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努尔哈赤究竟姓什么
清朝开国皇帝太祖努尔哈赤姓什么？据文献记载，一共有六种说法，佟、童、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据《清太祖实录》记载，清朝皇帝都认为自己姓爱新觉罗，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三个仙女在池中沐浴，一只神鹊衔来一枚果子，落在三仙女的衣服上，仙女爱不释手，把果子放入口中，吞进腹中，从而有了身孕，生下一个男孩，男孩相貌奇异，而且刚出生就能说话，仙女告之，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祖先。
我们知道，刚开始满洲并没有满文，当时明朝、朝鲜的官私书籍里，关于清朝先世的姓氏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明朝和朝鲜的文献均有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佟和童。努尔哈赤曾作为明朝的建州卫官员，先后八次骑马到北京向明朝万历皇帝朝贡。明人或明清之际的学者，做了大量的记载，都说努尔哈赤姓佟。
而且努尔哈赤曾同朝鲜打交道数十年，朝鲜文献也留下大量记载。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有如下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朝鲜国王回帖云：“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尔哈赤禀”等等。
努尔哈赤自称姓佟。申忠一作为朝鲜南部主簿到达佛阿拉，受到努尔哈赤的接见，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回国后将见闻写成《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资料珍贵，相当可信；而那篇《回帖》是努尔哈赤本人让他转给朝鲜国王的。这是努尔哈赤亲自审阅过的正式公文，应当算是第一手资料。但是，朝鲜文献更多的是把“佟”写作“童”。
“童”和“佟”实际上是女真人的普遍姓氏，是假借汉人的姓氏。
佟姓或童姓，不但是辽东的显著大姓，也是当时女真人的普遍姓氏。谁做了部落的酋长，谁与明朝发生关系，这人便以佟或童为姓，通过“四译馆”，转给明朝政府。
章炳麟的《清建国别记》中提到一种说法，佟姓原来是汉人的姓氏，后来常被夷人袭用，以假冒汉人，提高自己的身价。清朝皇室的祖先在名字前面冠以“佟”姓，也是因为羞于提起自己夷人的身份，于是假借汉人的姓氏。可见女真酋长，可以随时姓佟或童，佟姓或童姓，也就成为他们的公姓。
努尔哈赤的姓氏除了佟或童的说法之外，朝鲜人还有记载称他姓雀或姓崔。
有一种解释是来源于努尔哈赤的母亲因为吞下雀卵才生下了他，不过清朝人并没有如此记载，《清太祖实录》的《武录》、《满录》、《高录》三书，仅记载其母怀孕十三月而生努尔哈赤之事，并无吞卵而孕之说。
第二种解释则来源于仙女吞服神鹊留下的果子而生下清朝皇帝祖先的神话，因此传闻努尔哈赤姓雀。而且满洲先人曾把乌鹊作为图腾，这些都能把清朝皇室姓氏同“鹊”或“雀”相联系。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看法，认为努尔哈赤姓“崔”是由于朝鲜语中，崔的发音介乎于汉语缺和吹之间，与“觉罗”中“觉”字音相近，于是怀疑崔姓是来源于“觉罗”的误读。
有学者又认为努尔哈赤的真实姓氏是金，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有史料记载他姓金，金是“爱新”的音译。所以，猛哥帖木儿及其后裔努尔哈赤都姓金，也就是姓爱新。
还有一种说法，是姓觉罗。《清朝通志·氏族略》里记载爱新觉罗是国姓，爱新是金的意思，其他的觉罗则冠以地名、部名、民名等，与国姓相区别。如“伊尔根觉罗”就是“民觉罗”的意思，以表示它们和爱新觉罗（金觉罗）有所分别的。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记载有八种觉罗，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
可见“觉罗”是满洲皇室旧有的姓氏，“爱新”是后来加添的，其目的在于显示帝王后裔的尊贵。
到清太祖的时候，为何舍弃了汉人的佟姓，而自称姓觉罗呢？
因为佟姓毕竟是汉人的姓氏，虽然假借了可以假冒汉人，在和明朝官方文书往来时方便些，可是金姓却是金朝女真的国号，不但可以自显是帝王种族的后裔，而且可以藉着它在女真民族中有所号召。
因此，“爱新觉罗”这个姓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有它产生的原因、形成的过程。
但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爱新觉罗，并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依据，而是学者根据史料推论，所以至今清太祖姓氏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2、努尔哈赤死亡之谜
关于努尔哈赤攻陷抚顺的记载。
努尔哈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人。但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闷而死，还是死于探索浑河，或者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第一种说法：死于红夷大炮
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6万大军（号称14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11门红衣大炮（按：本为红夷大炮，因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忌讳“夷”字，故称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
据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按：指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按：指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创伤的情况下，这位沙场老将终于郁郁而终。
明朝史籍也记载，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专家分析这个“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
《明熹宗实录》记载，明朝兵部尚书王永光奏称，在宁远之战中，明朝军队前后伤敌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蓟辽经略高第则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夷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酋子”、“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对此，金国平和吴志良的分析是，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大清一代开国君主竟葬身“西洋大炮”口下，为固军心，隐瞒、迟报主将伤亡乃古今中外兵法惯伎。因此，可以大胆推断，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伤后致死。在没有新资料以前，这一点似乎可为定论。
第二种说法：死于探索浑河
清代史籍有很多有关努尔哈赤临终前在浑河上情况的记载。《满洲实录》载：天命十一年（丙寅，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坐汤。十三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太子河而下。遣人召后觉华岛明代屯粮城北门遗址位于今辽宁省兴城菊花岛乡。迎之于浑河相遇，至艾家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在位十一年，寿六十八。国政及子孙遗命预有告诫，临终遂不言及。
当时，从本溪清河温泉坐船顺太子河入浑河是顺流而下，虽然入浑河后坐船是逆流而上，但是返回沈阳皇宫也用不了几天的。由此可见，努尔哈赤从“大渐”至死是有充分时间交待后事的。但是现在看来，无论他是病重在浑河船上，还是没病，都完全不必让大妃来陪着滞留在浑河上而不入宫。那时定会有一个浑河的秘密在努尔哈赤的心中隐藏。当时的情况是否应该如此设想：努尔哈赤与大妃相会之时并非已是生命垂危之际，而是招大妃阿巴亥到浑河上相陪，叙说他对浑河的崇敬和战败后心中的苦闷。见面后，努尔哈赤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死，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得很快，便没有留下什么遗训。而是与大妃谈论着浑河、天柱山入浑河之处的风水、浑河这条龙脉之水对他的天之相助，天之旨意；谈论着将来他们死后要一同埋葬在福陵这块风水宝地上。谈论着他们的孩子多尔衮的聪慧；谈论着让阿巴亥好好的教养多尔衮；谈论着他的子孙后代必将战胜明朝、必将改天换地、必将逐鹿中原、一统江山。此时的努尔哈赤把心中的无限美好憧憬和迁都沈阳的心中秘密完全告诉了阿巴亥，并且情绪激动。寄托的心情，希望他的子孙万代都能稳坐在这条浑河龙脉之上，乘风破浪，永享千年。然而，努尔哈赤却在这兴奋之际内火攻心突然一命归天了。今天的这种设想是否成立呢？需要后人去进一步的解读、考证、推理。但是切切不可片面的否定这种设想。
第三种说法：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一则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忿；二则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十一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四十里的鸡堡死去。
当然，历史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3、顺治帝继位之谜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顺治在此登上皇帝宝座。
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之后，皇位继承在肃亲王豪格同睿亲王多尔衮之间角逐，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六岁的福临登上了皇位。六岁的福临何以能承大统？这是清朝历史的一个谜。往之论者多认为出自睿亲王多尔衮之首议。目前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按照清太祖努尔哈赤规定的皇位继承《汗谕》，由满洲八旗贵族共议嗣君。时亲王、郡王共有七人：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认为福临继位之议出自多尔衮的学者，其主要依据是朝鲜《沈阳状启》或《沈馆录》中的一段记载。为便于分析，征引全文如下：
秘密状启。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发言曰：“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云。”则虎口曰：“福少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即起去。八王亦随而去。十王默无一言。九王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应作九）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誓天而罢云。上述《秘密状启》，时间记为癸未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即大衙门秘密会议后的第十二天。文中的”大王“为礼亲王代善，”虎口“为肃亲王豪格，”八王“为英郡王阿济格，”九王“为睿亲王多尔衮，”十王“为豫郡王多铎，”右真王为郑亲王济尔哈朗。
在上述材料中，有三点，应分析。其一，“九王应之曰”，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一番争论，而被《秘密状启》的作者，或出于重点在启报新君为谁而省略繁文，或对当时秘议不甚了了而断简阙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其前都有一番争论。因是最高机密会议，外人不可得知而详。《秘密状启》中的这段记载，十分可贵，有所罅漏，不必苛责。
其二，“汝等之言是”，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人提出立福临，故多尔衮才“应之”、“是之”，否则何应之有、何言之是！
由上可见，福临继位之议出自多尔衮的直接史料未见一条，而所据之《沈阳状启》言辞含糊，且存疑点。
事实上，拥立福临继承皇位之议首先出自郑王济尔哈朗，当时最有影响的四位和硕亲王——礼亲王代善抱明哲保身态度，以年老多病为由，不想卷进这场政治漩涡，肃亲王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角立，双方僵持，互不相让，所以只有郑亲王济尔哈朗比较超脱而能起协调作用。
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之子，在这场宫廷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一则，济尔哈朗虽是舒尔哈齐之第六子，但自幼为伯父努尔哈赤养育宫中如同己出。二则，济尔哈朗小皇太极七岁，两人情谊如同胞；三则，阿敏被夺旗后，济尔哈朗成为镶蓝旗的旗主贝勒；四则，济尔哈朗屡经疆场，军功显赫；五则，济尔哈朗年四十五，序齿仅亚于代善，比多尔衮年长十三岁；六则，济尔哈朗受清太宗信任依重，被封为和硕郑亲王；七则，济尔哈朗既是多尔衮的兄长，又是豪格的叔辈，便于两方协调。八则，济尔哈朗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在关键时刻提出重要建议。所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议商皇位继承而陷于僵局之时，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而是福临继位，平衡了各方。
郑亲王济尔哈朗因拥立福临继位之功，而得到担任辅政王的政治回报。辅政亲王的政治地位，较和硕亲王更高一层。当时为何不由代善、豪格，而由济尔哈朗辅政？显然，代善在这场严重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毫无作为，大贝勒没有做出有利于胜利一方的贡献。豪格则与多尔衮对立，如二人同时辅政，会出现两虎相争的局面。至于济尔哈朗之所以为摄政王，主要原因是：首先，他提出了福临继位这一折衷方案，侄子继统，皇叔摄政，理所当然，众王接受。其次，他因私下表示拥立豪格，又为两黄旗王大臣所接纳。再次，他同代善父子无恶，而为两红旗王大臣所认允。再次，他非努尔哈赤直系子孙，对多尔衮兄弟构不成政治威胁，而为两白旗王大臣所接受。但是，济尔哈朗不久便被多尔衮撤其辅政王。这是多尔衮对济尔哈朗不拥立自己而拥戴福临的一个政治报复，也是多尔衮独揽朝纲巩固权力的一项举措。
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若自己强行登极，只有两白旗支持，明显不占优势，还势必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火并，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给大清造成重大损失。解决皇位继承难题的途径不外三条：一是强自为君，得不到两红、两蓝旗的赞同，还会引发两黄旗的强烈反对；二是让豪格登极，自己既不甘心，还怕遭到豪格报复；三是让年幼的皇子福临继位，而自己同济尔哈朗摄政，可收一石三鸟之利——打击豪格，摄政掌权，避免内讧。所以，在上述三种解决办法中，以第三种解决办法比较切实可行，两黄、两白、两红、两蓝各方都可以接受。睿亲王多尔衮，能知时务，聪睿机智，权衡利弊后，才赞同立先帝第九子福临。
福临当时尚在冲龄，不了解继位政争内幕。后来逐渐知道当年的故事。待多尔衮病死、自己亲政之后，即对皇叔济尔哈朗表彰其当年功绩，赐予其金册金宝。《清世祖实录》顺治九年二月庚申记载：我太祖武皇帝肇造鸿基，创业垂统，以贻子孙。太宗文皇帝继统，混一蒙古，平定朝鲜，疆圉式廓，勋业日隆。及龙驭上宾，宗室众兄弟，乘国有丧，肆行作乱，窥窃大宝。当时尔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睿王心怀不轨，以尔同摄朝政，难以行私，不令辅政，无故罢为和硕亲王。及朕亲政后，知尔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锡以金册金宝，封为叔和硕郑亲王。
在此，顺治帝明确表明：济尔哈朗在诸王议立自己为帝时，有拥戴之功。福临的这番话，说出了当时的内情。郑亲王之功，在拥立福临。顺治帝对其他的亲王、郡王，在决定自己继位的功绩上，都没有进行过表彰，而只有对济尔哈朗表彰此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诸王贝勒会议上有拥立福临继位的特殊功勋。
所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诸王贝勒皇位继承会议上，鉴于豪格与多尔衮争夺皇位陷于僵局，能从大局出发，平衡各旗利益，提出折衷方案，首议由福临继承皇位，得到多尔衮的回应，也得到诸王贝勒公议。清太宗皇太极遗位争夺的结果，既不是角立一方的肃亲王豪格，也不是角立另一方的睿亲王多尔衮，而是由第三者六岁的福临继承。这个方案与结果，对于四位和硕亲王来说——于礼亲王代善无利无弊，于睿亲王多尔衮有利有弊，于肃亲王豪格无利大弊，于郑亲王济尔哈朗则有利无弊。所以，皇太极遗位由福临继承，得益最大是：福临、孝庄太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四个人。
4、顺治帝“下诏求言”为什么失败
玉牒馆为编修爱新觉罗皇族家谱之机构。
1650年（顺治七年）冬多尔衮去世，接着顺治帝亲政，又经过一年多的政坛风云，这位15岁的少年天子才真正掌握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
顺治帝主政后，面临着各种尖锐的矛盾。为此，他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其中一项就是“下诏求言”。顺治十年四月十七日（1653年5月13日）的上谕说：“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农民失业，朕甚忧之。意朕躬有缺失欤？祀享有不诚、诏令有不信、政事有未当欤？抑大小臣工怀偏私，重贿赂，不肯实心为国，旷废职业，以致膏泽不下逮欤？抑当言不言，不当言而言，沽名钓誉，持禄养交，无济于实事欤？抑民间疾苦无所控诉，地方各官不以实上闻欤？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见，凡有关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应兴应革者，悉心条奏，毋含糊两可，毋借端影射。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清世祖实录》，卷74）这道上谕，言词不可谓不恳切，期望不可谓不殷迫。
在以后的几年里，类似的上谕还发过好几次。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共同应对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这应该说是一个很高明的举措。
但是，事实并没有如顺治帝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下诏求言”遭到了群臣的冷遇，效果很不理想。这一点，顺治帝曾多次谈及。如顺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657年11月21日）他召集三品以上官员，面谕说：“朕年来屡饰科道各官，据实陈奏，以广言路。乃不抒诚建议，或报私仇，或受嘱托，或以琐细之事渎陈塞责。虽巧饰言词，而于国家政治有何裨补？”（《清世祖实录》，卷112）顺治十七年六月九日（1660年7月15日）又颁旨说：“顷因亢旱为灾，朕省躬引咎，宣谕求言。原欲大小臣工，于朕躬阙失及关系国计民生利害者，指实陈奏，以图兴革。近见入告章疏，多摭拾浮泛修饰繁词，开列款数，沽名塞责，不惟无裨治理，反使虚文愈增，稽误正务。其于朕躬阙失，并内外满汉大小臣工结党循私，贪赃坏法，以及豪右侵渔、商市强霸，一切蠹政害民之事，未见确有指陈，殊负朕省改咨询实意。”（《清世祖实录》，卷136）此事对这位皇帝影响甚深，可以说是终生未能释怀。一直到他即将结束其24岁年轻生命的时候，他还在《遗诏》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岂能一无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尽言，是朕之罪一也。”（《清世祖实录》，卷144）或者说这份《遗诏》是别人代拟的，不一定代表顺治帝的思想。但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情特意郑重其事地写入《遗诏》，表明顺治皇帝“下诏求言”的失败，则是确凿无疑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作深入的探究，看看“下诏求言”所以落得个失败的缘由，我们会发现，根本原因不在别处，正是在大力倡导此事的顺治皇帝本人身上。
按照顺治帝自己的说法，叫作“居心未净”。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出发点不对，动机不纯。顺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660年7月2日）的一个上谕说：“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十三年间，时有过举，经言官指陈，有即加处分者，有优容宽宥，而此心介介尚未全释者。事有错误，犹可改图，居心未净，政事之流弊必多。”（《清世祖实录》，卷136）原来，皇帝的“引咎省躬诏谕”，是做做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虚邀名誉”，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所以对有些批评皇帝过失的话，或者“即加处分”，有的即使“优容宽宥”，心里却“介介尚未全释”。我们并不惊异顺治帝会有这种心态，因为这对于握有最高独断权力的封建君主来说，抱有这样的想法是毫不为怪的；使我们略感惊异的倒是如此坦率的自白，应该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求言”既然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必定难以收到切实的效果，则是确定无疑的。
正由于出发点存在问题，所以顺治帝对于群臣的意见和建议，并不认真对待，往往束之高阁，置之不理。顺治十七年六月一日（1660年7月7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之弼上疏说：“顺治十二年下诏求言，内外千百疏，部复未见施行。臣请此次应诏章疏，倘有事关大利大害、宜因宜革者，祈皇上俯赐裁决。”（《清世祖实录》，卷136）一方面指责群臣“虚文塞责”，一方面对群臣的章疏视若无睹，不理不睬，岂不是叶公好龙，大臣们哪里还会有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更加重要的，是顺治帝自食其言，在“求言”的时候，要求大家“有官守者，必尽其职；有言责者，必尽其言”，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在前引的谕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顺治帝自己的自白。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具体的实例。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655年3月5日）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因为“水旱相继”，检讨政治得失，在奏折中历数多尔衮开国时的种种功劳，认为对他削爵藉产，“毁灭过甚”，“其中不无冤抑”，提出“赐之昭雪，复其爵号”。多尔衮曾经是顺治皇帝的最大政治威胁，也可以说是他的头号政敌。要对多尔衮平反，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于是，他“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斟酌密议具奏”。大臣们揣摩上意，给彭长庚定了个“阳应求言，阴图构乱，违天悖上，紊乱朝纲，煽惑国家，情罪甚大”的吓人罪名，本拟“斩立决”，看在“系奉旨条奏之时”，从宽免死，给了个“流徙宁古塔地方”的处分。这决不是孤立的个案。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就上奏说：“夫官居言路，敷奏固其职掌，即百职诸司，感事忧时，岂无一得之见，况求之使言，谁不能言，而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于不敢。而其所以不敢之故，不过因祸福利害横于前，诛殛放流迫于后尔。”（《清世祖实录》，卷112）有一个叫李森先的御史，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皇上孜孜图治，求言之诏屡下，而两月以来，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不肯进言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尔。”（《清世祖实录》，卷117）你想，上书言事必须随时冒着“诛殛放流”的风险，官员们怎么能不“以言为戒”呢？
可见，要想真正广开言路，让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首先必须有一个真诚的态度，不是做表面文章，一味“虚邀名誉”；还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合理的意见，做到择善而从；更需要有宽阔的胸怀，能够听得进逆耳之言，特别是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而不能以言治罪。但是，对于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帝王来说，要做到这几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顺治皇帝“下诏求言”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了。
5、顺治为什么要净发出家
位于今北京市宣武区，始建于唐。顺治曾听法源寺高僧说法。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入关前，顺治对佛教一无所知。作为与明政权相抗衡的、统治着广大东北地区的清政权的承继者，其满族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论。他们在祭祀活动中崇拜的，是自然的万物多神。由于主持祭祀的人，按满语称为“萨满”、“萨玛”、“萨麻”、“珊蛮”等，这种宗教就被称为“萨满教”。它产生于远古，没有统一的教理教义，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宗教。
而顺治入关后，由于其朝政被做摄政王的叔父多尔衮所把持，多尔衮对顺治的教育，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所以顺治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像所有满族孩子一样，热心于骑马、射箭和围猎，对汉文化一片茫然。
据《清世祖实录》卷三、卷九、卷十五等处的记载，就顺治接受汉文化教育的问题，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人，都曾经先后向多尔衮上疏，请求选择有学识的人辅导顺治的学习，但都被多尔衮以顺治年幼的理由拒绝了。后来，多尔衮对这种建议索性置之不理。只是因为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顺治的汉化教育一下成为必然。面对如此丰富而悠久的汉文化和历史，出于实施统治的需求，顺治在几乎不识汉字的基础上孜孜求学。但最先植入他头脑中的宗教，却并非是已被汉文化深深吸纳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没能融入汉文化的基督教。
顺治亲政的第一年，为了学习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历法等天文、物理知识，就接受了大学士范文程的引见，召见了在钦天监任职的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渊博高深的学识，得到了顺治帝的尊敬。而汤若望在得到这种教习机会后，在解释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始向顺治帝传输基督教教义。教义中关于一切罪过都可以通过忏悔而获得天主宽恕、并免遭审判的思想，也随之植入了顺治的心灵。但汤若望在顺治头脑中苦心营造的这一信仰，终因缺少这片广阔土地的文化滋养而坍塌了——在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养着的佛教，其关于相同问题及出路的阐释，最终征服了顺治帝，并成为了他的人生信仰。
顺治十二年（1655年）满蒙文合壁刻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学界人士曾普遍认为，顺治帝接触佛教，开始于同京师海会寺主持憨璞聪的会晤。那一年，是顺治十四年（1657）。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的佐证，晏子友先生论证了顺治帝应该是在八年的秋冬，通过认识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内静修的别山法师而开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禅宗，又是影响力最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派。而禅宗在发展中，又分化为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宗。其中，临济、曹洞又是流传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两个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们同顺治之间的往来，被记载在景忠山上众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面记载着在顺治八年（1651）顺治因为出猎来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会见了主持海寿法师，得知“知止洞”内，有一位别山禅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后，回宫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宫，供其修身。但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宫后，就拒绝了顺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继续住在石洞内修行了。这件事，使顺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独立的人，他们的信仰与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于是，顺治陆续延请了一些佛门中人入住万善殿，开始了同佛教的接触。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别山法师，由于给顺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顺治十年（1653）又被诏入西苑椒园，赐号“慧善普应禅师”，并在椒园住了下来。
但是仅凭碑文石刻的记载，多少有些孤证，而《清世祖实录》等汉文的官方档案中，又没有顺治曾经在八年驾临景忠山的记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上面记载，顺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顺治帝与皇太后、皇后一起行猎，驻于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庄，并在这一天，去了娘娘庙，赏和尚海寿千两银子。等到从滦州回銮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庙，“赐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银一百两”。这里，娘娘庙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称，海寿即该殿的主持法师，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别山”，只是因为在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时，地名、人名的翻译使用的是音译方法，因之所选的音译汉字不同而已。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是清朝初期内国史院这个政府机构为纂修国史而辑录的满文档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顺序编辑。由于修史角度的不同，档册所辑录的事件内容就详略不同。尽管是简单的记载，但将其与碑文石刻相对照，其登山原因、时间、别山法师修行处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证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实的真实性。
但可能是因为曹洞宗的参佛方法着重于从个体去体悟佛性，不是很适合顺治当时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础，而且这种教派的修身方法，也决定了海寿、别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辞，所以当顺治在十四年（1657）结识了禅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临济宗的一些僧人后，曾说，一开始我虽然尊崇佛教，却并不知道有教法派别的区分，也不知道各个教派中的高僧，知道这些，是从憨璞聪开始。
憨璞聪，福建延平人，是临济宗的高僧。他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于京师城南的海会寺请来做主持，从而使临济宗的宗风在京师大振。临济宗的教法，重在通过师生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并针对不同的悟境程度，对参学者进行说教，提倡通过交流使人省悟。这种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适合顺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几次长谈后，顺治就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请憨璞聪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延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其中对顺治影响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琇，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忞，以及玉林琇引荐的弟子茆溪森，木陈忞引荐的弟子旅庵、山晓等人。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从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并转变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认玉林琇为师，请其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西苑万善殿就成了他参禅拜佛和与这些僧人讨论佛法的处所。玉林琇的大弟子茆溪森，不仅成了他的师兄，更因为自身学识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顺治的深深信赖。有关顺治帝与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动和交谈，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帝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佛教关于生命轮回、个人承担着自身一世的善恶报应、如想脱离轮回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义。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并不知会在何处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创后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结果。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他的爱妃董鄂氏去世了。
顺治三年（1646年）刻，现存北京国子监内。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夏天，年已十八岁的时候，入宫侍奉顺治帝。再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记载，夏天入宫的她，在七月份就准备立妃。卷一百三记载，在八月二十二日，则被正式册立为贤妃。册文中顺治帝称赞她“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过“贵妃”这一级别，准备立她为“皇贵妃”了。卷一百五，则对十二月初六日举行的正式册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册文中，顺治帝再次称赞董鄂妃“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并且为了这次册立，颁发诏书，大赦天下，将自己喜悦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国。该诏书长一百九十厘米，宽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董鄂氏从入宫到晋升为等级最高的嫔妃——皇贵妃，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况且因其册立之事还颁发了大赦诏书。颁诏这种礼遇，通常只发生在册立皇后的时候。但她确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后被追封的，时间是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后的第三天，谥号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这个时候，顺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女儿，名叫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经历了董鄂妃的被宠幸而险些被废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才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这样，如果取谥号的前两字，董鄂妃又是“孝献皇后”；取后两字，也就称“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顺治帝非常难过。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去世的当天，顺治帝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人，全部聚集到景运门哭临，这就是全部的皇亲国戚了。而移送梓宫的时候，这些人又必须随同护送。卷一百四十记载，顺治帝为董鄂妃的去世辍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丧服，朝廷官员和命妇们为此穿的丧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许脱下。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到了百日祭奠这天，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另外从他亲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笔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优良品行，并倾注了自己的绵绵爱意。如此不同寻常的晋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只说明，顺治深深爱着这位董鄂妃。但这位极度受宠的董鄂妃，因为记载她来到顺治身边的年龄是十八岁，就引起了后人对她入宫前的身份的猜测。因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过报选秀女这个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顺治的。清朝相关的法规限定，报选秀女的年龄是十三到十六岁。如果隐瞒不报，身为满族军官的她父亲，是要依照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所以，她这样的年龄，是从什么渠道入宫的呢？最广泛的猜测演义，就是说，她是被掳献入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出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这个出生时间，是根据她的丈夫冒襄写的纪念文章《影梅庵忆语》推算的。冒襄，字辟疆，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一起，被并称为“明末四公子”，是名噪一时的人物。他的《影梅庵忆语》，写于小宛去世后。文中追忆同小宛相识的时间，是明崇祯十二年（1639）这年小宛十六岁。如此推知，小宛应该是在明天启四年（1624）出生。而顺治帝则出生于清崇德二年（1637）这个概念就是，小宛要比顺治大十三四岁。冒襄记录小宛死亡的时间，是顺治八年正月初二（1651年1月22日）。这一年，顺治帝刚刚十四岁，还没有到大婚的年龄。所以单从年龄和小宛去世的时间上推论，董鄂妃也不可能是董小宛。况且，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襄详细记录了为小宛赎身、一起回家后遭遇的战乱逃亡生活，以及小宛最后病死的全过程。董小宛死去的地点，是江苏如皋叫“水绘园”的家中属于自己的那间房子里——“影梅庵”。她的死亡，还得到了当时一些著名学士的见证。所以董鄂妃不可能是董小宛。
据一些史学研究书籍阐述，董鄂妃在来到顺治帝身边之前，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她是在顺治十年（1653）十五岁时入选秀女，指配给了襄亲王，在第二年成婚。成婚时董鄂妃十六岁，襄亲王十三岁。这位生于清崇德五年（1641）名叫博穆博果尔的襄亲王，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其母亲是懿靖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也就是说，襄亲王是顺治帝的同父异母弟弟。这样，董鄂妃在来到顺治帝身边之前，就是顺治的弟媳了。
不过，在关于顺治为什么要净发出家这个问题上，董鄂妃在入宫前的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入宫后赢得了顺治帝的感情，并且她的死给了顺治帝以感情上的重创，成为顺治萌发出家念头的一个直接契机。
综上所述，顺治帝在十七年（1660）十月，因佛教信仰的影响和爱妃董鄂氏去世的刺激，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举行过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但不久即决定蓄发留俗。
6、顺治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大清帝国第一位入主中原的天子福临告病身亡。不久，有关顺治帝出家的消息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演绎颇多，给顺治之死染上神秘色彩，成为迄今仍无法定案的历史之谜。《清史稿》、《顺治实录》、《清实录》等清官方的史册中，关于顺治之死仅有寥寥数字，语焉不详，给人讳莫如深之感。
野史与民间传说最广的说法，是顺治因一代名妓董小宛去世而遁入空门。而据史书记载，董鄂妃确有其人，却并非董小宛。董鄂妃出身于满洲世族之家，“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廷”，备受宠爱。顺治十四年，董鄂妃诞下皇四子。次年正月此子不幸夭折，董鄂氏伤心欲绝，染病不起，不久后病逝。
对于顺治皇帝的死亡，《清世祖实录》中的记载异常简短，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为什么关乎生死的大事，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甚至对死因只字未提？面随顺治死因存在的种种疑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档案研究专家李国荣决定，从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中，解开这个困扰史学界多年的谜题。
作为记录顺治皇帝生平最权威的档案——《清世祖实录》中有一段关于顺治死前的最后记录。顺治患病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到初六顺治已经是病入膏肓。《清世祖实录》中用了200多字记载了顺治死前的活动，而描述他的死亡却仅有11个字，时间，地点，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仅如此，清朝皇室家谱《玉牒》中也仅仅只是记录了顺治驾崩的时间，对于顺治皇帝的死因依然是避而不谈。
同样让人费解的，是顺治临死之前留下的遗诏。因为在整篇遗诏中，顺治开列了多达十四条的朕之最。为什么顺治会对自己平生所为如此内疚自责？这样的自责似乎很不符合一代天子离开人世时最后的心情。
有人在顺治朝的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意外的发现了关于顺治死因的线索。书中写道，在王熙应召进入养心殿以后，病榻上的顺治帝对他说，朕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所谓的痘就是天花，顺治皇帝从患病到驾崩，只有五天的时间。他的病症与天花病极为相似。那么顺治皇帝会不会就是天花病死去的。
从种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患天花而去世，这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顺治患病去世，应该属于正常死亡。然而清宫档案为什么对顺治的死因只字未提，讳莫如深，难道顺治死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还有一种说法是顺治死于郑成功的炮轰。
1992年，居住在厦门的郑万龄，在家中整理父亲留下的遗物。郑家是郑成功的后代，郑万龄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不少和先族相关的书籍。然而，就在整理的过程中，一本书吸引了郑万龄的注意……
顺治十二年（1655年）福临绘。
郑万龄发现的手抄本叫《延平王起义实录》，这本书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郑成功的戎马生涯。2004年4月20号，《厦门晚报》的头条新闻——顺治被郑成功毙于厦门，吸引了无数的目光。而这个惊人的消息就是来自《延平王起义实录》的一段记载：有人密报郑成功，高崎之战中，顺治皇帝在厦门思明港被炮击没，清军将领达素不敢对外公布这个消息。
此外，手抄本上还有一段关于太师郑芝龙被害内幕的文字，其中再次提到顺治帝死因：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屡次写信劝儿子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并未将他治罪。顺治被炮毙于厦门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康熙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康熙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民间传说，明末清初，郑成功据岛抗清，顺治皇帝御驾亲征，来到厦门。郑成功的部队沿岸与清军激战。就在这一次的激战中，顺治皇帝被郑成功炮轰而死。港中江鱼因食皇帝肉而形变，成了无鳔江鱼。如今这个笼罩着浓郁神话色彩的传说，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顺治皇帝真的死在厦门海战当中了么？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认为，顺治很有可能亲征的。而且清兵统帅达素之死，也存在着颇多疑点。《延平王起义实录》中称，顺治被炮毙后，达素畏罪自杀。在今人研究郑成功的另一部重要史料——《海上见闻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十月清调达素回京问罪，达素在省吞金而死。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逼迫达素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清史专家何龄修仔细研究了厦门文史专家提供的种种史料，提出了质疑。在记录郑成功事迹的《先王实录》里边没有这种说法。而且郑成功本人在出兵恢复台湾之前的讲话中，也只提到去年打败达素军队一阵，并没有说打死了顺治。不仅如此，南明大臣张煌言在给永历皇帝的所有奏报中，也从来就没有过关于顺治被郑成功炮毙的片纸只言。显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说法。此外，清军与郑成功的部队激烈交战是在五月，那么顺治被炮毙的话，不能超过五月，因为五月以后没战事了。但是到了顺治十八年正月，新皇帝才即位，这也就意味着皇位虚悬半年，权力真空必将导致政治混乱，这种情况在极权统治的封建王朝根本不可能发生。
《延平王起义实录》带给专家们的，依然是一片茫然和疑惑。顺治是否御驾亲征来过厦门？又是不是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轰？除了一份家传的手抄本和一个遥远的传说，专家们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佐证。而也就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答案的迷失让顺治死于厦门的说法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一代天子年轻的生命，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却的答案。人们只能依靠着史料中的零星记载，尽可能去还原那段历史本来的面目。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死于天花的可能性最大，但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定论。顺治神秘的死亡也许就在紫禁城的静默中永远被尘封了。然而，历史正是因为有了诸多难以猜测的谜题，才会显得如此耐人寻味。
7、康熙皇帝死因之谜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69岁的老皇帝玄烨兴致勃勃地到南苑去打猎。他偶感身体不适，即命驾返回京师西郊的皇家苑囿-畅春园休憩，不料病情日渐加剧，延至十一月十三白晚上溘然长逝。当夜，遗体送还紫禁城，安放在乾清官，十四日大硷。二十日，文武百官奉皇四子胤禛登极，是为雍正。追溢玄烨为仁皇帝，庙号圣祖。
康熙帝是清朝第二个皇帝，君临天下61年，正是清初的隆盛时期，封建的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顶点。他的逝世和雍正继承皇位，不但是当时震撼全国的重大事件，而且由此产生了许多传说和怀疑。
近年来，随着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被毒死无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许曾重撰文说，西征之役即将结束时，胤禛返京即位已成定局，胤禛因此采取断然手段。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的情况下，隆科多在食品中放入毒药，致使康熙死去。
另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久病缠身，因感冒引起其他症状导致死亡。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的文章指出，康熙身边警卫森严，时有提防，不可能被人暗害。毒死之说是经不住推敲的。
铜版雕刻，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康熙有子35人，女20人。在诸皇子中，胤禛最长，但不是嫡出。嫡出最长者胤礽，康熙十四年被立为皇太子，准备日后继承大统。清代自太祖以来皆不预立储位。太祖曾说：“有德者即登大位。”清代之立太子自此开其端。胤礽立为皇太子以后，康熙选派大学士张英、儒臣熊赐履等教之，南巡北狩，都随驾从行。康熙三十五年，御驾亲征噶尔丹于漠北，皇太子在京留守，得了狂疾。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在布尔哈苏台行围时，召集诸大臣宣布废立，将胤礽幽禁咸安宫。这是第一次废太子。这时，太子兄胤是为直郡王，弟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都是贝勒，各结党引类，觊觎储为。皇太子废立后，更加植党暗争。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念储位不定，他日必定引起动乱，而废太子胤礽病情略有好转，便又立胤礽为皇太子。没有很久，皇太子狂疾复发，至康熙五十一年不得已仍废黜禁钢，从此再也不提建储的事。但诸皇太子夺嫡之争益加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不能不涉及诸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
从康熙晚年言行来看，他的建嗣计划中培养的对象是胤禵而不是胤禛。
康熙早年曾三征噶尔丹，以平定西北疆土。但几十年来，其部族的分裂野心不死。五十四年春，清朝作出西征准噶尔的重大决策，开始向西北地区增派援军。如果能在老皇帝非常重视的西北战场建功立业，无疑会使自己在立储的问题上增加很重的砝码。
康熙五十七年秋天，康熙皇帝正式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表现得对胤禵十分赞赏。
作为清朝统治者的满洲贵族历来崇尚武功。开国的皇帝都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基于这一思想，康熙皇帝实际上是在给胤禵创造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为他顺利登上宝座铺平道路。
康熙晚年很注意打击皇子结党营私的行为，活动猖獗的皇八子胤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打压的。但康熙忽视了另一个觊觎皇位的人——皇四子胤禛。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他已经网罗了年羹尧等地方大员，同时皇帝身边的近臣隆科多也是他的死党。而这一切，康熙并不知道。康熙生命的最后几天就是在隆科多的“保护”下度过的，我们可以想象这几天的情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并得到玄烨某些内侍协助下，隆科多在进给康熙的药品或食物中投放了毒药。药性发作后，康熙虽未立即死亡，但已处于严重昏迷状态。隆科多于是一方面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另一方面又矫诏将皇子们急召到畅春园，然后才告知玄烨“病危”，随之他们也就参加对玄烨的照料和抢救，实际上是处于被变相软禁的状态。所以玄烨“病危”一事，皇亲国戚及满汉文武大臣当天并不知情。这样做是为麻痹胤禩、胤禵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废太子胤礽的亲信，防止他们因此而有所警觉，进行反击准备。
关于传位遗诏问题，是在玄烨死后才由隆科多向在场皇子们下达。这使大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对胤禩、胤禵更不啻晴天霹雳，从而使皇子们愤恨异常却又无可奈何。既然隆科多是胤禛的人，那么他口中的所谓的“遗旨”也就是最有利于胤禛的了。其时，不但是诸位皇子、大臣对康熙的“遗诏”有怀疑，连西洋人对玄烨之死也抱着怀疑态度，意大利人马国贤对康熙去世的记载就是：“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既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除此之外，胤禛即位后的一些举动也让人怀疑他的帝位得之有愧。在位期间，雍正没有居住康熙生前所居畅春园，另拨巨款营建了圆明园；没有去过一次康熙年年必往的避暑山庄，连自己的陵墓也离开了京东马兰峪，在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另建西陵。
雍正阴谋夺位，虽不光彩，但作为皇帝，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澄清吏治，削除朋党，惩治贪风，使康熙朝后期一度废弛的朝政得以整顿，从而建立起一个独具革新特色、雷厉风行的帝王政府。由于雍正的励精图治，中国在他的继承人乾隆统治下，出现了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繁荣景象。
他在政治上的才能，其实不能不说是康熙教导有方的结果。
30年代初，清史研究的第一位开拓者孟森认为，康熙当时的病势并不重，突然死亡，“不能无疑”，“参汤一碗之说，至少不能无同等之嫌疑也”，而隆科多身任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掌握警比中的武装力量，和年羹尧为川陕总督，以封疆大吏支持厩旗，都是这一事件的“机括所在”。
王钟翰在解放前写成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和孟森的看法一致，他并且引用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的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看来还需要对现有史料进行全面综合与比较，通盘考察，加强分析，去伪存真，才能揭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8、雍正身世谜传说种种
清宫廷画家绘。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皇后降生一胎男婴，这便是四十五年后登基金銮宝殿的雍正帝。
据说，雍正生时有“异征”，究竟有何“异”兆，史无明文。不管怎样，这个“天表魁伟，隆准硕身”的四皇子，终于乱中取胜，一举夺得皇位——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三位“真龙”天子。如此，关于他的身世，一时世人就不敢有异辞了。
可是，一百余年过后，人们纷纷怀疑起雍正来路不正了。有人说，雍正生母先与大将军年羹尧暗度陈仓，后来，这个经年羹尧过手的女人入宫，八个月就生下了雍正，显然，雍正不是康熙皇帝的亲骨肉。还有人说，康熙微服私访时，偶然遇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很快坠入爱河而不能自拔，回宫时，就将这个闭月羞花的少妇带回来，倍加宠爱。同时，为了安慰其夫卫某，又将卫氏一同带入京，特提拔他为御前侍卫。据说，卫妻入宫半年就产一子，即命名为爱新觉罗胤禛，成为康熙的四皇子。不用说，胤禛自然是卫某的骨肉。
历来宫闱秘事，红墙外的人难知其详，所以，上述两则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后人不好断定。于是，关于雍正的身世也就因此成为一桩谜案。不过，关于卫妻生雍正一说倒有来路，有官书载，雍正生母是满洲正黄旗人，姓乌雅氏，乌雅氏之父名卫（或写“威”）武，卫武官衔不大，是个护军参领。问题在于，清代正式官书多将卫武写成“威武”，莫非这一“卫”字背后藏有鲜为人知的秘密？
至于雍正与年羹尧存在着什么隐情，从来是个谜，甚至有些清史专家也在两人不寻常的君臣关系上划上几个问号。其实，如果搞清年羹尧与雍正各自的年数差距，这个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是，有关官书如《清史稿》、《清史列传》、《满洲名臣传》等对年羹尧的生年都无记载，这也许是过去有关无稽传说的主要原因。可喜的是，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进展，有人根据档案等稀有材料断定：雍正的年龄大于年羹尧，其根据主要有下面四个方面。
第一，根据《康熙三十九年进士登科录》判定年羹尧的生年。通过这种资料可知：年羹尧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榜列第一百一十五名，时年二十二岁。如果按我国传统虚岁计年的习惯推算，年羹尧的生年恰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朝的进士登科录，向例于殿试榜发后就由礼部刊印，载明所有中试举子的籍贯、姓名、年龄、祖宗三代等个人简历，后世篡改的可能性极小。所以，从此条材料所得的结论的可信性是很大的。
第二，根据朝鲜人李宜显所撰《庚子燕行杂识》可知：李宜显在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年）出使中国时，年羹尧的年龄（虚岁）是四十二，这就印证了年羹尧往年确系在康熙十八年。如果说清朝人可能为某种目的篡改史事，那么，朝鲜人对此就没有必要回避了。所以，李宜显所记之事当是可信的。
第三，雍正即位后第二年，曾有道谕旨顺便提到年羹尧，其中说：“朕之年长于年羹尧，朕胸中光明洞达，万几庶务无不洞烛其隐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对社会上于己不利的传言雍正都有口诛笔伐的习惯，但独没有对年羹尧与他的所谓特殊隐情辩驳过，这就反证了当年没有关于雍正与年羹尧亲情关系的“花边新闻”。加上雍正说上述话时的语言环境，也不像是为辟谣而说。一句话，雍正说他比年羹尧年长，还是句实话。
第四，从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的有关奏折中，可以窥见年羹尧的大致生年。雍正三年，年希尧有份奏折，提到他家仆人子、现任直隶守道桑成鼎出身时说：桑成鼎本名孙宏远，小名二小，年八岁时其母桑氏改嫁年家仆人孙七，遂取名孙宏远，孙宏远在康熙五十年私捐个知县官，改名为孙成鼎，后又复本姓桑。而年希尧在雍正三年给桑成鼎打证明材料的奏折中提到：孙成鼎捐官时，年已有四十岁。并顺便说：我的弟弟年羹尧比我少八岁，当孙成鼎随母来时，年羹尧尚在襁褓。还特别说，如果这些话有一字是虚，甘当死罪。这两段材料曲折地提供了年羹尧的大致生年，当孙成鼎随母来到年家时，年羹尧才出世不久，而孙成鼎捐知县时已四十岁，则孙成鼎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那么，年羹尧生年不会晚于康熙十八年，则这一推断又与前三种材料相一致。
总之，上面的推理，至少可澄清一件事，即雍正是年羹尧私生子的传说纯系子虚乌有——哪有儿子大于生身父亲之理？至于雍正对年羹尧过宠的秘密，自有另一番隐情在内。
9、雍正即位之谜
康熙号称“千古一帝”，他8岁登基，在位61年，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剿噶尔丹，使国力空前强盛，中国成为万方朝拜的大帝国。康熙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不可一世。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事面前却一筹莫展。临终之时，连定谁为太子，都悬而未决。
1722年10月，康熙不顾69岁高龄，到南苑狩猎。十几天后，觉得身体不舒服，就回京在畅春园休养，至12日病情稳定。13日病情突然恶化，当日夜里一命呜呼。14日大殓。不几天之后，皇四子胤禛登基，年号“雍正”。雍正的突然即位，震动朝野。各种传闻纷纷扬扬。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临终那天，曾召集允祉、隆科多说：“皇四子人品贵重，深省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朝鲜国《李朝实录》载，康熙病重，解其挂念珠与胤曰：“此乃顺治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还有一些能证明康熙病重期间，胤被委以重任的资料，说明康熙对胤的信任。如11月9日，康熙命胤斋戒，代皇帝行南效大祀。13日，康熙改派镇国公吴尔占代行祭天，胤三次被召。在此斋戒期间这样做是不同寻常的。
雍正六年，有人投“逆书”，列雍正十大罪状：即谋父、逐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好色、诛忠、任佞。如果“谋父”实有其事，那么，雍正的即位就值得怀疑了。
据说，康熙病重时，胤禛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为何，康熙就死了，接着，胤禛就继了位。即是说，康熙是被雍正毒死的。此说似乎也在理：因为原来康熙病情已经稳定，而13日骤变，突然去世哪能不使人生疑？又据说，当时有个意大利人马国贤曾身临其境，认为即使不是毒害，也出现了非常事变。另外，据推测，畅春园是在隆科多的严密控制下，是他负责康熙的安全警卫及执掌卫戍兵权的，而他是雍正的舅舅，那时只有他能接近康熙。不排除他参与下毒的可能。
照此推理，雍正不是即位，而是篡位。这也有值得耐人寻味的地方。
据说，在康熙继承人方面，得康熙赏识又众望所归的，是皇十四子胤祯。康熙五十七年，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各路大军，代父亲征新疆和西藏。康熙亲口夸奖胤祯有带兵才能，是良将，要部下绝对服从胤祯。而且康熙死时的遗诏上写的原文是：“传位十四阿哥胤祯。”那么，雍正谋父之后，又怎样“篡位”的呢？据说是隆科多擅自篡改了遗诏，将“十四子”改为“于四子”将“胤祯”改为“胤禛”了。雍正依诏登基，顺理成章。还有人说，雍正初年，他借口杀了隆科多是为了杀人灭口，让篡位之事变成永远的秘密。还推断，雍正之所以在皇十四子返京之前“谋父”，也是怕另生枝节，影响自己当皇上。一正一反，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当前，史学界还有两种说法：一是，二者必取其一说。据说，康熙本来有胤禛和胤祯两个继位人选，但13日病情突变时，仓卒之间，他必选其一，因此，选中了四子胤禛。二是康熙本欲立胤祯，但病发突变，已近临终，而代父远征的胤祯二十多天后才能到京，来不及，康熙深知“国不可一日无君”，否则众皇子为争夺皇位可能互相残杀，后果不堪设想，加上康熙平日对胤禛印象也不坏，只好顺水推舟就汤下面，将皇位传给胤禛了。
野史上“改诏”一事不可信，不过看来雍正对父皇确有亏心事。
过去一些野史谴责雍正，说他在康熙病重时送上“参汤”，让其父迅速归天。他又让隆科多密改康熙的遗诏，将“传位十四子”中的“十”字上下添了两笔变成“传位于四子”，由此取代了他同母的十四弟而篡了位。不过，从清宫习惯和文体来看，改遗诏之说不太可信。
满清自顺治入关后便受博大的汉文化包围熏陶，加上刚依照蒙古文创建的满文词汇又很少，很快便普遍使用汉文。不过康熙、雍正两朝对满洲亲贵们下密诏时，为了内廷的隐秘性却多使用满文，事关“国脉所系”的传位诏更应如此。即使用汉字，按当时的文法也不会用“于”而应用“於”。
雍正谋害其父一事，至今也无证据，不过，倒有蛛丝马迹说明此人继承皇权确实可疑。清宫档案中发现他刚即位时给隆科多的一封信，肉麻地称这位“舅舅”是“朕之功臣”、“旷世罕有之臣”。康熙临终前，由隆科多率御林军守护，他对雍正何“功”之有？语中当有隐情。雍正继位后起居也有奇怪之处，其父的寝宫他绝不去住，自己的陵墓也没选择在安葬父、祖的遵化县陵园，而是另在西面的易县开辟了一处新陵园（此后清帝才在东陵、西陵交叉安葬）仿佛很害怕冥冥之中的父皇。对当时迷信鬼魂的清室来说，这些举动只能用必有亏心事来解释了。
雍正继位后很快圈禁了早有权力之争的八弟、九弟，还下令将他们改名“阿其那”、“塞思黑”（满语为猪、狗）二人不久便暴卒。据溥仪之弟溥杰说，他在宫中便发现过雍正留下的杀弟密诏。将兄弟改畜生之名的举动，本身便反映出本人的荒唐下作。稍有点独立思考的人都会问，这两个亲王若是狗是猪，作为其亲哥哥的皇帝又是什么呢？
10、雍正暴卒的历史疑案
提起雍正皇帝，二百多年来常是民间传闻野史的要角，近十多年还成为电视“清宫戏”的大明星。人们对他的兴趣，多是“血滴子”暗杀、弑父杀弟“得位不正”，乃至暴卒的神秘。
在清朝十二代皇帝中，雍正蒙受骂名最多。其实，在他统治下的13年间国运还挺兴隆，远非晚清那些丧权败邦之君可比。这个“四阿哥”（皇四子）得位伊始，从别的皇子贝勒到街巷好事草民便非议纷纷，都是用封建正统道德观来论事。
1735年10月8日（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清朝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突然“驾崩”。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然而，皇家陵园的青山翠柏遮掩不住一串串历史的谜团。清朝第一位葬到河北易县清西陵的皇帝雍正，他的继位登基令人猜疑百出，他的严猛政策让人评说不已，而他的暴死，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
关于雍正的死，我们查看到的清宫档案《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了他死前几天的情况：那是雍正十三年（1735）的八月，时年五十八岁的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十八日与办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大臣议事，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二十一日仍照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还挺好。二十二日，雍正突然得病，当天晚上朝中重臣被匆忙召入寝宫，已是奄奄一息的雍正宣布传位给乾隆。第二天，五十八岁的雍正便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皇宫档案只是如此简要地记下了雍正的突然死亡，而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雍正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
其一是被吕四娘刺杀？是中风？还是死于丹药？
一些野史乃至武侠小说津津乐道的，是被刺取头一说。谈的是雍正积怨太多，下令掘挖反清人士吕留良之墓并诛杀全家后，孙女吕四娘隐名学技，后来夜闯内廷砍下皇帝首级而去，西陵中葬的只是一具无头尸。不过，从清宫戒备的情况看，一女子逾墙入圆明园取头之说，有点近乎编造的神话。研究清宫档案的一些人根据症状记载，判断雍正是突然中风而亡。另外有人分析，雍正长期迷信方士道人，甚至与之称兄道弟，在圆明园内还让他们煮炼仙丹以图长生。服这种含有毒成分的丹药，极容易暴卒。在中国一部千年封建帝王史中，包括唐太宗等“明主”在内的众多皇帝都曾干过这种荒唐事，雍正也重蹈了覆辙。
雍正一生被神秘和疑案环绕，反映出当时清室内部权争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他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康乾盛世”的中间，本人和周围却充满阴暗气象，这也意味着清王朝即将走向下坡路。从这点看，雍正又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悲剧性人物。
还有一种说法更让人吃惊。据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这竺香玉后来被雍正强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便想方设法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最终与竺香玉合谋，用毒药将雍正害死。
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至清朝康熙朝一直作为皇帝的寝宫。
另有野史传闻，说是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
这里，关于雍正死因的三种说法，都很有传奇色彩。正因传奇，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起来，总是津津乐道，引人入胜。不过，这些只能算是民间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可以肯定地讲，这几种说法都不可信。
雍正的死因是什么？有的历史学家曾提出，雍正是突然中风死去的。虽然推论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并没有拿出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随着清宫档案的挖掘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
11、乾隆身世传说迷离案
乾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
乾隆也是一位长寿皇帝，活到了89岁。他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故事，而其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身世。直到今天，关于乾隆的身世和他的出生地一直说法不一。
按理说，一个人生在哪里，当是一清二楚的。更何况是皇家的龙子龙孙，史官秉笔记注，天下万人注目，还能有啥纷争？可这事儿在乾隆爷那里却偏偏说不清楚。长期以来，对乾隆生在哪里，竟有很叫劲的几种说法。
一种传说是，乾隆是在康熙年间，为热河行宫——避暑山庄的宫女所生，这宫女浑名丑大姐，真名叫李金桂，南方人。
话说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秋季，皇帝率领皇子亲贵，文武大臣，来到“木兰围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这“木兰围场”在承德以北四百里的地方，此地山高林密，百兽俱全，是个理想的狩猎场所，方圆数百里的围场，由近五十个小围场组成。八月底的一天，在阿格鸠围场，康熙皇帝端起猎枪，打中了一头肥硕的梅花鹿。皇帝的枪声就是信号，各队扈从闻声策马扬鞭，追逐四散的群鹿。其中一队的领队是皇子雍亲王胤禛，这胤禛身材魁伟，能骑善射。只见他挑中一只大鹿，全力追赶，足足追有一顿饭的功夫，方举枪射击，连发两枪，结果了这头鹿的生命。胤禛勒住马，回头望去，只有贴身的一个叫恩普的“哈哈珠子”（男孩子）气喘吁吁赶上来，其他人马已不知去向。
胤禛高兴地指令恩普，砍下鹿角，好回去登账。恩普却先拿出一个木碗，割开鹿的喉管，接一碗鹿血，递给胤禛，那胤禛一口气喝了大半碗，然后才动作麻利的砍下鹿角，主仆二人跨上马，缓缓南行。
据讲，鹿血有壮阳补气之神效。不多时，只见骑在马上的胤禛脸涨得通红，鹿血劲发。心里像有一团压不住的火，喉咙热呼呼的，像有东西梗得难受，喘不上气来。胤禛忙叫住恩普道：“这附近有人家吗？”恩普回答：“可能没有。”胤禛急躁难耐，狠狠骂道：“混账东西，真没用！”恩普见他这个样子，不敢多嘴，细心一想，忙说：“四爷，翻过前面的山，就能看见行宫，我去找个妞儿让您使用。”胤禛只好重新上马。他们顺坡而下，很快到了平地，只见平地尽处，是一个菜园，菜园边处，又是一片树林，林边一座茅屋映在眼前。主仆二人停住马，恩普忙说：“四爷，您先进屋等等，我很快就回来。”胤禛明白他去做什么，便进屋坐在炕沿上等着。不多时听得一阵脚步声和恩普与一个宫女的说话声。那宫女说：“大老远的到这儿来干啥？”恩普回答：“你进去就晓得。”说着恩普就将这宫女推进屋，然后又掩上门。宫女惊叫一声：“四阿哥！”胤禛早已按耐不住欲火，黑暗之中与这宫女草草完了事情。于是演出了这段露水姻缘。
为雍正闲章，寿山石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胤禛摸索推开屋门，回头一望，真是吃惊得很，这宫女实在长得太丑，想到刚才那番光景，不由大失所望，恨不能马上离开此地。于是急忙叫道：“恩普，快牵马来！”恩普牵过马来，胤禛上了马后，一言不发，往北归队，心里在叨咕：原来清朝家规严格，皇子私通宫女，算是秽乱宫闱，这事如果传出，不仅自己竞争皇位无望，也会给臣下和后人留下笑柄。只有当机立断，除掉这知情的哈哈珠子。想着想着便走近峡谷，这峡谷路很窄，一面是悬崖，一面是峭壁。胤禛让恩普前面带路，自己拾鞭策马跟着，当他靠着峭壁一面与恩普的马接近时，便举起鞭子狠狠向恩普的马眼抽去，恩普马受惊，乱踹乱跳，三下两下，就把恩普抛下悬崖，马也随后落进了谷底。
当胤禛奔出峡谷时，望见前面有七八个皇帝派遣的近侍骑马迎来，双方停住马，一名御前侍卫忙说：“四阿哥，奴才们可找到你了。”胤禛便将如何追上了一头大鹿，恩普又如何不小心掉下悬崖之事细述一遍，御前侍卫安慰一番，留下两名侍卫查找恩普下落，自己便陪着胤禛上马，赶回围场。自然免不了父皇几声责备，便又随皇帝回到避暑山庄。随后，御前侍卫禀报了恩普的死讯及善后处理。不久，雍亲王及陪侍人马就随皇帝回京了。
转年的五月，皇帝照例要到热河避暑，秋季行围。大驾临来之前，避暑山庄的总管太监康敬福便遇到一个大难题，一筹莫展。
原来，去年秋猎，与四阿哥艳遇的宫女李金桂怀孕了！消息传到康敬福耳里，真把他吓坏了。当听说男方是四阿哥时，更吓得惊慌失措。弄死她吧，人命关天，下不了手。再说，她怀的若真是四阿哥的龙种，就更不能马虎从事了，还是看看再说吧。转眼金桂怀孕已八个月了，肚子一天大似一天。康敬福也一天比一天着急，万般无奈，只好告诉朝中内务府总管大臣、兼任步军统领的隆科多，请他想办法。这隆科多是孝懿仁皇后的胞弟，其子又娶了四阿哥的同母妹妹，同皇帝是至亲。所以，受到皇帝重用，他本人也与皇四子关系密切。
隆科多也是随皇帝来热河的扈员之一。听到康敬福的报告大吃一惊，并在康敬福的安排下，来到行宫北面菜园旁的茅草屋，传询金桂。在一番姓什名谁、今年多大的询问之后，隆科多严厉的问：“你说清楚，你肚里怀的到底是谁的种？”“四阿哥的！”金桂回答得很坚决。隆科多半信半疑，不免改变严厉的态度，平静地问：“你见过四阿哥吗？”“没有”。“你既然说没见过，那么你怎么知道是四阿哥的种呢？”
“是恩普跟我说的。”
隆科多问康敬福，恩普是谁？康敬福忙回答：“是四阿哥贴身的哈哈珠子，去年摔死了。”隆科多一愣，想到这，不是死无对证吗？
隆科多不免又问：“你既然不认识四阿哥，怎么却认识四阿哥贴身的哈哈珠子？”金桂回答：“恩普他无事时，常常到我们这儿找我们玩，所以就认识了。”
隆科多接着又问：“那么，那天是恩普找的你了，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到了哪里？”
金桂立即回答：“那天是恩普找的我，他让我陪他去抓蝴蝶什么的，当走出很远来到这屋子外面时，我要回去，他却骗我说：‘你进屋里吧，这里有福，说不定还会遇到贵人。’说着便把我推进屋去，随手把门关上。”又说：“门刚开的时候，外面有光，我看门对面炕上坐着的人留鬈发，我听人说，四阿哥留鬈发。”
“还有呢？”隆科多又问。“还有……”
隆科多想事已至此，再问也是这样了。便对金桂说：“好！你回去吧。但你心里要有数，不要跟别人说什么！”金桂说声：“是！”于是，康敬福叫来太监将金桂送回来处。接着隆科多又叮嘱康敬福要严厉告诫手下，不得走漏风声，并要善待金桂。
俗语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到了八月，金桂已怀孕十一个月了，仍没动静。隆科多更加着急起来，忙让康敬福将大腹膨起来的金桂找来，厉声问道：“你到底怀的是谁的种？”“是四阿哥的！”隆科多大怒道：“还提四阿哥！我问你世上有怀孕十一个月的女人吗？”金桂哭着说：“不知道。”“不知道？若不看你大肚子，非拿大板打你！你说实话。”
金桂一面痛哭，一面跪地陈述：“大人，奴才如有半点假话，请求一死，我恳求大人问问四阿哥，否则我死不瞑目。”
隆科多回到住所，伤透了脑筋：问四阿哥吧，他却留京办事，不在随员之列，若派人进京去见四阿哥问问清楚，又怕措词不善，四阿哥会发脾气，造成意外风波，不好收拾。正在举棋不定，消息却传到了德妃耳中。德妃是四阿哥的生母，听说儿子干了这等事来，气的大病一场。
德妃姓乌雅氏，五十二岁了。她一向忠厚，识大体，深得皇帝敬爱。听说她病了皇帝自然来到德妃寝宫看视，询问得病原因，德妃免不了泪流满面，哭出声来。
皇帝惊异地说：“怎么回事，为什么这等伤心？”
德妃伏枕磕首，哀声乞情地说：“奴才是替四阿哥着急，请皇上看在奴才的薄面，饶恕他的罪过吧！”
皇帝越发惊异，说：“我不明白。他犯了什么罪呢？”德妃说：“请皇上问问舅舅（隆科多）就知道了。”
皇帝立即派侍卫召隆科多来问话。皇帝问：“四阿哥犯了什么罪？德妃让我问你。”
隆科多听说德妃出面周旋，感到事情比较好办了。便不慌不忙地答道：“出了笑话，奴才正在查明。”接着将金桂怀孕的奇闻，向皇帝作了简要陈奏。
“真是四阿哥干的？那宫女怎么说的？”皇帝又问。隆科多想想回答：“奴才不敢肯定，只是那宫女始终认定是四阿哥的。”
皇帝说：“那好办，你马上派人进京传旨，让四阿哥立即来此，我问个明白！”
于是隆科多指派亲信，连夜兼程进京宣召四阿哥。
隆科多见了四阿哥，就忙问：“四阿哥，你跟我说实话，我替你出主意，想办法。”四阿哥一脸诚恳的样子，回答说：“我怎敢瞒舅舅呢？凡事还指望舅舅照应。”
隆科多又问：“那么，你和那宫女确有其事？”
“有的！”
隆科多接着问：“你知道那宫女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不知道？人家可怀了你的孩子了！”
隆科多告诉说，皇帝为此很生气，德妃也急得旧病复发，你看怎么办？
胤禛忧心忡忡地说：“我能怎么办呢！这下三阿哥、十阿哥他们等着看笑话了。”
又说：“舅舅我听您的话。你看该如何处置善后事宜呢？”隆科多想了又想说：“这事要看皇上的态度了。”
说完，隆科多起身告辞，胤禛刚送到门口，突然想起一件事，忙将隆科多拉住。
“舅舅，算日子已十一个月了，那女人怎么到现在还没生呢？是不是另有隐情？”隆科多态度肯定地回答：“决无隐情！”胤禛看隆科多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忙说：“舅舅，我是怕那女人生个怪胎！”
此言一出，隆科多也大为吃惊，但也只好安抚胤禛说：“不会的，我自有办法。”说完，便急忙策马回到山庄，找康敬福商量对策。
隆科多对康敬福说：“有人说金桂怀孕十一个月了，可能是怪胎？”康敬福说：“不会吧！”说罢嘴唇略动，欲言又止，又有点恐惧之色。
隆科多说：“你说说，怎么不会？快快说来？”康敬福压低声音说：“回大人话，金桂所怀的，说不定是个龙种！”
话音未落，隆科多大喝道：“闭嘴！你有几个脑袋，敢胡说八道？废太子的风波刚刚平息。原来为了夺嫡而登大位，大阿哥被幽居；八阿哥囚于畅春园；十三阿哥被禁高墙。这起废太子风波刚刚平息，如今若说金桂怀的是龙种，不也表明四阿哥想当皇帝？这话要是皇帝知道了，追究来源，你我脑袋都得搬家。”
接着又叫来康敬福的亲信何林商量应急办法。最后议计：找个偏僻无人的地方，让金桂待产，并派人戒备。如果金桂生下怪胎，就连金桂一起弄死，报个“病毙”备案；如果她好好生了个孩子，只好到时候再说。隆科多又嘱咐他们，要严防太监、宫女乱说，否则处死；要派谨慎、得力的人办事，不得走漏半点真情。
安排好了应付措施，隆科多又思量起对付皇帝、保护四阿哥的对策。打定主意后，便在皇帝晚膳后闲行之际，提到此事，请求皇帝不要生气，不要当着其他皇子的面责骂四阿哥。使其能有个单独向皇上悔罪的机会。康熙皇帝接受了隆科多的请求，决定在避暑山庄一片茂密松林之中的一座石亭宣召四阿哥。
胤禛踉跄而至忙跪倒磕头，给皇帝请安。皇帝问道：“四阿哥，你知道把你叫来有何事吗？那个宫女怀孕与你有无关系？”胤禛吓得忙说：“儿子知罪了！”皇帝厉声问道：“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你平时还讲究小节，哪知你却干出了这等下流的事！”
胤禛被问得唯有磕头，不敢回答。见情势严重，隆科多怕自己的工夫白费，便忙跪下劝说：“天热，请皇上别动气，四阿哥已认错了，就请皇上饶恕他吧！”
皇帝说：“这么个儿子，我能怎么样。不过，真相不查，是非不明。”接着皇帝又问了胤胤禛那宫女怎么处置，胤禛说不敢擅作处置。皇帝让他把那宫女带回宫去。这样赏赐胤禛当然不愿意，所以也没采纳，把金桂仍丢在野外。雍亲王连忙给皇上磕头谢恩，这场风波才暂告平息。
又过了几天，即八月十二日夜里，金桂在破旧不堪的马棚里生下一子。宫中知道后，由德妃出面，求得康熙帝同意，才将这个孩子抱入宫中，传说他就是乾隆帝。
另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氏。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康熙年间，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与朝中大臣陈阁老很相善，王妃钮祜禄氏生得美貌，深得雍亲王宠爱。她与陈夫人也很要好，常有来往。相传，陈阁老五十余岁时，其夫人忽然怀孕，陈阁老欣喜，早烧香，晚磕头，求得菩萨保佑，生个儿子，好接继后代。这时，王妃钮祜禄氏也怀了孕，渴望生个男孩，日后出人头地。1710年，钮祜禄氏与陈夫人同月同日分娩。陈夫人生了个男儿，遂了心愿，而王妃竟生了个女孩，内心愁闷。王妃的身边婢女李妈是个精明绝顶的人，她知晓王妃的心事。便忍不住对王妃说：“奴才愿为王妃效劳，能将公主变成小王。”接着便秘密与王妃商议了一番。王妃听后，笑开了眉眼，忙让李妈着手去办。这李妈出了宫门，便来到陈阁老府上。先说到：“恭喜夫人生了贵子。”然后说：“王妃也生了小王，王妃让老婢来此告诉夫人，待满月时，请夫人带小官人到宫里玩玩。”陈夫人高兴答应。到了满月那天，王妃不见陈夫人与小官人进宫，很是着急，令李妈到陈府去接。当李妈又来到陈府时，见陈夫人正害病，陈阁老有改日进宫之意，就说：“我家王妃在宫里准备了各样礼物，如果夫人与小官人不能去，恐怕王妃会生气的。”陈阁老听后，想了半天，最后决定让奶妈抱着小官人随李妈进宫。来到宫里，李妈让陈府奶妈在下房等候，便抱着小官人见了王妃。一直到暮色降临，李妈才将孩子交给陈府奶妈，抱回陈府。回到家里，揭开脸罩，不由大吃一惊，好好的小官人，竟变成女娃。陈夫人拍手哭喊，好不痛心。陈阁老也非常忧伤，但内心明白，知道王妃生的是女孩，将儿子换去，想日后有望当个皇帝。于是，便对夫人说：“不要哭闹，不得声张。出了这事，只好将错就错，否则性命难保。”日后，王妃抱着小王子出来与雍亲王见面，雍亲王见这白白胖胖的儿子，又是钮祜禄氏所生，满心喜欢，更加宠爱。而陈阁老怕别人知晓，便告老还乡，回到浙江海宁。但后来“陈与帝共一宗”之说仍然不胫而走，绘声绘色传遍大江南北。
第三种说法是，乾隆自己也认为，他生在雍和宫。
为瓷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雍和宫，坐落在北京老城区的东北，是著名的喇嘛庙。但康熙时这里还不叫雍和宫，而是雍亲王府，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府第。雍正登基当上皇帝后，以这里是“潜龙禁地”，改名为“雍和宫”。乾隆继位后，把他的父亲雍正的画像供奉于雍和宫的神御殿，派喇嘛每天念经。乾隆自己每年正月都要走进雍和宫看一看，平时路过也要进去待一会儿。
乾隆在五十年（1785）正月到雍和宫瞻仰礼拜后，作诗说：
首岁跃龙邸，年年礼必行……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
“人日”是古人对正月初七的叫法。乾隆的意思是，在正月初七“人日”那天到雍和宫作礼拜，不禁感念当初自己就是生在这里。类似的诗句，乾隆还有不少，如：“虽曰无生俞宗旨，到此每忆我生初。”“尚忆初生我，忽来八十翁。”
特别是，在一首雍和宫纪事诗中，乾隆很明确地写道：“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还隐隐点出了具体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
就这样，对乾隆的出生地，不仅野史传说，就是档案官书也确实留下了不少破绽。不过，总体看来，乾隆生在雍和宫的说法占上风。这主要是因为，乾隆自己一直坚持雍和宫说，而且是反复强调；乾隆的儿子嘉庆，虽一度持避暑山庄说，但后来却作了坚决的修改，并把雍和宫说作为定论写入皇家档案；乾隆的孙子道光，也曾认为乾隆爷生在山庄，当发觉错误后，便立即改为雍和宫说。所以，对乾隆的出生地，尽管从乾隆朝就有不同说法，尽管乾隆的儿孙们也曾一度闹不清，但最终落脚点是：乾隆生在雍和宫。
12、同治死因——天花？梅毒？
清晚期制，高28厘米，宽11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明清历史上有几位短命的皇帝，同治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只活到19岁。
同治皇帝名叫爱新觉罗·载淳，是咸丰皇帝的独生子。他出生于1856年3月23日，因为是“独苗苗”，咸丰皇帝还特意举行了盛大的郊天大礼，感谢老天爷让他有了一个儿子。
6年后，咸丰皇帝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里，6岁的小皇子载淳一夜之间当上了中国的皇帝。
小皇帝7岁时开始上学念书，大家都希望小皇帝好好学习，长大了好好治理国家。谁也没想到，这位小皇帝从小被娇惯坏了，是一个少见的小顽童，一点儿书也读不进去，上课不是说笑打闹就是精神不集中，教师管不了也不敢管。
转眼到16岁，小皇帝还是什么也不会，就连断句背书都不行，一看见书就害怕，也没有一点毅力。
17岁，同治皇帝和皇后阿鲁特氏结婚。这位皇后知书达理，德才兼备，同治皇帝很敬重她，但是慈禧却不喜欢这位皇后，千方百计地挑拨离间，最后逼的这位善良的皇后在同治死后不久也吞金自杀了。
18岁时，同治皇帝从慈禧和慈安两位皇太后手中接过了治理国家的重任（在此之前，一直是两位皇太后替他掌权）。
不学无术的同治皇帝根本就没有本事治理国家，又处处受着慈禧太后的限制，一气之下，他就经常穿上便衣，带上几个小太监，悄悄跑出紫禁城（故宫）去游玩，不幸染上了一种恶性传染病——天花。开始，同治皇帝还没当回事，但是这种病来得太凶猛了，加上他本来身体也不是非常强壮，从发病开始，只过了37天就痛苦地死去了。
在晚清的皇帝中，同治皇帝的死因一直是史界和一般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同治生活放纵，同家庭关系不和谐有关。据说：同治既近女色，或著微服冶游。有人给他进“小说淫词，秘戏图册，帝益沉迷”。他常到崇文门外的酒肆、戏馆、花巷。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又记载同治宠幸太监杜之锡及其姐：“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崩于皇宫养心殿。同治之死，传说颇多，主要有死于天花、死于梅毒、死于天花梅毒说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正史记载是死于天花。
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和翁氏日记。经学者研究清宫历史医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后认为：同治帝系患天花而死。在同治得了天花以后，太医公布病情与药方，宣布同治之病为“天花之喜”。慈禧太后暨文武大臣对同治之病，不是积极地寻求新医药和新疗法，而是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在宫内外进行“供送痘神”的活动，敬请“痘神娘娘”入皇宫养心殿供奉。宫内张挂驱邪红联，王公大臣们身穿花衣，按照“前三后四”的说法，要穿7天花衣。同治的“花衣期”延长为“前五后七”，就是可望12天度过危险期。慈禧、慈安两宫太后，还亲自到景山寿皇殿行礼，祈求祖先神灵赐福。内务府行文礼部，诸天众圣，皆加封赏。一身疮痍的同治，在皇宫求神祭祖的喧嚣中离开了人世。医学史专家对相关档案进行了认真分析，结论是：同治皇帝死于天花。
在近人对同治死因的研究中，有两篇看法相反的文章最值得注意。一篇是当时同治帝的御医李德立的后人李镇写的文章《同治究竟死于何病》（以下称李文）他根据父辈传下来的口碑等材料认定同治帝确系死于梅毒。另一篇是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研究者刘耿生和中医医生张大君合撰的《从公布档案史料谈同治帝的死因》（以下称刘文）对传世的同治帝的病症档案进行分析，肯定所记载的症状是天花而不是梅毒。
第二种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是，同治帝是因微服逛妓院，染上梅毒而死的。
同治死于梅毒的说法通过野史、小说、电影等通俗载体流传于世，几乎家喻户晓，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历史研究者当中，也有人持同治死于梅毒说法的，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应根据可靠的档案史料来解开这个疑案。
老百姓之所以怀疑同治帝死于梅毒，也是有原因的。
其一，从常识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尚未找到医治天花的有效良药，但即使是一般的百姓，患天花还不至于死亡，所以民间把天花称作“天花之喜”，何况是堂堂天朝皇帝，身边有的是高明的御医，怎么就那么容易死的呢？另外，在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老百姓眼里，天花和梅毒的病症有点类似，因此怀疑同治得的是梅毒而不是天花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就是在清朝的宫廷里曾经贴身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女官德龄，也对同治死于天花的说法有所怀疑：
“因为同治的身体一向十分健壮的，论到天花这一种病症也决非就是绝症，只要医治得合法，调护得适宜，要治好也是很有可能的，至多不过使同治那样一个美少年变为麻脸而已。”
其二，从同治帝平常的行为习惯上怀疑他有可能染上梅毒。
据《清代外史》记载，同治帝选皇后的时候，同生母西太后发生了意见分歧。西太后喜欢美貌艳丽但举止轻佻的侍郎凤秀的女儿，但同治帝和东太后慈安却都看中了清朝唯一的“蒙古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该女虽然相貌平常，但举止端庄，一见就知道是有德量者。同治帝不顾母后的反对选择了阿鲁特氏为皇后，凤秀女只被封了个慧妃。对此慈禧太后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没有给予崇绮家“皇亲国戚”的特殊待遇。婚后，同治与皇后“伉俪綦笃”，这就更加激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快。
慈禧千方百计地离间帝后二人的关系，派太监阻止皇帝和皇后相见，又强迫同治亲近慧妃。同治帝是时虽有一妻四妾（慧妃之外还有瑜妃、妃和妃）却左右不是，不能自主，因此索性谁也不亲近，终年独宿乾清宫。在乾清宫的同治帝独眠难熬，就经常化装成老百姓微行出宫。据传，有好几个人在肆井中亲眼看见过同治帝的行踪。后来，就从宫中传出同治帝出痘病重之事。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皇帝微行时也许到过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逛妓院，因而染上了梅毒。现在涉及这段历史的许多文学作品，都采用了类似的说法。
但今人没有排除药底簿是御医等人为了掩饰同治帝的真实病状而故意伪造的可能性，所以也就影响了“同治帝死于天花”这一结论的权威性。看来，同治帝死因之谜尚有待于后人的进一步探索。
第三种说法：同治死于天花梅毒说。
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与文献资料推断。御医诊断同治的症状是：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漫流脓水，腿痛盘挛，头颈、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这种看法是：同治或先患天花未愈而又染上梅毒，或先患梅毒而又染上天花，两种疾病并发，医治无效而死。
民间对于同治皇帝死因有种种说法，清朝官方则保持沉默，不予申辩。因此，同治到底是死于什么病，成了一个历史疑案。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
13、光绪的直接死因
印为青玉质，交龙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相继死去，而生前母子二人的关系又是那样的对立和微妙，不仅是清代历史上所未有的亦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所以消息传出，中外震惊，各种评论和猜测亦随之而见。
近代的一些野史、小说和民间传闻、离奇古怪的猜测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以至相沿成习几成定论：“光绪皇帝是被下毒突然死亡的”。尤其是一位名叫屈桂庭的清末名医，在他写的《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一书中披露：“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十八日最后一次给光绪帝诊病时，发现光绪帝本己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痛。而且脸颊发暗，舌头又黑又黄，这不是他所得之病的应有症状，三天后就崩逝了”。加之《清室外记》一书亦曰：“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人无由详知……”更使光绪之死成了晚清历史上一大疑案。
清宫医案的确告诉人们，光绪是病死的。但是，从光绪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这也是事出有因的。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四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从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抓在手里，或当作争夺权利的利器，或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更多的情况下，则当作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摆设，或是任意玩弄的木偶。这自然是慈禧专制政治的需要。入宫后的光绪，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辞训斥，没有母爱，饮食寒暖没有人真心去细心照料，应倡导应禁忌之事，无人去指点揭示。
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造成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愈治的病根。天嘏在所著《满清野史》中称：人在幼年的时候，都受到父母的呵护，照顾其出行，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既使是孤儿，也会得到亲朋好友的照顾。只有光绪皇上无人敢亲近……皇上每日三餐，其饭食有数十种，摆满桌案，可离皇上稍远的饭食，大都已臭腐，接连数日不换。靠近皇上的饭食虽然并未臭腐，可经多次加热，已不能可口……载湉自十余岁后，虽为天子，可还不如一个孤儿，以后身患痼疾，即是由于少年时衣食不节造成的。虽为野史，可内容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所述：“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愉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大致相近。说明光绪帝体弱多病之原因，实与自幼在慈禧太后淫威之下，失于调养照料有关。
由于光绪帝在政治上被慈禧所扼，是个十足的傀儡皇帝，而其生活及爱情遭遇亦是十分不幸的。“戉戌政変”后被幽禁于南海瀛台，行动不得自由。1900年8月14日“西巡”前，珍妃的惨死更使他失去了灵魂，象个木头人。不仅权力被剝夺，生命也全操纵在慈禧手中，因此人们怀疑光绪死于谋杀不是没道理的，其中一说：被毒死，更对凶手说法不一。
袁世凯因“戉戌政変”告密有功，李鸿章病逝后接了他的班。但他深知因戉戌政変，光绪帝是对他切齿痛恨的，事实上光绪帝被幽禁之后，未尝一刻忘却袁世凱的叛卖。《庚子西狩丛谈》中记叙光绪离京逃往西安途中，每至一地，犹自“每与诸监坐地作玩耍，尤好于纸上画成大头、长身各式鬼形无数，仍拉杂扯碎之，有时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袁世凯）姓名，粘之壁间，先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至深，几以以为常课。”时值将死之际，他不言不语地含着泪水，仍不忘用手指在空中划了“斩袁”两字。袁世凯深知慈禧先于光绪帝而死，自己就有可能被杀头。故以进药为名，暗中下毒将光绪害死，是极有可能的。宣统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帝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帝在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凱使人送来的。”然而，分析一下，尽管袁世凯有作案的动机，却至今尚未发现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因此尚不能指认袁世凱是凶手。
其二是李莲英、崔玉贵等太监
李莲英（1848-1911年）是深得慈禧宠信的总管太监，李莲英常于慈禧面前短谗光绪，且持宠一再凌辱光绪帝，他事实上，可称是“后党”的影子核心。光绪亲政后，李莲英秉承慈禧的旨意与那些后党官僚里应外合，布置亲信太监“监视光绪帝的言行”，然后向慈禧报告，在“戊戌政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政变后光绪被置于李莲英的严密监视之下，还往往制造谎言去告知慈禧，愈加加重了光绪帝对他的仇恨。
崔玉贵为慈禧的御前首领太监，也是深得慈禧宠信的太监，他是残害珍妃的直接凶手。光绪帝对其恨不能生啖其肉，睡寢其皮，连珍妃的姐姐瑾妃亦对其深恶痛绝。因此他们怕慈禧死在光绪帝前，光绪重操权柄遭致杀头之祸，在慈禧死前先害死了光绪。然而，这一些记载，都是耳闻、猜测而非亲见，是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的。
谋杀光绪帝的凶手究竟存在与否？要说有的话只能是慈禧。因为只有在她主谋或默许下，光绪才能被害致死后又不被追究。袁世凯不可能明目长胆地在所进药品中惨毒。因为光绪痛恨袁世凯是无人不知的，这样做是自取弑君之罪，袁世凯不会做这样的蠢事；而李莲英、崔玉贵这样的首领太监如没有慈禧的暗示、默许，亦不可能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何况李莲英自知是个地位低下的奴才并没有忘乎所以。
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也无中毒现象，与清史档案专家、医学专家的分析判断相吻合，应该说光绪属正常死亡的结论是正确的。至于为什么光绪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我们姑且说这是偶然的巧合。
此为慈禧太后晚年听戏之处。
但根据末代皇孙启功所说：“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候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大臣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哪儿哪儿都是，情景非常狼狈。
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接着这边屋里才哭了起来，表明太后已死，整个乐寿堂跟着哭成一片，在我曾祖父参与主持下举行哀礼。
其实，谁也说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也许她真的挺到光绪死后，也许早就死了，只是密不发丧，只有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医院的任何档案也不会有真实的记载。但光绪帝在死之前，西太后曾亲赐他一碗“塌喇”，确是我曾祖亲见亲问过的。这显然是一碗毒药。而那位太医院正堂姓张，后来我们家人有病还常请他来看，我们管他叫张大人。
启功的话不可不信，于是历史就这样又陷入迷雾之中。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老师，积极支持变法，后被慈禧太后罢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