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春风吹苏了万物，熏风吹生着庄稼，金风送来了硕果，朔风卷下了瑞雪。人在一生中，哪能离开风？大家往往都喜欢风。
可我爹怕风，几阵风，吹走了他脆弱的生命。不过，那不是东南西北风，也不是春夏秋冬风。什么风？我说不清楚，只好称之为“莫名风”吧。
有谁一生中不经过千万次风吹？就在我爹出殡那天清晨，上天又刮起了凛冽的寒风，我这不肖子，淌眼泪了，不是悲痛，是让风吹的。
我爹，高个子，宽肩膀，站在那儿，像半截黑塔。一脸又粗又硬的络腮胡子，常常忘了及时刮去。因为姓李，别人很少称呼他的真名，大都管他叫李逵。其实，他远远赶不上李逵，人家李逵还粗中有细呢，可他，五十多岁的人了，却连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这年头，不少人都已经知道请书记、队长们吃顿好饭、喝几盅酒什么的。虽说家家过得紧巴，几乎家家还常常要勒紧裤带，可比起那三年困苦时期总算好了一些。自留畜的养殖许可数没有增加，养鸡、养猪数倒没有限制。其实不用限制，谁不知道“鸡的蛋粮食换”、“猪狗当年食”？无论养什么都少不了用粮食。而粮食是最奇缺的，口粮是定量的，自留地是定数的。房前屋后不准种瓜种豆，连韭菜萝卜也不准种。不过，毕竟天无绝人之路，一般人家每年养个十来只鸡、一头猪还是可以做到的。待到收了蛋、宰了猪，总会改善一下，借机请一下生产队的头面人物，又有面子还有“里子”，所谓“里子”，不言而喻，吃人的嘴软，常请吃的多占点儿田边地头，庭院里种点儿蔬菜什么的，头头们睁一眼闭一眼，能多挣工分的活儿给多派一点儿，被吃掉的那点儿补偿有余。我爹不是不懂，偏偏从不向人家学，还斜着眼睛看那些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人，有时甚至朝地上啐口唾沫。
爹老了，能活多少年？可我离死还早着呢。
“你太小气了。”我多次劝他跟别人学学，毫无效果，只好拿出这话来刺激一下，希望他能灵活点。
“啪”！我只觉得从耳根到脸庞火辣辣的。真有劲，一耳刮子扇得我顿感天旋地转。
我都二十几岁的人了，还挨打，更不喜欢这古怪的老头子了。一怒之下，报名到水库工地长期参加水利建设劳动，看你老头子还打谁？
9月下旬，钊哥到工地找到我说：“请几天假回去看看吧，叔叔中风躺倒了。”我虽然仍记着那一掌之恨，可他是我老子，这赖不了，赶紧回去。
刚进村，迎面碰上的正是书记钱忠保。其实，他只比我大两岁，我们从光腚时就一起玩。他从小就机灵，点子多，总爱当我们的头头。大家有时去偷吃别人家或生产队里的萝卜、豌豆角什么的，都由他率领。不过，他从来不亲自出马，而是站在远远的地方放哨，一旦我等被“捕获”，和他无干。
那是孩提时代的事了，现在人家是书记——共产党的。今非昔比，神气。
忠保见到我劈头就说：“你爹就是本性难移，回去好好开导开导！”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惴惴的心上又压上一块大石头，“又出岔子了？”我迫不及待地问。
“总舍不得割他那条资本主义的尾巴呗！”书记仍是愤愤的，一抬腿，跨上自行车走了。
我心里装上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推开家门，躺在炕上的爹一骨碌翻起来。“又中风了？”我无话找话。“中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风！”爹说着又大骂起来，“这些狗下的，我不偷、不抢，凭啥批判我！简直比土匪……”我一把抱住他，伸出左手立即捂住他的嘴——隔墙有耳啊。
隔壁的五婶偷偷告诉我，前天，爹大清早就赶了毛驴车，装上他自留地里种出的大蒜要拉到城里去卖，谁知道刚到岔路口就叫“小分队”截获了。小分队是专拦截私自出售农产品者的小股民兵们，不由分说就要没收他的大蒜。“你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五婶叹口气接着说，“要能说几句好话，兴许不会出事，可他看到小分队的人动手拿蒜，就一下卸掉毛驴，把车辕一扬，一车蒜全都倒进臭水沟里。小分队把他押送回队，叫队里开大会整整批判了他一天。他一口气难咽，老病又犯了。”
我知道，爹的病是在十几年前得的。那时，连年刮“风”，记得清楚的有“合作化”风，各家的土地、耕畜、车马等生产资料全部投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自耕农都一变叫社员，以后年年冬闲时节便是社员“整风”，直至我听大人说的“共产风”刮来。这风真大，十岁出头的我并没有多少感觉，只是亲眼看到我爹心爱的大花乳牛，还有我喜欢的那十几只绵羊，连同爹准备为我修建新房子的木料，统统“刮”走了。不久，家里的锅碗瓢勺包括筷子都刮到生产队的集体食堂里去了。当时除了已经缺粮即将断顿的一些人外，最高兴的算我，以为从此可以不用再常吃爹做的“拨疙瘩”。
“爹，快吃饭去，食堂里那么多人吃饭可热闹了。”我高高兴兴地去叫他。爹恨恨地剜我一眼：“我不饿，你去吧！”
从那时起，我就不怎么喜欢爹了。他一连几天不吃饭，后来干脆病倒在炕上半个多月起不了身，我得每天给他喂从食堂里打来的“酸揪片子”，还得端尿盆、泼大便，真把人整苦了。我想，爹也太脆弱了，我一个娃娃都好端端的，他那么大的人，咋就让这点风给吹倒了呢？
这回还算好，他躺了两天就又忙他的去了。
爹在生产队里干活，从不肯误一天工，而且干活死认真，按他的话说“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儿”。说他粗，干活可细心，无论什么样的农活他都会干，而且样样干得比很多人好。他经常教训我：“三年学成个买卖人，十年难成庄稼汉，别觉得当农人那么容易。”其实，在我看来这不算是优点，尤其是他看到干活偷懒的人忍不住就说人家几句的毛病，更惹人讨嫌，譬如忠保在队里当社员时干活总是偷奸磨滑，别人都睁只眼闭只眼，我爹就要教训人家几句。忠保气急了，就在我面前出气：“你爹做啥官，管得宽？”
爹最大的劣迹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冬天，天麻麻亮，人家正是舍不得离开热炕热被窝的时节，他就起了床，赶别人起床时他一两担粪早拾回来倒在粪堆上了，一年下来多数人家集的肥仅够施自己家的自留地，而我爹每年都要给生产队卖几十方农家肥，仅这一项就能收入一百多块；夏天，一收工他就在自留地里泡，葱蒜萝卜白菜也能换回零花钱；秋天，又将田埂地头草湖边的青草割回来晾干贮存，让他的毛驴绵羊们在最冷的季节里也膘情不减。总之，他一刻也不肯闲着。
我家的日子，在生产队里算得上高水平的。爷儿俩劳动，每年都能分得三两百块钱，虽然一个劳动日仅值块儿八毛。我时常劝他：“日子嘛，能过得去就行了，你就多歇会儿吧。”一是见爹确实太辛苦，二是怕他的辛苦招致麻烦。
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一样：“闲着难受。”
是啊，爹是干惯了活的。爹在旧社会，因为家境贫寒，七八岁就给人家放牛。他靠一身力气，到临解放时，总算挣得一点家业，有了十几亩地、一匹骒马和两头牛。“土改”时给他划定为中农。据说当时他曾很懊悔地对别人说：“再过几年，我当不了地主，挣个富农不会有多大问题。”哪能料到，别说是地主、富农，就这中农已经成为“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名词，每有风吹草动，就得被旁敲侧击或点名批判，防止“自发走入资本主义”。
但是，爹死不承认这一点，他有他的道理：“我在旧社会、新社会都是靠一双手挣饭吃，不做亏心事，靠劳动过好日子，咋叫资本主义势力？毛主席不是说要勤劳，人人都过上好日子吗？”
他是我爹，我能教育他吗？我认倒霉，遇上这么个倔老子。他太认死理了！这年头，“理”就是要看“风”，要弄清刮啥风，风从哪里吹来。你看看人家忠保，干活虽说差些，很多人曾经瞧他不起，可人家多会看“风向”。1966年，全中国忽地刮起了一场“龙卷风”，那真是铺天盖地席卷一切，大风暴中包孕着一阵阵强劲的小台风。许许多多的不该摧毁的东西被摧毁了，许多早已沉淀的渣滓被吸上了天空。“横扫风”中，忠保带头抄了地主赵泰的家，白得了赵家的许多东西，还娶了赵泰的大孙女，据说只有如此才能改造“地富反坏右”家庭的血统。“武斗风”中，他把公社王书记藏在自家菜窖里，救了书记一命。“清理阶级队伍风”中他“清除”了原大队书记杜诚，由在“三结合”中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原王书记提拔为大队书记。一阵又一阵的风，在忠保脚下，那都是“扶摇羊角之风”。现在，谁敢再瞧他不起？
我的爹呀，你咋就一点不会“察风”？
别看我爹不通人情世故，农活在行，干家务也一点不差，就说他喂的猪吧，没有人不称赞的。
今年我爹喂的大肥猪，宰了一百八九十斤，真够我爷儿俩美美吃上一冬天的。我想，过年期间无论如何也得劝爹在家里设个宴，宴请一下书记队长们。你想，别人都请，我们不请，不说整年脏、苦而又挣工分少的活总少不了我，就是见了人也矬半截。
春节前，我被派到山里积肥，腊月二十五，就是我从山里返回的前一天，爹又捅了娄子。
爹说我都二十出头的人了，早该寻一门好亲事娶个媳妇。农村有句俗话“娶媳妇修房，花钱的魔王”。于是他趁我不在家，把猪肉卖了五十斤，想给我置办点家当。
常言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买肉的走出村不到五公里，就被忠保书记派贫下中农民兵纠察队给追回来了。支部决定：猪肉没收，罚款十五元。
唉，爹呀，你那毛病带到棺材里也改不了。
这一冬正刮着“斗、批、改”飓风。军宣队进村十几天，正见缝插针搜寻阶级斗争新动向，查找斗争对象，以彻底批判各种反动倾向。组建起的“贫纠队”昼夜在路口站岗放哨、在村子里巡逻，连过路的人都要扣留盘查，你不知道吗？我进山前一天去舅舅家，路过光明大队，因为没带本队发放的路条，被扣留了一夜。其实，光明大队贫纠队的人没有不认识我的，可他们讲，没办法，有军宣队的命令“不准任何人搞反革命串联”。结果，舅舅家没去成，按军宣队的规定罚我干了半天义务劳动。要不是你带上开的证明信，说不定要被扣上多少天！你怎敢再在这节骨眼上“投机倒把”？媳妇可以不娶，脸不能不要。你一旦被戴上帽子，我这一辈子还能抬起头来吗！
我决心和这个顽固不化的爹划清界限，我住进了生产队的库房里，虽然冷得够呛。军宣队长表扬了我。
没收的猪肉被书记送到为军宣队临时开设的食堂里，可我爹死也不肯出十五块的罚款。不出钱，书记、军宣队长也算宽宏大量，拉倒罢了。但我爹那“顶风”的劲儿来得真凶，竟找到太岁头上去动土了。
他找到军宣队张长理队长，劈头就问：“凭什么抢我的猪肉？”出言不逊！张队长毕竟是队长，没有发火，只是略略抬一下眼皮，乜斜着眼，慢条斯理地说：“不是抢，这叫打击资本主义歪风邪气。”“你们白吃我的猪肉是社会主义？！”张长理梗一下脖子，也动了肝火：“对资本主义就是要白吃！”语气中充满了仇恨。
“啪、啪！”没等张队长反应过来，爹已经冲到桌前，两记耳光做了下边的发言。倔老头子破釜沉舟，据说这比打我的那个耳刮子要响得多。
“土匪！”爹的眼里冒出了火星。
“反动派！”张队长忽地站起身子，将拔出的手枪重重地拍在桌面上，啪！响声震落了顶棚上的微尘。
张队长脸涨得像充血的猪肝，但他毕竟是多年的政工干部，理智控制了感情，把手枪捏得咯咯作响，终于没有扣动扳机，只叫了声“捆起来”！不过，从那声嘶力竭的吼喊中听得出他愤怒的程度。
我爹的骂声不低于张队长的叫声：“刮民党！土匪……”直到他的嘴被用抹布塞上。
爹成了“反党乱军、攻击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被关在生产队的临时监狱里，脖子上挂着足有五公斤重的大木牌，其上用墨汁写着他的罪名，在他的名字上打上硕大的红色八叉。
大年三十晚上，全队社员都度“革命化的春节”——那就是开我爹的第五次批斗会。
爹被拉到会场上，贫纠队员把他拖到破桌子上跪着（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沉重的木牌压得他脖子快贴到大腿面上了。
我在不得不随大家举臂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昭德”的口号时，看清了爹耷拉着头，一滴滴鲜血顺着挂牌子的铁丝淌到木牌上，不禁心里一酸，但我立刻咬着牙，心一横，泪水汩汩直流到肚子里。
爹死了，他就死在批斗他的会场上。我真真切切、恍恍惚惚地看到他是一头从桌子上栽下去的。站在会场最后面的我不能、也无能力救他。
军宣队宣布：李昭德死有余辜！
大年初一，我背着爹的棺木前栏头上牛车时，眼泪涌出了眼眶，五婶赶紧偷偷扯一把我的后衣襟，指指自己的眼窝。我急忙抬臂抹去泪水，大声说：“好冷的风！”
爹在北山坡上躺了八年多了，我一次也没上过他的坟。
不敢去——过去、现在……
过去，我不能当“走资本主义道路”兼“反革命分子”的“孝子贤孙”。
现在，爹的帽子摘了，冤案昭雪了，但张长理是在爹死后半年就转业回到内地某工厂做了科长，据说，现在又升了副厂长。
钱忠保并没有主持批斗会，连检讨也不需作，还是当他的书记。
还是不去吧，去了向爹说啥呢？
可我胸中，无时不在剧烈地旋起阵阵狂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