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康生两次，都是近在咫尺之间。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剧协在白塔寺附近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以《北京晚报》记者身份赴会。晚会上，先是表演文艺节目，其后跳交谊舞。组织晚会的剧协秘书长李先生当众宣布，跳得最好的“舞后”，将荣获剧协主席田汉赠送的名贵波斯猫一只。晚会举办不久，进来两位文艺界高层领导，一个是康生，另一个是周扬。康生坐的位置，离我只有两三米距离。我瞥了他一眼，只见他身体干瘦，面无表情，狭长的刀子脸，上唇有一排小胡子。黑边眼镜后面，一对阴沉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晚会上兴高采烈的人们。在这之前，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整、被关押的人，曾秘密告诉我当时身为情报部长、社会部长的康生大量逮捕无辜，搞逼供信的恶行，故我对他产生了警惕。我见他一言不发，窥视着晚会的动向，立即想到汉语中“阴鸷”这个词，形容他最贴切。由于对他厌恶和防备，我早早地离开了会场。后来，那个迎春晚会，经人打小报告和康生歪曲汇报后，竟被最高领导钦定为具有“匈牙利裴多斐俱乐部”性质的活动，掀起了轩然大波。
另一次是在1966年8月31日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第二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之后，下楼乘敞篷吉普车从城门洞里出来，经过我作为记者站立的金水桥，准备前去绕场一周，打算近距离见见各地串联来京的上百万小将们。第二辆敞篷车上站着的是林彪。康生手举《毛主席语录》站在第五辆车上。当毛泽东的吉普车离开金水桥向西缓缓行驶约100多米后，广场上狂热的百万红卫兵立即向前涌过来。一下子把领袖的车子密密地围住了。吉普车动弹不得，即将发生被挤扁的危险。于是，后面鱼贯着跟随出来的车子停了下来。我看见江青走下车子，吓得脸无人色。康生恐惧得汗流浃背，身上的军服都被溻湿了。他哆嗦着薄薄的嘴唇，摊开两手，一筹莫展。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毅和几位领导商讨急救之策。他们从城门洞里调出一连又一连徒手的战士，跑步冲向毛泽东车子被围的地方，硬是用他们钢铁般结实的身躯，把红卫兵们挤开，让出一条车道，将毛泽东乘的吉普车解救了出来。
“文革”中吴晗、邓拓的冤死，康生难脱罪责。1965年，是他向毛泽东告吴晗的状，说吴晗写《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有关”。1966年5月，是他和陈伯达唆使戚本禹写文章，诬说邓拓被捕后变节投敌，逼他走上绝路。
20世纪50年代，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时，曾邀请康生到家里做客，让他鉴赏自己收藏的名贵字画、珍贵文物、善本书籍。“文革”开始后邓拓饮恨自尽，康生竟丧心病狂地派人打扮成红卫兵，打着“破四旧”的幌子抄邓拓的家。他叮嘱打砸抢分子把邓拓家中的善本书、名人字画、古文物全都搜查出来。名义上叫他们都送往文物管理处保存，自己却偷偷钻进那里以鉴别、欣赏为名，“借”回到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24号家里，占为己有。
1994年冬，我在中华文学基金会负责操办中美文学交流奖的评奖活动。翻译惠特曼《草叶集》的北大教授赵萝蕤女士，是评奖的重要对象之一。我曾到北京美术馆后街122号她的住宅，借阅英文版《惠特曼》全集以便研究她的译文。赵萝蕤的先生陈梦家是20世纪30年代新月派著名诗人。他酷爱收藏古籍、善本、明代家具。陈梦家在“文革”中因不能忍受残酷迫害而悬梁自尽。红卫兵去抄家，把明代家具、珍稀古籍悉数抄走，装了两卡车运往文物管理处。康生又去那里“借”了陈梦家的藏书拿回家里。康生竟在“借”来的善本书上盖上“康生藏书”的红印章，还在《太平广记》等善本上涂写了不少批语。“文革”后这些孤本、善本典籍发还给了赵萝蕤。当赵萝蕤从紫檀木书架上一一拿下来让我翻阅时，看到康生这个无耻之徒在珍贵古籍上盖的红印章和留下的墨笔迹，使我惊骇莫名，想不到这位“文革”顾问，竟是个文物大盗。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康生的灵魂为何如此肮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