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衡的才干几乎是人所公认的，“淑质贞亮，英才卓烁”。“目所一见，辄诵之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连曹操也承认：“祢衡文章，播于当今。”可就是这个“少有机辩”的人很让人反感。刚愎自用的他总是愿意唱反调，而且话语间非常随意，孔融的两条罪名据说就是他随口传播的，因为他们是挚友，彼此无话不谈。而祢衡的认识曹操，全是孑L融举荐的结果，曹操当时正笼络士人，听说祢衡之才，也有容纳之意，只是这样的开始将祢衡的张扬推向了性情和悲剧的极限。
仅仅因为曹操没有给他坐位，他便仰天长叹：“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继而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到满朝文武身上：“荀壝可使吊丧问疾，荀悠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乐进可使取状读诏，李典可使传书送檄，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满宠可使饮酒食糟，于禁可使负板筑墙，许晃可使屠猪杀狗；夏侯#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点名辱骂了14人，其余只用几个不堪的词汇就概括了，他的出场是注定以令人极度反感为第一印象的。
在他的眼中可以“击鼓鸣金”的张辽当即建议曹操：“此人出言不逊，何不杀之？”别着急，曹操还没有听他骂完，至少还没有涉及曹操，接着的话也就更难以入耳了：“曹操‘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其处事与世俗如此格格不入，殊不知，“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祢衡处于“乱世”，却总是口出狂言、恶言，是很难有美好前景的。
面对他的过激的评价，曹操大怒而问日：“汝有何能？”祢衡毫不客气：“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这样的狂言换来的是“鼓吏”的身份，祢衡以其人之道还致其人之身：“吾乃天下名士，用为鼓吏，是犹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孟子耳！欲成王霸之业，而如此轻人耶？”他的鼓敲得确实不错，只是没有穿上工作服，还当着曹操的面，把自己脱得赤身裸体，“坐客皆掩面”，他则扬长而去。
这件事连孔融也看不过去了，着实责备了祢衡一番，并再三言明曹操的爱才之意。祢衡便答应再见曹操，曹操也为之大悦，可是一直等到午后，祢衡才不紧不慢地走到营门。这次出场干脆就是找茬儿来的，他穿着单布衣，头戴粗葛巾，手上一根木棍，骂得抑扬顿挫。这回着实惹恼了曹操，他怎么会让一个丝毫不懂得礼数的人扰乱政治清明呢？刚烈的他当时就表态：“祢衡小儿，算什么玩艺！孤要除之，若斩一麻雀耳！”祢衡实在是咎由自取，他不仅不知道自己是谁，还把好朋友孔融弄得里外不是人，他的自高自大毫无意义也毫无内容，只是一种神经失常的膨胀罢了。当时有人建议他跟陈群、司马朗等名流多交流，他说自己是不可能同杀猪卖酒的人打交道的，而好朋友孔融在他眼里也只是“大儿子”而已。
曹操不愿意亲手杀他，大概是怕失身份，而且愿意嫁祸于人。祢衡很快就被推荐到了刘表那里，因为刘表有宽和爱士的好名声。但曹操也说得明白：“祢衡辱吾太甚，故借刘表手杀之。”送行的人们端坐不起，祢衡放声大哭：你们已经在死柩之中，为什么不哭泣？众人这时终于回敬他：就算我们将死，可你已成了无头狂鬼。祢衡见到刘表后，虽然表面上歌功颂德，实则是刻薄的讥讽，刘表焉有不知，他也看出了曹操的别有动机：“使我受害贤之名。”他又假手于极其暴躁的黄祖，某日两人大醉，“才非长者俦”的黄祖想在这个名士的口中讨得几句好听的话，谁知祢衡旧病复发，不知死活地说：“汝似庙中之神，随手祭祀，恨无灵验！”被说成是“土木偶人”的黄祖顿时恼羞成怒，借着酒力杀了祢衡。
祢衡死的时候才26岁，本来会大有作为，竟因为对别人的极度轻视而招来杀身之祸。这样的悲剧似乎并不值得同情，或者说并不算悲剧，因为他的孤傲和狂妄很难说是“有价值的”。正如《菜根谭》所云：“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缜密，而不可琐屑；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这样才能恰到好处游刃有余，而祢衡的结局是“腐儒舍剑，乃自杀矣！”其实，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祢衡的际遇可当为戒。
能臣：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
魏徵的直谏基本生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他认为忠要有理、有术且有效，不能成为“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庸吏。而这样才能够“子孙相传，流传千古”。魏徵之“能”源于其大“忠”，这样的能臣何等有益于繁华的时代！
魏徵出生于破落的书香之家，童年时代的家境十分不宽裕，可是刻苦读书的他立志要做出一番大业来。当时正逢乱世，时局的动荡加重了他发展的艰难，奔波辗转之后，38岁的他参加了李密的瓦岗军，当时起义的声势浩大，起义军已经占领了隋朝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赈饥的举动很是赢得了百姓的欢迎。当时的魏徵在军中没有发言权，看到很多问题的他主动进谏：义军不宜同敌军硬打，当前应该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撤兵时再追击敌兵，注定大获全胜。
这个建议没得到采纳，决定速战的李密惨遭失败后，瓦岗军也彻底覆灭了。魏徵随着李密残部投奔李渊，李密与李渊闹翻之后，又在洛阳起兵，后来兵败被杀。魏徵看到了李唐政权的前途，建议李渊收编李密旧部，并以国礼葬李密，将李密评价为项羽式的英雄。太子李建成听说他颇有才华，便让他在宫廷做图书管理员。并没有受到重用的他建议太子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此举既可以建立军功，又有机会结交豪杰。太子采纳了这个建议，果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成功之后，立刻召见了魏徵，问他为什么建议太子杀害自己的弟弟。魏徵据理力答：“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了，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李世民觉得他的话句句在理，即位之后就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并让他随侍左右，可见对他的重视程度，从此成了君臣交流的佳话。魏徵确实是个能臣，他建议李世民尽快拨乱反正，“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这其实指明了“贞观之治”的可能出路。
魏徵的直谏基本生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其谏议的内容很广泛，从帝王的生活起居到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他认为忠要有理、有术且有效，不能成为“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庸吏。跟简单的忠臣比起来，良臣和君主都有好名，“子孙相传，流传千古。”这位能臣确实做到了，当李世民决定建洛阳宫之时，魏徵同意皇甫德的反对意见：“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原因在于炀帝大肆修建楼阁，以使百姓苦不堪言，难道如今要步隋朝的后尘吗？”李世民表示放弃；当公卿大臣请求李世民登泰山封禅时，魏徵明确表示不妥：“目前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粮仓仍然不丰实，远方部族的要求仍然不能满足，全国的道路交通状况仍然不乐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这件事情遂得以搁置。
魏徵的谏议总是能够切中要害，他建议李世民注意道德修养，“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愿意“覆舟”的李世民立志做“明君”，却也时而对魏徵的严厉感到反感。据说他曾经得到一只绝好的鹞鹰，有一天，架着这只鹞鹰去打猎，远远地看见魏徵来了．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魏徵老远就观察到了这个细节，明知鹞鹰在皇帝怀里，故意长时间奏报公事，直至鹞鹰憋死时才离开。唐朝原定18岁以上的男子才能服兵役，当紧急征兵戍边之时，李世民要求16岁以上的男子即可应征，魏徵表示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无异于杀鸡取卵，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壮大声势，把年幼的男子叫来充数？这是失信于民啊！”李世民的脾气不好，要说不感到不舒服，那一定是假话，他曾经气冲冲地对长孙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魏徵之“能”，“忠事不忠人”，这样的能臣在封建官场何等不易，对于繁华时代又是何等有益啊！
魏徵年老病重的时候，李世民亲自送医送药，还让太子到这位能臣家中探望。这对君臣还成了亲家，衡山公主和魏叔玉喜结良缘，能臣在当时的地位可见一斑。魏徵去世之后，李世民命朝中九品以上官员前去吊唁，并亲自为之撰写碑文，他常常对身边的大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正是有了如同魏徵这样的谏议能臣，唐朝的社会风气才极其可观，正如长孙皇后所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子，魏徵的正直敢言，正是皇帝的英明所致！”
在盛唐的辉煌气势中，凌烟阁上的功臣和明主共同成就了彼此，他们作为最佳搭档的象征而令后人不断称道，能拥有唐太宗的度量并不容易，能受到如魏徵般的荣耀也可以无憾了。
升显位，老成才能谋国
博通经史的他一身浩然正气，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不畏权责，刚直不阿而老成谋国。他用自己的艰苦努力减少腐吏和酷吏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他知道把国家治理好比什么都重要。也只有与女皇达到深度默契，才能在国家大事上有发言权。
狄仁杰是武则天的老乡，应该誉之为极其杰出的侦探、廉政的法官和成熟的政治家，历史上具有他这般能力和品质的官吏非常罕见。博通经史的他一身浩然正气，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不畏权贵，刚直不阿而老成谋国。《狄公案》使他的名字具有了国际意义，荷兰作家高罗佩也为他的侦探水平的传播付出了自己的文学努力，据说在当大理寺丞时，他到任一年就处理了17000个疑案，公正的判决和明达的风度使得他深受百姓的爱戴，名字被民众刻在石碑上加以纪念。
越王李贞谋反被平定后，武则天派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负责追查谋反的余党。到任后的他看到宰相张光辅已经拘捕5000余人，涉及到近700个家庭，他果断地释放了“反贼”，对武则天的交待是：这样的拘捕肯定有很大失误，而太后的隆恩不应该因为这种失误而有所减少，宽恕非常必要。武则天批准了其奏章，死里逃生的人们为他树立了功德碑，并且焚香礼拜：狄公给了我们生命啊！得到礼拜的狄仁杰却不得不因此付出代价，被贬为洛州司马的他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正是这位足智多谋的法官后来成了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在其当政的9年中，远见卓识而机敏睿智地展露了高超政治家的风貌。他的善政得到很多人的赞赏，’也得到过别人的诋毁。武则天问他要不要知道诋毁他的人都是谁，他说不知道比知道好，因为不会妨碍彼此间的交往，这份度量让女皇为之折服。即使这样，他也没有避免经历诸多波折，比如说其间曾被来俊臣投人大狱，被捕的他立即招供：谋反属实，我是唐臣，甘愿就死。这个态度让来俊臣放松了警惕，以至于他悄悄托人送给女皇一封信，陈说自己的遭遇。女皇看后动了恻隐之心，要来俊臣核实审判程序和结果，来俊臣不明就理，竟然伪造了狄仁杰的谢罪表，双方对质之后，立即真相大白，狄仁杰并没有谋反，来俊臣稀里糊涂地开始走下坡路了。
可女皇的侄子武承嗣觉得杀狄仁杰利大于弊，因为这位机警的谋臣实属危险分子。武则天虽不愿意让武承嗣难堪，但她也清楚地知道，包括武三思、武懿宗在内的她的三个侄子都是没有太多政治头脑的平庸之辈，极力举荐自己当太子的武承嗣更是让武则天非常失望，可这个望之不似人君的无德无才无智谋的家伙总是觉得绊倒几个大臣对自己有利，于是就有了对狄仁杰的诋毁。武则天的折中办法就是将狄仁杰贬为彭泽令，此后又恢复了其职位，并长期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爱护，其意见也大多被接受，因为老练的武氏深知这位政治家对社稷有利。狄仁杰的当政固然有其机警权变的素质原因，也在于赶上了好时候，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他和武则天都明白，若要青史留名，就得同心合力地办成几件造福社会的好事。
狄仁杰的确是难得的栋梁之才，这位比武则天大17岁的宰相从来没有反对过女皇，即使在武氏滥杀无辜的时代。他的努力就是劝说女皇改变主意，并用自己的艰苦努力减少庸吏和酷吏们给国家带来的损失。聪明的他知道，把国家治理好比什么都重要，皇权也并非是皇帝家族或皇后家族的私有财产，谁能当好就来当好了，而他的职责在于辅佐。而也只有与女皇达到深度的默契，才能在诸多国家大事上有发言权，更何况，武则天驾崩之后．李唐王朝的复活也不是没有可能。
90多岁的时候，狄仁杰仍然精力充沛地当着“国老”，上朝的时候可以不拜，这在唐朝及短暂的大周朝廷仅此一例。暮年的他干了两件漂亮事儿：立李氏为太子；荐忠臣以谋国。为此，他不仅联合王方庆、王及善、吉顼等人，甚至还联络武则天的两个男宠共同努力，终于使得曾经被废的中宗得以回宫，武则天让这个窝囊儿子做了储君，并要“国老”扶持。而张柬之、姚崇、敬晖、袁恕己、桓彦范等都因为其举荐而担当要职，他很清楚张柬之等人的政治能量，只要时机成熟，他们会在宫廷政变的波涛中重振王朝的。
狄仁杰不愧为大侦探和名法官，他已经侦察清楚并断定了国情和未来的发展态势，在瞑目之前就预知了后来的结局。他也曾经暗示夸奖过他“敷正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的女皇，大周王朝难以巩固，因为女皇千秋万岁后，总得以帝王母得祭祀。而“皇姑”的名分不可取，武则天或者正是因此让位于儿子。正如林语堂所评价的：狄仁杰的“冷静，他的耐性，他的智慧，他的眼光，都不弱于武后。他正是武后的克星”。当这位谋臣去世之后，武则天不禁失声痛哭：“‘国老’突然离去，让人感到殿堂似乎空无一物，这真是天夺我‘国老’啊！”
正真不可缺，处事才能从容大度
用12年时间成为宰相，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是少之又少的事情，吕蒙正的可贵在于尚存独立判断的能力。他的固执是出了名的，不是他想固执，而是不想讨好皇上贻害国家。因为正直而处之泰然，处事洒脱大度，皇帝甚至也为之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