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天朝体制，统一思想
多尔衮在率领八旗铁骑入关，席卷大江南北后，接受范文程的意见，做出了一系列管理国家、巩固政权的基础工作。他颁布法律、设立职官、整顿吏治、为崇祯皇帝发丧、吸收明朝官员为清朝效劳、恢复科举考试制度、创建绿营、准许满汉联姻、严格军纪、废除三饷、奖励垦荒、废除匠籍制度、放宽对手工业的垄断、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但不久多尔衮几乎完全推翻了自己制定的这十四项正确决策，转而推行导致民族压迫的六项弊政：颁布圈地令、剃发令、投充法、逃人法、禁关令、屠城。这种转变是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加强专制统治的第一步。
实际上，早在入关前，清自皇太极始，就在不断加强皇权了。据《清太宗实录》载：皇太极力主“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改官制，变体制，按明制设六部，废“贵族共和制”（其父努尔哈赤创，即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讼，举废国汗），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种种措施之中，对思想文化的干预和钳制向来是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清以武力进入中原后，开始要从思想文化上进行严格控制以巩固他们的统治。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者为达到消除异端钳制思想以及最终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往往借“疑似影响之词”，“寻章摘句”、“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罗列罪状，不惜滥杀无辜。历史上，文字狱几乎在每一个朝代都曾上演，而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残酷，清代为最。
在汉族传统观念中把清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称做“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那时候盛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吕留良语）。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著述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暴动结合起来，使清统治者不得安宁。他们无法用武力去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华夏民族正统思想，这在统治者看来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
由于汉字的多义、隐喻及其在造字法和用字法上的独特性，在多疑的封建统治者眼里，常常被视为攻讦异己的武器。中国自古就有“春秋笔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子虚乌有”的说法。中国文人也常常喜欢用隐讳的笔墨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尤其是对政治的看法。
清朝皇帝的文字狱无非也是对异己思想的钳制、对反清反满理念的打压，只是普遍地对诗史文章中的文字的处理政治化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治世，号称“三世之春”，是清朝的黄金时代。然而，文字狱也以这三朝最为兴盛。
一般认为，清代严酷的文字狱是从康熙朝开始的。康熙一朝大小文字狱不下十余次，其中牵连较广的大案有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
康熙朝有名的《明史》一案，受牵连致死的就有70多人，包括写序的、校对的、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等。可是，这个案件的起由却颇耐人寻味。原是浙江湖州一个盲人富户庄廷鑨，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鉴于自己不通史事，出钱从朱国祯（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广招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江南才子，补写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即《明史辑略》。记叙南明史事时，仍依明朝年号（对清统治者而言，这意味着不承认其正统）。其中也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精忠为“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夷寇”等等。庄廷鑨死后，有人以此敲诈庄家，由此引发了《明史》大案。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70人，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处绞。“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被发配充军。
不仅如此，《明史》一案还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小人纷纷效法，去挑别人著述中的言辞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的地步。就曾有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合刻了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伪称收集了大江南北名士大家700多人的逆诗。由沈天甫于康熙六年（1667年）敲诈内阁中书吴元莱二千两白银，遭拒后，就将该书检举报官了。但刑部审理后，真相大白，于是沈天甫等四人自食其果，被判斩首。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亲政，智杀权臣鳌拜后，采取了一系列宽文网之禁、怀柔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得思想界、文化界相当活跃，不少被称道为“胜国（指明朝）遗民”的著作都结集出版。
但仅隔十年，就发生了著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原是清廷翰林院编修。因愤慨朝廷随意篡改明史，他效仿司马迁，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献资料编写了《南山集》。该书印出十年后，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被指控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结果戴名世被判凌迟处死（后改为斩刑），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受此牵连的有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戴氏同族有职衔者、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及为书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共计三百多人。
有论者认为，清朝入关后不久，进行祭祀黄帝和尊孔，自诩为道统和学统的继承人。一个是祭祀黄帝，另一个是尊孔，是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标志，是历史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以夏变夷”的里程碑。并指出，清皇帝虽然在入关不久进行“黄帝祭祀与尊孔”，完成向传统的“中国人身份”的转化，但是有其名未必有其实。这是利用了儒学理论的漏洞，从此用“夷夏之辨”反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理论根据，知识分子开始分化。
的确，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族上层分子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还努力加强文化思想上的统治。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积极进行思想诱导。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只要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者统治者认为其有不满、有反清倾向（这在文字狱鼎盛时期尤其如此），必兴文字狱，动辄株连数十人乃至数百人。陈捷先著《雍正写真》一书中这样写道：“雍正皇帝一边尊孔，以各种行动出人意料地宣扬或崇敬孔子；一边却又践踏孔子的门徒，对儒家官员与知识分子，罗织文字罪状，进行无情的摧残打击。”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允禛即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这就犯了功高震主的大忌。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在年羹尧的奏折中找到了两处问题，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其实两种写法意思不变）。最后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被勒令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都难逃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就发生了其幕客汪景祺西征随笔案。缘由是在汪献给年的《西征随笔》中发现他竟敢“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汪被斩首示众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大都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众所周知，对于雍正帝的即位向来颇有微辞。清廷内部尚有不少人对雍正的皇位说三道四，这自然使他寝食难安，大为光火。因此，他即位的头几年便连兴几场大的文字狱，无论亲疏满汉、功臣贵胄，只要对他的皇权构成威胁的，几乎都被牵连铲除。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又亲办了著名的“吕留良文字狱”，把一个死去几十年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将他的后代、学生以及为他刻书藏书者连同家属一律处死。其深仇大恨源于吕留良遗著中的诽清观点被湖南两个书生利用，到处进行谋反活动，影响甚广。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吕留良案表明雍正朝的文字狱开始转化为镇压汉人的民族思想为特征。而吕案又引发了歹徒小人为陷害别人大造文字“逆案”的歪风。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被人告发“思念明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罪证是两句诗：“明日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经雍正批准，杀了徐骏。荒唐之至，可见一斑。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在整个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起初，乾隆帝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文字狱》）但好景不长，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伪孙嘉淦奏稿”一案大闹了一年。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致使当时的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越来越僵硬，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中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其直接后果，以致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以清朝为最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鲁迅说：“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不可否认，文字狱禁锢思想、扭曲和毁坏文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清入关开始统治中原之初，必然要加强专制巩固皇权。文字狱正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文字狱的实行客观地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各族人民为此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心中的不满，小心翼翼地从事各自的劳业。这不能不说是出现康乾盛世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