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运思与框架

本书以晚清时代的两位驻法公使郭嵩焘、孙宝琦为中心人物，以他们与留法学人的关系为中心，来探讨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相当复杂的国际关系、身份转换、资本累积、群体关联等问题。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的郭嵩焘，其以驻英公使兼任驻法公使的头衔，开辟了外交官走向世界的光辉历程。虽然，在他的时代里，一切都属筚路蓝缕之举，然而通过前贤的不懈努力，不但培育出了严复这样杰出的留英学人，也带出了马建忠、陈季同这样的留法学人。后其20年，专职任驻法公使的孙宝琦，则带出了李石曾、张静江这样的人物。虽然这两代留法学人的培养均非驻法公使的专职任务，但这种“无心插柳”的收获，恰好印证了这两类群体之间的互动关联。实际上，外交官与留学生在现代中国的整体棋域里不仅关系密切，而且往往同翩起舞，是现代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群体。故本书同时尝试运用网链点续与棋域博弈的理论，对整体状况做出较有新意的解读。

其研究思路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突出群体性的比较研究视域，往往通过2～3个个案的实质交往性质的史实梳理，暗藏比较研究的思路；或是通过以若干相互关联的个案为主体的群体性研究，同时呈现其活动场域（如巴黎）的丰富场景，尽可能地回到现场。在空间维度上，选择具有跨文化意义的若干主题活动，乃至交锋性史实做研究场域；在时间维度上，既注意打点深入的可能，也兼及历史发展的脉络性把握，尽可能地从多场景、多元化的角度呈现历史的复杂图画。而压在背后的，则是对每个中心个案人物的深入研究，注重“理解之同情”的获得，强调“拷问之对话”，更满怀对前贤的“温情之敬意”。从理论角度来说，以“侨易学”的观念为主要出发点，借鉴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文化场域”、福柯（Foucault， Michel，1926—1984）的“权力话语”等相关理论观点，努力构建自己的阐释方式，在关注问题意识表述的同时，尽可能地在一种完整的历史时空中复原整体语境，突出思想史本身的演进程序，但同时也注意勾连其与政治史、社会史、教育史等的有效关联。

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网链点续与棋域博弈”，即政治、文化与社会场域之间的渗透与互动。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出一组两个概念，即“网链点续”与“棋域博弈”。所谓“棋域博弈”，乃指就现代中国本身语境而言，不妨将之视作一个大棋盘（围棋棋盘），黑白子的博弈相生，乃是中国智慧的最佳体现；在具体的个体生存实践中，又往往体现出象棋的特点，无论是国际象棋还是中国象棋，都是两军对垒、势均力敌，往往是要拼勇斗智，最后才能获得胜利；象棋是人生站点的每轮博弈，而围棋则体现一生命运的多恚曲折。仅仅用“棋域”的概念，有所局限，还可引入“网链点续”的概念。所谓网链，即网络中的生物链，或关系链，用网来比喻，就是强调其涉及面的广泛性和立体性。但在这张网中，不是一种单纯的“结网捕鱼”之简单的渔网而已，而必须强调“点”、“链”的环环相扣。每个个体可以被视作网络中的“点”，而相关或同类的个体又结成关联性的链性群体，也就是说，通过相互关联的“点”结成这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动脉系统，但这种“点”又非完全是设计完美、畅通无阻的交通系统，它有其人为的因素，故此“点续”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有点像互联网络下载系统的“断点下载”一样，它是可以通过不断地截断、重续、积蓄的过程完成的。具体到本书涉及的研究对象，在这张网络中，留学生居于中心地位，虽然其并非无源之水，但没有留学生的重塑再生功能，现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将不可想象。而必须指出的是，留学生并非一个固定性的社会群体，它充其量也仅是一个阶段性的流动性中枢，随着其生命历程中留学生涯的终结，他们就化入其他比较固定的社会群体之中，主要如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精英群体。

从两个角度，我们可以追溯留学生的“源发群体”——本国的“外交官群体”、异国的“传教士群体”，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生物链”形成关系，没有前两个群体从各种可能层面予以支持乃至大力培养，留学生群体恐怕很难“茁壮成长”。而当留学生群体过渡到后留学阶段之后，这个群体发生了归化现象，即它并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反而是“散入寻常百姓家”，包括反哺其“源发群体”，如有部分人成为外交官，有少部分人亦成为传教士。但在进入现代后，这种现象并不占据主流。因为相对数量庞大的留学生群体，无论是外交官还是传教士，其所需要的人才都是少量的和有限的，且后者还有一个国别与信仰的问题。大多数留学生还是作为精英人才遍布社会分层的各个阶层和领域中去，其中尤以教育学术领域为最。即便是在某一群体内部，其不同阶段的发展与时代特征也是非常不同的。譬如有论者就指出外交官群体有晚清——民国时代的质性差异，认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形成于民国时代的北京政府初期。同样，留学生转化进入其他群体的现象既属必然，亦为关键。因为这为现代中国提供了各阶层结构性重建的原动力，甚至可以说是“源头活水”。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双边关系网络的形成，是必然的，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对于这样一种“网链点续”的现象，我们需要在一个更为宏阔的视域中进行审视，不必过于拘泥。具体言之，各章内容设计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将“清民转型”时代作为重要概念，凸显士阶层变形的东方现代性背景，进而揭示西力东渐与西学东渐的双重维度下过渡性的“外交官——留学生”结构，进一步论述在精英与普罗之间的工人阶级的意义，从而提出基本思路与理论框架。

上篇三章，包括第二章至第四章。其中，第二章、第三章集中关注晚清外交官与现代留学生的命题，分别以两位公使——郭嵩焘、孙宝琦为中心，考察他们与所管辖的留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前者突出作为首任公使的郭嵩焘，重点考察其与留学生的代表人物留英之严复、留法之马建忠的关系；后者则选择宦游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两段经历，虽然日后曾一度出任过北洋政府的政府首脑，但其功绩却未必强于其先驻法、后驻德的外放生涯，因为当总理未必赢得多大的功勋，任公使却培养、玉成了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精英人物，前者如李石曾、张静江，后者则有蔡元培。故此，考察作为留欧学人的李石曾、蔡元培与孙公使的交谊，最后凸显蔡元培、李石曾等一代留欧学人崛起的重要文化史意义。第四章则聚焦到以1920年前后法国（巴黎）为中心的外交官、留学生与华工的相互关系，以李石曾为线索，通过作为理念符号的豆腐公司展现李石曾的俭学理念及其与上下层接触，勾画出留学生视角中的华工状况及其与外交官的关系，进而检讨工学一体思路的形成与勤工俭学理念的萌动。

下篇三章，包括第五章至第七章。其中，第五章、第六章将关注重心调整为留学生与华工群体的关系，并分别将研究中心调整为留欧学人与留美学人。前者以蔡元培、李石曾等的华法教育会活动为中心讨论战争史背景与华工教育的伦理观问题；后者则以晏阳初、林语堂、蒋廷黼等人的基督教青年会活动为中心凸显欧战华工教育与现代留美学人的侨易互动，强调欧战华工教育的路径区分，凸显现代留美学人的“报国之志”与思想形成。第七章则推出勤工俭学群体的意义，这一极为特殊并且在留学史上几乎不具备可复制性的群体的出现，实际上是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指标。在“网链点续”的思维之下，本章勾勒了五四背景与勤工俭学运动的互动关系，区分出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不同路径的殊途同归，最后讨论工运与共运的时代背景下中共旅欧支部建立的意义。

第八章为结论，尝试从理论角度对全书作出总结。讨论俄苏兴起与影响的国际格局因素，强调留欧学人史延续的历史逻辑，最后揭示出作为东方现代性重要症候的士阶层蜕变的若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