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的商议之后，决定由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众人考虑到如果不答应护国军的要求，势必会出现双方决裂的局面，为了能够早日消除袁世凯称帝带来的南北对峙，决定让黎元洪尽早就任，美名曰救民于水火。但是，徐世昌、段芝贵等人依据的是袁世凯颁布的诸多法令，“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 副总统代行职权”“大总统任期未满， 因故去职时， 应于三日内组织大总统临时选会。”其实，也就是说只是让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
对于这样的说法，除了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等人都不太同意，世人没有傻子，谁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与之针锋相对，南方的要求是按照《临时约法》，让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如果恢复了《临时约法》，那么依据其产生的第一届国会也要随之重开。原来跟随孙中山的那帮议员在第一届国会中占了多数，所以段祺瑞宁肯要一部给总统实权的约法，也不要实行责任内阁制、有利他掌权的《临时约法》。这也是段祺瑞在“内部”也不惜得罪众人儿一直坚持的。
袁世凯在称帝前，曾以一系列破坏约法的手段集中手中权利，他颁布的约法理应视为不正当的。国内百姓都站在护国军、西南军阀一方，徐世昌跟王士珍也来找段祺瑞，拉着他聊了半天，最终，段祺瑞无奈，也无法继续坚持下去，只好同意，让黎元洪按临时约法继任为大总统，成了第二任大总统。在段祺瑞看来，选择使用什么约法，衡量标准不是通过约法的程序是否正当，也不是约法本身的优劣，而是是否能够满足他们自身的利益。
在南北双方为新、老约法争论不休时，段祺瑞曾发布过一个通电，他说，“今日命令复之， 明日命令废之， 将视法律为何物？ 且甲氏命令复之， 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如是则每有更代， 律法遂为转移， 人民将何所遵循？”他的意思是，不能因为袁世凯不当总统了，就把他颁布的法令也一概废除了，不然朝令夕改，会让老百姓不知所措。且不论他为袁世凯约法的辩护是否合理，但是段祺瑞的话算是一语成谶，使得北洋政府的法统一变再变，最后终于失了合法。
黎元洪虽然不想做总统，但是既然要做总统，那自然不甘心只做“盖印总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大总统是全国上下万民一心，都是支持我的”，于是，意图反击段祺瑞。只可惜黎元洪只是占了个理，其他啥也没有，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失败后也只得黯然去职。
黎元洪自从离开湖北老家后，无拳无勇，名义上当着总统，但完全不被手握大权的段祺瑞放在眼里，以致上演了府院间的“府院之争”。当时段祺瑞任用手下人徐树铮“抱把持权之野心，欺黎势孤，凡事专擅，致黎有‘盖印总统’之恶评。”徐树铮在职时，“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同日更动三厅，黎元洪偶问及何原因(其实阎锡山来呈请简，各有缘由，不难简单陈述；且简任官之任免，须经过阁议，徐树铮亦完全接头) ，徐树铮竟率对以“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元洪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树铮之面。在《临时约法》中，总统虽然是虚位，但也有权过问行政诸事。段祺瑞将黎元洪完全当做摆设，后者自然无法忍受。
当今欧洲诸国皆以参战，到底是支持德国还是支持法国一方，还没有定论，在此期间，又有了是否对de宣战的问题。黎元洪怒斥道：“支持哪一方尚未决定，怎么就要宣布对de宣战了？”黎元洪与段祺瑞彻底决裂，黎大总统一怒之下，免去了段祺瑞一切的职务。
黎元洪这一举动激怒了各地的“北洋袍泽”，督军们纷纷宣布脱离。原本就没有几个人把黎元洪当人物看待的，就连他的老乡们也不待见他，何况是跟段祺瑞关系紧密的北洋众将呢。黎元洪把名义上的督军盟主张勋当了救命稻草，请他进京调停。
张勋早年间是广西提督部属，后来由人介绍给李鸿章，又由袁世凯约其任工程营管带，负中军之任。是时徐世昌亦在袁处任参谋营务处，徐见张勋为人，头脑简单，直爽，虽有勇无谋，但与之结交，能为人卖命，遂收其为门生。张勋以武夫，得列翰林门墙，事出例外，以为特殊光荣。张勋被世人贴上“忠臣”的名号。虽然张勋的“忠”，是愚忠，但是并不能否认他对自己君主的忠臣。然而，在张勋的另一面，却为人忠诚慷慨，坦率直白，敢作敢当，颇能知恩图报，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出尔反尔，从不卖友求荣，也没有当时旧军阀们那样的阴险狡诈心机和种种恶习。
宣统三年，隆裕太后代为颁诏，宣统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清朝覆灭之后，民间上下刮起了一阵断发风潮。剪掉了脑袋上的头发，象征着与落后封建制度割裂。而当时却有一支极为显眼的队伍，特立独行。他们全军上下都留着长长的辫子，史称“辫子军”。张勋便是这支辫子军的头领，时人称其为“辫帅”。张勋为了表示对大清王朝的尊重，并不剪掉头上的辫子。而且他不仅自己不剪掉辫子，他的部下也禁止剪发。
其次，张勋是一个恋家且善良的人。张勋自己早年双亲尽失，过着贫寒清苦的日子，所以对于贫苦老百姓艰难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共同感，因此他有过许多义举。张勋在奉新时，拿出粮款救济当地的灾民和生活艰难的孤儿寡妇。在京的时候，自己掏钱捐款创办了北京会馆，资助在京的江西籍学生和贫苦人士，资助困难学生，尤其是当时在京的大学省中的江西籍学生，张勋都进行过自助，询问其是否有困难并予以帮助。张勋对于自己家乡的留恋之情极重，不仅时常提拔家乡的士子，而且凡是家乡的老农，来到他那儿去后，都会帮人修建住宅。
张勋出生贫苦农家，而且从小就有过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他八岁丧母，一十二岁丧父，从十五岁开始靠进入富家放牛放马养活自己，后因机灵乖巧和聪明好学才转为富贵人家孩子的书僮。
清光绪五年，张勋离开家乡江西省奉新县，只身一人投亲来到湖南长沙谋生，在苦苦挣扎中，等待出人头地的时机。四年以后，清庭与法国战争爆发，时年二十六岁的张勋即刻在湖南长沙报名从军后，随清军进入广西参加清庭与法国战争。
光绪十一年，在清庭与法国镇南关大战中，张勋表现出色，屡立战功，在清军中得到了越级提拔。由于张勋在担任清军下级军官时，为人忠诚慷慨，坦率直白，作战勇猛，得到了上级赏识，很快官升至参将、管带等职，统领广武右军各营，驻扎广西边防一带。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张勋已经成为在清军颇有一定声望的得力干将，因而深得清军各方要人的器重和赏识。此时的张勋已经随四川提督宋庆调驻东北奉天。几年后，又随袁世凯进驻山东境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不久他官升至总兵。
光绪二十七年年初，战功显著的张勋被大清朝廷调进北京，负责领兵日夜守卫紫禁城端门，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清朝廷皇家卫兵统领之一。他先后多次担任慈禧太后、光绪等人出巡的扈从。直至宣统三年被朝廷擢升为江南提督。
武昌起义后，张勋奉朝廷令镇守南京。不久，江浙联军重兵围攻南京，张勋兵败退到徐州，但仍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
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后，张勋所部被改称为武卫前军，驻在山东兖州一带。然而，张勋却依然表示要继续效忠大清皇室，于是他不顾民国政府所公布的新政，下令禁止他下属的所有官兵剪去发辫，并公开声称对剪去发辫者格杀勿论。张勋曾在公众场合公开说：“我将完发见先人，如果谁敢毁我头发，我与他一道去死。”所以，张勋被人戏称为“辫帅”。
民国二年九月一日，在袁世凯的强力悬赏下，张勋起用了在光复之役中与联军作战比较有经验的徐宝山部为敢死队，不等友军动作，就率先打响了攻城之战。张勋如法炮制了当年曾国藩攻破太平天国天京城的战法，在城下挖了地道，又塞满了炸药。只听“轰轰”几声巨响，城墙炸塌了一大段。张勋一声狂呼，辫军蜂涌入城，直向都督府杀去，南京城即被张勋所率袁军攻占。
张勋攻破南京城后，接着就当仁不让地做起了江苏都督，继而打出了“两江总督”和“江淮宣抚使”的旗号，就连印信关防均盖以“两江总督”字样，他甚至还弃用“民国”年号，恢复用上了“宣统”的年号。
在南京都督府内，张勋下令，一切均照清朝旧制恢复原样。张勋派人找回了当年的吹鼓手、礼乐手，并待若上宾。每天按照清朝旧制，奏乐三次，鸣炮三次。在都督府的大堂中，有几十根高大粗壮的圆柱。张勋下令全部漆成朱红色。一时间，都督府和南京城又笼罩着清朝旧制的气氛，俨然一副清朝两江总督署的气派。
坐镇南京的张勋还特别下令，官场一律禁止使用“前清”二字，违者一律处罚。张勋认为现在就是清朝，更谈何“前清”。清朝的官制也一一恢复。于是，民国时期的机构也迅速换成了清朝的名称，如厘捐总办、粮台总办、督销总办、道台、知府、知县等等。清朝衙门里的捕快、差快、老夫子也都被请了回来。据记载，县太爷审案时，又把孙中山废除了的各种刑具摆了出来。南京的百姓见又变了天，个个噤若寒蝉，敢怒而不敢言。
在南京，地方官和都督府的各级长官，都乘起了八抬大轿。地方官到都督府时，先要下轿跪拜行礼，然后递上手本，必须口称“张大帅”，然后再跪拜。张勋不说话则不准起身。遵照张勋的命令，南京的官兵一律换下了士兵服装，换上了清朝的兵丁的衣服。向各军下达命令的方式，也改用了清朝的龙头令箭。军中一律禁挂五色旗和十八星旗。张勋特为派人制作了一面红底白边、中有一蜈蚣图案的旗子，悬挂在都督府大门前的旗杆上。
张勋在南京都督府的所作所为，自然也传到了袁世凯的耳中。起初，袁世凯还可以装聋作哑，但是后来，“民国为何不挂五色旗”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江苏地方名流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罢免张勋。张謇在电报中说：“张勋不独祸我江苏，必致祸我民国。非乘此时去之，后必追悔莫及。”外国使领人员也纷纷要求约见袁世凯，对张勋在南京的举动表示不胜惊讶，纷纷要求撤换张勋。
在诸方的一致呼声下，袁世凯本人不得不发了电报给张勋，询问为何不挂五色旗之事。这才使得张勋下令将五色旗挂在了都督府门前。除此之外，一切均没作任何变动。
后来，在诸多外国使领的干预和压力下，袁世凯才不得不罢免了张勋江苏都督一职，改任长江巡阅使。至此，南京城里的复辟闹剧才告终结。
黎元洪此次倚重张勋，只是想借他的势力压制段祺瑞但是手下人告诉他，张勋的确不是省油的灯，搞不好，会把命搭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