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绝不会出现张炜所说的这种现象：我们的接待部门酒肉成河，进口的豪华轿车也排成了河，豪华的桑拿浴的馆舍也雨后蘑菇般钻出地面，看来物力财力也不成问题。可一些人为什么对长年宿在城区隐藏之地，在立交桥洞，在街头巷尾的流浪汉、乞讨者、不幸者又置若罔闻呢？“问题只在于正常的人道不足，人心如冰，没有同情心，没有起码的道德义愤。”
所以，佛家绝不能说现在已是末法时代、末劫时代，不能说人类中一部分人堕落太深、沉沦已久，已经不可救、不能救了，不能说菩萨和佛再不管人类，只顾自己修炼了。
按佛家所说，人类本来就是天人一步步、一层层堕落下来的，来人间后再堕落一些也并不奇怪，让他惊醒，让他修炼并最终使他悟道，这是佛家的使命啊！
按佛家所说，众生皆有佛性，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真和善的品质；清除堕落者身上的污浊，拨开颠倒者眼前的迷雾，相当多的“病人”都有疗救的希望。
按佛经上所说，天上有无数菩萨和佛，一个佛救度一部分人，我们的人类社会将会变得多么美好，我们的同类中将会又有多少人悟道得道成仙成佛呵！
若能如此，我们永也不会对普度众生的宗旨产生怀疑，更不会对菩萨和佛陀救度众生的决心发生动摇。
四十九
我曾想，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释迦牟尼，怎么能达到那样的高度？能说出那样美妙、令人信服的真理？能建立那样理想的精神家园？
答案很简单：他有智慧而博大的心胸，他修炼到了悟道得道、洞晓一切的境界。
可是，他应该同时懂得“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君子之泽可以绵延几世，到了现代恐怕很难达到两世)，他同时也该懂得“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常识，在建立佛教王国的同时，建立或制定一套高度民主、高度法制、监督有力、不能腐败且代有创新的制度。
是的，宗教领袖不同于人间帝王。但是，只要是一个集团，就会有领袖(或叫头)，就需要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也会被异化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负效应。一百多年之前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说：“久握权力必然腐败。”也许有人会认为这话太偏激太绝对，但我相信这是真理，尤其对封建社会来说，是金玉良言，警世名言。如果觉得这句名言对今天的时代有失偏颇的话，“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的论断总该是准确的吧？当年那样英明的释迦牟尼为何没有考虑建立一个有力而有效的监督机制？
是的，出家修炼的僧人不同于争利于市、争名于朝的尘世常人。但是，僧人一开始也是常人，或因追求解脱或因遭受天灾人祸，或因理想破灭或因失恋丧偶，或因受某人某事或某种思想的影响等等，脱离红尘走进了佛门。虽然说，他(她)有佛性，与佛门有缘，但还是一个常人。这中间的一些人经过认真刻苦的学习修炼，无疑可以达到一定的境界，但绝大部分僧人，直至暮年还是凡夫俗子，难以成佛。更何况，江河东流，泥沙俱下，佛门也难免混进几个淫邪凶恶、别有所图之徒。这种人，凭他的聪明、手腕，很可能爬上主持或方丈的位置。如果寺庙缺乏上下左右、严密有效的监督制度，而我们众多的善良的憎人，或因一心只念好佛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有地位的恶徒闭眼不管；或是超凡脱俗，“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坏人多么猖狂，他(她)都随遇而安，如此下去，佛门也难免被腐蚀而腐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多野史的记载中，从传记小说中，可以从看到和听到过的不少佛门败类的种种淫邪恶行的故事中找到证明。
更何况，释迦牟尼早在二千五百多年之前就圆寂而离开尘世了，这以后还有多少像释迦牟尼那样的超凡入圣、佛眼独具、洞察一切、且能严格监督属下的高人？何况现在已是末法时代。据说，末法时代，尘世中的一些人已经很坏，而罗汉、菩萨和佛，绝大多数都自顾不及离尘世而去了。如果再不反腐败，不建立严密的监督制度，以规范权力的行使和运用，规范人们的道德和行为，后果不堪设想。
据说，现今的一些寺庙里还搞什么科级、处级、地级和尚，一些僧人也有争利争位争权的表现。清净佛门，为何还不能摆脱喧嚣尘世的俗念？还要模仿权力社会的规制呢？
僧人更应让思想冲破牢笼，让高尚的品质逐步清除身上可鄙的俗念。
权力固然也是好东西，尤其在人们思想水平、素质还不整齐的情况下，还需要“尊卑”，需要领导，需要令行禁止。争位争权，在一定的范围内(只要不伤天害理、触犯法律、有违道德)，也可以说成是要求上进、希望多做工作的优点，但不能不看到权力的负效应，也不能不警惕坏人来窃取权力。我们不必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独裁专制或权力过分集中所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罪恶了，也不必说周兴、来俊臣、秦桧、和珅之流窃取权力后祸乱国家、陷害臣民的无数事实，这些毕竟已是发黄的历史，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我们需要的是“温故而知新”，借鉴历史的经验，总结现今的教训。按理说，历史的车轮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要说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了，比资本主义社会也应如列宁所说“高出一百倍”！可是，因为权力的负效应，因为没有切实措施规范权力的行使和运用，我国出现了反右、大跃进这样的祸患，出现了三年饿肚子的灾难，出现了不堪回首的文革浩劫。
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政治逐步清明，天下政通人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太平盛世，但因为缺乏切实有力的监督机制，蛀虫渐生且不断繁殖，出现了一批腐败分子。这些腐败分子大都有权有势，且多有一条闪光的人生之路。就拿武汉“长动”集团的党委书记、总经理于志安来说吧，据报纸介绍，他十二岁参军，十六岁入党，参加过辽沈战役。他带领工人试制出我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并把武汉柴油机厂建成全国第一家年产万台柴油机的企业。一九八一年于志安任武汉汽轮发电厂厂长后，又把这个武汉市的“亏损冠军”、国内同行业亏损首户经营成为全国同行业的“盈利冠军”，而后组建成了拥有二百多个成员的企业集团。这样的业绩和功勋，当然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和桂冠。可正是他红极一时的时候，突然卷了巨资跑到外国去了。于是善良的职工们又是大吃一惊，又感到被蒙蔽、被欺骗了。于是人们开始发现他的粗暴、专制，他的卑劣无耻、肆无忌惮。为什么不早一点揭露和防范呢？一位职工说：“我也想去反抗他、揭发他，但我能不要饭碗吗？”也许你会认为这个职工太愚昧、太软弱了，可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有权者的力量是很大的，他们的报复是可怕的，一个常人，人微言轻，何以对付人家的权杖？能够不怕丢饭碗甚或丢脑袋吗？再说，人与人之间，说穿了是利益原则。作为常人，怎能不顾自己的任何利益去逞血气之勇呢？
对付于志安这样的腐败分子，需要坚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要靠正义之权压倒邪恶之权。不然的话，人民群众的眼睛再亮也是枉然；就算有人挺身而出且清除了一两个坏人，因为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你今天清除了一百个，明天的后继者很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难以彻底铲除。
贪欲难除呵！尤其是贪欲有了权力的屏障以后。
邪恶是因为贪欲的膨胀。
我们说这个人善良，实质上是说这个人贪欲少，比较淡泊，比较清廉。而一个“邪恶的人比善良的人容易成功”，容易获取权力。权力的负效应又正好使邪恶的人大胆妄为、前赴后继。
姚盛和在一篇文章中，总结出权力负效应如今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权力的引力效应。引力效应是指政府官员的权力能使一部分追逐自身利益的人自动向他们靠拢。这种向心力往往面临被异化的危险，使一部分官员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老爷，从而出现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甚至上下勾结，贪污受贿等现象。
二是权力的放大效应。放大效应是指政府官员的权力不仅能使自己增色，而且还有放大至其配偶和子女的能力和影响。这些政府官员的配偶子女以自己配偶或父母为靠山，打着皇亲国戚的旗号，利用社会上某些人趋炎附势的心理，损公肥私，大发不义之财。三是权力的阳伞效应。阳伞效应是指权力能够保护权力者的犯罪行为。一些官员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贪污腐败；有一些官员，人们都知道他是邪恶之徒，有的甚至到了百口皆唾、千夫所指的地步，可是人们仍然是敢怒不敢言，而他们仍然是颐指气使、作威作福；还有的官员的丑行已经揭露，罪恶已经昭彰，可权力更大者仍在背后说情，避重就轻，为之开脱。不清除这些权力的负效应，怎能创造一个不敢腐败、也不能腐败的法律环境？
我们坚信，总有一天，人间将彻底地清除权力的一切负效应。我们不是看到韩国对两位前总统犯罪案件进行审理了吗？对“光州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全斗焕被判无期徒刑；因接受几十家企业集团贿赂、贿款达数亿美元计的卢泰愚被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
从中可以看出，现在已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的封建时代，也不再是权大于法、掌权者就是法的时代，现代法制不论你是高居权力顶峰的帝王，还是毫无权力的庶民，犯罪同罚，毫无例外。这些大案足以警策一些权势在握者，现代法治不允许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越法用权，为害无辜。你若自持权大，任意作恶，民心不饶，法律必惩。
人间的民主和法制正在逐步健全和正常运作。佛门更应领先一步，有更加高度的民主，更加高度的法制，更好的监督机制，更少的权力负效应，以便建设成一个更和谐、更文明的精神家园。
五十
因为权力的巨大作用和旋即而来的巨大利益，曾使多少人为之迷惑和颠倒。除了少数历经沧桑，多遭沉浮，通晓世事，看清红尘的智者明白知道权力也最容易将获得权力的人送进地狱外，多数人对权力仍然是顶礼膜拜、梦寐以求。
历代开国帝王，以拜将封侯为诱饵，鼓励忠臣义士驰骋沙场，以便开创自己的江山；为了治国平天下，开设科举制度，以举人、进士、状元为诱饵，让多才善辩、聪明能干之士尽入“机关”，以保江山万年久长。
渐渐地，权力成了一种象征，一种观念，一种理想，一种追求的目标。于是慷慨勇武之士，闻鸡起舞、苦练功夫，一旦天下有事，他便奋不顾身，效命疆场，为的是博个拜将封侯；于是读书人早起迟睡、“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为的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一旦金榜题名，捞个一官半职，可以富贵荣华。
如若你甘于平庸，或无能、无缘获得权力，在有些人眼里，你至少是可怜的弱者。
连弱女子李清照也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野心勃勃的洋人更重视权力。一位外国作家在剧本《唐吉诃德》中曾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一个没有权力的男人，就如同一头羔羊！”
那些自命清高的文人，或自诩为以天下为己任，或自认为天下都醉他独醒，说自己比屈原忠贞比李白有才比介子推还高尚，可以做到“弃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将相而不为”，似乎压根儿对权力不感兴趣。实际上，这些人只要皇帝接见他一次，给他一个官当当，他很快就会换一副嘴脸。
常人毕竟是常人。无论是赤裸裸、火燎燎地伸手要官，还是心口不一、装模作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曲线要官，都是一副戚戚之相。
佛家远离繁华，追求脱尘出俗，理应站得高一些，对权力对做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吧？细细琢磨，其实不然。佛家的看法归纳起来无非是两点：一是因果说，凡是这辈子做官的都是因上辈子修了善、积了德，小善小德者给小福报，做小官发小财；大善大德者给大福报，做大官发大财。果若如此，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三千宫女，宰相命妇百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以至县令衙役的贪污受贿、吃喝玩乐，都只是享受自己的福报，何错之有？二是安排说：人一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就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之所以能成为帝王将相，是老天爷安排好的，老天赋予我出类拔萃的才华，是为了给我高高在上的权力。再反过来说，既然老天给我高高在上的权力，就说明我德才兼备，不同凡响，所言所行也就都是真理，都是替天行道，不然老天会安排给我这么大的权力吗？
佛家的因果说、安排说，怎能减少权力负效应对人类、对社会的危害？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几千年的历史里，有多少坐上最高宝座的帝王，被权力腐蚀，从而骄奢淫逸、专制残暴、祸国殃民？又有多少皇亲国戚、诸侯大臣，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祸害百姓、祸乱天下？
打开二十五史，到处是争权夺利，刀光剑影；到处有权力斗争的悲剧结局，有权力腐败的深刻教训。可一代又一代，除常有人阅读史籍发发感叹外，又有几个真正弄清了权力的面貌，找到了使用权力的真谛？又有多少人拼命追求权力可一旦权力到手又很快重蹈堕落腐败的覆辙？难怪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有这样的叹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彻底解决“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唯有高度的民主、高度的法制且真有上下左右、全体人民的严密监督。权势者再不能丢掉真诚、口是心非，再不敢自以为是、随心所欲，再不允许专横、残暴、褊狭和重大失误。
我们同时也懂得：最有权力的人也只能干历史允许他干的事情。历史阶段无法超越，只能因势利导慢慢来。就拿现今的腐败来说，你能三板斧速战速决吗？腐败，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的问题，虽然会因法制健全与否而有所差别，但都无法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何不能很快根除腐败顽症呢？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事实却太复杂：有人将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变成他谋私的武器了，将公仆变为老爷了，你仅有道理还解决不了他的问题。还有人说，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文革”浩劫耗费了十年，反腐败难道比抗日、比“文革”还要时间长吗？从这几年里揭出的大案要案来看，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理应树立信心。但不要期望通过一个由下至上或由上至下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几个月或一两年之内就将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清除掉。要准备打持久战，所用时间或许比抗日和“文革”加起来的时间还要长。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一整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需要教育公民并使绝大多数公民都有监督的决心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