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事件后，美国开始了“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这成为美国此后的主要军事、外交和政治支柱。美国之所以能够奉行这样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是因为美国具有远远超越他国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基本确立了美国世界唯一霸权的地位。自苏联崩溃以来，美国式的民主开始风行一时，美国也极力推动这种民主制度向世界蔓延，从阿富汗到土耳其，再从伊拉克到土库曼斯坦，到处都在改变颜色，从昔日的红色、褐色或者其他各种颜色纷纷开始向美国星条旗的颜色靠拢，甚至一些动乱的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加入了这一阵列，这场变革被称为颜色革命，一批所谓新保守主义政治政治家于是纷纷登台亮相。但是，好景不长，美国式的民主革命似乎还没有开花结果就遇到了水土不服。在伊拉克，尽管萨达姆政权早已分崩离析，但伊拉克的长期战争似乎刚刚开始，弄得美国在伊拉克扶植的民主政权日夜不安、灰头土脸。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也“逐步找回曾经失落的自信心，一步一步强化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发言权。”
还有欧洲，这个曾经是美国坚定盟友的伙伴，现在也在流行“反美主义”。美国民主党总统侯选人贝拉克·奥巴马在2007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说：“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行动深感失望。一部分人甚至说美国时代已经终结。”他同时也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确开始下降。
从美国内部政治也能看出美国衰落的迹象——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内开始大幅度调整政府人事结构，“主张推行霸权主义的新保守主义人士纷纷离职。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回归共和党主流派倡导的现实主义。”但中冈望也说，在2007年9月以后，美国的布什主义也出现了一次重大调整，因为美国在制裁伊朗一事上在联合国安理会始终得不到支持，因而转而发动了单边制裁措施，“这似乎意味着美国开始摒弃赖斯一直倡导的多边协商主义。”
2007年10月17日，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为了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必须阻止伊朗获得有关核武器开发的情报。”在世界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表述被解释为布什政权有意对伊朗实施轰炸。4天后，副总统切尼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这就暗示着美国很可能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所以切尼的表态如此被看重，那是因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其实就是切尼和他的幕僚们，这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另外还有一件事能够说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那就是在2007年11月3日，当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赖斯与穆沙拉夫通电话，希望他不要这么做，“但穆沙拉夫并未买美国的账。”实际上，穆沙拉夫曾与美国有着密切的交往，美国曾向穆沙拉夫提供了价值1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军事援助，而穆沙拉夫在民主的美国看来，他应该是个独裁者，而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美国却不得不与其同流合污。
由于推行民主与反恐战争的实际需要经常出现这种矛盾，这就使得美国的现实外交政策和美国的民主大战略经常互相掣肘，使得政策也就出现时断时续的现象，“这种政策的不连贯，无疑将使美国外交的正当性大打折扣。任何一个霸权国家如果失去支持这一理念的正当性，恐怕就很难再继续维持其影响力了。”同时，与美国一方面大力推行单边主义，一方面又感觉捉襟见肘，而还有一个更大的对比是，俄罗斯和中国的重新崛起更令美国担忧，“这两个国家已经以新兴大国的姿态找回了自信。”“其中中国的崛起十分引人注目。尽管中国的军事预算较之美国少的可怜，但是其军事实力却在一步步提升。在经济层面，中国企业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在经济实力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与非洲和南美展开了积极的资源外交。此外，美国希望建立包括北美和南美在内的共同市场的愿望也因为委内瑞拉等国的反对而遭遇挫折。”最后，国际基督教大学外聘讲师中冈望说，“很显然，现在的世界已经与上世纪90年代大不相同了，‘霸权国家’美国地位相对下降正在变为现实。”
1971年8月，尼克松在白宫对全国发表演讲，目的是告诉美国民众，美国现在不得不接受一种与世界其他部分的新关系，而这种所谓的新关系就是接受美国与世界其他大国之间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的事实。尼克松说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无与伦比，那时“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都严重受挫”，但此后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等各种支援计划已经使他们恢复了活力，而“今天，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的援助，它们已经恢复了活力。它们已经成为我们强大的竞争对手”，同时，他告诉美国人，美国现在已经不拥有什么压倒性的经济优势了，“既然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已经强大起来，它们分担捍卫世界自由的重担的时机也就成熟了。兑换率应当被确定，大国应当平等地展开竞争。美国不再有必要在竞争中给对手让分。”
显然，尼克松说这番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行尼克松主义，也就是实行“关岛宣言”，而尼克松主义的最终目的也并不是希望美国人接受美国向普通国家靠近的事实，相反，他真正的目的是“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是保持第一，还是甘愿退到第二、第三或者第四……我们是牢牢握住使这个世界上的和平和自由成为可能的力量，还是松开手……”但无论尼克松出于什么目的说这番话，他首先是基于一个现实，那就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了明确无疑的力量衰退，也许在军事上它仍然具有明显优势，甚至在它衰落的时候也仍然比当时的苏联要强大，但在经济、社会和科技方面，美国已经与日本、欧洲等相比优势并不明显了。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转变政策。
应该说，苏联的突然崩溃挽救了正在衰落的美国，这使得美国如同又获得了一次重新发一笔横财的机会——美国获得了大笔冷战红利。不仅美国总统不得不为美国的现实状态作出重大调整，美国媒体也公开了美国衰落的事实，唐纳德·怀特说，在1971年12月之前，《纽约时报》在首页刊登了马克斯·弗兰克的文章，文章说“美国在权力关系的重建上并非独享大权，而且也许不会再在这个过程中处于统治地位了。二战开创的时代已经结束”。“在那个时代的末尾，我们的资源变得有限，我们的地位被削弱，我们的美元则危险地变得疲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也说：“美国的军事优势正在减少。一度万能的美元如金只是它从前的价值的缩影，美国技术看来无法帮助它摆脱长期的通货膨胀和贸易赤字，也不能帮助它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1976年，当美国建国200周年的时候，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作为普通国家的美国》，他说：“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现在只是在地位相当的国家中名列第一，在同级别国家中居首位而已。”
显然，美国实力的衰落必然导致美国全球战略的收缩，美国的大统驭遏制战略现在不大可能再像冷战时期那么有效，也不会像是冷战结束后10年那么锋芒毕露，那时的锐不可当在今天毫无疑问已经变得迟钝。美国作为核心力量，它的衰落也就必将导致这一世界最大的政治-军事体系的解体，实际上，这种解体不是什么开始，而是什么时候结束，即这种解体其实正在进行，只不过世界对经济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政治-军事的兴趣，因而，这种正在进行的解体虽然意义深远，但却没有得到多少注意。然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海面下的巨大解体已经使得美国越来越举步维艰，美国已经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强大——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可怕的军事力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体系，但是始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军事机器和军事联盟到了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作用吗？如果不能发挥作用，那么即使再强大的军事机器和军事联盟也只是一个力量道具而已。
美国赫德森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日高义树说，“我采访过丛尼克松到克林顿的历届美国总统，每次都不厌其烦地问及有关日美安全问题，他们的回答几乎异口同声：‘日本是美国重要的盟国；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我曾与从大平正芳到小泉纯一郎的日本历任首相会过面，就像鹦鹉学舌一样，日本领导人也都一直重复着美国的观点。”
“但是在我看来，以往美国历届领导人的讲话，都是一种外交辞令，他们隐藏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日高义树随后解释说，美国专家过去一直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只是美国保卫日本的单方面义务协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但美国的真实想法是，在占领日本结束之后，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军仍可自由使用日本的基地。日高义树一针见血地说，这与其说保卫日本，不如说是为了对抗冷战对手苏联和中国而保卫“美国必需的军事基地”。无论美国当初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初衷是什么，现在毕竟已经时过境迁了。在冷战已经结束了10年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是最主要威胁的共产主义帝国苏联已经解体，而中国也已加入到世界市场经济的行列当中。尽管中国的军事意图不明确，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也扔不明朗，但美国已不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简单地将共产主义的中国能够作为‘敌人’。”
但日高义树也认为，只要中国和北朝鲜不放弃共产主义，并且继续发展军事力量，那么就存在潜在军事冲突的可能。而在具体危机来临时，美国还必须依靠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此时，如果日本和美国是真正的军事同盟，那么在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日本也应该在同时向美国的敌人开战。“然而，日美双方内心都知道，彼此不是对等的盟国。因此，美国领导人中没有人认为，一旦美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开始了战斗行动，日本会同时开战。”而对日美关系的未来上，日高义树说，“日本政府有关外交问题的专家认为，只要存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两国的关系就应该是亲密的。然而，我所接触到的美国国会、白宫以及其他人士都普遍认为日美关系已经疏远。根据我的观察，今后也会继续疏远。”日高义树终于说出了日美关系貌合神离的关键之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在走向崩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方面开始意识到，日本在关键时刻未必会跟着美国走。美国领导人也知道，日本不可能永远接受被占领体制而不拥有军队，日本不可能永远对美国唯唯诺诺，俯首帖耳。”
随后，日高义树引用基辛格的话说，“就像人有DNA一样，民族也有DNA。仅因为一次战争失败就永远不打仗，日本不是这样的国家。”基辛格也确实曾预测日本必将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并拥有核武器。
自然，我们虽然已经看到了日美同盟正在扩大的裂隙，但这不等于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已经形同废纸，相反，目前日本和美国都相当依赖这种同盟。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在远东缺少支持者，美国现在在东亚，尤其是东北亚必须得到日本的支持，否则难以开展外交，甚至有可能失去控制和主导亚洲的能力，因而，保持与日本的同盟非常关键。而对日本来说，无论是地区事务还是全球事务，日本也同样需要美国。
实际上，出于“大陆均衡”政治的要求，美国必须与东亚某一个大国结盟，这个大国可以日本，但也可以是中国。因此，如果日本与美国分裂的过早，那么美国就必然与中国接近。因此，“日本感到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对其是一种威胁，对中国有可能夺取在整个亚洲的霸权保持高度警惕，不过美国并不打算采取积极的干涉行动加以遏制，至多希望发挥一下调停作用。只要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不发生战事，美国就无意与中国展开军事较量。在美国看来，即使中国的影响力遍及整个亚洲，那也是没办法的事。美国不准备与日本合作来对付中国。连美国海军高级将领也认为，从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来看，中国迅速增强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是理所当然的。”最后，日高义树下结论说，“指望美国和日本一道来对付中国的威胁，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从这一点来看，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这两位也说，“世界对美国领导层感到不满，9·11后惊恐万分的我们对全球摆出一副愤怒的表情，这与美国人乐观、宽容、充满希望和机遇的传统价值观背道而驰。”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美约瑟夫·奈因此建议说，“这破坏了美国吸引盟友的能力，但现在改变还来得及。美国应该采取一种更聪明的战略，把我们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无论是终止巴基斯坦的危机，赢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阻止伊朗和朝鲜的核野心，应对中国的崛起，还是改善被全球化抛下的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美国都需要采用一种更宽容、更平衡的方式。”
正如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美约瑟夫·奈所言，“美国在9·11后陷入一种孤立状态，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和世界接触的主要重心。来自全球恐怖分子的威胁很可能会伴随我们几十年。但除非他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否则像‘基地’这样的恐怖组织不可能对美国造成实质性威胁。”尽管如此，美国却如临大敌一样竭力宣传恐怖主义的威胁，实则这不过是为美国的新一轮扩张作舆论铺垫，美国并非担心恐怖组织的袭击，因为美国很清楚恐怖组织所造成的威胁根本不足为惧，但美国需要向世界扩张的借口。
然而，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美约瑟夫·奈说，尽管从近期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能阻止美国的扩张，但如果从长期来看这很可能有损于美国，因为“事实上，‘基地’组织和其它恐怖组织希望利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击败我们。他们希望我们犯错，反应过激，使国际舆论不利于美国。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其战略后果比任何小规模恐怖袭击对美国造成的破坏要严重得多——不管是个人悲剧还是整个国家。我们不能回到9·11后与其他国家日益疏远的狭隘心态里。”这种情况已经让这两位前政府高官意识到，“过去6年告诉我们，光靠硬实力无法保证美国长期目标的实现，即使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美国军队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我们必须投入更多人力物力，以维持现阶段的备战能力。但在硬实力上投入更多资金并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额外的安全保障。”
面对美国的衰落，这两位政治家也赶紧拿出了自己的药方，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美约瑟夫·奈为美国开出的处方是：“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美国必须通过投资世界的善事来变成一个更聪明的国家——通过提供他国人民和政府需要、但没有美国的领导就无法得到的东西。在软实力上投入更多人力物力、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提供辅助能让华盛顿建立某种机制来应付棘手的全球挑战。我们把它称为‘巧实力’。”
具体地说，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它在5个关键领域内的侧重点：
——我们必须重新激活联盟、伙伴关系与国际制度，使我们能够同时应付多种威胁，而不是从零开始建立某种共识来应付每一种新的挑战。
——在内阁一级建立某种机制关注全球发展，以帮助华盛顿指定更统一、更完整的援助计划。
——在政府内部加强对公共外交的再投资，在政府之外建立新的非赢利组织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通过世贸组织自由贸易谈判，维持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让国内外‘落伍’民众也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
——进一步加强对技术与创新的投资，在应付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威胁中发挥领导作用。
然而，有趣的是，就在2007年12月8日，即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美约瑟夫·奈发表文章的前一天，《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在伊拉克的“自愿盟国”正在日益减少。报道说，在2004年，美国在伊拉克的“自愿盟国”达到顶峰，共有32个国家，联军驻伊部队在同年达到最大值，共计25595人，而在此之后，这两个数字一直在缩减，至2007年11月，“自愿盟国”的数量已经降到26个国家，官兵总数则降至11755人。而还有一组数字是，美国政府问责局在2007年公布的数据，即从2003年到2007年初，美国共花费了15亿美元，这主要是用于资助20个国家的驻伊部队，也就是说，很多盟国其实是出于看重美国在伊拉克向他们的部队所提供的设备，同时在政治上也都希望美国能在不同的场合提供支持，如贸易和政治等。而美国的最忠实盟友英国也在2007年10月宣布撤回驻伊部队的一半，到2008年春天则把驻伊部队缩减至2500人，而更可怜的是，其实盟国中，有16个国家提供的部队人数竟然不足100人，其中5个国家提供的部队人数还不足10人，如拉脱维亚在2007年只有3名军人驻扎在伊拉克，斯洛文尼亚2名，新加坡则只有一名，这些说明，大部分国家不过是象征性地提供了部队，而即使这样，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或多或少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其国内民众多不支持向伊拉克派驻军队，即使只有区区数人。另外，很多国家的支援也只是非直接战斗人员，而是后勤或者救援性质的，而加拿大则干脆用提供3亿美元了事。
有时候没必要说一大堆大道理，仅仅拿出几片枯黄的落叶你就明白秋天已经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