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在奏折中特别强调，上述认识是其三年来体察夷情，揆度时势，熟审事之轻重缓急后，总结出的“不得不济以权宜变通之法”。道光帝在其奏折上朱批：“只可如此处之”。这种认识，并非是清廷君臣对于中外形势和国家关系的正确认识，而是其对传统中外体制之防溃决，“人臣无外交”旧制失败的悲哀与无奈的真实再现。
1868年，清海关道志刚随蒲安臣使团出访西方各国时，西方国家的外交及其礼仪惯例给其以深刻的印象，美国外交部长举行的外交例会等，尤为令其称道不已。他在出使日记中写道：“华大臣（美国外交部长华尔特）每隔数日，即做一会。届时而往，已有各国使臣及各大员咸集……逐一执手相见……因思此等聚会，虽系西国之俗，而实具深意。盖总理各国事务者，时与各国亲信大臣聚首言欢，融为一气。无论偶有抵牾，无不可尽言之，言无不可输之情。而连环交际，无非排解调处之人。是以各国之势，易于联属”。在此，他特别提出，美国外交大臣的作法，“与人臣无外交之义，其用不同”。
清廷从“人臣无外交”到“人臣办外交”，再到“亲王外交”，其中既有中国半殖民地外交的屈辱与无奈，又是按照中外商定办法依约而行的国际外交惯例，同时也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封闭到近代开放的进步。“人臣无外交”的思想或体制，嬗变为近代的国家外交；东南亚发地区传统的宗藩国家关系，发展变化为近代国家关系，当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作者简介：王开玺，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甲午战败与光绪甲午新政的启动——甲午战败对光绪的刺激以及由此引发的变革
孙燕京
甲午战败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拐点。
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士人心目中“天朝上国”的幻梦，一时间，民族生存乃至文化存废成为需要抉择的迫切问题。
战败强烈刺激了光绪皇帝，由此，光绪主持甲午改革被推上历史进程；所谓“光绪甲午新政”是指1895～1898百日维新之前一段时间由光绪皇帝倡导的新政改革。说到光绪甲午以后的新政改革，学界往往用“戊戌维新”或“慈禧新政”冠名，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光绪作为改革倡导者所起的作用和自主推行的新政。翻阅甲午战败至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的光绪上谕，新政谕旨几乎铺天盖地，表明光绪受到强烈刺激后痛下改革的决心。其后，光绪甲午改革与民间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交汇成巨大的时代改革洪流。笔者觉得，学界所共识的“戊戌变法”、“慈禧新政”都不足以定位光绪的作用，是以提出“光绪甲午新政”的论点。另外，此论文是在日本新澙国际情报大学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所论范围有限亦相对浅显。对光绪甲午新政的讨论，笔者还将撰文阐述观点，谨此说明。战败震惊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至此，觉醒和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
一、甲午战败对中国的强烈刺激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遭外敌入侵，而且多数以中国失败告终。这种结局对清政府、对朝廷当权派不能不是很大的刺激。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导致咸丰皇帝仓惶出逃，没几年便病死承德避暑山庄。不过，这些战争的影响，不是范围有限，就是阴云很快过去，并没有带来中国知识群体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骤然觉醒”。大体可以说，对中国政府、知识精英和民众而言，近代以来，遭受失败的刺激没有一次像甲午战争那样深重。
为什么甲午战争之前也受外敌入侵、也有重大失败，却未造成如此之大的怆痛呢？换言之，甲午战败，为什么形成如此之大的刺激和怆痛呢？
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相比之下，战争的范围是局部的；来犯之敌不为中国所了解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曾经两次遭受强敌入侵，分别是1840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战争都以中国战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而告终。战后，中国被迫开放了通商口岸、被迫偿付战争赔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遭到破坏。但这些灾难未能形成知识群体以及广大民众心理层面上的冲击。
一方面，中国自古有“胜败乃兵家常事”的古训。打不过可以用“羁縻”“和戎”这样的手段解决。同时，和戎也是一种经常的、必要的选择。因为相对于周边民族来说，中国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逐渐形成一种优容、自大的心理。这样的心理不是一、二场失败所能撼动的。至于那些少有联络的“小国远夷”，更不为中国官民重视，甚至没有人愿意知道他们国家的位置、人民的寡众。“天朝上国”的观念几近根深蒂固。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战败曾经让道光皇帝震惊和屈辱，其中固然有对臣下的诸多不满，但盘踞内心、不断折磨他的理由，则多少集中在“割地”使他失去了日后在陵寝前设“功德碑”的机会。毕竟鸦片战争的影响不足够大，战局发生在东南数省，对广袤国土而言是局部的；战争赔款（2100万元）被分派在东南相对富庶之地，对国家财政没带来多少“负担”；内陆广大地区的民众甚至不知道发生过战争这回事。所以，鸦片战后的“自省”与“整军经武”，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很快全国上下便恢复了“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的景象。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再度给最高统治者以心理重创。因为这次战争不仅导致北京天津陷落、咸丰出逃；而且造成历经康雍乾嘉四朝、150多年精心修建的皇家园林被焚毁；更进一步，维系二千多年的朝贡体系支离破碎。但真正受刺激、感受到中国面临“变局”的只是少数人。迟至甲午战争之后，接受“变局观”的依然成不了气候。有学者统计，1861~1900年间，意识到并深深忧虑于“变局”的人不少于37位，而慷慨激昂、与西学势不两立并诉诸文字的士大夫恐怕不只是“37”的50倍或者100倍。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觉悟者仍然只是少数与外敌直接接触过的人，如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其代表言论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强敌”。
通观朝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反省和觉悟依然是局部的、上层的。此后的改革也集中在“师夷长技”这一器物层面，思想的震动还是不足够大。
那么，同样是面对失败，甲午战前战后，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震动和觉悟程度为什么会这样大呢？我想，归结起来是：
第一，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距。
第二，“天朝上国”的心理尚未破除。
第三，《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发生的割地赔款相对少得多。
第四，对日本的认识停留在明治维新以前，对明治维新以后的变化和野心完全没有认知，自然对双方的国力、军力以及心态产生错误估计。
尽管在甲午战前，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已经从“蛮夷”转变到“坚船利炮”，甚至对他们的制度文明也有所了解，但这些认知主要针对西方列强。战前的中国，还没把日本放在眼里，由此，当日本以“强国”的身份重新站到中国面前时，朝野上下的震惊可想而知。
2.没放在眼中的“学生”
在中国官民、士大夫心里，一千多年来，日本人源源东来，始终是中国的学生。
从前的学生一直虔诚地向先生学习：从遣隋使、遣唐使到“大化改新”，迤逦数百年。公元607年，日本始派遣使者到中国学习。其中，“遣隋使”4次，“遣唐使”19次。使团中包括官员、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最著名的阿部仲麻吕不仅参加了中国的科举考试，还做了中国的官，与李白、王维等诗人交谊甚厚。645年，留学中国的日本学生形成了主张仿效隋唐制度的改革派，他们通过政变消灭中央豪族，创建年号为“大化”，是为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
不仅如此，日本的文字、建筑、服饰、各种礼仪风俗受中国影响甚深。迟至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国情与中国并没有多少区别。自然而然，中国视其为“同文同种”、与西方国家完全区别开来的的小兄弟。
发生在明治维新前后的倒幕、学西学，甚至高标“脱亚入欧”这些巨大的时代变化，中国士大夫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由此，当这个不为中国人注意的小国突然强势出现到中国面前并以军事打击击败中国时，那震惊的程度可想而知。
3.败于“蕞尔小国”产生的巨大怆痛
甲午战败的刺激是多方面的。战前，中国与日本的军力差别不是太大，如果把国土面积、人民数量考虑进去的话，中国占有一定优势。战前的世界舆论也多认为中国胜算的把握大一些。英国报刊记者访问英国海军副司令琅威理，请其对中日海军进行对比，琅氏回答说：“中国海军之势力，仆所深知。日本而不敢战则已，如曰战也，大非中国之敌；而况中国生齿之众，物产之丰，皆十倍于日本乎？惟中国素不利人之土地……”。琅氏还凭自已的认识对中国海军大加赞扬，“中国海军，实有不能轻视者。其操阵也甚精，其演炮也极准，营规亦殊严肃，士卒矧皆用命；倘与日本海军较，中国未尝或逊”，他还说，如果由他来指挥，不要说对日作战有把握，就是与欧洲列强对抗，也“绰绰有余”。这些舆论助长了中国官员和民众的虚骄。李鸿章说：“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
真打起来，由于各种因素，战况和结局却出乎意料。更没想到的是日后在与日方的谈判过程中，日方不仅抱有极大的野心还极尽威逼之势。
至此，光绪皇帝、满族权贵、汉族官员皆受到强烈刺激。
1895年2月10日光绪召见臣工时的情形，充分反映了光绪皇帝的焦虑和所受刺激。据说当时光绪不断“逼问御贼策”，“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翁同龢等人“汗流沾衣”。御敌终无良策，中国军队在海陆两个战场上皆以失败告终。1895年5月3日，光绪挥泪在《马关条约》上“用宝”。
中国的士大夫知识精英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这种震撼的直接反映就是1300举人签名《公车上书》。
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檄文。
黄遵宪写了《台湾行》，哭诉了割台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
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
倭人竟割台湾去！
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
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
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
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
台湾诗人丘逢甲在《送颂臣之台湾》中写道，
涕泪看离棹，河山息战尘。
故乡成异域，归客作行人。
时人评论丘逢甲说：“诗本其夙昔所长，数十年来复颠顿于人事世故，家国沧桑之余，皆足以煆炼而淬厉之，其所为诗益苍凉慷慨……”。
孙中山对清政府失望之余走上了推翻清王朝的道路，组织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
中国的下层民众，也展开了积极的反割台斗争。仅列举日方的材料说明他们在占领台湾基隆过程中遭遇到的抵抗：“敌人的抵抗意外顽强，或仅仅以数十名前来逆袭，或单独潜伏房屋竹丛中，待我通过加以狙击等等，颇有可取之处。例如在瑞芳一战，敌以少数据兵营而战，与其对阵的板井联队长和前田大队长都被洞穿了军服或长靴（幸未负伤），宇津木联队副官和大野中队长受伤（轻伤），左藤少尉受重伤，我方死伤较多，由此可知敌的顽强”。
这些都说明甲午战争给中国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刺激是强烈的，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也是光绪甲午改革以及日后戊戌变法的内在诱因。
二、甲午战败对中国的直接影响
割地导致山河破碎。《马关条约》割走中国台湾等岛屿，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战败而被割走的最大一片领土。
赔款导致国家财政面临崩溃的边缘。巨额战争赔款高达2亿3千万两白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战败而赔偿的最多一笔赔款，相当于清末国家三年多的财政总收入。它不仅使清政府财政陷于崩溃，而且导致此后政府的一系列举债行动，使中国的海关等主权被控制在列强手中。
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天朝上国”的迷梦彻底被打破。
张之洞上奏说：“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血气大损；通商之害，如酖酒止渴，毒在肺腑”。“是日本之和约不可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
正因为朝野上下有了这样的认识，战败后的光绪甲午改革和民间康梁倡导的维新运动呼之欲出。
三、甲午战败引发改革
甲午战败引发的改革，时间上前后继起、空间上朝野呼应、内容上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全面铺开。以往研究中，光绪甲午新政常常被“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慈禧新政”甚至“洋务运动”等清末改革所淹没。上述概念除戊戌年百日维新与光绪皇帝直接相关，其他均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光绪的主导作用。一种认识是，戊戌维新包含着光绪皇帝的改革活动，但学者普遍认为这是在维新派推动下发动的一场改革活动。
另一种认识是，同光新政包含了光绪甲午新政的内容，而同光新政可以用“洋务运动”概括，加上同光年间的改革涉及甚广，光绪甲午新政似乎无法完全独立出来。另外，由于在慈禧的控制之下，光绪皇帝的权力是有限的，人们似乎下意识地忽略了甲午战败后光绪作为执政者力行新政的影响和作用。
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后，光绪皇帝在战败的强烈刺激下，毅然兴起了新政改革。其改革涉及面大，时间跨度从1895年到1898年戊戌变法，整整持续了4年，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戊戌变法正是光绪甲午新政的一个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