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不赞成对好位置的贪婪追逐心态，不赞成为了一己的或小集团的私利谋争高位而不惜别人的皮开骨折、血肉横飞。尤其鄙视和厌憎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甚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扰乱社会、涂炭生灵。但是，既然你魏明帝、梁武帝占有高位，就该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使天下太平，让人们安居乐业；就不能只顾为了追求一己的人性完美，为了自己的成仙成佛。若一心修炼而玩忽职守，因此引发了祸患，就成了罪人。
刘湛秋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悄悄走过人生的露天剧场……在剩下的空位中，我只随便为自己找了一个座位，如果没有空座，那就在后排或过道中站着……”
魏明帝、梁武帝等辈，天生贵胄，早就有最高最好的位置让他们去坐，不必像刘湛秋那样谦卑；但一旦发现座位不适合自己，就该及时礼让，不然的话，你周围的野心家、阴谋家不会放过你，人民和历史也不会原谅你。
四十六
一个人不论占有什么位置，只要你才力胜任，有正确的思想和目标，恪尽职守，努力奉献，做出成绩，有所创造，就是成功和完善。战国时代的范蠡是成功的典型。他在国家危亡之秋受命，尽忠竭智，帮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功成名就之后，一点也不飘飘然、昏昏然，而是敏锐地觉察出越王长颈鸟喙，性如猛禽，只能同苦不能同甘，便毅然扔下功名利禄，飘然而去。范蠡迁居到齐国，改名换姓，专事农桑。因他耕种得法，管理有方，很快成为大富翁，因而齐王发现了他，请他做宰相。他做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觉得官场险恶，就辞职去陶山隐居。隐居期间，他发现陶土适合制作陶器，便开了作坊制作器皿，人们都来购买，于是他又成了富翁。
像范蠡这样的人才，无论放在何处，都能有益国家，造福社会；如他能事佛修炼，高尚品质、提高智慧，也定能开悟自己，普度众生。
可是佛教的规制不允许参与国家的事情，佛门又怎能从信徒中出现范蠡这样的人才？
佛教，虽有一些帝王提倡和呵护，一段时期内兴建庙宇，大塑金身，信徒很多，香火旺盛，但世风日坏和王朝的灭亡，又使许多人对佛教产生了怀疑并终究认识到佛教对国家的无用。
于是聪明有为之士，就看中了儒家。
孔子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克己复礼”，孔子的“父要慈，子要孝，君要正，臣要忠”，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不问鬼神问苍生的一系列观念及儒家在《大学》里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里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方法和过犹不及的观点等等，都是为了帮助执政者治国平天下。
怨不得文韬武略、高瞻远瞩的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遗憾的是，不见帝王提倡亚圣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当然，从现今看来，儒家学说的弊病也不少。孔子那一套理论在当时也没有人采用。他周游列国，列国的帝王或拒之不用或束之高阁，弄得他“惶惶如丧家之犬”。这中间，虽有列国帝王的不明智，但孔子的为人及学说也确有老子所说的四种败事的缺点：(1)骄气，就是自是、偏见，要驾御别人的心理动机；(2)多欲，就是非常在乎物质和虚名；(3)态色，就是热中巴结，讲伪善的虚礼；(4)淫志，就是膨胀着的私利和野心。
尽管如此，孔子的学说有益于帝王的政权，有益于社会的稳定，有益于知识分子的进取，为历代多数统治者所尊奉。在儒家学说的教育和熏陶下，虽然出过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食古不化、愚蠢迂腐的儒生，但确确实实也出过一大批治国平天下的英才。
相比较而言，还是道教更适合国情人情。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完全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的无为而治，修心养身的观念，他的从大局看事的眼光和胸襟，他的正确的宇宙观点、人生哲学，他的自己的利益就在国家民族利益中的看法以及他强调的国家民族有迫切需要，个人应挺身而出贡献一己，等到事成功就，便急流勇退的不图名，不争位，只尽义务，不谋私利的品质，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优秀之士所尊奉。
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兼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唐朝的李泌可以说已得道家的真谛，也无疑是贯彻道家宗旨的优秀典型。
李泌在唐玄宗时，就表现出少年颖异，才华出众，信奉道家学说后，修炼精进，智慧愈加圆融。他历事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几十年里为唐朝消除祸患于无形，挽救狂澜于既倒，智谋过人，功德卓着。可他从不言功，从不谋私，光明磊落，为国利民，功成身退，安于布衣。此等作为和品德，至今看来仍是光辉耀目，令人崇敬。
佛家不也需要这样的为国利民的帝王将相、仁人志士吗？
佛家要发展，要让更多的人信仰，以便更多的人向善修炼以早日达到普度众生的目的，信佛者中，应有人像信奉道家的李泌那样，将自己的作为和品德，与国家的安定和发展结合起来，从建立“人间的佛国”着手，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或感觉到佛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威力和佛家在现代社会的光辉。
四十七
我们说让凡人看到或感觉到佛法的威力，并不是要求显示和炫耀。不是让菩萨和佛出来显相，出来呼风唤雨，消灾灭祸甚或来一个来去无影，七十二变——那样做，有违佛家的品格和规制，为超凡脱俗、普度众生的大觉大德者所不屑。
我们也已经懂得，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无上菩提是非常平实的，道在平常日用间。真正的道，真正的真理是平常的，最高明的东西就是最平凡的，真正的平凡，才是最高明的。但是，你这个平凡的道，在几千年或几百年的潜移默化中，应该使更多的人改恶从善，使越来越多的好人渐成正果，使国家逐步变得文明、富裕、繁荣，使世界和平和美好。而不是让这个“真正的道”越来越无能为力，越来越不起作用，使这个世界上的坏人越来越多，道德越来越沦丧，各种灾祸也有增无减。
这话是释迦牟尼说的吗？“佛在世的时候，叫正法时代；佛离人间世以后是像法时代，就是有佛像有经典的时代；到了佛经都没有了，只有迷信的时候，叫作末法时代。”到了末法时代，人的智慧会变得越来越低，人文、道德、精神会愈来愈堕落吗？除了极个别听从佛的教诲，能生信心，且持戒、守戒、不断修炼、不断精进者能得救、能成正果外，大多数人就不可救药，只有形神全灭了吗？
地藏菩萨的不度尽地狱里的一切生灵绝不成佛的誓愿何以兑现？佛家普度众生的宗旨怎样实现？
绝大多数人看不到修成罗汉、菩萨和佛的可能，或者说认为佛教仅是一种劝人为善的宗教，天堂、地狱、六道轮回之说根本是迷信，那就只能注重“现实”
了。人们只能以统治者提倡的准则为准则，或许说以大多数人的好恶为好恶。在趋吉避凶、趋利避害的前提下，有机会当官，则不惜投机钻营、耍奸使滑，为的是早居要津，以便一展身手；有机会发财，也来点说谎做假、坑蒙拐骗，只要金钱到手，自己吃香喝辣外，不也可以做点公益事业吗？一切都不过度、不过分、不触犯法规，表面上看起来冠冕堂皇，也似乎实现了做人的价值，你怎么谴责他呢？
上面所说的做人诀窍（或说做人原则)为佛家所不齿，认为那是魔道、邪道，至少是小人之道。
有人就相信魔道、邪道，津津乐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认为魔的力量胜过任何道的力量。
有人觉得，要想得到利益，谋到好处，立足社会甚或举足轻重，就得先做小人，“先小人而后君子”。
有人相信孔孟之道、老庄的道、墨子的道、荀子的道、杨朱的道、耶稣的道、穆罕默德的道、气功的道等等，还有的干脆就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一会儿大谈发扬传统，一会儿又是西方的思想如何先进，如金克木先生《新潮三叠》一文中描述的那样可笑：
(一)你有佛陀，我有老庄，不分你我，一样一样；(二)你拜耶稣，我拜孔子，各就各位，彼此彼此；(三)西天如来，玉皇大帝，文圣武圣，城隍土地；(四)旧酒新瓶，扑克麻将，照单全收，一本烂账；(五)有用技术，一概欢迎，无用思想，我比你行……如此表现，说来也是情有可原。凡夫俗子，本来受教育就不多，既无神仙圣贤及时指点迷津，又不甘心一辈子沉沦颠倒，也总想追求点什么、得到点什么，于是就乱寻乱找乱投医乱押宝，你能说得清是可笑还是可悲？
对这样的众生，不能鄙视嘲笑，更不能弃之不顾。应该看到他们还在向善，还在追求，在品质上或许还比一些“高贵者”好得多。
皇帝可以说是最高贵的了，可你去读一读二十五史，看一看古往今来的皇帝，有几个是好东西？不必说分外专制、残暴、荒淫、狠毒的夏桀、商纣、隋炀帝了，康乾盛世时的乾隆皇帝又如何？若从歌功颂德的文字上看，仿佛他真是一位英武公正关心民生且风流倜傥、感情丰富的圣明天子，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罪人。乾隆对待汉人和其他民族，凶残到了极点，他的所谓“十大武功”，实际上是穷兵黩武、残民以逞的罪恶勾当。他的焚书坑儒不亚于秦始皇，比康熙、雍正无疑要凶狠得多(据传乾隆销毁的书目有四千余种)。他下令修撰《四库全书》，也只是为了消灭天下不利于满清统治的书籍，而使所有书本，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对这样的独夫民贼，至今仍有人加以美化和歌颂，未免太可悲了。
当然，对古人不能太苛求，且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看待一切人和事。如汉武帝、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就该说是好皇帝。唐太宗虽然杀了自己的同胞哥哥和弟弟，那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他虽然也有弱点有毛病，但爱惜臣僚，敬重贤者，关心民生，治理出一个天下富足，人民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来，值得赞颂。据史载，“贞观之治”时，全国一年的罪犯只有二十九人，犯罪率如此之低，因犯罪而被杀的人是如此之少，仅此功德就胜过菩萨。
对帝王下面的将相官员、文人学士，我们又该更宽容些。只要他们不逞一时之怒或一己之欲，阴险凶狠、杀人害人，都不必太苛求。人不是神，人性的弱点，欲望的驱使，看法的谬误，都能使一个很聪明的人糊涂一时。就拿李白来说，真个是七窍玲珑心，天马行空才，读其诗歌不能不使你佩服得五体投地。
其为人总的也可说是正直耿介，光明磊落，关心人民，不畏权贵，不愧是千秋诗仙，一代豪杰。可就这么一个百年难遇的人才，竟一时糊涂，跟着永璘王去“造反”
了，差一点招来杀身之祸。杜甫的“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对当时的李白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知音。当然，一千年后的我们，早就不追究这一所谓的污点了。
佛陀无疑比我们人间最博大、最宽容的人还要博大、宽容得多。佛教不像其他的宗教，否定自己以外的宗教，而是认为一切的大师，只要达到一定的境界，不论耶稣的道、穆罕默德的道，还是老子的道、孔孟的道，甚或是魔王邪王都有可取之处；只要你教人做好事，或你干的事对大众对社会有德有功有益，就都是好的、对的——应该说，佛的境界是包容天下、包容万象的。
既然如此，佛教就更应该吸取其他各教派学说之所长，补己赏罚人间、普度众生之不足不力处，使佛法真正成为最值得崇仰、最值得修炼、最能怯邪除恶早成正果的大法。
四十八
读过《金刚经》就知道，一个学大乘菩萨道的人，心胸里是不能有你、我、他的，“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不能住于相，不能住于心，一切无我，一切皆空；更不能显示，不能执着，只能一切听其自然，随其缘分——如此，颠倒迷茫的众生，何以了解佛法的伟大，何以得闻大道，以便信解受持，早成正果呢？
但我们又深切地认识到，释迦牟尼那时来到人间是真正为了普度众生的。他出身王室，可以贵有天下，却毅然放弃荣华富贵去苦苦修炼，这无疑是一种现身说法，足以使聪明人触目惊心、幡然醒悟。他得道以后，四处说法，广收子弟，很快形成了一支较庞大的信众队伍。他度人不避亲，不避仇，不分贵贱，不问信仰，只要愿意向善和修炼，一概尽力度之。所以，他的子弟和信众中，有帝王，有贵胄，有奴隶，有志同道合的亲朋，有攻击过他、谋害过他的属下和婆罗门“妖女”……应该说，释迦牟尼最有慈悲心，最有使命感，最关心人的痛苦，总想以最方便最快捷的法门救人于苦海。
释迦牟尼没有因为看到“众生都有佛性”、觉悟以后“皆可成佛”
而忽略众生的颠倒迷茫已久，所以他更加抓紧度人和努力说法。地藏菩萨也深切了解凡人中确有一些人品质太坏、作孽太多，因而终于沉沦地狱。
按理说，这些人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但地藏菩萨看到这些人的痛苦和哀伤，看到这些人还不是无可救药，仍然尽力地去度，且发愿说：“不度尽地狱里的罪人，誓不成佛！”
这才是佛家的胸怀。
应永远发扬佛家的宗旨、佛家的传统和说法度人只争朝夕的佛教精神。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众生已经很少能看到或听到佛家实现了的宗旨、传统和精神了。
佛家不能像常人那样，嘴里说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得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幸福啊！
佛家不能像常人那样，自己修炼成功了，就认为人们都会像自己一样，很快就会悟道得道，因而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看不到一些人的苦苦挣扎、痛苦哀伤，或者在“总的不错的幌子”下对少部分人的痛苦和不幸视而不见呵！
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之士都已经刻骨铭心地感觉到：少部分人的痛苦和不幸，也就是全社会、全人类的痛苦和不幸。当代着名作家张炜在《个人的痛苦形式》
这篇文章中曾说：“不幸和痛苦总要通过一部分人去显现，它实际上预示了每个人生活情状变迁的一种可能性。由于社会变故、各种各样的原因，痛苦和不幸选择了这一拨人，不一定什么时候又会选择另一拨人。这一帮痛苦者的上几代很可能是贵族，而今天的权倾一方者很可能上一两代就是衣不蔽体的人。所以说世事的变幻是无常的，有时还是极偶然的；他人的痛苦和哀伤应该也是自己的或自己的一部分。”
张炜接着说：“谁想得出那个满脸污垢的乞讨者在许多代前是另一个权贵的直系亲属或表亲呢？谁又想得到另一个衣衫褴褛者的前几世会是朝廷的重臣呢？富不过五代，折服了国人几千年。”
凡是悟道得道的佛家，都透彻了解人间这种尊卑贵贱贫富，不断变幻、不断互置的情况。善良的人们对这种变幻和互置，或者说对少部分人的不幸和痛苦，已经开始探问、关心，有的还开始呼吁或解囊相救，以设法帮助他们、改变他们；难道佛家可以对一部分人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吗？就算他们前世有过错、有罪孽，不也该救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