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回来了，有件事情我要和你谈一谈。”
在北伐军里担任救护工作的郑立真一进门，邓演达就招呼她说。
郑立真张了一张嘴，但什么也没有说。在家庭生活里她总感到自己的话无足轻重，又赶上工作十分疲劳，天气又热，她的话就更少了。她和邓演达成亲以来，并没争吵过，可话也不多，她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
“今晚弄点好菜好酒吃吃吧。”
邓演达拍拍椅把，嘴角凄然一笑。
郑立真便手脚不停地忙活起来。不一会儿，一桌饭菜摆上来了，郑立真头发上的水珠还在往下滴。邓演达拿着毛巾在后面追。
邓演达给郑立真倒了一杯酒。
郑立真被邓演达这种异常的恭敬弄糊涂了。
邓演达举起杯子，说道：“咱们分手吧。”
郑立真脑袋嗡嗡地直响，抽回抓杯子的手，簌簌发抖。那些一道干活的姐妹们早就跟她窃窃私语，说这些当大官的靠不住，哪个不是喜新厌旧，看他早晚把你甩了。每逢此时，她总是摇摇头，说择生不会的。他要是嫌弃我，就不会叫我来了。姐妹们还在鼓捣：人家那些有儿有女的都离了，何况你又没孩子……看来还是姐妹们说对了。
“择生！”过了许久她才开口，那声音仿佛不是她的，“你真的要和我离了？”
“是要离了。回想起十多年的夫妻生活，还是有点舍不得。”
郑立真瞪大眼睛，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她气得发抖了，干脆说道：“我就知道你迟早会不要我的，城里、军校里有的是漂亮女子……”
邓演达抬起一双迷惑的眼睛朝她看了看，隔着桌子握住她的手：“夫人，你想错了。我说的离是咱们暂时离开，不是离婚。”
“你不是要重找？”
“我是什么人你应该了解。虽说咱们不是自由恋爱，但也相敬如宾，我怎么能不讲道德？只是我现在处境困难，蒋介石不会放过我，我要出国去暂避一阵，待形势好转才回来。”
她没有回答，但已经把头低下来，两颗大大的泪珠滴到了他的手上。
“你先回广东去，可以去助产学校学习。”邓演达热情地低声说，把她的手捏得更紧，“但你对外就说我送你回去，千万别说我要出洋。”
郑立真松了一口气，蜷缩在椅子上。她看见他的眼睛里面闪过一种迅速的、危险的光辉———这是她以前不曾见过的。她害怕他会遇到危险，便偷偷地弯下头来，挨近他的胸前。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后，邓演达化装成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在离开之前，他还在汉口一家饭店，分别接见总政治部各股长，同时留下三封信。一封给鲍罗廷；一封给总政治部全体人员；一封给郭冠杰，嘱他汇款五百元给广州熊锐家。熊锐已在广州大屠杀中遇害。反动军警冲入他家中搜捕时，住在他家的一名学生出来说自己是熊锐，后来熊锐自己出来，他们才把熊锐带走。他曾在德国留学，与德国一女子结婚。熊锐被捕后，他的德籍夫人确信熊锐已被杀害后，即悄然返回德国。
邓演达穿着一套工人制服，手里拎把小榔头，戴个鸭舌帽，沿着平汉铁路往郑州走。但一开头就很明显，他不是工人。这从他的脸上、手上、步伐和眼神上，一看便知。有一两回，傍晚时，住店的老板好像认出了他，他急忙从另一门溜走了。还有一次，邓演达吓了一跳。他远远地看见一个警察走近，要查他的证件。他要原形毕露了。快逃吧，邓演达心里一阵儿紧张。他想一拳把警察打倒在地，旋即跳进一列急驶而来的火车逃走。但是这太危险。他还是沉住气，把一份伪造的证件递给警察。警察看看证件，看看邓演达，突然惊讶地一叫：“哟，你不是邓主任，怎么……”糟了，被认出来了。邓演达正在思考逃脱之计，那警察却把证件还给他，凑近他耳朵提醒着：“你不像工人，还是坐火车快离开这里吧，太危险了！”
如此出乎意料，几乎使邓演达猛地蹦了起来。
有一天晚上，他在紧挨着洗染店的售报亭的报架上读到一张报纸的大字标题：苏俄顾问鲍罗廷自汉入陕，举家归国……报贩子已经走了，这张报纸是用图钉钉在已经空了的报架上的。应该搭乘鲍罗廷的车才是！邓演达想。第二天，他就西行出潼关，往西安赶。
宋子文为鲍罗廷的行程准备了一大笔银元，装在木箱里，用盖有国民政府关防大印的宣纸封条封好。这是武汉为鲍罗廷安全撤离所付赎金的一部分，用来付给冯玉祥，以“保证”鲍罗廷乘火车安全通过他的华北地盘，直到铁路线的终点灵宝。7月27日，鲍罗廷及其同行的三十人，和中国卫兵在汉口火车站上了专列。送行的有宋子文和汪精卫等。乐队奏着勉强听得出来的进行曲。汪、宋和鲍罗廷在一节车厢中饮茶，喝汽水。汪精卫礼节性地挽留鲍罗廷，被鲍罗廷当场拒绝。汪精卫又交给他一封信，以表示国民党对他的“友好之情”。鲍罗廷道谢之后便告辞了。火车穿过湖北、河南两省。由于战争和饥荒，铁路沿线哀鸿遍野。中国南方的农村是土地肥沃，一片绿色，但这儿的荒地由于干旱缺水是赤褐色，看不到庄稼，树皮和灌木丛的叶子被剥取一光。活着的人都只是皮包骨头。豪放的冯玉祥将军在通向戈壁沙漠的大门郑州迎接鲍罗廷的火车。三日之后，他们乘火车到达洛阳，最后到达终点灵宝。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搬上了四辆坚固的道奇旅行车和一辆帆布顶篷、内部饰桃花心木的别克牌小汽车。鲍罗廷的一个广东厨师坐在卡车顶上，鲍罗廷和他的医生坐在别克车里，他的身体不好，热病时而复发，这个病是他在中国热带地区的四年中染上的。最近又从马上摔下来，跌断了胳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坐在道奇车里。车轮每天都在黄土小山上留下车迹。碰上下雨，汽车便在泥水浆中穿行。抵达唐朝皇帝在西安城附近修建的临潼温泉时，车队稍事停留，清洗一下。
这时，他们看见远处有个黑点，越来越大。走近了，才看清是邓演达。
鲍罗廷大吃一惊：“蒋介石在悬赏通缉你，你怎么在这儿？”
“我同难民混在一起，步行了250多里，到了郑州，知道您回俄国的计划，便折首向西，在此等候。”邓演达风尘仆仆，全然没了将军的威风。他倚在汽车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你打算怎么办？”鲍罗廷问。
“跟你们一道走！”
“行啊，上车吧。”
车队进入内蒙古。前面是大草原。他们在这儿每天可行驶60里。炎热已经过去，大草原上秋风瑟瑟。他们已走了800里，再走700里便是乌兰巴托。他们避开阎锡山的地盘。从这里向前没有路，水也缺少。距乌兰巴托尚有四天路程，他们和俄国带着新鲜补给和燃料的救援车队相会，疲惫的人们欣慰地吃上了鱼子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