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皇太极运筹江山
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身后的大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努尔哈赤生前为着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努尔哈赤晚年在汗位继承问题上非常苦恼，他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因此，他死之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非常惨烈。当时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另外，还有多尔衮、多铎。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龄均列第四，为什么却能登上后金国汗的宝座，继而成为大清皇帝呢？因为皇太极在汗位争夺中，长期而巧妙地运用了计谋策略。
当时皇太极面临的形势是：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圈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军力较弱。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他声名狼藉，可做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更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皇太极虽怀大志、藏玄机、有帝王之材，但同乃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玄机。
据清廷秘传：努尔哈赤小福晋德因泽向天命汗密告大福晋两次备佳肴送给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大福晋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还在深夜外出宫院。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由于害怕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这件事在满洲贵族中曝光后，大贝勒代善的威望大降，已无力争夺汗位。有学者说小福晋德因泽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皇太极藉大福晋同大贝勒代善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施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又使大福晋遭到惩处。大福晋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重获努尔哈赤的宠爱。
大福晋就是多尔衮、多铎的生母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阿巴亥12岁嫁给努尔哈赤，共同生活25年。她当时37岁，正值盛年，容貌饶艳。阿巴亥生有三个儿子：当时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3岁。多尔衮、多铎兄弟也有资格同皇太极争夺皇位。削弱多尔衮、多铎的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处死大妃。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和几个贝勒谎称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她自缢而死（一说被用弓弦勒死）。阿巴亥死后，多尔衮、多铎年幼，失去依靠，没有力量同皇太极争夺大位。据《清史稿·索尼传》记载，多铎曾说：“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生前或有遗诏，可是至今没有见到。多尔衮死后议罪，一大罪名就是曾说：“太宗文皇帝之继位，原系夺立。”所以，皇太极到底是继位还是夺位？亦是千古之谜。
代善失势、多尔衮失母，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议商，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代善的儿子贝勒岳、萨哈璘到其父代善的住所，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这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嵌宝石莲瓣纹金帽饰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于朝。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共识。皇太极经过长达15年的精心谋划，终于登上大位。皇太极初登新汗宝座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人轮流分值。尔后，皇太极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胁服大贝勒代善，终于“南面独坐”，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
明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病死后，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以军功、谋略及个人威望均在众兄弟贝勒之上，被推举为继承人。同年九月，皇太极祭一盟誓即后金大汗位，并宣布第二年为天聪元年。
位于袁崇焕庙内，刻于民国六年（1917年）
努尔哈赤受重伤死去以后，袁崇焕为了探听后金的动静，特地派使者到沈阳去吊丧。皇太极对袁崇焕窝了一肚子的怨恨，但是因为后金刚打败仗，需要休整，再说也想试探一下明朝的态度；所以，不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还派使者到宁远去表示答谢。双方表面上缓和下来，背地里都在加紧准备下一步的战斗。
皇太极像努尔哈赤一样骁勇善战，但在谋略上却高他父亲一筹。先借袁崇焕之剑斩毛文龙，随后又借明崇祯之刀杀袁崇焕，巧施妙计除敌手，这便是皇太极一手导演的“杰作”。
毛文龙是明末杭州籍的抗金将领，原是明东北边将李成梁的部下，后在广宁巡抚王化贞手下担任军职。后金努尔哈赤攻占辽东时，他下海占据了辽东沿海岛屿，从逃散的辽民中选招数万士兵，多次袭击后金后方，为明朝立下汗马功劳，对后金军的西进、南下，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而后金士兵不习海战，加上渡海船只缺乏，对毛文龙部则无可奈何。因此明朝皇帝很看重毛文龙，一再封赏提职，官居总兵却挂将军印。对这些皇太极一一看在眼里，忧在心头。至于袁崇焕，皇太极当然记得父亲兴兵以来，首次受重创是在袁崇焕坚守的宁远城；自己即汗位后，率大军进军辽西，宁远、锦州之战，后金军威受挫，就是因为面前屹立着一个袁崇焕。皇太极心中对毛文龙和袁崇焕的痛恨，达到了咬牙切齿地步，经过反复思考，一个“借刀杀人”巧除敌手的构想，很快在皇太极头脑中形成。
原籍是广东东莞的袁崇焕，明万历年间中进士，本来是个文人，但在明东北边防吃紧之时，心思报国，单骑出山海关考察形势，自请守辽，筑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并在宁远、锦州地区，先后取得重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两次胜利。就在他宁锦之战一周年之际，新登帝位的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于崇祯元年（1628年，后金天聪二年）七月十四日在北京召见了他。崇祯问这位新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的将领说：“女真人作乱已10年，东北大片的疆土陷于敌手，你不辞长途跋涉应朕的召见，有什么好的建议与打算要讲吗？”袁崇焕回奏道：“如果皇上绝对信任我这个臣子，并给我以全权，我保证在5年之内，平定作乱的女真人，收复整个辽东失地。”崇祯高兴地称赞：“5年内平定女真作乱，到时朕一定不吝封侯重赏！”接见中间，崇祯曾退到别室休息，给事中许誉卿担心5年收复辽东的保证兑现不了，小声地请袁崇焕谈一下他复辽的具体计划。袁崇焕颇不耐烦地说：“看到皇上因辽东事焦虑不安，我说5年内能复辽，不过是为了安慰一下皇上罢了，你又何必钻牛角尖呢？”许誉卿听后马上面色严肃起来；“当今皇上是很英明的，你怎么能这样随便许愿呢？5年到期你兑现不了许下的诺言，你怎么办？”直到此时袁崇焕才突然感到失言了，他一言既出，就有如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啊！袁崇焕就是带着“后悔不迭”的心情，匆匆赶回到了山海关宁远前线。
皇太极对明的情报工作是出色的，崇祯同袁崇焕的那番谈话皇太极很快就知道了。他审时度势，觉得这将是实施他“借刀杀人”，除掉自己眼中钉，肉中刺的敌对强手的大好机会，于是在明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正月，主动给袁崇焕写信提出明金和谈，企图借袁崇焕之手先除掉毛文龙，以解决日后南下征明，毛文龙在身后牵制之忧。
此为乾隆朝重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正如皇太极所料，袁崇焕求和的心理是迫切的，他深知上一年向崇祯许下的“5年复辽”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幻想通过跟皇太极和谈，诱使后金退还已被攻占的辽东。经过皇太极与袁崇焕之间，信使的多次往返，公开或秘密的几度和谈，皇太极“佯许还辽”，“使杀文龙”，终于得到袁崇焕的“答书密允”，袁崇焕萌动了对毛文龙的杀机。明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六月，袁崇焕借前往辽阳前线视察之机，亲率一支由水手和甲士组成的小分队，渡海来到毛文龙所在的海岛营寨，他以慰问为名向毛文龙的部众发放了10万两饷银，并在毛文龙的陪同下检阅军队和发表讲话。许多听者都被袁崇焕慷慨激昂的演说感动了，讲台下一片涕泣声。突然袁崇焕的话锋一转，面向站在身旁的毛文龙列举了12项该问斩的罪状，随即对环列自己左右的亲兵一声大喝：“还不给我动手！”一名手捧崇祯所赐尚方宝剑的魁梧甲士，乘毛文龙正惊愕不备，挥剑将他斩于阅兵台前。崇祯帝在接到袁崇焕斩毛文龙的奏报后，十分震惊，但事已至此，又正是要用他抵抗后金的时候，只好对他先斩后奏的行为表示赞同，不过在内心里却从此对这位袁大将军产生了疑忌，因为当时的京师正盛传一种流言：毛文龙了解袁崇焕同皇太极不少和谈机密，毛文龙的被斩同袁崇焕杀人灭口有联系。
皇太极听到毛文龙被杀，高兴得了不得，不仅对袁崇焕只字不提“归还辽东”之事，并大胆构思了一个置袁崇焕于死地的反间计。就在毛文龙死后不到4个月，皇太极亲统10万大军，避开明军重兵设防的宁、锦一线，向山海关以西绕道内蒙，从喜峰口进入关内，接着攻占遵化，围攻蓟州，这一年的十一月中旬，后金兵的前锋进抵北京城下。
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
崇祯帝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
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
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
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赶快跑回皇宫，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帝听了也信以为真。他哪里知道，这个情报完全是假的。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崇祯帝命令袁崇焕马上进宫。袁崇焕接到命令，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匆忙进了宫。崇祯帝拉长了脸，责问说：“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为什么金兵到了北京，你的援兵还迟迟不来？”
袁崇焕不禁怔了一下，这些话都是从哪儿说起？他正想答辩，崇祯帝已经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大牢。
有个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忠心为国，觉得事情蹊跷，劝崇祯帝说：“请陛下慎重考虑啊！”
崇祯帝说：“什么慎重不慎重？慎重只会误事。”
崇祯帝拒绝大臣的劝告，一些魏忠贤余党又趁机诬陷。第二年八月，以叛国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据目击者说，当时刑场围观的群众恨透了卖国贼，袁崇焕处死后人们争食其肉。其实这是一桩大冤案，直到清乾隆修编国史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2、顺治帝的变化无常——
疯狂的“秋后大算帐”
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清太宗皇太极猝然病死于宫中，由于，他在此前没有明确的指定继承人，满洲高层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然而，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权力中心。
一个是由两白旗和镶红旗极拥戴的睿亲王多尔衮，这个阵营业员中有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顺承郡王阿达礼、固山贝硕托等。
另一个是两黄旗和正蓝旗极力拥戴的肃亲王豪格，这个阵营业员中有额亦都家庭（图尔格、遏必隆兄弟）、费英东家族（图赖、鳌拜）、扬古利家族（谭泰）、索尼、拜音图、何洛会、塔瞻等人。
遏必隆，镶黄旗人，位列辅政大臣之三。
两边的实力几乎不相上下，而关键的是能否争取到最大的中间利益派礼亲王代善（两红旗，实际只管正红旗）、郑亲王济尔哈朗（镶蓝旗）的支持。
依照两白旗的意见，多铎和阿济格都主张主刻灭掉两黄旗，以他们两个人的武力来看，完全有这种可能。但是，多尔衮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因为，他发生代善和济尔哈朗比较倾向拥立皇太极的儿子。这两个集团人物的背景都不一般。
多尔衮集团中，多铎和阿济格就不用多说了，主要是硕托、阿达礼伯侄两个人，因为这二人的结局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硕托成名很早，然而，他被父亲代善所不喜，而且，他和他的兄长岳、弟弟萨哈不同，与皇太极的关系很不好，多次被罚银。降爵，所以，他积极跟随多尔衮，也是因为他，代善不敢轻举妄动的公开表态，因为，硕在两红旗的威信仅次于岳付和萨哈，岳和萨哈已经过世，所以，硕的态度在经旗中起很重要的作用。
位于今北京阜城门内，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祭祀历代创业帝王和守成贤君。
另外一个是皇太极生前的头号亲信萨哈的儿子郡王阿达礼，其父健在的时候曾经积极追随皇太极，台是，儿子却大反其道，因为，阿达礼曾经在皇太极的宠妃宸妃病故其间，饮酒作乐，险些被削去爵位，阿达礼的生母多次遭到皇太极责罚，所以，阿达礼为此怀恨在心，坚定的追随跟多尔衮。
阿达礼本人在当时的家庭中地位是很显赫的，他10岁就袭封郡王，领有萨哈生前的牛录，和多铎等人相平。因而，多我洋衮如果听从多铎的建议，斗争的胜负不一定在貌似强大的豪格那边。
因为，豪格的集团中，主力是三个整旗（正黄、镶黄、正蓝）协力是济尔哈朗的镶蓝旗，而且，皇太极生前厚结深纳在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中的两家一实力最雄厚的两家就是额亦都实族、费英东家族以及开国三英的另一家扬古利家族都坚决的站在豪格这一边，黄旗的世袭奴仆如索尼等人更是只知有豪格，不知其他。投机分子拜音图家庭（努尔哈赤幼弟的儿子）也投机站在豪格阵营中一边。另外反复无常的冷僧机也混水模鱼。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以多铎的看法，豪格的阵营多是乌合之众，不难击溃，但是，多尔衮从大局出发，再有，当时一些将领只拥护皇太极的儿子：
崇祯帝（1611-1644年）为明朝未代皇帝。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而亡。
索尼、鳌拜、图赖、图尔格、谭泰、拜音图、何洛会、塔瞻等八人在太宗庙前发誓，要全力扶保豪格上台。索尼和鳌拜等人还调用正黄旗的最精锐部队——巴牙喇兵（护军）大喊：“我等但知行帝子孙，不知其他！”誓死保护豪格。多铎、阿济格也不示弱，准备调发正白旗精锐，铫战两黄旗。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八月十四日，多尔衮、代善、豪格等召集诸王大臣议定立储事宜，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率领护军立于大清门之外，索尼公开对诸王表态：“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多尔衮让大家发言，代善主张立豪格，豪格比时却害怕起来，他故作谦让，不料，多尔衮立刻接上他的话，说既然肃亲王自己都如此谦让，那么，再立他人吧。这时，阿济格表示要立多尔衮，多铎和两白旗大臣拔刀向前，威胁黄旗，竭力拥戴多尔衮，多铎和两白旗大臣拔刀向前，威胁黄旗，竭力拥戴多尔衮，代善和济尔哈朗耍滑头，立刻表示可以立多尔衮，代善还说立多尔衮产国家之福。这时，廊下站着的索尼等六人痛器不止，发誓说要是不立皇子，宁愿和太宗从于地下！而且，手握利刃，准备自杀。代善趁机离开。多尔衮打破僵局，说立福临，他和郑亲王辅政，这样，大家才退回，这个折衷的方案陆续被大家接纳。在这场斗争中很值一提济尔哈朗。
济尔哈朗的父兄舒尔哈齐、阿敏都被努尔哈赤、皇太极迫害而死，但是，济尔哈朗主持镶蓝旗做主旗贝勒，成为满清八个和硕贝勒之一，济尔哈朗在崇德元年首封郑亲王，是六王之一，也是最没有军政才干的一位。但是，皇太极特别信任济尔哈朗，济尔哈朗也紧跟不止，天聪年前，清洗正蓝旗的时候，豪格和济尔哈朗就是急先锋。皇太极死后，济尔哈朗本来就是主张立豪格，但是，他发现多尔衮异常敌视豪格，所以，他的态度一直不是朗，多尔衮也就是抓住这一点，拉住他一同扶立福临。
在讨论立储的会议上，还有一段插曲，多铎假意说立代善，吓得代善边边摆手，多铎看见大家你推我让，于是，毛遂自荐，主张立他自己，而且，说多铎的名字也记载在太祖的遗命里，多尔衮立刻否定。
福临即位，多尔衮确实是从满洲大局出发，成功避免了一场内讧。硕伯侄看到多尔衮谦让大为不满，准备发动兵谏，被父亲代善告发，后来史家对此事一直急诊不休，成为清初又一大疑案。硕、阿达礼被处死，家产罚没。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多尔衮对处死硕二人是很负疚的，阿达礼死后，多尔衮做主让阿达礼的弟弟勒克德浑承接爵位，仍然世袭，硕幼子由多尔衮抚养在宫内。可见，多尔衮当时杀掉这两个人也有不得已的理由。多尔衮掌权以后，顺利分化瓦解两黄旗大臣，当初发誓扶保豪格的八个人多数先后叛变，足见豪格势力并不强大。
拜音图家庭首先叛变，拜音图的弟弟巩阿岱告发济尔哈朗，说他曾经埋怨睿亲王，结果，济尔哈朗被罚银5000两，逐渐被踢出权力中心，取代了他的位子多铎。
接着，何洛会叛变，告发额亦都的儿子图赖、图尔格、遏必隆，这三人都被废黜。索尼不受多尔衮利诱，坚持不变，鳌拜也是一样，多尔衮于是多次打击，只是因为用人之际才没有将他们处死。
谭泰先是被捕，继而在监狱中叛变。这样，当初立盟发誓的人中除了索尼、鳌拜、图赖、图尔格这四人之外，其他都叛变，那个告密起家的小人冷僧机再次告密叛变，被提升为大臣。
肢解两黄旗后，顺治元年4月，多尔衮得到何洛会的密告，正式收拾清算豪格，处死豪格的所有亲信，随即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让大家议定豪格的罪名，豪格自己表态愿意自杀赎罪，代善、济尔哈朗、多铎、阿济格都表态要杀豪格，由于年幼的顺治帝涕泣不食，豪格这才得以免死，但是半年的较量，多尔衮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摄政王。
崇祯帝未及修陵而亡，李自成将其与周皇后合葬于田贵妃墓中，后命名为思陵清军进入北京后，多尔衮继续打击豪格的势力，豪格虽然征讨四川，射杀张献忠，但是，仍难逃迫害，顺治五年，多尔衮借口豪格乱保非人，将其下狱，囚禁至死。并且把他的福晋纳入府中。据史料记载，豪格死的很惨，死前已经患有精神分裂症。
随后，贝子吞齐告发济尔哈朗，多尔衮就此废掉了这个自从太祖的时候就长立不倒的政坛不倒翁。把弟弟多铎拉进权力核心，可是，这时的多铎却和豪格关系逐步升谩，并且，为豪格辩护，这也是促使多尔衮决定早下手除掉豪格的订原因，因为，他知识多铎一向容易感情用事。告密叛变的拜单图家庭就此发迹，拜音图的祖母是努尔哈赤的继母，对待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兄弟异常刻薄，所以，努尔哈赤的奴仆，但是，拜音图老谋深算，他倾心结交四大贝勒皇太极，对皇太极百依百顺、忠心耿耿，因而，受一以皇太极的特别关注，屡次提升，故而，在立储之初，拜音图是赞成立肃亲王的，可是，后来，他发现形势不利于豪格，立刻通知他的弟弟巩阿岱、锡翰去告发两黄旗的大臣们，因此深得多尔衮信任，拜音图每次告密者不亲自出面，都是指使他的弟弟去做，足见其狡诈。
多尔衮扫除对手后，原意准备让多铎继承摄政王位，但是，多铎早死，多尔衮决定让多铎的儿子多尔博接位（多尔博过继给多尔衮为子）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围猎时受伤，误上药物，死于喀喇城。终年39岁。
明代，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多尔衮活着的时候，把皇帝的玉玺放在王府，这时，顺治采取行动，把正白旗划入自己的统辖范围，和两黄旗一起称之为：“上三旗”，有清一代成为定制。
顺治对于索尼、鳌拜的不屈从于多尔衮非常赞赏，提升鳌拜为二等公爵，领内大臣、总管内务府兼议政大臣。
随后，早就和多尔衮同床异梦的正白旗护军统领苏克萨哈告发多尔衮生前有谋逆的行为，顺治便顺水推舟，决定追夺多尔痛的“成宗义皇帝”的名号，鞭尸。多铎受到牵连，追降郡王。平反肃亲王冤狱，追谥“武”，封豪格子富尔敦为和硕显亲王，世袭罔替。
多尔衮的亲信冷僧机原本已经爬到内大臣、一等伯爵的位置，可是，他盾错的形势，以为多尔博能够继承多尔衮的摄政王，不料顺治很快掌握权力，冷僧机在顺治九年被凌迟处死，算是罪有应得。当年告密最多的拜音图家族再度沉沦，拜音图由于老奸巨猾，始终对待顺治比较恭敬，被禁锢在家，免去一死，而他的两个弟弟全被凌迟处死，籍没全家，免去一死，而他的两个弟弟全被凌迟处死，籍没全家。何洛会死的最惨，顺治和索互、鳌拜等人对他恨之入骨，所以，用特别残酷的明代锦衣卫剥皮的刑罚把他处死。全家抄杀。本来顺治是很念旧的，想让谭泰揭发多尔衮，可是，谭泰没有这样做，于是，也被杀掉。
济尔哈朗趁机揽权，但是，顺治只是一时利用他，很快他就被赶走，回家闲居。自此，顺治独掌大权。
3、康熙帝的刚柔并举——
智擒鳌拜除国害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清顺治帝福临病故，遗诏由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因年幼，故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康熙正式开始御门听政。年仅十四岁的康熙，虽然亲政，但毕竟是个孩子，只有虚名而无其实。一切大权仍然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手中。
清宫廷画家绘，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鳌拜既阴险又狡诈，他在朝廷内广树党羽，结党营私，纠集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里哈、噶褚哈、济世、侍郎泰必图等人，先后结成死党，把持朝政，独断专行。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这位年轻的康熙皇帝。
据康熙讲：鳌拜在我面前办事，不拘小节，不求事理，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即将办事官员痛斥一番。又如在接见时，鳌拜在朕前理应该态度温良恭顺，相反大施淫威，在众官员面前表现自己，高声喝问。又说，凡是用人行政，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
不仅如此，康熙八年（1669年）初夏的一天，鳌拜还曾托病不朝，拨弄是非，要玄烨亲自去问疾。当康熙登门拜访，进入内室时，御前侍卫官和托看见鳌拜惊慌失措，就一个箭步走到床前，揭开床席见刀露出来了。年轻皇帝见到如此情景，态度从容，若无其事地笑了笑说：刀不离身，是我们满族人的老习惯，不足为怪呀！鳌拜紧张的面孔稍有缓和。由此可见，巧计捉鳌拜，为国除大害，已势在必行，宜早不宜迟。
以鳌拜为首的一伙人，是最没落保守的反动集团，他们是满洲贵族内部的奴隶主残余势力的代表，他们顽固反对满族学习汉族的生活习惯和文物典章制度，反对朝廷任用汉宫，反对改革满洲落后的旧制度等。鳌拜不除，天下不安。
可见，鳌拜集团位尊权重，在朝廷内又有不少亲信党羽，又是受世祖委托而辅佐幼帝的。因此，要搞掉这样一个集团，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有智不在年高，康熙帝年纪虽小，但是智谋突出，一上台就初露锋芒，机智果断地处理了鳌拜一伙。康熙捕捉鳌拜是一次幽默而戏剧性的活动。因为鳌拜人多势众，不能和他生拚硬撞，而必须以巧计智取之。
康熙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天真浪漫、不问政事而又贪于玩耍的孩童。每天和一群同自己年龄相近的顽皮子弟，包括其中的卫士们，选择强壮有力的人，在一起摔跤打拳，久而成习，使鳌拜失去戒意。这实际上是暗中训练有素的捕捉鳌拜的卫队营，即善扑营。
一天，康熙以下棋为名召见臣索额图进宫，商量如何擒鳌拜。索额图是已故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的次子、康熙叔丈人，威望很高。他原任一等侍卫，康熙七年六月，改任吏部右侍郎，后复任一等侍卫身份重新回到皇帝身边，这意味着剪除鳌拜的时机已经到来。
行动之前，康熙首先分散其力，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使其孤立无援。包括他的胞弟内大臣巴哈、亲侄侍卫苏尔马、死党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工部尚书都统济世等人，分别差往察哈尔、科尔沁、苏尼特、福建等地处理公务。一切安排就绪，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皇帝亲自向善扑营做动员，部署具体方案。他面问众人：你们都是朕的左右老臣，然而你们害怕皇上呢？还是畏惧鳌拜呢？众人齐声回答说：我们当然畏敬皇上。乘其不意，出其不备。康熙当众宣布鳌拜罪过，召鳌拜进宫，四壁早已埋伏好的武士们、摔打能手一拥而上，鳌拜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立即束手被擒。后人对年轻的皇帝如此机智果断，表示赞赏。评价说：声色不动而除巨奸，真是难能可贵呀！同时被捉的还有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和一等侍卫阿南达等。
被捕后的鳌拜等人，交付刑部审判，列其罪状三十条，软禁终身，因他是世祖老臣，网开一面，不处死。凡是重要党羽，全部处死。取得了对守旧势力斗争的初次胜利。
康熙掌握实权后，紧紧依靠宿臣老将，如索额图、杰书、图海等人，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朝政的措施，深得人心。医治战争的创伤，逐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改变了生产倒退、民生凋弊的不安局面，使久困于战乱和饥荒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4、雍正帝的刁钻狠辣——
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汉族的嫡长继承制，就是正妻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因为曾经立长子褚英失败，于是决定汗位的继承由八大和硕贝勒会议推定；皇太极猝死，他的遗位继承，也是在满洲贵族会议上推定，由6岁的福临继位；顺治驾崩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商量，采用遗诏形式决定由年仅8岁的玄烨继位。这个“遗诏制”打破了清太祖、太宗两代的皇位继承由满洲贵族会议推定的传统，开了清代皇帝生前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先河。
亦称亲征勤贤殿。
康熙继承了其皇父顺治生前决定继承人的办法，采取皇太子制。先立太子的利端是免得皇帝死后引起皇位争夺的血腥斗争，弊端是皇太子同兄弟之间会产生残酷斗争。康熙看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
康熙共有35个阿哥，排序的有24人，成年且受册封的只有20人。这20个皇子中，年龄较长者有12人。他们是：大阿哥允禔、二阿哥允、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八阿哥允祀、九阿哥允、十阿哥允、十二阿哥允祹、十三阿哥允祥、十四阿哥允禵。
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二子（实际上是第六子）允生。皇后赫舍里氏在生育允时难产死亡，年仅22岁。康熙痛心不已，故对允格外偏爱，第二年就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年康熙22岁，皇太子才两岁。康熙的这个决定虽然看到他父亲未能尽早立储的教训，但立储过早、太子过幼，显然也是欠妥当的。因为其间的变数太多、太大，两岁的皇太子允以后会是什么样？尚不得而知。
此折上于1728年，由此引发吕留良案。
康熙对皇太子的教育用心良苦，生活上特别关爱。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太子出痘，时值平定三藩之乱的关键时刻，但康熙亲自护理太子，竟连续12天没有批阅奏章。皇太子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留守京师，处理政务。平时他也分担处理皇父的部分政务和军务。因而，在皇太子册立后的33年中，朝廷中自然形成太子党。
皇太子集团。皇太子允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的祖父是索尼，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叔父是当朝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索额图结党，趋奉皇太子，议论国政，密谋大事。康熙曾警告索额图说：“你们背后谋划的事，你们勾结一处的所作所为，你们背后说的怨恨之言，都不能摆在桌面儿上说，你心里很明白！”康熙深感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受到威胁，说：“说不定哪天就被鸩杀，或者被谋害，真是日夜惶恐，心神不宁。”后来康熙下令将索额图处死，同时警告皇太子说：“从前索额图帮着你谋划的那些事情，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将索额图处死。”但皇太子并未因此而收敛，反而更肆无忌惮。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康熙以皇太子允“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宣布废除皇太子。当时，他且谕且泣，至于仆地。谕毕，悲伤万分，愤懑不已。甚至六天六夜，不安寝食，涕泣不止。后患中风，只能用左手批阅奏折。
康熙罢黜皇太子引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胸怀野心的皇子们，结党钻营，谋贪大位。于是在太子党之外，又形成皇八子集团和皇四子集团。
在每年仲春吉亥，皇帝亲飨先农，以示“重农务耕”，列为中祀。
皇八子集团。皇八子允祀，“德才兼备”，聪明能干，内外经营，很得人缘。在初废皇太子之后，允祀署内务府总管事，党羽相结，谋为代立。皇长子允禔为惠妃庶出，外叔公是已免职的大学士明珠，本没有希望获取储位。但允禔生母惠妃对允禔有抚养之恩，于是两人勾联。其他如皇九子允、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禵（与胤禛同母）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都趋奉于允祀。
皇太子允禔的密谋泄露，被夺爵、幽禁。储位空悬，也不合情理。于是大臣们建议康熙早定储位。康熙命诸大臣密举可继立为太子者，以测验大臣之意。大学士马齐等大臣都秘密推举皇八子允祀。允祀觉得自己做皇太子有望，一些兄弟和朝臣也纷纷靠向允祀。由是，以皇八子允祀为核心，逐渐形成一个争夺皇储的政治集团。后允祀被锁拿，革爵位。十四阿哥允禵求情，康熙大怒，“出佩刀将诛其，允祺跪抱劝止”。诸皇子俯地叩头，恳求皇父息怒。康熙帝怒气稍解，命诸皇子鞭挞允禵。
清廷画家所绘，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康熙看到废皇太子后诸子争夺储位斗争更为复杂，也更为激烈，为息事宁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允为皇太子。诸皇子明白：既然皇太子第一次能被废掉，也可能第二次被废掉。于是，皇太子集团与皇八子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决定再废皇太子，对其党羽恨之入骨、严厉惩罚，力求根除，如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将死于狱中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锉尸焚烧。这样，形势越发复杂，在皇太子集团和皇八子集团之间的皇四子胤禛也逐渐形成集团。
皇四子集团。皇四子党包括胤禛的十三弟允祥、十七弟允礼，以及隆科多、年羹尧等。胤禛颇有心计，静观其变，不露声色。他对皇太子的废立，窥测风向，暗藏心机。他对皇八弟允祀集团，既不附从，也不对抗。他佯听父言，“安静守分”，虔心佛法，广结善缘，巧妙地将自己隐蔽起来。他对父皇表示忠孝，又尽力友善兄弟，并交好朝廷诸臣。对其同母所生的皇十四弟允禵，却不去笼络，听任其同皇八弟允祀结党。当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争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在父皇、兄弟、王公、大臣们将视线集注于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的时候，他以不争为争，坐收渔人之利。
胤禛为着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他谋划道：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
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皇父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锋芒毕露，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对兄弟要悌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忌恨你，才能平庸的人把你当作依靠。雍正帝基本按照上述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激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
雍正书法甚得康熙帝赞赏。故宫博物院藏。
“诚孝”皇父。胤禛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关键的起点。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且宽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卧床不起。胤禛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祀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处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胤禛自己也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对皇父的“诚”与“孝”得到了回应。
清宫廷画家绘，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悌爱”兄弟。胤禛知道，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随驾出京途中，作《早起寄都中诸弟》诗说：“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表明他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
勤慎敬业。胤禛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只要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既使皇父满意，也使朝臣口碑相传。自结婚后30年的实际磨炼，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奠害了基础。
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删除了吧。”康熙帝同意，因而下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禛是个性格急躁的皇子。他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稍安勿躁。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胤禛继位后，定做“戒急用忍”掉牌，为座右铭，用以警勉。
康熙晚年因其诸子皇位继承斗争激烈而大伤元气，郁结成疾，悲离人世。他曾说：“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康熙是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晚年的境况自喻：齐桓公晚年，五个儿子树党争位。齐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尸体上，也没有人顾及。其尸体在床上67天没法入殓下葬，以至蛆虫爬出窗外。由此可以透出康熙大帝晚年心境的凄苦之情。
康熙帝龙驭上宾，皇四子胤禛登极坐殿，是为雍正皇帝。一段历史疑案就此产生。
5、乾隆帝的黑白手段——
1）乾隆两条绳索驾御术
玉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乾隆皇帝是在先朝重臣的拥戴下登上皇位的，他并没有自己的亲信。由于雍正接受前朝兄弟争立的教训，对自己的儿子，管束严格，虽长大成人，封为亲王，仍留住宫中，未分藩建府，所以并无自己的私属。乾隆即位后，除了用人唯旧之外，别无选择。用人唯旧避免了新旧臣僚之间的互相倾轧，也避免了因人事更迭所造成的人心浮动，所以当时政局平稳。然而，当乾隆皇帝俯视那些虽堆满谦恭之色却是相当陌生的面孔时，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的确，对于一个经验不足的年轻皇帝来说，孤身驾驭那些久经历练的老臣，不能不小心翼翼、煞费苦心。专制统治，人君高高在上，却又深居九重，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政事只能委之臣僚。在没有心腹股肱的情况下，乾隆又如何放心得下呢？正像驭手驾驭马匹需要鞍辔缰绳一样，乾隆皇帝进行专制统治也有两根无形的绳索。其中一条绳索是秘密奏折制度；另一条绳索就是军机处。
密折制度最早始于康熙时期，本为当时两种上行文书题本和奏本的补充和附庸。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折人可以直接和皇帝本人秘密联系，不必像题本、奏本一样经通政司转呈内阁，经内阁票拟之后再和皇帝见面。康熙皇帝虽以宽仁闻名天下，但在加强皇权方面，他绝不比别人手软。为了对地方官进行监督，他暗中指定少数亲信大臣随时将所见所闻秘密奏上。又为了保密起见，这种奏章都必须具折人亲自缮写，不得假手他人，更不得泄露他人。密折写好后，由本人或派专人径送御前。这样，奏折的内容，除皇帝之外，便无人知道了。
雍正时期，为了加强皇权，进一步控制各级官员，对于密折制度更加重视，不但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奏事内容也更多地转为和统治安危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上来。这样，皇帝随时可以通过各地官员打来的这些秘密报告，了解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全国军事、政治、财政、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而各级官吏却因此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地捆住了手脚，只得服服帖帖，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乾隆皇帝对密折制度十分赞赏，他认为只有利用这条绳索，才能在变化莫测的官僚政治的风风雨雨中，辨别是是非非。与此同时，他还不顾一些臣下对密折制度的批评，更进一步扩大拥有奏折言事官员的范围。对于处理密折，乾隆皇帝也十分认真，从不假手于人，几乎每一份奏折，他都要详细阅览，遇有错讹之处，他必指出令其改正。平时如此，巡幸在外也是一样。不论他走到哪里，密折就送到哪里，批阅奏折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随着奏本文书的废止，密折成为与题本并行的两种最重要的上行文书之一。而且，由于当时许多机密政务，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是先用奏折报告皇帝，得到皇帝首肯后，再以题本形式正式向中央政府有关机构报告，以便完成最后的批准手续。乾隆由此实现了大权独揽。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密折制度，加强保密程度。一是坚持满洲官员奏事用满文具折而不得使用汉文；二是严禁将奏折上的皇帝批语引入具题本章；三是不准具折人将具奏内容和乾隆皇帝的批语泄露于同僚或者上司；四是为防奏折呈送途中发生泄密，对所有具折言事官员，概行颁发凭匣和钥匙，只有具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这样，由于乾隆皇帝高度重视和制度健全，密折制度在乾隆皇帝专制统治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乾隆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者，这一点酷似他的父皇雍正。他醉心于集权制度，并抓住一切机会去实现它。他看中了另一条绳索军机处，将它作为属于自己的权力机构。
军机处是雍正皇帝的杰作，而乾隆皇帝却使它增色、增辉。军机处始设于雍正七年，原名军机房，原是西北用兵期间为了军事上的保密而设置的一个临时机构。地点就在乾清门外（后迁隆宗门）。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机宜事务既不经内阁票拟批答，又不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决定，而是经由军机处直达御前，由雍正皇帝自行处理。封建国家，皇权至高无上，但专制政治在赋予君主绝对权威的同时，还要照顾官僚群体的权力分配。皇帝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不能不受到大臣们的影响，但在军机处，皇帝对国事的裁决，完全出于自己的考虑，雍正皇帝第一次体验到了这种不受掣肘的快慰。从此军机处在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乾隆皇帝即位以后，迫切需要一个既能贯彻自己意旨，又有工作效率的办事机构，军机处正好符合乾隆的要求，而且乾隆皇帝时军机处的编制、规模、选拔军机大臣、权限及工作范围等方面较之雍正时更为自觉，更为主动。首先，在人员编制上，他一改雍正朝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个人的惯例，同时任命六人为军机大臣，分割了军机大臣的职事和权限。其次，他十分注意军机大臣的遴选，主要是不问资历，提拔自己的亲信，同时不准宗室担任，以免大权旁落，而且首席军机大臣必须是满人。最后，完善军机处的各项制度，加强保密。对于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处刺探情报的各地督抚，严加处理。经乾隆这一改革和整饬，军机处更加适应专制皇权的需要，成了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
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可乾隆皇帝却始终没有为之专设衙署，从军机大臣到军机章京皆保留原来的官衔和品级，以临时身份入直军机处，其工作范围虽广，但说到底，不过是负责草拟上谕、“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而已。因而，军机处权力的加大，仅仅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大。难怪清代臣民不客气地把军机大臣比作抬轿的轿夫。给官老爷抬轿的四名轿夫，各有四个字形容：前面一个昂首挺胸，叫做“扬眉吐气”；第二个正在官老爷面前，叫做“不敢放屁”，因为一放屁官老爷首当其冲，吃罪不起；第三个是在轿后，视线被轿子挡住，因而是“不辨东西”；最后一个亦步亦趋，叫做“毫无主意”。军机大臣的情形就跟这几名轿夫一样，首席军机大臣“扬眉吐气”，奏对时照例由他一个发言；居后的便“不敢放屁”；新入军机处的不摸底细，所以“不辨东西”；位居最后的，称作“打帘子军机”，当然是“毫无主意”了。即使是贵为首席军机大臣也不能扬眉吐气，鄂尔泰、张廷玉、傅恒、阿桂等都曾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大学士和ND078也曾极得乾隆皇帝宠信，但他们都没有控制朝政大权，他们的主要作用还是根据皇帝的旨意做些票拟承旨的工作。
军机处使专制皇权空前地强化了，它不但把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殆尽，使其名存实亡。而且，也使明朝以来的内阁形同虚设。在利用军机处这条绳索加强皇权、乾纲独断上，乾隆皇帝算得上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
乾隆皇帝正是利用这两根无形的绳索（密折制度和军机处）把全部的权力牢牢地集中在自己手中，“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这是清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2）乾隆不偏不倚牵制术
新皇帝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力的那一瞬间，就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漩涡之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谎言、摇头摆尾的献媚取巧、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昏眼花。乾隆上台后，一时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夹袋中人物，孤身陷在盘根错节的党派关系中，操纵驾驭煞费心机。当时朝廷上已形成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党的分野。
鄂尔泰、张廷玉皆为前朝重臣，又均有拥戴之功，两人分门立户，相互攻讦，不仅影响到朝政的统一、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也为乾隆尽快熟悉和操纵官僚机器，造成了无形的障碍。
乾隆一时不得不周旋于两党之间，既要消除党争之害，打击鄂、张二人的势力，又要在自己还没有培植起亲信股肱之前，依靠二党帮助自己处理政务，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就是乾隆皇帝不偏不倚的驾驭术。
鄂尔泰，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康熙时举人，雍正时任云贵总督、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他的弟弟鄂尔奇为户部尚书、步军统领。长子鄂容安，曾在军机处任行走，后为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参赞大臣；次子鄂实亦为参赞大臣；三子鄂弼，任山西巡抚、西安将军；四子鄂宁亦历任巡抚；五子鄂忻为庄亲王允禄之婿；鄂尔泰之女嫁宁群王弘蛟：侄子鄂昌任湖北、甘肃巡抚。真是一个满门贵胄的家族。鄂尔泰见识远大，知人善任，颇有古大臣之风。他首倡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为巩固统一，卓有贡献。雍正对他极为宠信，认为他的能力实属大材。而鄂尔泰每每称雍正为慈父，雍正亦屡称鄂尔泰“胜朕顽劣之子”，他们君臣相得，非同寻常。雍正对此并不隐讳，他在给鄂尔泰的朱批中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然而鄂尔泰虽生性豁达，奖掖后人，却是骄倨有余。久而久之，就在周围聚集起一帮趋炎附势之人。到乾隆即位后，鄂尔泰已在朝廷内外结成了以他为首的党派。依附者，不仅有微末之官员，而且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尹继善、仲永檀等皆投入其门下。
与鄂尔泰同受雍正皇帝器重的是汉大臣张廷玉。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中进士，至雍正朝累迁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张廷玉出生于书香世宦之家、一门朱紫，其父张英以文学之才获宠于康熙皇帝，官至大学士，死后赐谥“文端”，寓以人品、学问端方之意。张廷玉是张英的次子，他的长兄张廷瓒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弟弟张廷璐官拜礼部侍郎。张廷玉的三个儿子也都登官仕进，长子张若霭、次子张若澄，均入值南书房，为内阁学士。堪称满门贵盛，天下荣之。张廷玉长期为雍正皇帝起草谕旨文书，长于文学之才，且又勤劳谨慎，善于贯彻皇帝的意思，被雍正视为股肱心腹。一次张廷玉偶患小恙，雍正皇帝命御医前往诊视，又遣内侍询问寝食，关怀备至。随后他对近侍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众人不解，惊问其故。雍正笑着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又是什么呢？”皇帝的宠信和倚重，使张廷玉置于权势显赫的地位，在他的身边自然也团结起了一帮势力。
到乾隆即位时，张廷玉作为三朝元老，一时大臣皆为后进，或由知遇之恩，或因提携之情，投到张廷玉门下的不知多少。
总之，乾隆即位后，无论是鄂尔泰还是张廷玉都各自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朋党集团，双方各立门户、广植党羽，争权夺利、势同水火。正如乾隆所说的那样：“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鄂张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鄂尔泰与张廷玉“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但为争权夺势，却无时不在暗中较量。张廷玉向来以谦冲自居，但对鄂尔泰却是寸步不让，鄂尔泰偶有过失，张廷玉必冷嘲热讽，使其不得自容。且看下面两人之间的一次玩笑对话：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曰：“此帽放在何处？”张廷玉冷笑几声，回答道：“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张廷玉明明是在警告鄂尔泰要老老实实为官，否则乌纱帽就戴不长了。鄂尔泰虽然十分恼火，却又找不出发作的理由，只好自家生闷气了。
其实，张廷玉虽然在咬文嚼字上比鄂尔泰高出一筹，常常以口角获胜，但由于清廷的大权操纵在满族上层的手中，乾隆个人袒护满族官员的倾向较为明显，所以上层权力圈内，满员占多数，汉员占少数，即使满汉同官，权力也往往掌握在满员手中。在这种情况下，鄂张两党的力量对比，不可能绝对平衡，而总是鄂党占上风，张党占下风。两党之间第一次大的冲突，就发生在雍乾交替之际。
雍正逝世前夕，因贵州台拱、古州一带的苗民再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雍正怒形于色，颇有怪罪鄂尔泰措置不善之意。因为鄂尔泰曾在雍正面前夸下海口，声称西南改土归流后，可保百年无事。然而，不过几年功夫，苗民复反，苗事再起。鄂尔泰虽感意外，但自觉心亏气短，便上疏请罪，要求罢免官职，削去伯爵，甘愿回家养病。雍正皇帝当时正在气头上，再加上朝中反对鄂尔泰的呼声很高，便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解去他大学士之职，削去伯爵。鄂党一时失势，而张党的势力却在上升。
雍正皇帝派往苗疆平叛的大臣是刑部尚书张照，他正是张廷玉的得力党羽。张照挟门户之见，一心想给鄂尔泰以致命的一击，所以一至贵州，便开始搜集鄂尔泰的种种罪状，向雍正告发，欲全盘推翻“改土归流”的政策。由于张照一门心思都用在整治鄂尔泰身上了，在军事上却是一筹莫展。他这个苗疆大臣用兵不得要领，而且政策上也有失误之处。他出于对苗民屡抚屡反、反复无常的憎恨，抓住苗民，不论降拒，一律剿杀。这种野蛮的屠杀政策，把苗民逼上了绝路，反抗益坚，甚至手刃妻女从军抗清。“苗患”在进一步蔓延，几成无可收拾的局面。
但雍正的死，改变了一切。
乾隆继位后，完全赞成“改土归流”的政策，对张照极为不满，斥责他持门户之见存心报复的行径，并将张照逮京下狱。封建专制政治下，生杀荣辱系于皇帝一身，人臣的命运，往往改变于瞬间，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喜怒哀乐。雍正皇帝在临终时宽容了鄂尔泰在苗疆的失误，仍让他以大学上承受顾命，辅佐新君。而乾隆皇帝又以鲜明的态度，为鄂尔泰翻了案，在逮治张照的同时，将鄂尔泰的得力心腹张广泗派往苗疆。鄂党占了上风，以为机会已到，欲穷追猛打，置张照于死地，以达到穷治张党的目的。
乾隆尽管肯定了鄂尔泰执行的政策，但岂能听任鄂党乘机报复、制造大狱、形成一党压倒优势的局面。他置身于两党之间，竭力保持平衡，这正是专制君王的统治之术。正是在这种不使一党得势，亦不使另一党失势的指导思想下，乾隆皇帝赦宥了张照，命其在武英殿修书行走，后又授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五年后官复原职，仍居刑部尚书之位。乾隆当时尚无自己的班子，只能沿用鄂张二党中的人才，他小心翼翼地操纵着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使它不致因为自己是个新手而出现什么故障。一个政治体制下存在两个以上势力集团，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政治现象。最高统治者应该凭借自己的权力，控制对立的双方，不让一方消灭另一方，而要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存，共同效忠于自己，这就是乾隆皇帝不偏不倚的统治之术。
鄂、张两党的长期对立，必将引发严重的冲突。乾隆六年，号称敢言的鄂党御史仲永檀参劾张廷玉泄密，乾隆起初并不相信，因为张素以缜密见称。仲永檀便举出御史吴士功弹劾尚书史贻直的密奏曾被宣扬于外。吴士功为张廷玉的门生，而史贻直则与鄂尔泰交好，乾隆清楚地记得，吴士功上年确有密奏，而且确实被宣扬于外，泄密的责任必在张、吴二人。此事如果追究下去，将成大狱，张党必然会遭到惨重打击。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压下，对吴士功泄密姑且不究，张廷玉也没有因相互串通、泄露机密而受到惩处。仲永檀攻讦张党泄密，其实鄂党泄密尤甚。乾隆早就指出：“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仅仅过了一年，仲永檀和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之事即行败露。他们相互交通，在参奏别人之前，先行商谋，参奏之后，又相互照会。仲永檀无非是要巴结讨好鄂尔泰，才与鄂容安结为至交。这种无视法网、朝纲的明知故犯行为，令乾隆气得发指，他指责鄂尔泰既不能“择门生之贤否”，也不能“训子以谨饬”，是营私党庇之过。见乾隆大怒，张党乘机落井下石，要求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逮问鄂尔泰。此事如果追究下去，鄂尔泰必将身败名裂，鄂党也会随之崩解，形成张党得势的局面。这并不是乾隆皇帝所希望的结果，他必须竭力维持两党的均势，以收牵制之效。于是乾隆同样从宽发落，除仲永檀下狱、在狱中病死外，鄂容安仅令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议处，以示薄惩。
乾隆皇帝在操纵驾驭官僚政治这架庞大的机器时，犹如驾驭一艘巨轮航行在大风大浪的海上，他尤其需要保持船身的平衡，只有这样不偏不倚，才能闯过激流险滩。
6、咸丰帝的权术计谋
1）咸丰兄弟间的皇位之争
清朝前期，从太祖努尔哈赤到康熙皇帝的100多年时间里，是建立政权、平定叛乱、恢复经济的关键时期。但无论国家大事多么紧迫，军机政务多么繁忙，始终未能摆脱激烈的皇权斗争，以致康熙这样堪称英明的皇帝，也被皇子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弄得心力交瘁。
雍正即位后，他从自己争夺皇位的亲身经历中吸取教训，创建了“秘密立储”制度。从此，不再公开立皇太子，而是将立储谕旨秘藏在匣内，放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直到皇帝驾崩时，才由御前大臣共同拆封，当众宣布由谁继位。
这种方法很巧妙，令所有心仪皇位的皇子都心存希望，努力用帝王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希望赢得父皇的好感。而且，由于皇子们没有明确的竞争目标，也不容易形成各种围绕皇子结成的政治集团。
这个办法虽然不能彻底消除统治者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但它毕竟削弱了这种斗争的激烈程度，避免了血腥残杀。所以，从雍正以后，争夺皇权的斗争，变得平和隐秘了许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权术和计谋的较量。
雍正之后，经乾隆、嘉庆，皇位传到了道光。道光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他共有9个儿子。
到了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道光64岁时九子中三位早逝、一位过继给亲王、三位年纪不到6岁，有能力竞争帝位的只剩下14岁的四皇子奕詝和13岁的六皇子奕两兄弟了。
在诸位皇子中，又惟有这两兄弟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从小在一起读书习武，兄弟俩不仅成长为熟读经史、兼通诗文、擅长骑射的少年才俊，还共同研创出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使得道光皇帝十分欣慰，特意将枪法赐名为“棣华协力”，刀法赐名为“宝锷宣威”，暗喻兄弟二人协力同心。
四皇子10岁时，生母孝全成皇后突然去世，他便由六皇子的生母孝静贵妃抚养。兄弟俩感情更深一层，如同一母同胞。
兄弟俩感情很好，但也可以说是不幸，因为皇位只有一个，究竟谁能成为皇位继承人呢？
有关道光立储的故事，民间有多种说法，在野史中记载也很丰富，关于继位传说共有四种：
说法一：先立六子，后改四子
因为孝静贵妃最宠爱六皇子，道光曾预先写好谕旨立他为储。书写时有个太监在阶下偷看，这件事渐渐传了出去，道光知道后很不高兴，便改立了四皇子。
说法二：人定六子，天定四子
六皇子特别聪明，道光非常喜欢他，有心立他为皇储。道光将死时，急忙传令召见六皇子。不料这时四皇子刚好来请安，听说这个消息赶忙跑到父皇身边。道光叹息一声，昏迷过去。等到六皇子赶来，道光已经驾崩，四皇子已经即位了。
说法三：心怜皇后，恩施其后
四皇子生母孝全成皇后生前与皇太后，即道光的母亲关系不好，她由贵妃晋升为皇后不久，就突然死去了。一首《清宫词》中写到她的暴死“事多隐秘”，言外之意是被太后害死了。道光十分悲痛，决定立四皇子为储，以此告慰皇后亡灵。
说法四：手心手背，左右为难
道光晚年确实最钟爱六皇子，想把家国大业交给他。但又因四皇子品德贤良并且年长，所以犹豫不决，最终立了四子。
从传说可以看出：道光更偏爱六皇子。这从道光为两兄弟择亲的情况也可以得到证实。
道光为四皇子指定的是负责祭祀的太常寺少卿富泰的女儿，为六皇子指定的是都统桂良的女儿。相比之下，六皇子亲家更有权势。而在封建社会，婚姻是与政治相联系的。
不过，继承皇位事关国家大局，仅有皇帝的偏爱是不够的。随着道光日渐衰老，两兄弟加紧了争夺父皇欢心、谋取皇位的步伐。
道光晚年时命皇子们随驾到南苑围猎，检验皇子骑射才干。
据文献记载，六皇子武艺超群，在围猎中获得猎物最多。而四皇子却站在一旁，不发一箭。
原来，四皇子知道自己骑射不如六皇子，事前请他的老师杜受田出了个高招。善于揣摩道光心理的杜受田说：阿哥千万别发一枪一箭，而且要约束手下人不得捕捉动物。皇上如果问及原因，你便说现在正值春天鸟兽万物孕育的时候，不忍心伤害它们，也不愿用这种方式与弟弟们竞争。
四皇子照计而行，果然道光非常高兴，赞叹道：这真是具有帝王心胸的人说的话啊！
还有一次，道光召两皇子问他们对国事政务的看法。二人接旨后分别请教自己的老师。六皇子的老师卓秉恬有才气，好发议论。他告诉六皇子：“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杜受田却告诫四皇子：如果谈国事政务，你比不过六爷。只要皇上说自己快死了，不等他问政，你就趴在地上哭。四皇子言听计从，他的表现使道光深感这个孩子仁孝。
后来两兄弟对各自老师的不同态度，说明杜受田在为四皇子争位中确实立了功，因而得到恩宠。而六皇子争位失败，对老师不满。
《道光帝立储密旨》及建储匣600扫描
道光三十年，道光帝去世，两皇子的皇位之争也有了结果。
道光传位秘档，是惟一保存至今的一组有关秘密立储的珍贵实物。匣中共有谕旨四份。立储谕旨用满汉文写道：“皇四子奕著立为皇太子。”又用汉文写道：“皇六子奕封为亲王。”这是道光逝世的前四年写的。还有两份交待身后应办事项的遗旨，并都贴有封条。此外，匣中还有朱谕一份，意思是说，诸位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重，同心协力辅佐新皇帝。这份朱谕是道光临死前书写的，字迹很潦草。
秘密立储的谕旨应该只有立储内容，但道光在立四皇子为太子的同时，又考虑了六皇子。这种一纸两谕的特例耐人寻味。而道光临终朱谕给人的感觉是，大臣们对立四皇子为皇太子好像存在不同看法。
四皇子继位并非一帆风顺。在丁国钧的《荷香馆琐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情节：道光在他病危时，曾召御前大臣八人到寝宫，让他们一起开启秘密立储的锦匣。当时，六皇子生母孝静皇贵妃叮嘱御前大臣不要马上接匣，御前大臣就有点犹豫推诿。道光见此情景，非常愤怒，以手拍床。御前大臣才不得不去接锦匣，当众开启，宣读四皇子为皇太子的谕旨。
史学家认为，这则记载与史实不符，但从中可以看出，两兄弟争储的传闻，确实是事出有因的。
道光的一纸朱谕，决定了两兄弟的命运，从此四皇子黄袍加身，成为咸丰帝，而六皇子作为亲王俯首称臣。但兄弟俩的斗争却并未结束。
咸丰元年，恭亲王代咸丰前往道光陵祭拜。这位在帝位争夺中失败的多才皇子感慨万端，赋诗一首：
曙色分林表，迷离隐远村。
泉流溪口合，鸟语陌头喧。
石勒碑何在，荆卿墓尚存。
当年曾驻跸，今日泪双痕。
这首诗情景交融，字里行间流露出空怀壮志、悲凄哀怨的心情。
咸丰继位后，恭亲王小心谨慎，一度得到咸丰信任，出任领班军机大臣。但后来两兄弟嫌隙渐生。
事情是这样的：孝静贵妃认为自己抚圣有功，多次托恭亲王向咸丰请求为自己加封太后，咸丰没有同意。《祺祥故事》记载：咸丰五年，皇太妃病重。咸丰前去看望，遇见恭亲王。咸丰随口问：额娘病得怎样了？恭亲王说：很重，看样子要等晋封皇太后才能闭眼。仓促间咸丰“哦、哦”了两声。没想到恭亲王听后立即到军机处传旨，礼部随后奏请尊封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
为此咸丰非常生气，但不得已批准了。九天后，康慈皇太后病逝。不久，咸丰便以“办理丧事有疏忽”的罪名将恭亲王赶出军机处，并罢免了他的其他重要职务。
咸丰还降低了养母康慈皇太后丧礼的等级，在谥号中不加道光的“成”字，也不在祖庙立牌位，创造了清代皇后丧礼的特例。太后陵墓也没与皇帝陵在一起，而是与16个妃子的园寝在一起，但中间用墙与妃子墓隔开，并用黄瓦以示区别。
这种既有别于皇后又有别于妃子的处理，隐隐透出咸丰的用心：他要让弟弟知道，皇帝的亲生母亲和养母是有区别的。并以此警告弟弟：别再打皇帝宝座的主意。就这样，咸丰终于战胜恭亲王坐稳了皇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