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晚清外交官与留学生概念产生的多重功用

工人阶级意义的重要性，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但就由传统社会逐步转型过程中的人来说，要认识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兴起而来的新兴阶级。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的那样：“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影响，受到市场方面的一切波动的影响。”这一思路，或有过于设置二元对立的嫌疑，但对工人阶级的基本处境的揭示却是极为深刻的。既然成为资本社会中一种具有商品属性兼行为主体的阶层，工人阶级一旦力量聚集，就成为一把可怕的“双刃剑”，它既能起到社会现存秩序的稳定剂作用，也可能恰恰相反，成为社会新生秩序的追求者，或所谓“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相比较欧洲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先行发展的事实，近代中国的工商业起步相对较慢，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兴起也就相对较晚。要知道，在鸦片战争之后，“从香港和五口输入的外国商品，开始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更重要的是，“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这是最大的变局，工人阶级的兴起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把握。故此，其功用绝对不可低估。有论者指出：

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工人骚动起着重要作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带来新政治文化的“五四”运动、国民政府的兴衰、共产党的胜利，甚至1949年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无不深受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度里，尽管工人人数相对较少，但中国工人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或是自相矛盾的方式对现代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实际上，在传统社会精英转型的过程中，基本主线仍由士阶层变形所规定，但城市主导地位仍予以保留。故此，城市本身的阶层组成结构变迁值得特别关注，相比较商人阶层的相对凸显（譬如张静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工人阶级亦然。一方面，作为数量巨大（在城市范围而言）的社会群体，工人承担了资本社会运作的财富生产的直接任务，舍去他们的辛勤劳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进步不成可能。而另一方面，资本家群体（商人阶层）往往又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报酬和待遇，矛盾因此而产生。这个悖论用经典作家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来理解在欧华人的华工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我们注意到的是，士阶层的“外交官——留学生”结构过渡变型并未形成日后主导中国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群体力量。这道理本来也不复杂，留学生毕竟只是一种社会中的过渡性群体，其人员组成的流动性很大，而且在常态社会中他们也并不能占据社会场域的主导性地位，所以往往在归国之后这个群体就自然发生分流，并融入到常态社会的“固态群体”中去；而对于中国政治社会走向具有重大影响的，则是“俭学生知识精英-工人阶级群体”二位一体的留法时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华工、俭学生群体的域外操练，对日后现代中国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与大革命的兴起极具示范意义，或者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案例。这既是过渡，也是模型，值得深入探讨。有论者就认为：“在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除国内思想界的积极宣传之外，欧战前后的华工欧俄华工、勤工俭学生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开辟了传播社会主义的另一重要渠道，这里也养成了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华工与俭学生的作用不错，但就马克思主义的东渐过程而言，则需要仔细区分。盖一则留日、留欧、留俄的路径有所不同，二则国际场域确实也存在一定的互动与逻辑关联。这导致了日后中国政治史一种具有颠覆性力量的组合，即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本质上来说，先锋队的核心和灵魂人物是左倾的知识精英，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俭学生群体。

所以，华工群体的定位当然是在普罗大众层面，是“如鱼得水”的阔大水面；但华工群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能够为滋生精英提供“活动空间”。倘若没有如此数量巨大的华工群体作为基础性支撑，勤工俭学生群体即便再活跃，其范围和影响也会相当有限。故此，我们在强调留学生群体中士阶层变形的“外交官”向度的同时，也同时应当充分关注其与华工结盟后的另一层变形色彩。在这个问题上，若干知识精英如周恩来等人的路径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当然，还有一个值得反向开掘的维度，那就是中国的旅欧群体对于欧洲语境本身的影响。具体而言，譬如对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的出现，使得法国精英分子获得了一个新的进入中国文化的近距离世界。如汉学家、诗人等都有所反应，典型的例子如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曾为华工当翻译；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则作为法国招募华工军事代表团的随团医生赴华，为应招华工检查身体，并随船押运华工去河内。说到底，华工赴法，其始作俑者仍是法国人。正如在梁启超看来，“华工之往美，实由美人招之使来也”，此言可谓一针见血。其实质是，华工在法也主要还是个法国语境的问题，所以从这个向度而言，包括华工、俭学生等与法国工人运动的参与和互动，也是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