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天子君主被视为是“受命于天”的，自上而下的各阶级、各阶层，大多相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普天之下的土地财产、民人百姓，皆为天子所有的政治伦理意识，在政治制度上是以分封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以后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作为一种制度的分封制虽不复存在，但率土皆臣的思想，不但在封建君主直接统治范围内仍极具影响力，而且作为一种潜意识，时刻都有可能被统治者推行到其实际统治以外的地区或国家。经过了2000余年的历史演变，到了明清之际，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宗藩国家关系。
清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规定：“朝贡诸国遇有嗣位者，先遣使请命于朝廷。朝鲜、安南、琉球，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具体办法是由礼部奏请清帝，“遣正、副使各一人，持节往封”。正、副册封使，皆赐以一品官员的麒麟服色，“以重其行”。
册封使进入受封国国境后，由该国“边吏备馆传夫马。缘途所经，有司跪接”。当册封使抵达其都城之时，“嗣封王遣陪臣郊迎，三跪九叩，劳使者一跪三叩。延入馆，陈诏、节龙亭内，行礼如仪。谒使者三叩”，册封使“不答”。正式册封之日“正使奉节，副使奉诏敕，入殿陈案上”，受封国国王“率众官北面立，三跪九叩……宣讫，王行礼如初，出俟门外。使者出，跪送”。
在这一宗藩关系的外交体制下，中外间是不可能有“人臣外交”的。当时，虽有清廷官员赴朝鲜、安南、琉球、缅甸等国，但其身份并非国家的外交官，而是代表清廷或清帝对其继任的国王进行册封的册封使，其政治身份和地位不但远远高于各藩属国的大臣，而且高于其国的君主。
鸦片战争前，清统治者对世界形势和国家关系格局的认识，混沌一片，茫然无知，自认为中国是居地球之中，天子所在的“礼义之邦”，“天朝大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是深受中国影响的“藩属国”，再周边则是一些远离中国文化圈的野蛮的“夷狄蛮貊”。英国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被视为远离孔孟教化的“化外之夷”。
最初，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其后，是英国、俄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相继遣使来华，纷纷要求与中国建立商贸关系，甚至是近代的国家政治关系。这不仅预示着中西文化、外交体制间的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而且预示着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宗藩国家关系即将让位于世界性的国家交往关系。
二、中西外交体制的冲突与“人臣无外交”思想的嬗变
“人臣”在“外交”中的地位遭遇西方国家的挑战，是在清乾隆、嘉庆时期，而中西外交体制的冲突，“人臣无外交”思想遭受严重的冲击并发生重要的变化，则发生于道光、咸丰时期。
1793年，英国曾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其名义是向乾隆帝补祝八旬万寿，实则向中国提出诸多政治、经济、外交要求。
乾隆帝认为：“外夷遣使入贡，其陪臣与天朝臣工相见礼节，自有定制。”马戛尔尼“虽自称伊系该国辅政大臣，又属国王亲信之人”，但其至多“不过该国使臣”，而负责接待英国使团的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征瑞等，皆“系钦差前往照料，该使臣进谒时自应倍加恭敬”。
但是，英国的正副使节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的官员，“品级尊崇”，要求与清廷大臣“须行平行相见”，拒不承认负责接待他们的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征瑞的地位高于自己，更不肯向其行叩跪之礼。梁肯堂、征瑞等认为自己首先赴英船与之相见，“有失体制”，因此只令副将王文雄、道员乔人杰二人“过彼船内取看表贡单”。
当时的清王朝，尚处于康乾盛世的光环之下，乾隆帝尚有些大国的气度，于是训令梁肯堂、征瑞等：英国使节进谒两位大臣之时，若“行叩见之礼，该督等固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指责征瑞说：“试思该使臣向征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即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这一讥评，并及直督梁肯堂，“梁肯堂若亦计较至此，更成笑话”。
然而，伴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落，以及清廷对于英国认识的变化，清廷上下对于为“人臣”者在与英国使臣交接中的政治关系与礼节则变得敏感起来。
1816年英国的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此前，曾派英国专员加拉威礼等向广东地方官员呈递禀帖，说明阿美士德使团即将来华之事。其时，由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董教增予以接见。
董教增认为：接见英国专员的礼仪，应如传统的“督抚大吏见暹罗诸国贡使于节堂，贡使皆拜伏，如陪臣礼”。但是，前来投递禀帖的加拉威礼拒不接受这种相见之礼，再次向清廷的“人臣”地位提出了挑战，多次要求行商伍敦元与董教增商改相见礼节。
董教增同意略改天朝大吏与属国贡使的传统仪礼。是日，加拉威礼进入大堂后，向董教增等施以免冠礼。董教增则起身以示回礼，并询问英国国王好。
这一切皆预示着中外外交体制的冲突即将开始，传统的“人臣无外交”思想，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833年8月，英国国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废止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12月，英王任命律劳卑为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来华后，首先向清廷的传统对外体制与礼制发起了冲击。
1834年7月25日，律劳卑等乘船至广州城外洋馆。26日，律劳卑派秘书阿斯迭向两广总督衙门投递信函，通知两广总督，其本人已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来到中国，要求直接与总督面晤。
两广总督卢坤当然不会忘记清廷“人臣无外交”的体制原则，“中外之防，首重体制”。“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命行商们向律劳卑说明中国处理对外事务，特别是通商事务的一贯原则：“通商琐事，一任商人自行处理，官宪向不干预。”外国商人来华，意在通商，本无需与地方官府发生关系，况且，“天朝大臣，均不得与外夷私通函信”。
其后，卢坤为了解律劳卑来华目的，派遣广州知府等赴律劳卑寓所进行查询，讵料律劳卑在交接礼仪问题制造争端，坚持自己居于会见的正位上坐。9月2日，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会衔下令封舱，中止中英贸易。
卢坤在解释封舱的原因时，首先指出了“英人不遵定例，率行投递文书”的违例行为，接着再次重申了天朝在中外贸易中的原则立场：“查天朝定制，人臣无外交，外夷不准私通文书……即使律劳卑实系夷目，亦安能与天朝命官径通书信，大乖体制？”
但律劳卑却坚持认为，清廷官府不与英国人直接交往的规定，是对英国的鄙视。他争辩说：英国来华贸易已有200年之久，经常拜会两广总督。早在明崇祯朝时，即有英国人驾船“驶入省会会见大宪”。在清雍正12年、乾隆7年、19年、24年、56年、59年，嘉庆10年、11年、16年、21年，“英人多次与督宪会见，且旧时公司大班，每年上省，亦多拜候大宪。可知其谕内云人臣无外交等因，实属无真”。
卢坤认为，自己坚持的是大清朝“人臣无外交”的一惯定例，并无苛待英人之事。为此，他通过行商反驳律劳卑说：英国来粤贸易，“一切久有定章，从无夷官监督之事。天朝大臣，非朝贡等事及奉有谕旨，不准与外夷接见”。至于律劳卑所言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前任总督曾与英人相见之事，“或因该国入贡，延见贡使，事或有之，否则断无是理”。
中英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双方商定：英国军舰“在中国政府对于英王陛下的船只不作任何作威作福表示的条件下”，开赴伶仃洋。9月21日，英舰撤离广州，律劳卑也于同日自广州返回澳门。
鸦片战争爆发之初，清廷仍在继续坚持“人臣无外交”的思想原则，仅是派遣外委陈志刚等中下级官员与英军联系议和事宜。但是，到了1842年6月中下旬，伴随着宝山、上海等一系列重镇的相继失陷，清廷君臣，“人臣无外交”的理念旧制，亦随之开始崩溃，向着“人臣办（夷务）外交”的方面转变。
1842年8月13日，兵临南京城下的英军扬言，将于“次日开炮攻城”，形势突变。耆英为险恶形势所迫，不但奏报清廷称：英人“狡谲异常，办理大不易易”，自己必须“面见该夷酋，以定大局”，而且在未得到道光帝允准的情况下，亲赴英船，与英军代表草定了南京条约内容。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面对凶悍的英法联军，咸丰帝所要面对的已不仅仅是“人臣”有无外交的问题，而是必须开始“亲王外交”了。
1860年9 月，咸丰帝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赶赴通州与英法议和。这是清廷第一次谕命亲王直接出面与外国议和。
通州议和失败后，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帝谕命“恭亲王奕訢著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
奕訢不但要亲至礼部参加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仪式，而且还要与英、法代表保持互赠小礼物的必要礼仪交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被迫与西方各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外国取得了公使驻京，与清廷官员平等往来的条约依据；与此同时，清廷也开始向外国派遣常驻公使，特别是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本人也亲自接见了外国使臣。清廷官员同外国使臣交往不但成为必须，而且早已成为事实。清廷“人臣无外交”的思想与旧制彻底消亡。
三、“人臣无外交”思想嬗变的历史必然
“人臣无外交”的思想或体制，是中世纪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产物，是与传统外交体制与理念相适应的，但与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近现代国家外交，及其外交惯例，则格格不入。
在中世纪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即国家，国家即君主，亦即《左传》所言“国、君一体”。是否有利于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是这些国家君主考虑对与本国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国家，是采取战争还是外交解决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如果决定采取外交的形式，那么，以怎样的条件与它国交涉，由谁去完成这一使命，也是完全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奉命交涉的大臣几乎没有在维护整个国家和民族基本利益的情况下，对谈判的内容、条件、方式稍加变通的权力。因此，传统外交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君主个人随意性，多是极少数人的个人行为。
近现代外交则有所不同。
自16世纪开始，欧洲开始出现了许多统一的民族国家，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在“国家利益”，“公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力图与世界各国建立起普遍的国家关系，并为此向有约各国派遣常驻公使。在近现代外交中，凡属由国家派遣的外交官员，皆是在本国整体外交思想指导下，代表本国政府与他国开展外交活动的，与传统的“人臣无外交”思想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中国被卷入中外交往的外交漩涡之后，清廷官员很快就意识到中外之间这一外交理念的差异。耆英等人是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严酷事实感知的，而出使西方各国的志刚等人，则是通过中外外交现实的不同认识到的。
1844年11月23日，耆英上奏的《体察洋情不得不济以权变片》，对于中外体制之防溃决的原因及必须变改中外交接制的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说：“惟念英夷自二十二年七月就抚，米、佛二夷又于本年夏秋接踵而至，先后三年之间，夷情变幻多端，非出一致，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换步移形”。在耆英等人看来，由于时势的变化，在与外夷交涉之时，必须“换步移形”，改变“人臣无外交”的旧制。
各国“夷人”长期生长于僻荒之处，对于中国的体制并不知悉，但他们却又往往自作聪明，“强作解事”，因此在办理交涉之时，对其“难以理晓”。因此，耆英等赴虎门、香港等地与夷酋会晤之时，不得不权宜变通天朝体制尊严，“不得不与共杯勺以结其心”。
另外，既然外夷声称，其系为和好而来华，那么，清廷对其就“不能不略为款接，往来亲热”。耆英等人在与外夷交接之时，虽可正言告知，“中国大臣办理诸国公事，并非越境私交……若含混收受，天朝功令森严，不独有乖体制，实亦难逃宪典”，但如外夷小有所赠，亦“未便概行当面掷还”，只有将随身所带之烟壶、荷包等物回赠，“以示薄来厚往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