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稳住阵脚，康乾盛世
文字狱确实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但也的确有利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治世，号称“三世之春”，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所以有论者认为，严厉的文化专制扼杀了思想自由，从而也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最终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可悲而且可怕的局面，但思想统一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重要的，康、雍、乾时代力行整饬思想，一时确也有助于保持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其正面效应不容完全抹煞。
在这种统一思想的背景下造就出一段盛世--“康乾盛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康乾盛世历史报告》在介绍清朝财政与社会经济状况时，明确指出：清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商品经济水平与工商业繁荣程度，也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绪论部分中指出：清朝前期的封建经济比明朝更繁荣，手工业和商业在明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康、雍、乾三代的盛世局面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最长的治世。据载，清康熙时，国家储备更充足，自康熙五十年起，总计康熙朝蠲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国家鼎盛，储备雄厚，先后四次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又三次免全国漕粮1000万石左右。国库存银最高时近8000万两，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即使打仗，军用浩繁，国库存银少则二三千万两，多则六千万两。
一个朝代通常是以武力推翻另一个朝代而建立的，但马背上得天下绝不表示就能坐在马背上守天下。万里江山千钧担，守业更比创业难。因此，大凡开国之初，统治者多要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明清之际，经过长期战乱，经济残破，土地荒废，人口锐减。民间言传“离乱人，不如太平犬”。对于老百姓来说，改朝换代的战乱结束后，新的朝廷就要休养生息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清统治者以农业“为国之本”，大力发展经济，实施“裕民”之策，力求达到家给人足。清廷继承和发展顺治年间提出的一些积极措施，在经济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变革，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发展。
顺治和康熙时，编定《赋役全书》，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取消苛捐杂税，归并税收名目。又颁发“易知由单”、“串票”，简化征收手续，改进纳税制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永不加赋”，将丁税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人口的增加而增收，稳定了全国的丁税负担。
康熙强调：“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惟以海内富庶为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开始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全面推行垦荒政策，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起，要求五年内将全国的荒地全部垦为农田，凡垦荒成绩突出的省份和官员受奖，反之则受罚。资助农民垦荒，鼓励垦荒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指令各地特别是驻边疆地区的军队实行“军屯”，土地广为开垦，耕地逐步增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清政府不惜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整治运河。自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实施治黄，历三十年，肆虐半个多世纪的黄淮水患得以根治，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农业连年丰收。乾隆时继续大规模兴修水利，实行高投入，又胜过前朝。总计“河工、海塘，以亿万计”。
清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推进农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康熙1669年下令停止清初实行的圈地政策，宣称满汉军民一律平等对待；将土地还给农民，奖励垦荒，农民开垦了大量荒地，清初100多年里，耕地面积增加了40%以上；还规定大地主不许欺凌佃户，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雇佣关系；减免地租，并且免除杂派和“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奖励垦荒，招集流亡，减轻赋役，康熙时宣布以1711年的丁银额为准，“永不加赋”。雍正时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政策，这是对明朝一条鞭法的沿袭和发展。这一系列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封建秩序逐渐稳定，农业生产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这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上，据相关资料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除去官田、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地及部分地主隐瞒的土地，全国耕地面积达607万顷，雍正时增至890万顷。
康熙帝奖励垦荒，宣布原明藩王的土地归现耕种人所有；维护国家统一，平定叛乱；维护国家利益，抵御外族侵略。阎崇年评价说，康熙大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
雍正时对农业发展最有促进作用的是实行“摊丁入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取消了人头税，将人丁税摊入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此项政策将丁银平均分摊于地亩之内，不再按人丁和地亩双重标准收税，变成了单一的土地税。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从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简化了收税标准和手续，有利于丁多地少的贫苦农民。同时，这项改革也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的控制也放松了，更进一步促进了人口流动和民族融合。
据《清实录》载，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耕地面积达7.8亿亩，至乾隆朝已突破10亿亩。随着耕地的扩展，人口增长尤为迅猛，继康熙六十一年突破一亿人口大关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三亿，此时的人均耕地仅三亩多一点。这意味着，一年的粮食产量要养活3亿人，非农业已发展到了很高水平不能为。再看财政，顺治时，入不敷出；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不足1000万两；雍正五年已达到5000万两；乾隆朝最盛时，国库存银高达8000万两。国家财政充足，惠于民施，大规模减免钱粮，仅据《清圣祖实录》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地亩人丁银共1.17亿两。又自康熙五十年起，3年内总减免全国新征、旧欠，共白银3206万余两。同时宣布“自是后年所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先后四次减免全国钱粮，总额达1.2亿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充分显示了盛世的经济繁荣。
康熙、雍正之后，继位的乾隆帝进一步发展经济，国力更加昌盛；又以承德避暑山庄为行宫，加强了同蒙、回等少数民族的联系，稳定了清朝对外族的统治。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统治的时期，社会稳定，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大清帝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鼎盛阶段。康熙、乾隆时对边疆各地积极用兵，平定了边地，巩固了疆域。清朝的疆域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南海诸岛、西洋群岛，西至葱岭，东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已是一个幅员辽阔、国势强大的统一国家，这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
康、雍、乾三帝不断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其生活状况，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康、雍、乾所施行的政策和具体做法得民心，顺民意。明末吏治腐败，是其亡国的主因之一。清朝入关后，时时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摄政王多尔衮说：“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世祖也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康雍乾三朝仍把吏治摆在了治国的首位，圣祖“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严惩贪吏，奖励廉吏清官。世宗即位，向全国臣民宣布：“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他针对圣祖晚年吏治有所松弛，又加大了打击贪官的力度，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要求各级官员必“以实心行实政”。乾隆朝已进入鼎盛，仍不放松吏治，以“整肃官方”，达到“惠民斯民之至意”。三朝澄清吏治，一脉相承，方才出现吏治清明的局面。
清朝统一全国，边疆地区在中央政府管辖下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内地急剧增加的汉族人口大批迁往边疆，开垦田地，从事农耕，传播了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也有的经营手工业、采掘业、商业，使边疆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大大活跃起来。各族人民互相融合，共同劳动，相互学习，生产技术得以不断提高。
清朝的税制改革使手工业者和商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他们的地位也有所提高。清统治者对民间手工业的限制相对放宽，这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清前期，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和地区较明朝有所增加。云南的采矿业、四川的制盐业、台湾的制糖业、陕西的伐木业、北京的采煤业，都出现了雇佣生产关系。清代手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了明代，生产效率比以前大大提高，产量和品种更加丰富。手工工场的规模也比明朝扩大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来说，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了，文化自然兴盛。
清朝的盛世持续达百余年，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盛世。其原因主要是康、雍、乾三朝治国方略及政策保持了连续性，互为继承，各有发展。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集团长期保持稳定，政局安定。康熙朝开创了全新的盛世局面，雍正朝承前启后，继续开拓进取，不但巩固了前辈创造的治国基业，而且又有所发展。乾隆朝继前三代人之大成，始成“全盛”之势，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推到了顶峰。
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拒小流，方能成就大海。与历代绝大多数的汉族皇帝不同，康熙、雍正和乾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有一个十分可贵的“大中国”的观念。雍正认为“华夷之别”在于是否“向化”，即是否接受和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并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中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反对用西方为坐标来否定康乾盛世的做法》一文提到，清朝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不能证明清朝比明朝有倒退，也不能证明清朝在封建王朝中就不是最优秀的。事实是：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峰，汉唐宋明不能比。中国封建王朝在政治上的传统弊端，在清朝，统统都被压缩到最小程度，传统的边患在清朝没有了。单单在封建王朝范围内比较，清朝能给人以近乎完美的感觉。清朝在中国封建王朝内的地位，就相当于孔子推崇的周朝在上古三代中的地位。
清康乾发展了“大一统”，而且突破了历代“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观念，自康熙起放弃修长城，这就破除了2000年来的隔阂，使得“中外一家”成为现实，这直接为现代中国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王朝史上最后一次辉煌。
“康乾盛世”的结束，“在事实上告诉人们：封闭的传统、文化形态、经济模式虽然可以造就出表面繁荣的景象，但却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无法摆脱盛衰之变的恶性循环，更无法应付充满竞争的世界一体化浪潮。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批判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戴逸《论康乾盛世》）8.收复台湾，平定藏乱远古时代，台湾就与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三国吴王孙权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
（台湾），当时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上留下了对台湾最早的记述。隋唐时期称台湾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到宋元时期，大陆进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时的台湾，尚处在原始社会。统一前的台湾社会发展已展示出鲜明的大陆倾向，台湾经济已开始从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
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明朝后期开拓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战乱和灾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当局和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曾经有组织地移民台湾。
16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迅速发展，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侵入台湾。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于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实行强制统治，把土地据为已有，强迫人民缴纳各种租税，掠夺台湾的米、糖，把其收购到的中国生丝、糖和瓷器经台湾转口运往各国，牟取高额利润。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1652年9月，农民领袖郭怀一领导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这次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陈长连《台湾问题的由来》）1661年，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两万多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总督揆一至书：“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及之物，悉听而归。”揆一不肯投降。
