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他死的时候我四岁。在这以前，或许确实有过很多次的见面，作为一个婴儿与老人的见面，但我已经全然没有了这方面的记忆。我不知道一个人准确的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起，混沌初开，云开雾霁。但我肯定不具有铁皮鼓里那个奥斯卡马策拉特的非凡能力与智慧，不管愿不愿意，我长大成人，在这事物的运转过程之中，没有任何的奇迹发生，我是在完全长大并且基本符合了这社会给予人的某种规范，或者说某种准则之后一即成为一个具有知识、脱离无知与野蛮的文明人之后，才知道在一个奇妙的梦幻世界里，还有着一个长不大的，而且是自愿放弃长大的孩子：奥斯卡马策拉特的。但在我具有这种感知的时候，却早已远离了孩童的世界，想象、蝴蝶、花仙子，这些单纯透明像玻璃一样的语言，是它们自愿的无可选择的放弃了我，我已经长大成人，想象则成了一个大胆的梦幻。
我突然的想起了我的外公。并且这种念头一旦产生，便一发不收，占据了我很大的个人空间，这就像一场热病，一次狂乱的恋爱，完全有着某种无可理喻的意志存在其中。这种情况让我很长时间不得其解。在我上辈的再上一辈中，外公是我最不熟悉的一个，他几乎与我现在的生活，与我家人的生活毫不相干，在我们怀念已逝的亲人，在那些优伤而怀旧的清明季节里，他也显得如此遥远，不为人提起。在我母亲的家族里，存在着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彼此没有关联，没有呼应，淡漠而又冷峻，不像我的爷爷奶奶家，那些姑姑，大叔叔，二叔叔，小叔叔，虽然性格各异，却在社会的战场上各自出击，经常打出精彩纷呈的仗来。
据母亲回忆说，外公死的时候，正是冬至。天气很冷，很多年前的冬天确实要比现在冷上许多，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双手常常是冻僵的，钥匙捏在手里都无法自如的运用。屋担上挂满了冰凌，给太阳晒融的那部分，滴滴答答的落下来，那水滴是脏的，渗着泥土的气息。
我对那一次的举家远行完全没有记忆。情节或许应该是这样的，母亲接到那个外公病亡的电报时，正在家里烧菜，那时虽然菜价比现在要便宜几倍甚至几十倍，但工资也是微薄的，因为是冬至，母亲提早回了家，她可能还买了一只鸡。吃鸡茌那时常常是最典型的过节的象征，母亲杀那只鸡费了很大的功夫，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煤球炉上飘来鸡肉的阵阵香味，邻家的开门声，自行车扛上楼时不小心碰到车铃而传来的瞬间的铃声。因为普遍一致的收入水平，20世纪70年代初期很少有过节时举家上馆子的事，那时的节曰，温馨而又简朴，那时的夜色，也没有怪诞喧晔的气息，普遍的贫困带来了一种和平安宁的空气，人们习惯于关上房门轻声的讲话，对政局不发表太多的见解，人人脸上挂着谦虚与略带漠然的表情，人们好像都要比现在多关心一点别人的隐私，当然，那时的人也恰恰没有太多的隠私可言。母亲的加急电报成了冬至夜的一大新闻，我们住在三楼，邮递员的喊叫传遍了整个大院，在每一扇窗户后面一定都有几只耳朵，几只眼睛在侧耳谛听、偷偷窥望，窗帘很厚，拉得密密层层，只有邮递员的声音到处回荡。
母亲一定没有悲痛欲绝的大声痛哭。不像外婆死的时候，那时我已经读小学，性格内向而又孤僻。外婆死的时候母亲痛不欲生，整个脱了一层皮，并且这样的心境整整持续了一到两年的时间。母亲接到电报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全家去了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外公老家的列车。母亲是在与父亲结婚以后才来到这个城市的，作为一个异乡人，她的心态微妙而又复杂，这种心态常常导致患得患失的结果，工作调动的不顺，人际关系的复杂，种种因素，令她优心忡忡。对于外公的死，母亲的反应必定是罗惊而又漠然，谈起外公，母亲至今带有某种隐隐的优愤，就如同外婆晚年的照片，没有一般老年妇女的那冲慈样，她脸上的表情是不协调的，眉头紧蹙，淡漠而严峻。我想这一定与外公有关。女人的一生都会受到某个男人无可分割的影响，无论是主观上或是潜意识的，像外婆那样的旧式妇女与母亲这冲善良的女人，更是难以脱俗。她们固执的认为男人自私而又无情，自然，外公对于她们这一观念的形成具有某种无可推卸的责任，他以一个浪荡子的形象出现在一群古老守旧的女人之中，他成为她们的希望，继而失望，最后为她们所咬牙切齿。
车站杂乱无章，我们登上了火车。车站的杂乱无章中，因为景物的单调与人们衣着的基本统一，又显出了一种奇特的秩序来。这种秩序令人产生前途渺茫的心态。父亲和母亲在路上都没有讲话，他们沉默无语，各自想着心事。在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沉默的孩子，大人们经常误认为我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或者是缺少自己的看法，但实际上，很多感想我烂熟于心，有时是羞于表现，还有时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袭遍全身，我想自己应该算是个早熟的孩子。那次的奔丧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记忆，我才四岁，不可能对周围的事物有选择的加以整理归纳，并把它们珍藏在头脑之中。奔丧的过程，与过程中的形象完全来自于母亲零星的话语，并且这话语稍瞬即逝，仿佛思考过多就会勾起更为惨痛的回忆似的。母亲不愿意过多的谈论外公，那会让她产生一种身世沧桑之感，过去冲冲顿时涌上心头，母亲基本上是个传统意义上的良善女人，只有在与父亲的婚姻上，她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与决断，毅然奔赴他乡，我经常翻看母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秀气纯净，还带有一冲属于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的典雅气息。我总以为，在外公的那些子女中，母亲无疑是最美丽的一个，但家道的败落与时事的动荡，让母亲的一生总是处在劳累奔波之中，她没有过上真正的好曰子。母亲对于外公的怨愤或许也有着这样的因素，有个朋友对我说过，你母亲如果能有一个全然无优、尊贵超然的环境，她的美与高贵，要再上十倍。一个精致的灵魂与躯壳，被某种看不见的事物长年磨砺，无司避免的会显出些许粗糙与暴烈来，母亲或许觉察到了这点，但她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家道败落，因为背井离乡，因为那个浪荡自私的外公。
我出生以后随了母亲离开上海，来到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后来每次重回上海，我多数就住在大姨妈家。我的头脑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形象，那就是大姨妈家门前的几级石阶。那是一座老式的公寓房子，很容易令人回忆起旧上海的那冲。无论是出租车还是双层大巴，都能够直接停靠在它的门前。所以，我一下车，稍走几步，就进入了公寓的大院。
而在大院与街市之间，有个高出地面的平台，奇怪的是，那走上平台的几级石阶总是如此清晰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仿佛，我的每次上海之行都以触摸它作为真正的开始。我对它熟视无睹，即厌倦又确实存在无法摆脱的依赖。一切都具有某冲程式。无论是作为最为熟悉或者最为陌生的过程，程式是一个人无法逃避的命运。终于，有一天，我自己解释了形象出现的原因，那高出地面的平台让我想起了岛屿。我总是乘了车，车子就停靠在公寓的对面，我站在斑马线上，等车流走过，就穿越马路，然后走上那些平台……没有办法，我发现自己对于某冲故事的阵述，常常必须在某冲时刻远离那故事的情节，情节在我的头脑里是枯燥无味的，即使有人告诉我，一个人死了，或是一个人爱上了人们中的另一个。其实情节往往无关紧要。我感兴趣的倒是其中的一些气息。比如说那个平台，现在我又清晰准确的看到了它。我已经说过，它让我想起了岛屿。自从我与母亲离开上海后，我就与这个城市失去了任何的关联。它不过只是我的出生地。出生地这个概念是单薄的，其实我将永远作为一个异乡人，走入这个城市，然后寻找某个栖息之地，再小心翼翼的步入这城市的边缘。好了，现在我将用一种直接却仍旧虚幻的语言，来阵述萦绕在我头脑里的这个形象：那平台，那由平台代表着的大姨妈家，成了城中之岛，而城市的本身，则演变为海。我的外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离开故乡，投奔了这个城市。那次投奔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移民，在于外公，投奔完全取决于他的喜恶，几乎类似于某种兴之所至。但投奔的结果却无可更改，家族的繁衍生息改变了地域，而外公则一辈子再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直到他死。我猜想，外公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这城市的核心中去，他一辈子只是一只候鸟，或者说，他永远只存在一冲岛屿的性格，漂泊无定。
我在突然想陈述外公的故事时，曾经询问过两个人。一个是母亲，另一个就是大姨妈，外公的长女。我希望她们能够给我提供某些情节，那些情节来源于她们的记忆，遥远而绵长，它们将符合我一贯的斜事风格，并且补充和丰满这故事的本身。但我终于发现这种希望很难实现。大姨妈坐在公寓的大沙发上，外公？她似乎对于我的提问大吃一惊，似乎我说的不是她亲生的父亲，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外人。外公？她再次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眼神迷惑不解，充满了疑惑。你要写外公？她再次提问。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忘记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只是她的回避与厌恶感真正吸引了我。我发现人们在对于往事的回忆之中，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比如说，我向大姨妈提出要到以前的老房子，外公外婆曾经住过，后来大姨妈一家又住过很久的老房子去看看。大姨妈那时正在穿外套，我们准备出门去淮海路或是南京路，我提出去老房子的要求后，大姨妈又愣了一下，她想了想，犹豫不决的，说，有什么好看的，就是一座普通公房，有什么好看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从包里拿出一支唇裔，你涂一点，我对大姨妈说，脸色会很好看的。大姨妈就对着镜子涂了起来，这微妙精细的生活情节显然让她一下子快活了来，她再没提老房子的事情，而在我的记忆里，那老房子却是那样的生动，四周是铜色的围杆，还有树，出奇的绿。那时马路上没有什么人，大家也没什么钱，生活像树一样的清洁。我与父母来到上海，总是远远的看见大表哥从围栏那儿走出来，大表哥很漂亮，长着一头卷发。
那天我们在去淮海路的途中，大姨妈忽然在车上叫了起来：快看快看，老房子，那里，看到了吗？我朝窗外看去，一排房子飞速的向后退去，灰色的外观，方的形状，没有围栏，也没有树。这些形象，我无法对它们加以选择，它们各自占领了我记忆的一些空间。不存在失望，也没有任何确定可言。
我终于放弃了寻找情节的努力。这一方面来自于无可奈何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发现情与回忆一样，其实也是不确定的。它在陈述或者证明了事物某个方面的同时，往往甚至是必定回避了它的另一面，对于情节的陈述最终将成为永久的遗憾。在某一天的瞬间里，我忽然想漓楚了一个道理：当小说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正是谎言的悄然登场。没有人能够回避谎言。即使我寻求到事情真正的原委，面对那些活着的亲人，我将仍然只能徘徊在事实的周围，而无法直接破笔其中的底细。所以我将用谎言来开始我的故事，我将用撒谎的方式来说出某种真理。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在我拥有记忆之前，他就从我的生活里悄然消失，毫无踪影。我只在母亲的旧相册里看到过一个模糊的背影，这是你外公。母亲说。那张照片里外婆面向镜头，旁边站着大姨妈、二姨妈、四舅和我母亲。照片不知道为什么会拍成现在这种样子，外公侧身向后，是他偶然而突变的动作？还是摄影师故意的安排？那是40年代的上海，风云突变的前夕，那时外公早已离开老家，他离开老家以后就几乎再没回去，惟一的两次例外，一次是为了逃难，另一次则是迎娶他的第三房老婆。外公认识外婆的时候，她在上海开着一个典当行，生意兴旺而又稳定。1936年的上海，充满了优雅、绮丽和懒散，女人穿着开衩很高的旗抱，坐在黄包车上，线条优美的小腿裹在半透明的丝袜里面，鞋跟很细，曲线充满了暧昧。到处是黄昏的色调，灰白的鸽子落在外滩上。街上走着神秘的女子，慵懒的卷发垂落于肩，行人稀少，街与街、楼与楼之间隔着雕花的泛着铜色的栏杆。那是盛行着爵士乐的时代，在古典与优伤中充满了色情，但那色情也是可供回味的，是女人的旗抱被风撩到高处的那种色情，是迷醉死人的那冲糜烂，是不负责任也没有责任可负的大艳情。那种时代专供男女制造故事，专供一个懒惰的社会在醉眼惺忪的眼风中抓住一夜的快乐。外公带着行李一脚跨上码头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空气中的那种气息。
他深吸了一口气。外公遇到外婆的时候，他在老家已经有了一房太太，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那一年，他40岁，比外婆整整大了15岁。他们相遇在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年代，但我不能肯定，他们的结合是否具有那个时代的浪漫与艳情，只是据母亲说，外婆在她的晩年，经常在儿女面前唠唠叨叨的讲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那个败家精的父亲，我的钱你们几辈子都花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