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在投降时,命令据守剑阁的姜维向魏将钟会投降,姜维和众将士无奈,只好接受命令。蜀国灭亡,邓艾抢了灭蜀头功,便开始骄傲自大,专断独行,擅自处理军政大事。司马昭派监军卫瓘对他说:“凡事要先报告,不得擅自行动。”
邓艾听罢,心里很不满,这引起了司马昭的怀疑。这时,钟会对邓艾独占灭蜀之功感到气愤,乘机状告邓艾要谋反。司马昭命令将邓艾押回洛阳,不料途中,邓艾便被卫瑾杀掉。邓艾死后,钟会独揽军权,便起了反心,他同降将姜维准备占据长安,进军洛阳。老谋深算的司马昭对此早有防备,入蜀魏将、士兵发动反叛,姜维、钟会被杀,一场反司马昭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灭蜀后,司马昭称晋王,立儿子司马炎为王太子、副相国。265年(咸熙二年),司马昭没来得及做皇帝便病死了。司马炎继承王位,并积极筹划称帝。十一月,他即仿效魏文帝逼汉献帝“禅让”的故事,叫魏元帝曹奂“禅位”。曹奂无奈,只好拱手把皇帝宝座“禅让”给司马炎。十二月的一个良辰吉日,司马炎在洛阳宫太极殿即帝位,史称晋武帝,仍都洛阳,年号泰始。史称西晋。这宣告统治北方46年(220—265年)的曹魏政权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政权——西晋诞生了。
西晋建立后,头件大事便是伐吴,统一全国。当时条件还不具备,所以,司马炎在军事上做了积极的准备。269年(泰始五年),派尚书右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以征东大将军卫瓘苣都督青州诸军事,镇守临菑(今山东淄博东北);以镇东大将军、东莞王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以羊祜的荆州防线为主。
羊祜是司马师的小舅子,博学多才,他积极主张伐吴。他到襄阳后,领兵屯驻在靠近东吴边境上的南夏小镇。那里十分荒凉贫瘠,羊祜决定将南夏小镇治理好,作为伐吴基地。他在南夏推行屯田,开垦出八百多顷土地,经过广大士兵一年多的共同努力,粮食获得大丰收,军粮可供十年之用,为伐吴做好了物资上的准备。
羊祜知道,要想灭吴,靠陆军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水军,要有足够的船只,才能攻破东吴赖以生存的长江天险。据说西晋建立后,东吴流行这样一首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游渡江。
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
这说明东吴不怕西晋的陆军,而怕水军。羊祜向晋武帝推荐小名叫“阿童”的益州刺史王濬,让他监督梁州诸军事,并给他“龙骧将军”的称号,密令他在蜀中造船和木筏,训练水军。一旦条件成熟,王濬便可率水军顺长江而下,直捣建业。晋武帝接受了羊祜的建议,令王濬开始在蜀中造船、训练水军。
羊祜在荆州前线一边做伐吴的军事准备,一面注意收买人心,对东吴军民采取攻心战术,以便将来灭吴时阻力小些。他宣布投降过来的吴人,如果愿意回去,不加限制,来去自由。有一次,他领兵行军到东吴边境,粮食缺乏,收了东吴的庄稼,回来之后,叫人计算数量,按数送绢给吴人偿还粮价。有时,羊祜率士兵在边境打猎,如果猎物先为吴人所伤,而被晋兵获得,便令士兵送还给吴人。羊祜的所作所为,使东吴边境军民非常佩服,他们在提到羊祜的时候,都不叫他的名字,而尊称他为“羊公”。
不仅东吴军民对羊祜很钦佩,就连东吴将领对羊祜也很敬重。当时东吴在荆州前线与晋军对抗的将领是镇东大将军陆抗。他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儿子,孙策的外孙,非常具有政治军事才干,年轻有为。他和羊祜虽为敌手,但私人感情很好,彼此都很了解和信赖。陆抗曾对部下说:“晋朝专修德政,而我们却实行暴政,这是不战而败啊!我们要尽力维持和好,各保分界,以求相安无事。”
这话传到国君孙皓那里,他很气愤,下诏责怪陆抗。陆抗解释说:“一邑一乡都不可以无信义,何况一个大国呢?我如果不这样做,就更显示了他们的德政,这对羊祜能有什么损害呢?”
就在西晋积极准备伐吴时,东吴政权却日益腐朽、衰落下去。早在孙权称帝后,东吴政权便开始走下坡路。孙权执政晚期,刚愎自用,对自己的文武百官进行怀疑,对任何人都存有戒心。那些带兵守边的将领,出征前要交出妻子儿女做人质,如果将领叛逃,便将人质杀掉,甚至要灭三族。为了监视文武百官,他还养一批叫校事、察战的人,这些人造谣诬告,乱杀无辜,大臣们个个惶惶不安,自身难保。孙权最宠信的中书典校吕壹,凶狠残暴,毫无人性,对大臣们进行极端摧残,而大臣们却敢怒不敢言。上大将军陆逊见吕壹将朝政弄得如此混乱,冒死上书孙权,孙权被迫将吕壹杀了,但校事之官仍没废除,大臣们仍在惶恐中度日如年。
不仅大臣们如此,百姓们在孙权繁重赋役下,无以聊生,甚至铤而走险,起来反抗。大臣们建议孙权应减轻赋税,孙权却诡辩说:“如果我们只守江东,现在的兵力是够了,赋役是应该放宽些。不过这样,目光太短浅了,所以要预先调兵,以备临时应用。百姓劳苦,我不是不知道,但事出不得已。”
如此暴政,百姓没有生路,官逼民反,老百姓只好起来造反。各地群众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孙权一面派军队镇压,一面下令各郡县修城郭,起炮楼,挖城壕,就是不肯减轻百姓负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整个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内的阶级矛盾是三个政权中最尖锐的一个,农民起义也是最多的一个。
在东吴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激化。在立太子问题上,宗室内部斗争异常激烈。孙权先立孙登为太子,孙登早死,又立孙和为太子。孙权偏爱孙和的弟弟孙霸,又欲立孙霸为太子,遭到陆逊等大臣们的反对。孙权对陆逊多次加以责备,陆逊忧愤而死。孙权怕酿成大祸,只好废掉太子孙和,并命令孙霸自杀,另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孙权死后,年仅10岁的孙亮即位,由大将军诸葛恪和宗室侍中孙峻辅政。
诸葛恪是陆逊死后东吴的主要将领,领兵驻扎在战略要地荆州,抵御曹魏。辅政后,他一年中打败魏的七次进攻,并决定对魏大规模进攻。结果大败,使东吴国力更空虚,元气大丧。同时,诸葛恪也遭到宗室孙峻、孙纟林的猜忌。他们杀死诸葛恪,由孙峻独揽朝政。孙峻死后,孙纟林掌政,废孙亮,立孙休为帝。孙休杀死孙纟林,做了6年皇帝病死,由孙皓即位为帝。宗室内部相互残杀,使东吴政权彻底衰落下去。
孙皓是三国时期最残暴的昏君,他视大臣生命如革芥,稍不如意便大开杀戒。他甚至用剥面皮、凿眼睛等残酷手段杀戮大臣,弄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生活上,孙皓更是穷奢极欲,大兴土木,修宫殿,建花园,花费以亿万钱计。他的爱妾派人到市场上去抢夺老百姓的财物。管市场的司市中郎将陈声要以法制裁抢劫之人。孙皓得知后,以别的罪名,用烧红的铁锯,把陈声的脑袋锯掉。
如此残暴的统治,使东吴国库没有够一年的储蓄,老百姓家更是一贫如洗,人民反抗运动此起彼伏。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军队纵有长江天险,又怎堪一击。
274年(吴凤凰三年),东吴主要战将陆抗病死,东吴已是内无贤臣,外无良将。羊祜觉得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上书晋武帝司马炎说:吴主荒淫无道,又非常残暴,已经失去了民心。而我们的力量却正在强大,力量相比如此悬殊,长江天险再也无法保护他了。我们应趁此机会,讨伐吴国,统一天下。如果我们各路大军齐下,东吴防不胜防,灭亡便是自然的,更何况东吴士兵平时都不想为孙皓效力,我们大军一到,他们就会投降。灭亡东吴,统一海内就在眼前了。
羊祜的分析很有道理,司马炎很赞同。但由于遭到朝廷里有些大臣的反对,再加上凉州鲜卑树机能起兵反晋,羊祜的建议被搁置。
不久,羊祜病死。他推荐杜预担任灭吴的统帅。279年(咸宁五年),在蜀中造船、训练水军的益州刺史王濬又上书司马炎说:“孙皓荒淫凶暴,应该早日灭吴。如果孙皓身死,更立贤主,东吴又将成为强敌。我造船七年,有的船已经逐渐腐烂;同时,我已年过70,马上到了死亡时候。这三条有一样不顺,东吴就很难攻取。诚愿陛下莫失良机。”
当时司空张华也积极主张伐吴。武帝司马炎决定接受他们建议,大举南征灭吴。279年十一月,以张华为度支尚书,负责军粮供应;命太尉贾充为伐吴大都督,统领二十多万大军,在东西千里的战线上分六路,同时出击。镇东大将军琅玡王司马伯向涂中(指涂水流域,今安徽、江苏的江北交界处)、安东将军王浑向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领巴蜀军沿江东下。
西晋大军南下消息传来,孙皓大惊失色,急忙召集文武群臣商量对策。当时只有新任丞相张悌等少数人主张抗战。张悌为孙皓出谋道:“自古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请陛下派骠骑将军伍延为都督,进兵江陵,抗击晋军主力;派骠骑将军孙歆抵抗夏口等处的晋军;我和左将军沈莹、右将军诸葛靓出兵牛渚,接应各路军马。”
大祸临头,孙皓只好按张悌的意见调兵遣将。为了防备晋军顺长江东下,又下令封锁江中的险要之处,锻造许多碗口粗的铁锁链,将江面拦住,以阻止晋军的战船。又造了许多一丈多长的尖利的铁锥,吊在水面下,以扎破晋军的战船。西晋六路大军齐头并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吴军节节溃败,望风而逃。王濬率领的八万水军,战船百里,浩浩荡荡地沿长江顺流而下。到了吴军长江设防处,王濬令士兵赶造几十只大木筏,每只木筏宽百步余,上面装上许多草人,披甲持杖,作为疑兵;又挑选一些水性好的士兵放筏先行,顺流而下,把吴军在江中布置的铁锥,扎在木筏上带走了,为后面的战船扫清了道路。又在船前装上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的火把,灌上麻油,遇上铁锁链,水兵就点燃大火,烧断铁锁链,使战船畅通无阻。
280年(咸宁六年)三月,王濬水军直捣东吴京城建业,东吴军队望旗而降,再也无力抵抗。孙皓走投无路,只好效仿蜀后主刘禅,乖乖举旗向王濬投降,至此,统治江东59年(222—280年)的东吴政权灭亡了。
孙皓投降后,被迁到晋都洛阳,晋武帝封他为归命侯。
西晋灭亡东吴,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近一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全国。它的疆域东、南直到大海,西到葱岭,西南到今云南、广西及越南的北部、中部,北抵燕山,东北到朝鲜半岛西北部。司马氏在如此广阔的版图上,建立起统一的政权,这是历史的进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