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时代，君权与相权是贯穿始终的一对矛盾。因此，即使一些杰出的皇帝如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等，在其守成时期，也有过诛戮、废黜功臣的举措。像唐太宗、房玄龄这样结下终生情谊的并不多见。在创业时期，李世民视房玄龄为心腹谋主；房玄龄也“密竭心力，知尤不为”。在守成阶段，唐太宗长期置房玄龄于相位，凡军国要政多由房玄龄统摄；房玄龄也“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为使房玄龄能独当一面，尽忠国事，唐太宗不信谮言，多次保护支持处于不利地位的房玄龄。贞观初年，监察御史陈师合卜《拔士论》，指责房玄龄、杜如晦等“思虑有限”。对房等一人“总知数职”大为不满，企图排斥房。杜的宰相事权。唐太宗当即表示，他任房、杜，“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他严厉指出陈师合“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于是，将陈师合流贬于岭外。从而维护了房玄龄等人的声誉，使他们得以安心朝政，充分发挥其治国的才华。
贞观十七年（645年），唐太宗亲自率师远征高丽，命房玄龄留守京师。让他筹集“军戎器械，战士粮廪”，并给房以“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的特殊权力。临行前，唐太宗又对房玄龄寄予厚望，表示房玄龄此职“当萧何之任”，他自己虽然远征在外，但有房玄龄留守京师，也就“无西顾之忧”了。不料，在此期间竟有一男子“诣留台称有密”。房玄龄问他“密谋所在”那男子也直言不讳地说：“我要告的就是你！”房玄龄听罢，没有滥用“便宜从事”的特权，他专门派人将告状者送赴唐太宗的行营。当唐太宗召见告状人并获知要状告宰相房玄龄以后，勃然动怒，下令将那男子立即“腰斩”。为此，他还手诏房玄龄，一方面责怪房玄龄不能自信；一方面再次强调“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在这一事件中，房玄龄心底坦然，相信唐太宗会做出公断；唐太宗则用人不疑，用这一行动进一步向房玄龄表示了君恩君德。从而使房玄龄得以集中精力去完成支援前方战事的重要任务。
几十年来，房玄龄在关键时期和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不俗的建树。因此，唐太宗对房玄龄的意见均十分重视，以至于房玄龄略有暗示，唐太宗马上就会明白其中的意思，并能采取断然措施。有一次，正在外地翠微宫巡幸的唐太宗，简拔司农卿李纬担任了民部尚书一职。后来有人从京师来到翠微宫，唐太宗很想听一听房玄龄对李纬出任民部尚书的意见。于是，他问来人说：“房玄龄听说李纬担任民部尚书后说了些什么？”来人回答道：“房玄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只是不褒不贬地称赞李纬长了一脸好胡须。除此而外没发任何其他议论。”唐太宗闻听此言后，十分清楚房玄龄的态度和用意，立即免去李纬的民部尚书，改任太子詹事。君臣二人相知相通竞能如此默契，堪称一时佳话。
房玄龄年长唐太宗整整20岁，其晚年体衰多病。唐太宗对这位忠贞不贰的老臣给予了多方面的关照。当房玄龄母亲病逝后，太宗“特敕赐以昭陵葬地”。由皇帝亲赐墓地，且地处皇陵，这在封建时代是元比的宠荣。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驾幸玉华宫，恰在此时，房玄龄旧病复发。唐太宗特许房玄龄留京师凋养，不必伴驾随行。当听说房玄龄病情加重后，太宗又派人将他接到玉华宫，并给了房玄龄以“乘檐舆人殿，将至御座乃下”的殊遇。面对这位年近七十的老臣，出生人死的一代雄主唐太宗，又忆起房玄龄一生的不朽劳绩，不禁为之潜然流涕。太宗的真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房玄龄，使这位饱经忧患、宠辱不惊的老人也一失常态，悲“咽不能自胜”。唐太宗一方面派御医妙手为房玄龄诊治救疗，一方面每日供赐御膳。看到房玄龄病情稍有缓解，太宗皇帝就“喜见颜色”；听说房玄龄病情加重，太宗皇帝“便为改容凄怆”。在垂危的暮年，房玄龄不改初衷，依然惦记着社稷的祸福和朝廷的安危。他对诸子说：“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人地。”于是，他在衰老病危中又抗颜进表，劝阻唐太宗对高丽的征讨。在洋洋千余言的进表中，房玄龄剖肝沥胆，表现出一位老臣对国家、对李唐江山的赤胆忠心，使唐太宗大发感慨。他情不自禁地对房玄龄的儿媳、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说，这位老人病危到如此程度，还念念不忘国家。给了房玄龄以极高的评价。
在房玄龄病危弥留之际，为方便往来和传递消息，唐太宗特命在苑墙凿开便门，不断地派遣中使探病问候。最后唐太宗屈驾亲临房玄龄的病榻之前，与这位为李唐王朝作出特殊贡献，跟自己有着非同寻常情谊的老部下“握手叙别，悲不自胜”。他还特地让皇太子为房玄龄送行，“与之诀’别。为了在临终前安慰房玄龄，唐太宗当着即将谢世的房玄龄的面，立即授予其子房遗爱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中散大夫等荣职。在这种荣耀和殊遇中，房玄龄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结束了与唐太宗的君臣之谊。在后事的安排上，唐太宗也极为重视。他下诏“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日：‘文昭’，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房玄龄身后之荣是一般文臣所不曾享受的。
《新唐书·房玄龄传》的赞评中，在谈到唐太宗与房玄龄的君臣之谊时说：“方君明臣良，志叶议从，相资以成，固千载之遇，萧、曹之勋，不足进焉。”
六惟谨惟诺恭让一生
唐太宗虽然开明从谏，但是，由于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掌握着独断朝纲的权力；还由于他威武严明，凛然难犯。所以，满朝文武对他敬畏有加，上言处事分外小心。房玄龄尽管宠荣长期不衰，但他遇事也十分恭让。正如《旧唐书》所说：房玄龄为相，“虔恭夙夜”，“闻人有善，若已有之”。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莫不重其崇让”。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时代，流传着许多“功成身退”、“自惧盈满”和“以退为进”的典故。房玄龄在其事业取得成功，地位日益尊贵的时刻，也多有此类举动。
贞观三年（629年），已任中书令的房玄龄又被加上“太子少师”的头衔。对此，房玄龄谦让再三，“固辞不受”。结果却被授予“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的事权。第二年又取代长孙无忌，登上尚书左仆射的高位。时隔1O年之后，唐太宗再次诏命房玄龄为“太子少师”。富有阅历的房玄龄深感自己久居相位，身兼数职，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利。所以，他在接受“太子少师”任命的同时，主动要求太宗解除自己担任多年的尚书左仆射一职。唐太宗给他讲了一番道理之后，又拒绝了他的请求，其任职依旧不变。对此，房玄龄极为清醒，他没有因此而高枕无忧，其后的处事态度更加谨慎小心。由于房玄龄已被拜为太子少师，所以“皇太子将行拜礼，备仪以待之”。但房却“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房玄龄这种“知进能退”和“崇让”的精神赢得同僚们的赞许。
房玄龄不仅长期官居要职，而且又与皇家结亲联姻。后来，其长女许配给太宗之于韩王为妃，其次子房遗爱又娶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为妻，房玄龄由此与唐太宗结为儿女亲家。作为首辅兼皇亲国戚的房玄龄，其地位与境遇已今非昔比，是许多朝臣可望而不可即的。房玄龄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善鉴止足”，常常“向惧盈满”。为向唐太宗表示这种心迹，他又“频表辞位”，但唐太宗依旧是“优诏不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