那样的文韬武略之家，只会“温经课业靡间寒暑”或“舞箠跃马，奋扬英华”，哪里会有一块玩弄莲叶之事呢？只有在“牙齿一何少”，“弄兹莲叶碧”时（五、六岁）就开始“拓强弓”、“说旧诗”、“展前席”，断无至成材立志之年反去弄莲叶做戏游之理。诗最忌泥解，寅诗也是如此，只是说孩童时代就在一起玩了，正指两家康熙二年前同在京为官时，孩子们就常在一处了。鼎望、曹玺两同宗兄弟，节假公余，携家带口，同去丰润，追踪先祖的遗迹，赏秀水异山都是很可能的。康熙六年鼎望全家南下时也一块到江宁小住，十三年鼎望北返时寅鋡也曾相聚，但已是夜雨读书，晨风论剑，而不是“弄兹莲叶碧”了。这里“兹”当然是“此”意，但必是“此地”而不可能是“此类”“此种”莲叶，因而在京时根本不认识，这样推断的胆量也未免就太大了。难道不是吗？
至于寅童年经历，真能证实的只有康熙六年、十三年寅确在江宁，张氏随意外推，说寅六至十三年一直在江宁，也是无理的。
事实上，丰润、辽东二曹及江西曹作为同宗兄弟，必然有来往（不论有否文献）。早年密切（未见记载），中间稍疏（仅见敬之去铁岭，以渼等去辽阳，及曹邦去抚顺）。清朝定鼎以后，国家一统，振彦、继参同时参加山西平叛，鼎望、曹玺同在北京作官，自然重提旧事，互相往来渐多。至寅、鋡等少小相识，后来又同在京任事，寅常去“二兄”“四兄”处相聚，甚至去丰润“苹婆书院”探望“日日醉东风”的“大兄”，共酌浭阳之酒，同听漉酒之歌，议人世兴衰，商济民的新策，从而达到高潮。仅看寅诗可知，其骨肉连枝情义，非他人可及。甚至同是丰润或辽东的兄弟，其亲密程度都远远不能相比，还要说是“同姓联宗”，毫无血统关系，甚至交往也很少或没有，怎能说的过去呢？
综合已知的世选、振彦、曹玺、曹寅等文献（多系周先生发现），可知其入辽始祖是“平阳苗裔”是“萧为侣”“彬作伦”，是“宋枢密武惠王裔”“武惠王彬后”，“惠穆流徽”，是“著籍襄平”，后人“宦沈阳，遂家焉”，是“奉天辽阳人”、“辽阳生员”，其必是永乐初与兄端明同至丰润，又从丰润出关，占籍辽东铁岭卫，其后人为“辽阳一籍”或“辽东一派”、“铁岭派”的曹端广甚明。两曹丰润曹和辽东曹原是同一宗族，他们的始祖是亲兄弟，后代是宗兄弟，“皆邺下之后劲”，是曹彬、曹玮、曹孝庆、曹子义的后人，是清楚不过的事。冯其庸先生想否定又提不出理由，徒增混乱而已。
丰润曹继参经宋权、傅景星“交章荐辟”被授太原通判，守代州。这是王畅先生先考证出来的，人们都已知，但进一步除了符合条件外，有没有熟人、亲友在其中起了作用呢？或者说当时已有相当地位的族人曹振彦起了作用，是他向二公荐辟，二公才“交章上荐”呢？虽然不是一定，但可能性总是有的，因为它合于情理。张为什么又依据什么来断然否定呢？即或是今天高考和就业，除了“条件”外，有没有熟人牵线，和能否录取、任用，也颇为不同，王畅这样思考有什么不对，张书才连这也不知，这也未见吗？古往今来一切合于条件的人，都能得到大人先生荐辟为主上所用吗？数奇不第、数奇不取、数奇无功、数奇无用的还少吗？
曹振彦、曹玺父子，与曹继参、云望父子，本为同宗，又同时参加山西平叛有功，同时因而提升。但张连这也不承认，造出一个“正常升转”，世界上所有人真都能正常升转吗？知府、总督、尚书、皇帝有那么多吗？一级一级的升也不是容易的。在这个平叛过程中，两曹会不会，可能不可能有接触？王畅先生根据两曹的渊源，提出了“会有”，“可能有”接触。这是合乎逻辑的。而张先生断言不可能有接触，则是违反逻辑的。王的判断是或然判断，说的是“会”是“可能”，要求是很低的，仅看是同宗参加同一行动就算充足理由了，可能而已，谁也没有说定是、必是。而张先生说的是不会、不可能，是确然判断，必然性判断，是说一定没有接触，其要求就高多了，必有大量强有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始可，才能成为充足理由。张先生有吗？没有。仅凭那一点谁是谁的部下，哪一部在哪里，这样空泛的记载，根本作不出那样的确定的判断，作了也不对，也并非必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军旅更甚；科学的逻辑也是严密的，疏忽不得的。“会”与“不会”，“可能”与“不可能”，虽只差一个否定词，但两者、两判断的性质却是根本不同的。如解放战争，能说“二野”是在中原作战，不可能参加淮海战役或黄维兵团属“华中剿总”白崇禧部下，白部一直未离华中战场，因而黄兵团不可能被消灭在徐蚌战场吗？硬要说能不是错误的吗？真的张先生把山西平叛的详细军情都了如指掌了？！那位只会为“职及艾大人”贴金的祝巡抚，缴获驴九头、刀三口都极精确，而杀贼多少却没一个确数，只是“百十余”，而损兵折将多少，更一字不提。当时“突围请兵者”实居功至伟，应推荐褒奖，但却连名字也不提，（可对比英王阿济格报），只提是他和艾大人派的，把功劳拉到自己头上一副奸贼相，和《族谱》记的继参斩来使，云望、陈良“发三矢殪三人”，又令子云望突围请兵，真有天地之别。何况英王派出的援军只是侍卫、护军等临时组成的，不过“一千人”，加城内几百人（为什么这么少？）出其不意夺回三厢，杀了郎芳，可能，怎么就能一举解了“万余人”的包围，平了刘迁之叛呢？安知不是继参明知英王手边无军队，因请求敬谨亲王尼堪，路上先告北楼参将唐子道，先转告英王临时支援，自己又飞骑去尼堪军，带大部队来才将刘迁消灭，最终解了代州之围，进而参加围攻大同呢？都有可能嘛！一千几百人就能解了代州万人之围，我是怀疑的。继参、云望“没起一点作用”，《浭谱》《县志》纯系夸大，云云，还望张先生多找些材料，写清楚了才好。至少现在还不能开我耳目，令我拜服。实际升知府的是曹继参而不是张先生赞赏的那些功臣！
至于是否曾荐鼎望等入旗，前已略及，这里不多说，因记了籍贯何地即是民人，真不知“奉天辽阳人”、“著籍襄平”、“三韩曹寅”、“长白曹寅”、“千山曹寅”，都是什么意思？说这是“初期”，那鼎望的“丰润人”秉桢的“奉天人”又何尝不是此时？
（四）关于曹邦出关的问题
最后来谈谈曹邦出关入旗的问题。张先生在上二期《学刊》连发了“上”和“续”后，又在新出的1998年第2期上发表了“续二”。他得意之余，一上来便大谈“王畅先生之误及致误原因。”因“丰润情结”太重，“连浅明简单的常识和史实也都忽略了”。好像真理都在他自己手里，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事实上如上面分析的，错误的不是“非久攻红学且疏于考据”的王畅，而是“久攻红学且善于考据”的张先生自己，曹邦出关问题亦不例外。
在这里张先生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入辽和入旗混淆起来，把入旗换成入辽，或等同起来直接连用。二是把曹邦传作了错误的断句，把三个分句误为一个长句，把“族人引荐”，提到了前面成了入辽的原因，而与入旗无关，从而把“引荐”的“族人”也给改换了。他振振有词地说，“引荐”曹邦入辽的“族人”不是辽阳人曹振彦，而是宁远曹氏，曹序一族。这里我想正告张书才先生，以前我们虽不知曹邦去宁远卫任试百户之事，也不知曹序、士元、宗武情况，但却从来未曾有人说过邦之入辽是由“族人引荐”的，更没有人说过引荐他入辽的是曹振彦父子。《浭谱》写的很明白。他的入辽是“崇祯二年，以各地荒乱，遂赴辽东避兵”。这是第一个因果分句，因是“各地荒乱”，果是“遂赴辽东避兵”。根本不存在引荐不引荐的问题。第二个分句是“因彼地原有族人引荐，随本朝大兵出口，占籍正红旗”。也是因果句，因是“有族人引荐”，果是参加满洲大军“占籍正红旗”。引荐的是加入满军正红旗，而不是什么入辽。第三个分句是“从征屡立奇功，顺治十年授他赤哈哈番”。也是因果句，因是“屡立奇功”，果是“顺治十年”受封。三个并列因果分句，从崇祯二年入辽，后经族人引荐入旗，又经屡立战功顺治十年受封，是一个长的复句，时间跨度从崇祯二年（1629）至顺治十年（1653），概括了邦一生二十四年的历史。哪有族人引荐入辽之事嘛！
1.关于邦之入辽。谱记时间是明崇祯二年（1629）当时辽东大部已入清人之手，只有宁远仍在明军手中，战乱正繁，原不是“避兵”的去处。而“各地”倒并不怎么“荒乱”。今张先生查明了，他原是因辽东战乱而去了辽东当兵抗清。“以辽东战乱遂赴辽东当兵”被写成了“以各地荒乱，遂赴辽东避兵”。好像清人统治下的辽东是惟一的好地方。可见确是“易代之事，讳莫如深”，被冯先生大肆攻击的周先生讲的“忌讳说”、“回避说”，确是当时的实情而不是周先生“制造”的。除非谁活腻了，否则怎么能，怎么可毫不忌讳，毫无回避呢？由此亦可见周先生的观点是比较有道理的。任何人反对这一点，只能阻碍红学发展，而不可能是红学发展的功臣。如果张书才不是在反周反王的旗帜下提出邦入宁远的问题，那可算是有功了，但现实结果却令人惋惜。
我认为邦之入辽是去宁远任试百户与清人作战是可信的，他是曹序的“族弟”也是可信的。至于序，可能是端广的后人，也可能是端明的后人，《浭阳谱》前六代单传是可疑的，很可能是略了旁支。那士元或即士淳、士直的从堂兄弟，或亲兄弟，序即是其子侄。事实倘如此，作为浭谱监修曹鼎望不可能不知，略而不提的原因也应是回避和忌讳他们是与清兵，“本朝大兵”作战死的，写来有碍，故而未写。“易代之事”实是“讳莫如深”的。当然也不排除是兴的后代，而兴或即子田，奉新和新建或原本一县，年久误记亦可能。六百年前的“族弟”来袭“族兄”之职，太神奇难信了。序真与宗武同族，岂有不选近支之人，要选个六百年前的族弟，丰润曹邦来继职，太难以思议了。不能因宁远宗武族人繁多，宁远曹必其同族，这是无理的，邦就是反证。
总之，邦崇祯二年赴辽，是去宁远任试百户，是确定的了，不是“避兵”，而是当兵抗金。《浭谱》记载纯是“忌讳”、“回避”，它又一次证实了周先生学说的正确性，如《曹玺传》的发现及对“襄平”的新理解，都一再证实了周先生早年的观点的正确性，是那些贬低、攻击甚至咒骂他的人远远莫及的。
2.邦之入旗。入旗即加入清军，所谓旗籍即是军籍（军政合一）。邦是何时加入清军由明军转为清军了呢？文件无载，或即同年十月入关次年回军的那一次，总之是崇祯二年至清军入关前。他是起义？是俘虏？还是投降？亦无记载，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虽“民族大义”，但国君昏聩尚不及“异主”，也毋庸置疑，且振彦等早先降。但有一点谱记得很清楚，他的入旗加入清军隶正红旗，则是“因彼地原有族人引荐”，才加入“本朝大兵”，“占籍正红旗”实即“正红旗包衣人”。张说是“满洲旗人包衣”必无“族人引荐”，有“族人引荐”必不会沦为“满洲包衣”。理由是“俘取者为奴”，“降者编为户口”，即使无族人的“引荐”，只要归降，便可编为民户，或屯田耕种或从军出征，是平民，不会沦为包衣，而包衣即是奴，奴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请问编为民户做什么呢？张答或耕种或从军。那么从哪一支军呢？早期只能是满洲八旗，只能是满洲八旗中的汉人即包衣。所以包衣中有俘虏，也有归顺的汉民（平民），及忠于清廷，才智出众受信任的特殊汉人，被委以为官吏。包括曹振彦、曹玺、曹寅、曹尔正、曹宜等都是。他们是奴吗？不是，他们是官，有的还是一品大官，比普通满族官兵，地位高多了。“包衣”作为“家里的”，虽属“家臣”“家奴”，要受家主管辖、役使，但也被当做“自家人”看待，地位高于外人，特别是平民。（可参看《红楼》）。一等是满族旗人，二等是满洲包衣，三等是汉军旗人，四等是民人，这即是满族统治下的真实等级或实际地位，是不该有什么异议的。因此“包衣”尤其是其中的官吏也不易得，和奴隶制的奴，是根本不同的。只要归降便可编为民户也不是绝对的，有的人杀伤过金人重要将领，倘无人保荐，恐怕性命难保，“奴”也未必当得成。什么有族人引荐必不会沦为包衣，是包衣就断无族人引荐，有什么道理呢？邦本人“颖异好学，知虑过人”，又有“族人引荐”，虽无文字记载，想亦少不了“一官半职”。厢白旗无空缺，而正红旗有空位，因而通过旗主或直接向他旗转引，怎么就断无可能呢？此一军转调那一军，此地干部转调彼地，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连旗主都可以换，厢白旗改调正白旗，其他军官适当调换怎么就不可能？真是两个国家吗？张文中即有此例。许多文献官职旗籍混乱，未必不是调任的结果。张氏有什么理由呢？那些讽刺话表示什么呢？至于“引荐”的族人是否定是振彦，那倒不一定，只是他官最大，因而可能性很大，且和邦实为族人。说一定不是他，必然不是他，是毫无道理的。但我们以为邦之加入正红旗，是有“族人引荐”的，而引荐者很可能即是曹振彦。
至于《八旗通谱》中的沈阳、辽阳、铁岭诸曹。因不能确证是否族人，也无一隶正红旗，且地位才智较低，“隔旗引荐”的可能性也较低，敬之以渼等后人虽为“族人”，但《族谱》外别无记载，地位低微，推荐别人的可能性也很低，难与振彦相比。
在这里，张先生玩了个小花样：先把本不相同的入辽入旗两回事混在一处，笼统提及，然后把谱中明文引荐入旗，改成他的引荐入辽，然后以曹序一族，代换了曹振彦等，因而两曹没有任何关系，从而班师回朝了。
其他还有不少，就不逐个评论了。
自然张先生地位优越，也有小功微绩，王先生也非神，数十万字的著述，少量疏漏或用词不当之处，也再所难免，但总体说来，王畅先生是正确的有功的，而张先生的观点是不对的。
现在张的《平议》在他们的《学刊》上正未有穷期。而我的《评》却就此搁笔，再不想看，也不想评了。
1998年7月15日
三、论据纵使如山论题依然谬误
与吴国柱先生等商榷
看了吴国柱先生的《程前脂后，铁证如山》，虽然很佩服他的勇气，但却不能赞同他的观点。他说的曲沐的34例，或许都是事实，他举的3例确是事实，但他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第一，他忽略了各种可能性，只举出一种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当成必然性，违反了逻辑推理的基本要求。从他举的三例看，固然有庚辰本抄自程甲本，由于抄者粗心大意而抄漏了数字的可能，同时也存在着庚本抄自其他庚本的可能，抄自其他脂本的可能，因同样原因而漏抄。也不排除程本抄自其他脂本、其他庚本及这一庚本的可能，由于抄者文化水平较高，较细心，看出了这一庚本的错误，自己或参照其他抄本作了校正（程伟元、高鹗就明白地这样说）。如艺院本一样。而后者实实在在是以这一庚本为底本的。能说庚辰本是照艺院本抄的，“眼前明显的有一部艺院本”，因抄者粗心大意而错行漏字吗？因此断言“程前脂后”是无理的。
第二，他忽略了其他各种脂本，只拿庚辰和程甲比，还只比甲对庚错处而不比庚对甲错处，也违反了逻辑推理的基本要求，犯了以个别代替一般的错误。吴先生既然要下“程前脂后”“程真脂伪”这样一般性的结论，就必须拿所有程本比所有脂本，只拿一本相比较，用个别替代一般是不对的，而其他脂本是不错的，有的比程甲本还正确。如二十三回艺院本是“待夏守忠去后”，而不是“命夏守忠去后”下官是不可对上差这样无理的，能说庚辰或程甲是抄自艺院本吗？
因此，吴氏的论文和曲氏的《实证》都是不对的。论据谁也推不翻，它是事实，但论题却不能成立，论证不合逻辑，论据和论题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谁都可以看出的。这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墙”，不过是画于地上的白线而已，只要愿意，肯，一跨就过去了。既然吴先生明知：“一部百万言的作品，要从中摘几十个词句来‘证明’自己的‘推测’，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或许都不是很难的事”，那又为什么把曲先生的这“几十个词句”，说成是“程前脂后”的“铁证”呢？
至于要别人拿出原稿，回答几代单传到刘铨福、陶洙、徐星署手中，云云，太过分了吧？我看还是不要这样要求的好。倘有人曰：“君既认为判断真伪必须要拿原稿参校，今又云程甲为真本、原本，是已有原稿在手，并一一校阅过乎？”这样以其人之道还之，“请君入瓮”，吴先生能自圆其说吗？
其实脂本之不是伪本，脂批之不是伪批，脂斋更不是后人的伪托是显然不过的事。
一、从脂本看：
1.现已发现的脂本共十余种，包括甲戌、己卯、庚辰、戚序、蒙府、甲辰、舒叙、列藏、杨藏等。其中正文、批语、题跋等，总字数共有七八百万字，一律大字，每页一二百字。不说别的，单是这数万张的旧纸（不说乾隆时纸）都到哪里去找呢？这样巨大的工程如何能伪造得出来？
2.各本涉及乾隆时与稍后的许多人，包括戚蓼生、舒元炜、元炳、筠圃主人姚玉栋、当廉史、梦觉主人、鉴堂、绮园、玉鸾坡、武裕庵、刘子重、濮氏兄弟、孙小峰等人及众多无名抄手，其文风格各异，其字各有特色，这又如何会是后人伪造的呢？要动用多少人，要多大一个作伪集团，花费多少时间、精力、财力、物力才能造出呢？
3.各脂本确是“各家互异”，“繁简齐出，前后错见”，“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与乾隆时人记载相同。且分别出自全国各地，“列本”竟是在苏俄发现的。怎么可能当年“不胫而走”，“好事者每传抄一部”，传了二三十年，至近代不过160多年，竟至一本不传，发现的都是假货呢？
4.确是“本本有脂砚斋批语”，甲戌、己卯、庚辰，皆署《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有许多批语“引及当年事”；戚序、蒙府、列藏、甲辰等虽无脂砚字样，也有许多脂砚之批与三脂本同；其他包括程本，也至少有意保留了第一回总批及部分未删净的脂批，与乾、嘉时人清裕瑞《枣窗闲笔》记载相同，且裕见之抄本是在程高刻前。
5.其中许多文字，如护官符下有注，记明房分，元宵谜语有惜春之谜且其文字及即景诗中文字等与程本不同之处，均与嘉庆时苕溪渔隐的《痴人说梦》所记之“旧抄本”全同或略同等等。什么人能预先就知道了这一切，看过这些书，因而伪造得如此逼真呢？
何况动用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伪造了这么多抄本，又是为了什么呢？名，不用说一点未得，利，也只甲戌本得了胡适博士的“重金”，其他种种脂本都一无所得，而胡先生的“重金”能是多少呢？
二、从脂批看：
1.非常熟悉曹雪芹家事：老爷被赐主事职衔，后升任员外郎，是“嫡真实事，非妄拥（用）也”；先人名寅，自鸣钟敲四下是“寅字这样写法，避讳也”；真家曹家曾接驾四次是“点正题正文”，银子花的淌海水，是“真有此事”，“甄家正是大节目、大关键处，勿作泛泛口头语看”；真家被抄在元宵节前，假语为“元宵节后”是“不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及书是“雪芹所有”，“雪芹撰此书”，“哭成此书”；最后“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卒于“壬午除夕”种种。不是亲历者，个中人，如何能伪造得出？
2.深知雪芹笔法和行文旨义：“无材补天幻形入世”，是“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是“书之本旨”；“弃在青埂峰下”批“自谓坠落情根，故无补天之用”；“甄”真；“贾”假；“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是将自身亲历之“真事隐去”，“借通灵撰此石头记一书”用“假语村言”，“风尘怀闺秀”怀念当日女友风尘中之知己；“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是所谓“冷中出热，无中生有之意”；“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是“设云一部书皆葫芦提之意也”；《红楼梦》、《风月宝鉴》出“太虚幻境”之中，系“警幻仙子”制成是“言此书原系空虚幻设”；《风月宝鉴》“两面皆可照人”，是“此书表里皆有喻也”；“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不时出现在一些儿女之前，是“通部中假癞僧跛道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非效《西游》一味无稽，至不能处便用观世音可比”；“大观园”只是“东西南北兼用”，黄巾赤眉“同时”的“太虚玄境”，“读者为大观园费尽精神，余则谓若许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冢”；《豪筵》“伏贾家之败”；《乞巧》“伏元妃之死”；《仙缘》“伏甄宝玉送玉”；《离魂》“伏黛玉死”；“所点四戏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等等。别说伪造，就是有了这么多批语点醒以后，能懂的又有几人呢？没有脂批提示，读者连红楼梦曲指的谁人都闹不清，哪里能伪造呢？
3.文艺造诣极高：第二回关于文章开头，由小及大，由远及近，“先用冷子兴口中一出，再用黛玉、宝钗等两三次皴染则耀然读者心中眼中，此即画家三染法也”；第三回出人物凤姐，只听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贵客”，脂批“第一笔阿凤三魂六魄已被作者勾走，后文焉得不活跳纸上”，又批“另磨新墨，搦锐笔特独出熙凤一人，未写其人，先使闻声，所谓‘绣幡开遥见英雄俺来也’试问诸公，从来小说中可有写形追像至此者”？二玉初见，黛玉“大吃一惊”，宝玉“看罢笑道”，批“黛玉见宝玉用一‘惊’字，宝玉见黛玉写一‘笑’字，一存于中，一发于外，可见文于下笔时推敲的准稳，方才用字”；以及其他种种人物刻画、情节波澜、文章气势、诗情画意等评语今人稍加引申便是一篇不错的文评。若此种种真知灼见，岂是伪造古董的商贾者流，所能梦想？
4.脂批中还有少量批语是出自雪芹之手，如第一回的“斯亦太过”，第二回的“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第八回“批得好，末二句似与题不涉，然正是极贴切处”，十四回“彩明系未冠小童，阿凤为便于出入使令者，老兄并未前后看明是男是女，乱加批驳，可笑！”二十回“又被批书人看去，呵呵。”都是作者手笔。是他自谦，答脂斋问，赞脂批好，驳脂批谬及他看到脂斋又看出机心而开怀一笑，种种。其非后人伪造更是不待说的事。其多为墨笔，系雪芹接到脂斋批后随笔写的，有的转抄时被误用朱笔。作鉴定，不看内容只看形式，对脂批没有深入研究，意思尚不明白，哪里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三、进一步研究还可知，批书人脂砚斋即是作者曹雪芹的爱人，《风月宝鉴》的题者棠村孔梅溪雪芹心中也即《红楼梦》里的梅花海棠花。什么“先生”、“叟”、“弟”、“小子”、“已逝”、“已没”等等都是她使用的“画家烟云模糊法”，如雪芹说他仅只是“披阅增删”一样。“一芹一脂”，“白雪红梅”曹雪芹和孔梅溪，就是此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惟一的作者和惟一的评者，也是《红楼梦》后仅有的男女二主人。曹雪芹即是书中的男主角，金陵真宝玉；贾宝玉等只是他的化身。孔梅溪即是书中唯一的真女、史女、真钗黛、史姑娘；宝钗、黛玉等女儿，也只是她一个人的幻相曹雪芹使用幻笔，把二人的诸多方面和一生情史分写在书中种种假人身上，一方面演说当时的人情风俗，“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一方面做梦里情人，“结木石因果泄胸中悒郁”。他二人是在“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时”，才一起写批了这一部“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做书中情侣，梦里夫妻，“秦淮风月忆繁华”，“废馆颓楼梦旧家”，写当日生涯。红楼内幕及雪芹、梅溪生平，大略如此。深入分析脂评、《石头记》及其他史料“反照风月鉴”这一切都是不难看出的。
欧阳先生《辨伪》的思路是明显的，他接受了版本考的任务后，立即看了红学会长冯其庸先生的大作：《论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看了冯先生文中的两点，凡例为伪，及不避‘玄’字讳后，不能不问：伪造一个“凡例”为了什么？能有什么好处？且“甲戌本”本身不避大清国讳又是为什么？合理的结论自然是“甲戌本”本身即是伪造的，是出自民国年间，为迎合胡适《考证》而伪造出来的，并得到了胡适的“重金”。但甲戌本上刘铨福及二濮等的题跋印章怎么解释呢？实在躲不过，只好加在刘头上。但他也是清代人，为什么不避“玄”字“国讳”？且刘濮等早胡适《考证》多少年，又怎么迎合后者呢？于是弄得两不伦类。（可见冯先生两条都有问题：“凡例”本不伪，乾隆朝前期也不都避玄字，“后人伪造说”根本错误。）结果欧阳先生不能不否定一切脂本和各种史书，又自相矛盾，陷入了重重的错误和困境之中；进而又招来了众多的责难和奚落，实在可悲。
欧阳先生的只有程甲本才是《红楼梦》的原本、底本、真本、定本，脂本全是伪本的观点，绝不是“发展”，而是倒退。因为“发展”就是要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扩展向前进，而不是把原有的成果逐一推翻。如数学有了加减乘除，再发展就是创立乘方、开方、指数、对数、代数、几何，再微积分、数理方程种种，而不是推翻加减法。对于“红学”就是要在胡适和周汝昌二先生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清作者和评者即曹雪芹和孔梅溪的生平历史及撰评《石头记》的过程，弄清红楼内幕，真事和假语，真人和假相的关系，弄懂红楼神话、诗词、谜语、酒令、故事、矛盾、破绽的用意，学会“反照风月鉴”，进一步发掘出雪芹和梅溪的文集来。这才是发展。否则，如欧阳先生那样，把前人成果一概推翻，把发现的史料通通否定，就是明白的倒退，哪里还能发展呢？
吴国柱、曲沐二先生在欧阳先生、宛情先生的基础上以那些《实证》为依据，断言《程前脂后，铁证如山》，如何能够成立呢？
我曾将本文前一部分以信札的形式寄吴国柱先生，蒙他回函表示谢意，但他后来又继续撰写了《论“程前脂后”及其他》、《红学索隐派新议》、《从脂本避道光讳说起》、《作家玩味脂砚斋》等文章，都发表在《红楼》杂志上。借王朔言骂宋谋？先生；说“胡适学派”都是“索隐派”；对脂砚斋大肆讨伐，我就不好说了。
说“脂本避道光讳”，那是根本没有的事。历史上避康熙、雍正讳是有的，如玄字、真字缺末笔，玄孙改元孙，真定改正定等即是。脂本也有避讳的。但避道光讳是没有的。寧，甯等都是中国早就有的异体字，用哪一个只是人们习惯和喜好不同而已。如回字也有四种写法，如果将来出了一个大人物用了不常用的？字为名，我们今天多这样写回字，而不那样写，都是避他的讳，我们都是将来的人吗？缺末笔是讳，用近音字多数是讳，而异体字已有千百年了，它连讳也不是。据它来定版本年代：断言“程前脂后”“程真脂伪”是无理可言的。何况脂本毕竟还有多处是“不避讳”的。真是帝讳一二处不讳即了不得了，而实际还那么多！而且人家既要伪作乾隆时代的文字，又如何会避后帝之讳呢？还有，不是说是迎合胡适《考证》吗？只能是近人之伪作，都民国二十多年了，还避什么道光讳吗？“避道光讳”又如何是“嘉庆年间”呢？若此，矛盾百出，哪里会是如山的铁证呢？坚持下去，会有何好处呢？
何况这种不看内容只看形式，不看全局只看一点，舍本逐末的鉴定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只有从内容到形式，系统地、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即辩证法，才是惟一正确的科学方法。版本鉴定亦不例外。
宛情、克非等说脂砚斋根本不认识曹雪芹，也不认识敦诚等十几或二十二人，他们也不认识脂斋，都没有提到过脂斋其人，有点儿主观武断了。各种版本均有的《风月宝鉴》的题者孔梅溪是谁呢？敦敏、敦诚的“秦淮旧梦人犹在”、“泪迸荒天寡妇声”、“新妇飘零目岂瞑”都是说的谁呢？袁枚的“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又说的是谁呢？明义的题红诗“青娥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又是说的谁呢？他的《红梅诗》又是写的什么，写的谁呢？《无题和韵》、《次无题韵》是和谁的韵，次谁的韵呢？敦敏的《镜中灯次韵》又是次谁的韵，写的谁呢？敦诚《芦雁四首》，张宜泉的《咏虞美人》、《咏盆中海棠》等都真是写的芦雁、虞姬、海棠，而不是写的“一芹一脂”，雪芹和孔梅溪吗？不是借芦雁、虞姬、海棠写他们，特别是脂砚斋主人棠村孔梅溪吗？正因为脂砚斋即孔梅溪是个女子，而且还是一个曾经沦落风尘、独卧禅堂的不幸女子，血泪不干的女子，出身又非比寻常，曹雪芹都只能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借《咏白海棠》、《咏红梅花》及诗词哑谜以咏之，而不敢“肆行无碍”地去直写他二人一生的“传奇”，朋友们又如何能明白提及呢？故也只能用曲笔以及之。他们的诗文无脂、畸字样，不是她不存在，而是论证的前提：她为男性是根本错误的。在种种脂论中，只有周汝昌先生一人早在五十年前就已提出的“女性说”“爱人说”才是正确的（却无人接受）。其他什么兄弟、叔叔、舅舅种种，全都缺乏充分的论据。（但却都被接受遗害后人）。正因为其经历如此坎坷，处境如此恶劣，出身又极端隐秘，所谓“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过来人哪得不哭”，曹雪芹方写了《红楼梦》一书：书中相会，梦里传情，“以泄胸中之悒郁”，以慰梅溪伤痕累累的心灵。直到庚辰壬午间，才在明义等劝催下，重新结成夫妻，但很快芹就“泪尽而逝”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孤苦无依，飘零人间，“泪迸荒天”“哭芹泪亦待尽”，所以曹雪芹才死不瞑目！宛情先生的“发现”，也是完全错误的。《红楼梦》本即此书的一个题名，明义、永忠、瑶华等远在程前很久就称此书为《红楼梦》，乾隆甲辰本也叫《红楼梦》。《石头记》楔子也交待得很清楚，除《石头记》外，《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都是同一个稿子情僧抄录稿，只是不同的题名。第一回、五回、十二回的点睛，也说的很明白。一见《红楼梦》三字就是程甲以后，一见“诸公”、“列位看官”，即是“护花主人”、“大某山民”云云，这叫什么论断嘛！
详细论证，请参阅本人的《浅论曹雪芹和孔梅溪的生平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撰注过程》，《红楼内幕及曹雪芹、孔梅溪生平概论》、《甄家红楼引论》、《红楼神话》、《红楼梦诗歌解》、《在红楼故事的背后》、《新史料辨证》、《关于明义的题红诗新解》、《对明义和袁枚自寿诗的界说》等系列文章，这里不能详论了。
我衷心劝告并希望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就不要再继续争论下去了，不会有结果的；还是回过头来对脂本、脂批、脂斋，进行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弄清真本《红楼》即《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作者和评者，“一芹一脂”“白雪红梅”，即曹雪芹和孔梅溪的生平历史以及撰写和评注《石头记》一书的过程，弄清红楼内幕，书中儿女与作者批者的关系，对全书作出合理解释，进而发掘出曹雪芹和孔梅溪的文集来，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目前红研中，仍有许多问题未有解决，例如，孔梅溪的真实姓氏是什么？她是否是康熙大帝的孙女，皇位继承人允或？的女儿？她的本名是什么？她在李、曹两家时叫什么？她沦落风尘时的艺名是什么？芳官，龄官，还是棋官？她是否就是秦琪官？1963年展出的《甄女词》是否即是她的诗集？这本书是否仍在人间？曹雪芹的文集在哪里？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的。倘能予以解决，无疑是对红学的一大贡献，足可以与《红楼》同千古，足可以慰雪芹、梅溪之灵于地下，亦不负当日自己奋起研红的一片初衷！不知吴国柱先生等以为然否？
1998年9月抄清
四、曹寅三首骨肉诗解说
一
宾及二兄招饮，时值宿未赴，怅然踏月口占，兼示子犹二首。（二）
清谈舒泛爱，潇洒对宾时。骨肉应何似，欢呼自不支。已能挥短麈，还共校新诗。却笑今宵梦，先输春草池。
（《楝亭诗别集》卷二）
二
松茨四兄远过西池，用少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十字为韵，感今悲昔，成诗十首。（三）
闲居咏停云，遽若恋微官。行苇幸勿践，税驾良匪难。寸田日夜耕，狂澜无时安。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
（《楝亭诗钞》卷二）
三
西轩赋送王南村还京，兼怀安侯姊丈，冲谷四兄，时安侯同选。（三）
水不可钓，松茨闻欲荒。春风苦楝树，夜雨读书床。骨肉论文少，公私拂纸长。频烦达声口，努力学农桑。
（《楝亭诗钞》卷四）
这三首诗就是雪芹祖父曹寅称丰润曹鈖（字宾及）、鋡（字冲谷，号松茨）为“骨肉”兄弟的例子。和其他种种史料一样，也是周汝昌先生发现的，与剿说者无关。用它来说明丰润、辽东二曹的亲密关系：他们的始祖是亲兄弟，后代寅与鋡为同宗血统兄弟，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周先生当年就是这样说的，正确指出二曹为同宗兄弟，而不是“同姓联宗”。
三首诗浅显明白，普通人都可懂得，但不少“大学者”、“红学大家”却不明白。他们拾起周先生已预先否定了的“同姓联宗”作为法宝，否定二曹的同宗血统关系，说寅、鋡和贾雨村一样搞“世俗联宗”，在《红楼梦》中“有反映”。
朱南铣先生说：“‘恭承骨肉惠’明明指世俗联宗之意，否则，‘骨肉惠’怎么可以恭承？”而“清谈舒泛爱，潇洒对宾时。骨肉应何似，欢呼自不支”，是“以‘泛爱’称曹钊（鈖），以‘骨肉’称曹荃（宣），词义至为清晰。”（见《关于〈辽东曹氏宗谱〉》），而冯其庸先生更说：“‘恭承骨肉惠’，用白话来说就是：承蒙你把我当骨肉一样看待的恩惠，是同宗的血统兄弟就是同宗的血统兄弟，根本不存在‘恭承’‘惠’的问题，这‘骨肉’关系，并不是可以‘惠’的东西，既说‘恭承骨肉惠’，则恰好表明了他们原来不是‘骨肉’，不是同宗的血统兄弟”（见《曹雪芹家世新考》）。
其后，刘世德、朱淡文、张庆善等都沿用此说，肯定朱、冯的意见，否定周先生的意见，否定两曹的骨肉关系。
对此，我曾写了一篇小文：《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详解了“恭承骨肉惠”的意思，对刘、张、朱支持的朱、冯二先生的解释作了反驳。明确指出“恭承骨肉惠”，就是恭敬地承接兄长给予的恩惠，其中“承”承接、承受是动词谓语，“恭”恭敬，是副词状语，表示如何承接，“惠”恩惠、好处，是名词宾语，是承受的对象，而“骨肉”骨肉兄弟，是名词定语，是界定‘惠’的不是别人的恩惠，而是骨肉兄弟的恩惠。因而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是同宗血统兄弟。什么“明明指世俗联宗”，“恰好表明他们不是同宗血统兄弟”云云，是完全错误的。但对朱先生“以‘泛爱’称曹钊（鈖），以‘骨肉’称曹荃（宣）”，则未作批评，对三首骨肉诗亦未作全面解说。为了更全面、更合理、更确切、更有说服力，故对上列三首骨肉诗的全文解析如下。
第一首诗作于寅在京任侍卫之时，时鈖（宾及）为内阁中书舍人，如题表示的“宾及”是他的“二兄”，招其饮酒，但因值宿未能赴约，对月怅然口占，写了两首诗以答二兄，同时兼示子犹，即曹宣。这里用“宾及二兄”，用“招饮”，用“值宿未赴”，用“兼示”，都是很恰当的。诗共两首。在前一首以暮鸦知还表达了自己思归的心理，但因值宿而无可奈何，只有独自徘徊在樽外的冰天月地静香清响间，思念二兄等，想象他们围炉叙酒时，也一定会“驰思”到自己这个阙前执戟守夜者的身边。以二兄等对自己的思念以寄自己对二兄的思念。下面写了这第一首骨肉诗。
首联“清谈舒泛爱，潇洒对宾时”。二句谓以清雅谈吐舒展心中的“泛爱”博爱，爱一切人的心意。其中“谈舒”是动词谓语；“泛爱”是谈舒的内容，对象，宾语；主语，主人如题目、诗句表示的都是宾及二兄。下句是补叙谈舒的状态、对手、时间，因具“泛爱”之心仁者之心，故对宾客都极端热情，慷慨大方。两句从二兄的名字来，所谓“宾及分金”：客人来了即可分其财产，极为轻财仗义。两句是为陪衬下文。颔联，“骨肉应何似，欢呼自不支。”是进一步讲对自己：对普通宾客都那样热情款待，对自己骨肉兄弟，“应何似”？应该怎样，又会怎样呢？那更是拥臂欢呼，热烈、奔放而“自不支”不能自己，自己无法控制。两联总写鈖之为人。下面颈联上句“已能挥短麈”，是进一步写二兄（及自己）的心境：已到能够挥“短麈”为生，短麈即拂尘，李白诗“白玉麈尾谈重玄”，说他们早已看破功名富贵，已到了能为僧为道、挥拂尘度日的程度；下句“还共校新诗”，是说虽然如此，但是二兄还是要和他一起“共校新诗”可见二兄招饮并非单单是饮酒，而是要和他一块吟诗篇，以抒胸中的泛爱之情，他们泛爱黎民百姓，芸芸众生，希望他们都能过上充裕、安定的生活的感情，但他却因值宿而未能应召，徒寄想象而已。由此可见二曹之为人：居要职而忧其民，岂雨村之流所能比耶？最后尾联“却笑今宵梦，先输春草池”。是自我解嘲，谦说自己诗思迟钝，写不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那样的好诗。由此可知，二兄招饮也是用的诗，且清思超逸，其中有昨宵曾梦汝，今日特召之，故寅答，我诗才迟钝，昨夜未先梦到兄弟，即或今宵梦到也太晚了，比起二兄，在词句上已先输了，不及二兄远矣。其“兼示”只是兼示，主要是答二兄，给二兄看的，其所以要兼示子犹，是希望他也能像二兄这样，对自己兄弟充满骨肉亲情。说整首诗都是写的子犹，还怎么是“兼示”呢？“示”不是“怀”，只是给他也看看而已。
什么“以泛爱称曹鈖，以骨肉称曹宣”，是“怀念远在江宁的胞弟曹宣，不能用在同在北京的曹鈖身上”云云，这是什么水平，又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首诗据介绍作于康熙三十六年，时曹鋡、曹寅均及“不惑”之年，地点：“西池”周先生早已指出即江宁织府。“松茨四兄”即曹鋡，时已退居丰润，因怀念曹寅而“远过西池”。兄弟相聚，回首二十四年前的西池相聚，二人正当英年：满怀豪情，一腔壮志，夜雨读书，晨风论剑，憧憬未来的情景，今已是大不相同了！“薄书与家累，相对无一可。连枝成飘蓬，丛筱冒高笴”，不禁感慨万千。孩童时代一起弄莲追欢的“大乐”更是一去不归了。正所谓“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因写了十首五律以抒感慨。这是组诗中的第三首。
首联“闲居咏停云，遽若恋微官。”“停云”诗是陶渊明县衙思念兄弟之作，寅借此表达了他虽任微官，却厌倦仕途，一心思念兄弟的心情。“遽若”，初看似乎是恋官，其实是不是的，时正想归去。颔联上句“行苇幸无践”，是表示自己为官清廉，无一越矩的行为。《大雅》：“敦彼行苇，牛羊勿践”，是说牛羊循小路来去时，不但田里禾苗不可偷食，连两侧的“行苇”也不可以践踏，即为官必须清正廉洁，不可贪污受贿，侵凌百姓之意。回首宦事，虽日出入千万金，但却无一贪占之举。用“幸”字有自谦之意。下句“税驾良匪难”，意谓弃官不作，不是什么难事。“税驾”，倒转车马退回去，“税”即退，“税驾”即停车退回。李白诗“李斯税驾苦不早”，斯贪恋相位，终至全家被诛，悔之不及。寅说自己退官返民是不难的，实是久已厌倦作官了。颈联“寸田日夜耕，狂澜无时安”。两句写尽自己处境：自己作为织选，整年像耕牛一样，在这一小块田地中，日夜耕耘不已，但险恶的形势：政势、国势，却如“狂澜”狂涛怒浪不断袭来，随时都可能陷入灭顶之灾，而无一刻的安静；所谓“仕宦畏途也”，早想“投黻以归”了。在这种情况下，功名利禄何足挂齿，惟有兄弟间的骨肉亲情，令人永远难忘。尾联“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自己作为小弟，在下边恭敬地承接兄长给予的骨肉之惠，兄弟的真诚惠爱，同时奉上给兄长以笔墨文字之欢，直到永远。
诗道尽了曹寅当日厌倦仕宦，留连骨肉，唯兄弟情谊终生难舍的心情。
什么“不是同宗血统兄弟”，“这骨肉关系并不是可以惠的东西”，“骨肉惠怎么可以恭承？”“明明世俗联宗之意”种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叫人怎么信服呢？
下面来讲第三首骨肉诗。如题目所示，它是送王南村还京，兼怀安侯姊文和冲谷四兄的三首组诗中的最末一首，是怀冲谷四兄即曹鋡的诗。不知是此诗称冲谷四兄曹鋡为骨肉兄弟特别明显，实在不好说是“同姓联宗”或指“骨肉”为曹宣，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反对两曹同宗的所谓“辽阳说者”，未有人进行曲解。只有朱淡文女士在《求真，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中作过解释，但亦只解前四句，而对关键的最重要的后半部，尤其“骨肉论文少，公私拂纸长”未置一词。那也就是说这里的“骨肉”是指丰润曹鋡已无可辩驳。既然如此，那么尽力曲解前二首“骨肉”非指鈖、鋡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没有异议，似已不必解说，但既已讲了两首，索性对这末一首也同样作以解说，以儆来日再出来新的曲解。
首联“浭水不可钓，松茨闻欲荒”。是写曹鋡的处境，和吕望的钓渭水被重用不同，在浭水垂钓是无人过问的，鋡自己“弃职不就”，父鼎望虽“三仕大夫”却“囊无余资”，因而日渐贫困，四兄的松茨园，听说已就要荒废了。颔联：“春风苦楝树，夜雨读书床。”是怀念冲谷，感今悲昔：自己独坐楝亭，秉烛读书，对春风夜雨，回想当年与四兄一起联床读书、并肩骑射、憧憬明天、想往来日的情景，不由感慨千端，难以自已。颈联“骨肉论文少，公私拂纸长”。是回首平生，作为至亲骨肉，同心同德，却极少有机会一块说诗论文，论文的时间太少了；整日都是忙忙碌碌，为公事、私事，而拂纸长，用了很多笔墨纸张。虽然这是自己不愿的，却忙得没完没了，而那是自己想往的，却只能放弃不论，亦是无可奈何的事。结束语，尾联，“频烦达声口，努力学农桑。”是寄语四兄，“频”频频屡屡，“烦”麻烦，烦王南村，“达声口”，带口信给冲谷四兄，劝他“努力”学习、从事“农桑”，即耕织，藉以糊口养家；仕途险恶，还是不要卷入了。
由此可知，丰润曹鋡、曹鈖确实是辽东曹寅的骨肉兄弟，虽非亲兄弟却是同宗兄弟，而不是“同姓联宗”。《浭阳谱》和《曹玺传》早已证实了他们都是“宋枢密武惠王裔”，原为同宗；现在李奉佐先生又考明了“襄平”本即铁岭，而非辽阳，“著籍襄平”即是“占藉辽东铁岭卫”。因而进一步证实了曹寅一支即雪芹一支是曹端广的后人，如曹鋡等是曹端明的后人一样，都是确定不移的了。
两曹丰润曹和铁岭曹（或辽东曹）实实是骨肉一家人，都是曹彬、曹孝庆、曹子义的后人；其始祖是亲兄弟，后人寅、鋡是宗兄弟。当年两兄弟携手北上，现在两大支又重聚一堂，孝友之心能不油然而生？
曹寅和曹鋡、曹鈖、曹钊本为同宗兄弟，思想相同、文才相近，又从小常住一起，故而感情特别亲密，因而才有了这三首骨肉诗。
原诗语义清晰：强词无理，曲解枉然。
以上愚鲁直言，欢迎赐教。
1998年10月1日
五、适之先生的喜剧和汝昌先生的悲剧
直生
在红学史上真正下了功夫，真有发现，作出了不朽贡献的，我认为只有胡适之和周汝昌二先生；几乎一切史料和所有观点都是他们发现和提出的。其他数不清的所谓的“红学家”仅只有极少的零星发现和个别的说法而已。祖籍问题也不例外。
在茫无记载的情况下，在浩瀚无际的历史书籍中，寻找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有关雪芹先祖曹锡远的材料，其中明确记载曹家是“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及其子孙情况，汇集于《红楼梦考证》一文中，究竟花费了适之先生多少宝贵的时光和心血，我们不得而知。但它终于使我们这些后来者对于曹雪芹的家世、旗籍、籍贯等，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为此，每一个在前人基础上从事再研究的正直的学人和普通研究者都应该对前辈学人胡适之先生的辛勤劳作，表示深深的敬意。在说及雪芹先祖为曹锡远，祖籍沈阳时，都应该明确指出，这观点是胡先生提出的，是他的功绩。如涉及物理学上的许多定律时，都应该冠以牛顿、法拉第、安培、焦耳等名字，以示尊重和纪念。而不该不作任何说明地把人家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拿来当成自己的东西，向群众讲说和征引。这实际上就是剿说，而剿说是大不德的行为，是真正的欺世盗名。
令人欣慰的是，在物理学界、化学界、数学界、医学界、政治经济学界、文史界中都不存在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但在所谓的“红学界”，这却是家常便饭；不但不提是谁发现的，谁先提出的，甚至还要倒打一耙，攻击原提出者，发现者，说前人是反对这一切的，只有他才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云云。真是“不觉前贤畏后生”！这就比寻常的剿说者更不如，实在说不过了。
适之先生的幸运是：他虽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的“世居沈阳地方”未置一词，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这不是他的发现，没有钻出一个或几个阿某来说“沈阳说”是他，他们提出来的，包括那些贯于剿说的“学者”，在他们的历史评述中也承认这是胡先生的发现，尽管他未置一词。还未有人出来说胡先生是反对“沈阳说”的，否则他为何不置一词，还鼓励杨向奎先生进一步查找祖籍是否丰润的证据呢？
曹汛先生虽是现今力主“沈阳说”的学者，但他光明磊落，正直无阿，始终认为“沈阳说”是胡先生最早提出的，《八旗通谱》“世居沈阳”是他发现的，自己只是赞成这一观点，进一步论证，和其他观点进行辩论而已。
但汝昌先生就不幸得多了，他花费了不知比胡先生多多少倍的心血和精力，直到用坏双目，查找出了数不清的有关雪芹和曹家的史料，汇集在他的《红楼梦新证》等专著中，包括《吉州全志》、《大同府志》、《山西通志》、《浙江通志》、《浙江盐法志》中有关雪芹高祖曹振彦是“奉天辽阳人”、“辽阳贡士”等材料，及雪芹祖父《楝亭诗钞》、《楝亭诗别集》等文章中多次称丰润曹鋡、曹鈖等为“兄”，为“骨肉”的诗句，从而既提出了“辽阳说”，又发展了“丰润说”曹雪芹祖籍明末和明初的两个不同阶段。
和适之先生一样，汝昌先生对自己千辛万苦才查找出来的“奉天辽阳人”、“辽东辽阳人”，也未置一词（毋需置），而是如胡先生期望的那样为李玄伯先生的“丰润说”提供了新的论证。
周汝昌先生和适之、玄伯、杨向奎诸先生一样，均知曹家虽说“世居沈阳”，或“奉天辽阳人”，只是近世的一小段，原籍是关内，是从关内迁去的，不是真正世居辽沈的辽人。辽沈只是这一曹族明清时的寄籍。因而不以知其近代“居沈阳”或“奉天辽阳”就万事大吉了，还想知道其原籍或祖籍是哪里。所谓“丰润说”就是因此而产生的，都是在回答辽沈前在哪里，从哪迁辽沈的，请看李玄伯和周先生文可知。至于他们后迁辽沈早已为《八旗通谱》、《山西通志》等所证明，还有何好谈的呢？任何人看了《考证》、《新证》引的材料都会知道的。这也正是适之或汝昌先生对“世居沈阳”或“奉天辽阳人”，不置一词的原因。周先生甚至称其为“反面证据”！
然而有一些人，他们看到周先生举出的材料，证据充分却又未置一词，于是把这些证据从周汝昌先生的著作中割出，宣布“曹雪芹祖籍确实在辽阳”，反说周先生不承认这一切，反对这一切，是很不应该的。
这不是汝昌先生的悲剧或大悲剧是什么？
有鉴于此，周先生才在有关文章中，对这种“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非学术”的霸道行为，不指名地也即“留有余地”地作了些批评；没有说“剿说”，没有说“剽窃”，没有说“欺世盗名”。但他们不但不知悔改，毫不自愧，更变本加厉地围攻周先生，连篇累牍地发文，说周先生的观点无一不误（其实极少有误，包括排版之误）。甚至公然骂周先生是“官场帮闲”，“商场帮忙”，“装腔作势”，“障人眼目”，是鬼，是骗子，是卖大力丸的，是驴，是马，是狗，是野狐，生着“驴唇马嘴”，长着“铁嘴钢牙”，会“咬”，念“野狐禅”，云云。其行为实在令人愤慨。
周先生今已八十高龄了，研红已过整整五十个春秋，硕果累累。对于这样一位长者，怎么能够那般地攻击和咒骂呢？
小子本无名鼠辈，原不该闯入神圣殿堂，但基于道义不能不挺身直言：是该改变红学界现状的时候了！我希望有关领导出面主持公道，制止他们的错误行径，把红学研究引上健康、正确的轨道，从而推动红学的发展。严格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客观、公正地发表各方面的意见，在百家争鸣中发展红学事业。
以上愚鲁直言，欢迎赐教。
1998年10月28日
六、早入龙楼还观中秘书驳李广柏的《不可信》说
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据邓之诚先生所告及有关佐证，在其《红楼梦新证》一书中记录了曹寅曾为康熙伴读一事。许多人在到处引用以后，现在又提出了《伴读不可信》一说。文见《红刊》1997年第4期，著者便是李广柏先生。他称周先生连“稍微严肃一点的学者都懂得”的道理也不懂得，是无知，极不严肃，是“幼稚”、“想象”、“夸张”、“无根无据”、“纯属虚构”。公然说“周汝昌的幼稚想法”云云。真不知李先生是何等崇高！但他似乎忘记了冯其庸先生前不久还在对外的“世界文库本”序中引用过这一点。是不是他也“幼稚”、“夸张”、“无根无据”呢？这个问题看来是只好由李先生自己来作答了。
首先，邓之诚先生会不会误记？我们说他也是人不是神，当然也会有误记，不可能事事都无一误记。周先生从来没有认为更未有讲过邓先生不会有误记。把这种观点强加在周先生头上，引种种史实来证明邓先生或别的学者有误记是妄作议论，浪费纸张。
具体到曹寅曾为康熙伴读一事是否误记？虽不能说绝无可能，至少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独的信息，而是一个“集团信息”，它是由一系列信息共同组成的“信息集团”；前者易于忘记，而后者是很难忘记或误记的。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体验，也是心理学的一条定律。1.那本书是1939年前后买的；2.购于琉璃厂文芸阁；3.是为燕大图书馆买的；4.价在二三十元间；5.一函八册；6.约为康熙间刊本；7.四字书名甚怪异；8.无著者名；9.今藏北大图书馆；10.其中记有曾为康熙伴读一事。邓先生尚能确凿记得以上十点，只是怪异的四字书名“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因而比较可信。稍微有点常识，具有初步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懂得这一点。”可是，李教授却敢丝毫不留余地地说这是邓先生的“误记”，甚至说是周先生的“误听”。
我们说任何人也都可能有“误听”，包括您李教授在内，但那要具体分析。如果是邓先生在大会上演讲，一次而过，你坐在角落里听，精神不集中，吵杂声又大，误听了某一事，又进而把误听当成信史，是极为可能的；而现在是邓、周二先生当面谈话（可能还有他人！），他特来请教，他特意告之，或他特来赐教，他敬而聆之，有问有答（这是必然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清楚地核对无误，记录在案，哪儿有“误听”的可能呢？这么多信息，“伴读”又是核心，哪会误听或记错呢？李先生不是信口妄说，是什么呢？
至于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卷六曹寅小传“只字未提‘伴读’一事”，那道理太普通了：因为它是“小传”，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小时的事，未入仕任职的事不提，只从十三岁任侍卫开始，是再自然也不过了。李先生的小传也未必提学前怎样，小学怎样。只提哪年毕业、任职、晋升及事迹等是普遍的事。李先生“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表明李先生自己太心存偏见了。何况书名记不起，书也未找到，非要自找麻烦，写它做什么？而周先生的《新证》是意在弄清有关史实，提供进一步研究，相应的资料、线索当然都要记入备查了。版本部分这种例子极多，如“三六桥本”种种，都没有价值，不该记入吗？何况它非常合于情理，又有多处旁证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李先生的“正面说明”。
李文一开始总叙中就宣称：“本文将以充分的证据，说明曹寅没有做过康熙皇帝的伴读”，第二节开头又说：“现在我们来正面说明”云云。看来李先生似乎连他在做什么也未弄清，否则他就应该说“以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现在我们来正面论”，而不会像文中那样讲什么“说明”了。因为是在参加争论，必须依据充足的证据来合理论证，进而证明是否曾为伴读，而不是什么“说明”不是撰写学术论文，而是搞“说明”，写说明书？谁会听呢！如果你讲不出服人的理由的话。
李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举了许多史料：如玄烨生于哪年，寅生哪年，差几岁，玄烨几岁“好学不倦”，几岁嗣位，玺几年出任江南，寅《文钞》怎么说，纳兰性德又怎么说，云云；文末的注释也都一大摊，见这书那书，等等。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一切真都是他、他们从上述种种书籍中查找出来的，是他们的发现，那也真应令人钦佩了，小子岂敢妄评？可惜不是。一切不过是引自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等文论而已！连其中的解释也都是和周先生的论证相同。有哪一问题不是周先生（有的是胡先生）早就提出并解释过了呢？包括前引的那些，哪一点是李先生的发现和创见呢？不加任何说明地引用周先生发现的史料。看了周先生的书才知道红楼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观点，又反过来反对周先生，这是什么行为呢？
曹寅“六龄侍先公宦游”江南，“壬寅侍先大人奉差于此”，“丱角”为周亮工“抱置膝上”，“佩觿佩韘之年”从“先司空”于楝亭，“摄提之岁，侨寄广陵”，“十七岁侍先公宿”句容，种种，只说明他六岁、十岁、十七岁时曾在江宁、广陵、句容，其先前怎么样？中间怎么样？去未去过京师？去过几次？当未当过伴读？中未中过顺天举人？何时任侍卫？内直？近臣？中间停职过没有？从康熙二年至十三年，寅是一直呆在江南，还是曾经到过京师，后又南下平叛，往来于两京之间？若此种种，文中一概未说，李广柏先生凭什么断言其前、其间从未入过京师，未作过伴读，未参加擒鳌拜，未考中过顺天举人呢？真可以说毫无根据！像李先生这样以点代面，以个别代替一般，毫无根据地随意内推外延，把三年扩展到十一年或十七年，符合哪家的逻辑呢？这样主观片面的论断，哪里会有真理呢？如此还要教训嘲笑周先生“极不严肃”、“无根无据”，讲“周汝昌的幼稚想法”，云云，叫人怎样说才好呢？
如此，就“正面说明”了曹寅不曾作过伴读，而且是“以充分的证据说明”了，岂孰欺焉！
下面来讲周先生“伴读说”的佐证。除邓先生见告外，《新证》中还举出了顾景星的诗及康熙命寅私助熊赐履二点：
按顾景星《白茅堂诗文全集》卷二十九叶九《怀曹子清》诗起云：“早入龙楼亻暴，还观中秘书”，正可为此事佐证。异日康熙帝命寅以私力资助熊赐履，送银二百两，亦师弟之谊而非官场馈送之义。
李先生认为这两条旁证不应照周先生那样理解，而应照他那样理解。他的理解就是：
“亻暴”是官吏连日值班的意思。“早入龙楼亻暴”即是担任侍卫，不是“伴读”事。“伴读”不是官吏值班不能称为亻暴。
我原以为李先生，说话总有点根据，谁知一查《辞源》，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儤”为“直”的对立面，“直”即是“值”值班之意。因而“亻暴”即是休息之意，是极为明白的。故规定：
自给舍丞郎入者，三直无亻暴；自起居郎入者，五直一亻暴；御史补阙入者，七直两亻暴；其馀杂入者，十直三亻暴。意思很明白：“十直三儤”即值十天休三天，儤即休息休假，哪里是“官吏连日值班的意思”呢？原来他把“儤”和“儤直”搞混了。“儤”即是休息，“直”是值班，“儤直”当然就是休息值班连休息日也值班，当然就是“连日值班”了。但那是“儤直”并不是“儤”。“儤连直也”是错误的，“儤直”才是“连值也”。
因而“早入龙楼儤”就是很早就入皇宫休闲，所以才“还观中秘书”。入“龙楼”即在皇宫（非皇城），“儤”即闲居，为闲人，“还观中秘书”即他虽为闲人，却还自觉严格要求自己，还看宫中的秘书侍卫是很难有机会和时间的。子清既是儤，为闲人，当然也就是“小伴当”“伴读”了。既是“早入”，当然不会是康熙十三年后，寅十七、八岁之时，否则还是“早”吗？明朝以小太监充伴读；清朝应该是以内务府小儿等充之了。寅作为内务府旗人子弟，又是康熙保姆的儿子，更应是其伴读了。何况康熙帝的第一个教师实际就是孙氏康熙的“教引嬷嬷”。什么是“教引”就不用说了。正像贾宝玉的第一个老师是他的大姐元春一样，康熙以及曹寅的第一个老师就是孙氏。最初的语言、文字、仪礼、诗文，自然都是孙氏教的。所以曹寅是康熙帝的伴读，可以说是不证自明的；后来就傅，曹寅自然也就跟去了。玄烨七八岁，寅三四岁，烨九十岁，寅五六岁，做“伴读”都是可能的嘛！贾宝玉三四岁就识得数千字了，不可以为七八岁的人伴读吗？寅小烨四岁，怎么就不能伴？李先生的道理在哪儿呢？康熙二年，玺出任江南，寅随任，自然不能伴，但这其间小皇帝会不会想他的“嬷嬷”“奉圣夫人”？（细审此词）孙氏可不可能奉召带子进京，入宫晋见，进而照看、陪伴康熙呢？或者“嬷嬷”想“皇儿”主动携子入京探视，也都是有可能的嘛！还有曹玺进京时带了爱子“神童”寅往见康熙，时熙正孤独，就留下不放回南了，又有何不可能呢？特别康熙七、八年，鳌拜日益专横，强行矫旨杀人，甚至装病让皇帝入见，还榻下藏刀，玄烨皇位受到威胁，“孤儿寡妇力不能制辅臣”，此时他会不会想到他的“嬷嬷”？“嬷嬷弟”会不会来帮助呢？召见“哈哈珠子”时，自然要绝对可靠，他会不会召寅入京呢？他不是绝对可靠的吗？名义就是“伴读”陪玄烨读书玩耍（纳兰性德等可能都是，十二岁虽小些，但大了都十七八，鳌拜必生疑），从而乘其不意擒获鳌拜，巩固了玄烨权威。这一切至少都是十分可能的。曹寅奏折：“臣自黄口充任犬马”，其“黄口”何解？“任犬马”又是指的什么？不是幼时即为伴读，参加了擒鳌拜等，指什么呢？寅诗“我亦蹒跚负奇癖，短衣徒手逐黄獐”，亦可能暗指此事，（看《新证》），“蹒跚”正指其年少，与十二岁正合，而鳌拜作为镶黄旗头目，正似“黄獐”。寅以“小伴当”、“伴读”参加了这一斗争，怎么就不可能？他也是会武功的呀！李先生说这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到底有什么根据，符合什么情理呢？
如此，却要说周先生“没有任何根据”，“纯属虚构”，云云，叫人怎么信服呢？
至于曹寅奏折言，熊赐履同他“不与交游，不能知其底蕴”，怎么就能证明康熙帝命寅以私力资助熊赐履，送银二百两，亦师弟之谊而非官场馈送之义。
是完全错误“纯属虚构”，是周先生的“想象”呢？又如何证明熊赐履与曹寅根本没有师弟之谊呢？熊被免职不用，老师一气之下与弟子康熙绝交，因而也与康熙重用的另一弟子，坐镇江南的曹寅绝交，一概“不与交游”。寅从而“不能知其底蕴”，又有什么不可能呢？何况曹寅谎言遮饰以报恩师，或熊赐履怕连累曹寅，为保全自己的好弟子而“不与交游”的可能性也都有的嘛！周先生来信指出，是“关系太复杂”了，涉及明珠、索额图两派激斗，为“避朋党政治麻烦”，才“不与交游”也“不敢交游”的。此论最是，令人信服。李先生这样就“以充分的证据”“说明”了熊、寅没有师弟之谊，也真是令下愚大开眼界的事。看来还是周先生说的要“还红学以学”，不“还红学以学”这样代代误下去，怎么得了呢？
此外，周先生紧接着又讲了一段寅十五岁曾中顺天举人的事。因为韩菼说了纳兰性德与他“同出学士东海先生之门”，又说他与曹使君“同自出也”。壬子，“东海学士”徐乾学主试顺天乡试，如果寅未参加顺天（指河北）乡试，同中举人，如何会是“同门”？既参加了顺天乡试，又怎么可能六至十七岁一直都在江宁侍曹玺，因而从未去过京师呢？这虽非直接证据，非直接言伴读，但它至少说明，从康熙二年至十三年，寅并非如某些人讲的一直在江宁父亲身边，课业温经，而是曾往来于两京之间，为康熙效力。因而康熙才对曹家格外关怀，公然称寅母孙氏为“萱”（即母亲），御书“萱瑞堂”以赐；为寅妻李氏选继子，仍命继织造，“保全身家”，“以养两世居孀”这样的恩遇是偶然的吗？
欢迎李先生指正。
1998年12月31日
七、论“丰润说”
由于周汝昌先生倡导的“丰润说”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人或某一派人的曲解和误解，较为全面地论述一下“丰润说”的内容、要点、理由及对某些意见的反驳，都是必要的。因不揣浅陋，撰此拙文，向列位大人先生及同志们讨教。
（一）历史的回顾
雪芹祖籍和整个曹雪芹研究都是从1921年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开始的。他经过认真考察发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其中明确记载着：曹锡远“世居沈阳地方”。他虽未置一词，但这个最早的观点，这个“沈阳说”无疑是属于他的虽然也有人想把它加给别人。
至三四十年代，有李玄伯氏，据尤侗《松茨诗稿序》：“知为丰润人”，提出了曹氏为“丰润人”。是为“丰润说”之始。这里有一点应予特别注意，李先生虽说寅（荔轩）鋡（冲谷）兄弟皆丰润人，但并未有否定“世居沈阳”之意，是意在指出此沈阳曹非坐地曹，而是从丰润迁去的而已。后来“守常”、“萍踪”重倡“丰润说”，更明确指出“曹氏本籍河北之丰润”，而“沈阳殆为寄籍”。始终未有否定“沈阳说”的意思，而是包容“沈阳说”在内的。如果有人故意曲解，只能是枉费心机。
胡适先生虽认为李玄伯先生对“知为丰润人”的理解“有误”，但并不否定有原籍丰润的可能。故亲自查寻并鼓励杨向奎先生进一步寻求证据。这和某些人的只能是一地的观点也是根本不同的，而和周汝昌先生的观点历史变迁的观点相同或略同。
至1953年周汝昌先生出版了他的《红楼梦新证》这部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巨著。除脂论、探佚、生平、内情等等外，对雪芹的家世籍贯也提出了许多新史料、新观点、新线索。虽不能说都被他破天荒“一网打尽”，但相差不多。以至后来的种种“红学家”，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是站在他的肩膀上，在《新证》的基础上进行再研究。都是使用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包括他发掘查找出来的“奉天辽阳人”、“辽东辽阳人”、“辽阳贡士”等有关史料。
和胡先生一样，周先生对此也未置一词，但这个被别人说成是自己“重大发现”的“辽阳说”，原是周先生发现和提出的，也是一个无须争辩的事实。这之前从无“辽阳说”的史料，更不存在“辽阳说”。说“向来存在着辽阳说”，真不知是何意？但周先生还不满足于此，还进一步回答了辽阳曹氏是从哪迁去的问题，为李玄伯先生的“丰润说”提出了新论据。即曹寅诗中的兄弟字眼、典故及三称“骨肉”、两称“吾宗”等材料；明白指出曹氏原为“丰润县人”，后为“辽阳俘虏”。
被俘后曾住辽阳。
和李先生的“丰润说”包含“世居沈阳”的“沈阳说”一样，周先生赞同或确立的“丰润说”不但包括“世居沈阳”的“沈阳说”，而且自始至终包括“奉天辽阳人”的“辽阳说”在内的。说周先生不承认“辽阳说”，或经某些人的“论争”才“不得不承认辽阳说”都是有意无意地在歪曲历史。
1962年周先生看了《浭阳曹谱》后在其《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中，更明确地提出了雪芹一支是大将曹彬之后，是永乐初随兄迁至丰润，后又从丰润出关入辽东铁岭卫的曹端广的后人，后金初归为“辽阳一籍”。时间早出冯其庸先生十八年，也早出朱、刘、杨诸位之前。以后为先，倒果为因，否定周先生的巨大贡献，是不对的，当年肯定曹氏为“辽东人”的是专家周汝昌，而不是刚刚毕业的几个毛头小子。
后来经过何其芳所长，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周先生的“丰润说”因而得以确立。《辞源》、《辞海》等权威书籍纷纷载入；但无一不是原籍丰润，后迁辽东或迁沈阳、辽阳。无一像后生们那样极端、片面，并以这种极端片面为“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云云。
历史表明“丰润说”从来包容“辽阳说”在内，曲解误解都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