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袁仲一先生在1981年第1期《旅游》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早就已经披露过这个“三百丈”的材料，他说：“古书中提到一件事，宰相李斯负责主持秦始皇陵的修建，有一次他向秦始皇汇报，说陵墓工程已经深大博极，意思是想结束了。秦始皇听了下令说，再向外扩展三百丈，然后停工。经钻探测量，兵马俑坑在陵墓外城以东，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乍看起来，袁先生这个论证过程，是非常精确、科学、严谨的，人们相信：一是作为考古队队长，他不大可能发表不实的意见；二是他有古书上“三百丈”记载的准确尺寸；三是他有钻探测量结果的“验证”。
直到2002年11月，在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以此说明自己使用“三百丈”作为秦俑“定性”的论证依据，是以相当可靠的“文献记载”为背景的，而且这一重要古籍材料，也是有其真实出处的。袁先生书中称道：“《汉旧仪》说，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凿以章程三十七岁。……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原来，有关“三百丈”史料，作为俑坑“定性”依据，在各种媒体、专著中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因此它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当时一种被广泛认可的主流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在查阅了各种版本的《汉旧仪》后，在书中根本就找不到有“三百丈”的记载，既然“三百丈”的真正源头出了大问题，那么袁先生还要以它作为秦俑“定性”的依据，作为一种论证的基础，也就失去意义了，而失去坚实的学术基础，就会出现一系列学术上的新问题。其实，袁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就说过，李斯只是在秦始皇死前4年才担任秦朝的左丞相。而且在最后的一整年，都跟随着秦始皇东巡在外，他在秦都咸阳当丞相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年。所以，要说李斯以丞相的身份，主持过37年的秦始皇陵修建工作，根本就是一种“失实之论”。
另外，就“旁行三百丈”的真实含义，众多考古学家的解读是很不相同的。秦俑考古队原队长、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认为，“三百丈”的本意是：秦始皇陵地宫原来选在封土以南700米处，后因为“凿之不入”，而向北“旁行三百丈”，移到现在的位置上。秦陵考古队长段清波也说，秦陵地宫最初选在地质异常区，因土中含有砾石而不得不向北移到了目前的位置。应该说，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字太多了，人们分不清哪些是文学作品，哪些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如果，我们的考古论证材料，不加分析地使用古书作品的话，秦俑考古就要变成“戏说秦俑”了。
退一步说，即使真有“三百丈”的记载，袁先生用它来认定秦俑坑与秦始皇陵存在一种主属关系，也是很不恰当的。这是因为：秦时的一尺，折合现在的尺寸，只有0.231米，“三百丈”就是693米，请大家不要忘记在《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或者其他著作中，“秦始皇陵外城东墙与秦俑坑西端”的距离，不是1225米就是1500米，如果要计算到发现陶俑掘井地，另外还要再加上俑坑本身的长度230米。在此，就要请教秦俑馆的考古学家，到底有些什么理由，能够把位于西杨村的掘井地，包囊在只有693米的“三百丈”范围之内？
袁仲一的回应是：“三百丈，那是古人的‘约数’，是不能用今天长度标准来换算的。秦兵马俑坑在秦始皇陵的千米之外，应该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有支持者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为依据，宣称“谁还要真的去量一量，庐山瀑布有没有3000尺？”可是，当初袁先生正是把“三百丈”作为一个精确的里程数值，又是通过“钻探测量”的方法，得出掘井地在“三百丈”范围之内的结论的。难道说，这现代科技的“钻探测量”，也只是一句玩笑话？至于用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夸张描述，以“约数”这一类模糊的概念，去作为一个重大考古论证的依据，这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是不允许的吧！
秦始皇陵区的“墓压墓”现象
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人都要“入土为安”，所以在墓
葬用地上的相互争夺、吞噬，一直都是非常激烈的。
当年为秦俑“定性”提出的众多材料，不断地受到质疑，进而被否定之后，一种新的说法又被推到台面上来。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津津乐道，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陵墓。还有人说：在2000多年之前，它比埃及的胡夫金字塔还要宏伟、还要庞大，单以占地面积而言，就达到了“56.25平方公里”。如果“三百丈”的说法，实在框不进秦俑坑，那么位于“56.25平方公里”范围之内的西杨村，就难逃这一张“罗网”，秦俑坑就必然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了。勿庸置疑，谁要想否定“秦俑坑不属秦始皇陵”之说，就必须首先否定“56.25平方公里”陵园的存在。
袁仲一先生，在2004年4月8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复活的军团》节目中，非常肯定、自信地对外宣称：“秦始皇陵周围再没有其他人的墓葬了。”他似乎在告诉世人：临潼县骊山北麓的几十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只供秦始皇一个人“独家”使用，他的陵墓在建造过程中，既没有圈占别人的坟地，更没有压毁别人的墓葬；不管是前代人和后代人，谁都不可能在这个特设的“陵园禁区”之内“落脚”，因而这是一块绝对不掺“杂”的秦始皇陵园。言外之意，秦俑坑除了隶属于秦始皇陵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的陪葬坑。
然而，这是一种浅薄的见解。因为，中国在面积有限、“风水宝地”稀缺的情况下，经过几千万、几万万人，几千年来的入土丧葬，这块土地早就人满为患了。在墓葬用地“供不应求”之际，要让“数以亿计”的先人，去得到如愿的“阴宅”，产生相互争斗、挤占的现象，是绝对避免不了的。人们从秦汉时期墓葬出土的《买地券》券文可知：在冥间也有墓主、墓伯、墓臽、墓皇等墓官设置的主管神灵，也要对墓地的所有权进行登记管理。从这个角度上看，由于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冥世墓地的权属管理，也是相当混乱的，原因也是墓地争夺的不可调和性。
中国史上的历代王朝，为了争夺一块“风水宝地”，相互之间的兼并、吞噬从来就未中断过。《陕西通志·陵墓》中明确记载：西安市南部近郊，历代的墓冢“东西延亘，高塬之上，垒垒皆是，但不知其名耳。”《临潼县志》记载，“临潼，本汉唐近畿地，贵族大家，多葬于此，荒丘断垒，所在皆是，而茫无可考者”。所谓“近畿之地”，就是历朝国都或京城的近郊地带，这些地方自然成为历代王族墓葬的首选。从以下《汉书·东方朔传》和刘向的《谏起上林苑疏》等史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历代帝王在建造苑囿陵墓时，都要肆无忌惮地去圈占他人墓地的。
汉武帝当年在修建“上林苑”之时，曾经大量“坏人冢墓，发人室庐，……斥而营之，垣而囿之”。另外，在《汉书·刘向传》中，记载着“成帝，营起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发人之墓，其害多矣”，它揭露了汉成帝在骊山底下修建昌陵时，大量压占前人古墓的真实情况。《后汉书·五行》中，记载着“顺帝作陵，制度奢广，多坏吏民冢”，说的是汉代的顺帝，在营造自己的宪陵时，也有大量毁坏前人冢墓的事实。有位叫栾巴的大臣，上书进行苦谏，立即以苟肆狂瞽、违抗君命之罪，下了大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