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大革命”及其历史教训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及发动
中国“文革”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号召全民参加，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性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发动亿万青年群众自下而上地打倒“走资派”、全面夺权，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这样的“文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发生“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这里所说的“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主要是指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日益发展的错误。这是“文革”发生的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第二，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领袖的能力，这一组织制度方面的缺陷，是发生“文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三，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中苏两党大论战为焦点的所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确实是一付强烈的催化剂，成为有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潮急剧膨胀的重要因素，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作作了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党中央领导机构所作的改组，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及教训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随后发动了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错误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而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打击。1969年4月，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二是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是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等人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1975年，周恩来重病期间，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初，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文革”虽然已结束30多年了，但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忘记。首先，认清国情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其次，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绝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发扬党内民主，绝不允许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第四，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保持社会的稳定、团结。第五，必须不断提高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文革”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使我们懂得如何正确地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
第四节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一、伟大的历史转折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着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拨乱反正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致使揭批“四人帮”、实现拨乱反正的步履艰难，各项工作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必须解决究竟应当怎样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等问题。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为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1979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又旗帜鲜明地提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虽已扭转，但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仍相当严重。为此，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民勇敢地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人民公社原有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逐步被突破，开始时大部分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随后发展到联产到人，并进一步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也进行了探索。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开始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同时，在对外开放方面开始迈出了两大步：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以多种形式吸收外资，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
1982年，虽然调整工作尚未结束，但成绩已很明显。从1978～l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城乡储蓄余额达到675亿元，比1978年增长2.2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党中央开始着手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发展战略。
二、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整个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大会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二大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制定了新的完善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铺开，其特点是：农村改革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全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城市改革由试点发展到全面展开。同时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出了重大步伐。
为进一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936人，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大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这一宏伟蓝图和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党加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注重精神文明和党的自身建设，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了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南方讲话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1992年10月12～18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代表1990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党员。大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最新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明确确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明确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确定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总之，党的十四大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系统地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至21世纪前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新起点，对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