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吕后专权，大臣们怨声载道，但谁都不愿动手，直到自己病危时刻，留下了遗言：“高帝定天下，与大臣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这才愿意还权给汉室。唐代的政权被武则天篡夺，朝野奈何不了她，只是“则天将大渐，遗制去帝称”，这才还政于李家，所谓“大渐”，就是疾病甚重，将死之前的“弥留时刻”。清代的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握有治国大权，直到临死前一天，才命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新的大清皇帝。
对于秦宣太后而言，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内外纷争之后，已经是一个疲惫交加、病魔缠身的人了，她无愧于已经做过的往事，但要掌控未来，早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死”字，难免经常涌上自己心头。儿孙们天天殷情相侍，也许这种挚诚孝心，终于使宣太后的“天性”大开。正如《论语·泰伯》所言那样：“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国几乎所有“女主擅权”的始末，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秦宣太后的一切，无疑是吕后、武则天等女流之辈的“楷模”，后世“女主弥留”时的交权结局，应该发源于早年的秦宣太后，这才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
他们母子之间，经过一场外人并不知晓的感人对话之后，便出现了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的历史奇迹：由宣太后作出安排，让“四贵”彻底移交军政大权，自己也从此退出秦国政坛。宣太后不久真的离开了人世，魂归生她养她的故土。以和平方式处理政权更迭，当然不是没有条件的，一方要让出政权，另一方要作出许多承诺。秦昭王至少要向母亲表白：秦国绝不放弃统一大业，一定要打到楚都了却太后的心愿；一定以母后所希望的传统方式，安排好一切的后事；保证追随母后多年诸位老臣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所有这些，秦昭王实际上都一一照办了。
秦宣太后于公元前265年去世后，穰侯也在咸阳住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回到自己被封的河南穰县，颐养天年去了。穰侯离开秦都，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一路东行，辎车相随，好不风光。在他过关出境验车时，千乘车上，车车都是满载宝器珍怪。秦宣太后的另一个弟弟华阳君——芈戎，相隔4年之后，才移居自己的封邑。秦宣太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高陵君和泾阳君，也相继出关奔赴所封之地。他们都带走了有如王室那样的私家财富。他们走了，楚人的势力并未消失，秦昭王、秦孝文王的妃子，还是楚人，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进入后宫，仍然要穿楚服、行楚礼！
《战国策·秦策·注》记载：“是太后初未尝废，穰侯虽免相而未就国，太后葬后，始出之陶。”这是一个重要材料，它充分地说明，秦宣太后不是被自己儿子“废位”的，她仍然享有作为王室成员的最高礼遇。尤其是秦国“四贵”退出政坛后，还继续留在秦都，使他们能够和秦国后宫其他楚人一起，有机会参加秦宣太后的隆重葬礼。穰侯作为相国主持秦宣太后陵工程的职责，不会被取消，按太后生前遗愿选择墓地、以楚式习俗进行入葬的安排，不会被阻止。宣太后比“四贵”任何一个都拥有更多的财富，她的陵墓不管怎么搞，都不必担心会出现财力上的大问题。
“芷阳”究竟是城还是县？
被免除相位的穰侯，留在咸阳的一年左右时间里，应该为自己的亲人——秦宣太后的陵墓，按照当时“七月之殡”的最高规格，主持墓室部分的修建工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其他和秦宣太后墓葬有关的部分，如地下陪葬坑和地上祭祀建筑，既可以在生前预先建设，也不排除地下工程完成之后，再按计划继续进行。如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一样，用7个月时间，以“凿石”方法修建的地宫，规模并不很大，但入葬之后的地上建筑及其陪葬工程前后持续了几十年；所以，秦宣太后陵的墓室部分，与其他陪葬坑、地面建筑部分，应该是分开建造的。
中国古代帝王陵本来就很多，属于王妃、帝后一类的陵墓，更是举不胜举。所以，那个属于先秦时期的宣太后陵，过去就没有人会去加以特别的注意。应该说，只是在秦阿房宫遗址和秦俑坑之内，两地都发现刻有“芈、月”两字的陶文，两地都发现与楚人有关的“歪髻”之后，尤其在秦俑身上，看到色彩鲜艳的大红战袍，这种只有楚人崇尚的服色出现之后，人们才把自己的视线转到秦宣太后这方面来。由于她的墓地位置如何确定，将直接影响到秦代另一处遗址的“定性”工作，这才有人出来对她的墓地、身世、政绩，进行一番有针对性的考察和研究。
秦宣太后的陵墓，到底在哪？她和秦俑坑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说，这是确认秦兵马俑最后归属的核心问题，也是衡量、判断当年秦俑坑在“定性、定名”的过程中，所作的那种结论，是否科学、是否可靠的关键问题。可以想象得到，两种在学术上持不同观点的人，在这一个节骨眼之上，将会有一场空前激烈的学术大争斗，一定会进行一场震撼人心的学术大决战。这里，就把双方已经准备好的有关“论战”材料，如实地、全面地公诸于世，让人们有机会直接面对双方的论点、论据，进行一番自己的独立分析和评判，从而得出符合逻辑的正确结论来。
这一场新的空前激烈的学术争斗，是由于双方对《史记·秦本纪》中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骊山”这段史料记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法而爆发的。当年，以袁仲一先生为首的考古学家们，一致地认为：秦宣太后的陵墓，既然坐落在芷阳这一个地方，而当年芷阳的具体位置，就在现今西安市的洪庆附近，那里与秦俑坑相距了几十里路，它与秦俑坑的所在地，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后来，张文立、张占民、何欣云、刘占成、聂新民等考古学家，在他们众多的著作和文章中，也都毫无例外地表示支持这样的一种观点。
他们用于证明秦宣太后葬在洪庆附近的史料有：《汉书·地理志》记载：“灞陵，故芷阳，文帝更名。”《三秦纪》里说：“(白)鹿原东有灞川之西阪，故芷阳也。”《史记集解》记载：“芷阳，徐广曰，今灞陵也。”《水经注》说：“灞水，古曰滋水，秦穆公霸世，更滋水为灞水。”而滋水即芷水，芷阳者，芷水之阳也。《读史方舆纪要》中也有“芷阳，在西安府东三十里，春秋时秦穆公筑灞宫于此，秦昭王时谓之芷阳宫”的记载。他们说，在今洪庆一带发现许多带“芷”字的陶文，因此秦宣太后的葬地，只能在洪庆一带，而不可能在秦始皇陵东侧的西杨村。
面对这么多“芷阳在洪庆”的史料记载，有谁能够提出否定意见呢？应该说：这些史料一点没有错，秦穆公时期建造的“灞宫”，确实在芷阳这个地方，洪庆也确实是在芷水之阳的附近，而洪庆与西杨村之间的距离，确实有几十里之遥。既然如此，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秦宣太后的陵墓，也确实是坐落于芷水之阳的洪庆附近呢？对立观点持有者的回答，可能会让一些人目瞪口呆：这些史料本身，虽然一点也没有错，但却都用错了地方。因为：秦时的芷阳，不仅是指洪庆附近的一座芷阳故城，而且它还是一个包括骊山北麓广大地区在内的秦国的一个“郡县”。
要知道，将洪庆附近的芷阳城叫做芷阳，那是绝对没问题的。但人们去查阅一下，就能够发现，芷阳城只是芷阳县的县治所在地，将芷阳县辖地内的任何地方称为芷阳，也没有任何的错误。城有城址，县有县界，历史上称芷阳的，可以指芷阳的故城，也可以指芷阳的故县。芷阳的故城，是在灞桥一带的洪庆附近；而芷阳故县的望地，既包括芷阳故城，也包括故城以外广阔的地区。臧励龢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一书中，就明确地说过：“芷阳县，秦置，汉改为灞陵。秦时芷阳地甚广，不止灞上也。”所以，将芷阳限制在县城范围，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那么，先秦时期芷阳县的地界，到底有多大的范围？在《陕西通志》中，明确地记载着：“芷阳，在咸宁之东，横亘数十里，东接绣岭，南抵蓝田。如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南十四里，则在临潼界矣；秦悼太子葬芷阳，而括地志云，‘在蓝田县西六里’，则在蓝田界矣，故分载各县云。”可见，当时芷阳县的范围包括了咸宁县、蓝田县和临潼县的大部分地区，这才有它横亘数十里的大版图。袁仲一主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辞典》一书上的“芷阳工癸”条目下，写着“芷阳，秦代地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的字样，说明临潼县东北部地区当时也属芷阳管辖。
《咸宁县志》记载：“咸宁，古雍州地，在汉唐俱隶畿内，名凡屡易，曰芷阳，曰灞陵，曰南陵、杜陵，曰万年、大兴，至唐天宝始改咸宁。故芷阳，谓本芷阳地耳，非谓芷阳城、即灞城也。……秦时芷阳东境，兼有今临潼、蓝田地矣。”在《咸宁县志》附有的一张“秦疆域图”中，位于灞上地区的芷阳故城，坐落在灞水之阳的白鹿原上，而“芷阳县东境”，也就是秦时芷阳县辖地最东部的边界，已经越过了东西方向的整座骊山，这就意味着骊山北麓广大地区和骊山南麓的蓝田地区，都在秦芷阳县的辖区之内。可见，芷阳故城和芷阳故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